1. 引言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乃是辩证法思想，黑格尔试图利用“辩证法”来把握精神运作的“事情本身”，从而展露出真理如何自己展开自身，自身反思自身。辩证法的思想使得黑格尔哲学成为理性主义和德国观念论运动的集大成者。
2. 解构的危机
恩格斯曾经对近代哲学有着这样一种描述，即“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乃是因为近代哲学区别于古代哲学，更强调“主体性”的意义。当主体觉醒达至自我意识的高度的时候，也就意识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并且力图通过思维去克服这样的对立。而思维和存在的对立，不仅仅只是一个哲学问题，相反它背后映射着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代表着一种自由的意识，而自然却意味着一种外在于自我之外的必然性。故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则是自由和必然的争端。而近代哲学的特点就在于，他的主体性乃是一种个体性的主体意识。
而使得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彻底爆发出来的契机，正是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危机。
中世纪的神学危机，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Michael Mien Gillespie)将其概况为“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之所以叫做“唯名论革命”，乃是因为这场革命是唯名论对于共相理论的解构运动。
在传统经院哲学的世界观中，世界呈现出目的论的态势，万事万物包括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一套目的论系统之中，这套系统具有强烈的束缚性的同时，也提供了稳定性、安全感。而要建构起这套目的论系统，威廉的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则提出了激进的唯名论和意志论观点，可以归纳为两个要点：
1) 唯有个体是真实的，任何的共相只不过是一个名称；
2)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随时毁灭看似是理性的秩序；论体系，其逻辑前提就是要坚持共相的实在论观点。
吉莱斯皮阐述奥卡姆的时候说：
“既然在奥卡姆看来，每一个个体存在都依赖于神的自由意志，那么如果不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有关于受造物的知识。因此，如果不研究现象本身，人类就不可能认识自然。就这样，假说取代了三段论，成为科学的基础。不仅如此，人类的知识永远也不可能超出假说，因为神是绝对自由的，甚至可以不遵从自己过去的决定。他可以推翻任何业已确立的事物，暂时中断任何原因链条，如果愿意，甚至可以从头重新创造世界。因此，除了神的意志，没有绝对的必然性” [1] (p. 33)。
在唯名论革命中，凸显了自由和必然性的冲突、信仰和理性的冲突、个体与普遍的冲突、主体与实体的冲突。因为如果上帝乃是喜怒无常的，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和认知活动双双陷入迷失之中，我们既无法获得稳定的知识，也无法获得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而黑格尔哲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试图重新思考主体和实体的分裂态势。
面对唯名论者提出的解构浪潮，黑格尔站在理性的立场上，试图消融唯意志论带来的解构危机。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仅仅站在个体理性的角度，是不可能真正抵挡这种解构危机的。因为近代哲学之所以最终走到休谟的怀疑论，恰恰是因为休谟仅仅秉持着个体理性。而康德同样遵从了个体理性的思路，最终导致了不可知论。故而在黑格尔看来，唯有通过“实体即主体”的方式，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解构，才有可能对抗唯名论带来的冲击。
我们就可以归纳出黑格尔对待辩证法的两个态度：
1) 单纯的个体理性是无法阻挡解构的怀疑论的，唯有将个体理性和普遍理性结合在一起，才有望解决其难题；
2) 面对怀疑的态度，并非是拒斥怀疑，乃是用理性去积极地面对怀疑，并且把它内化到理性自身的发展中。
而这正是辩证法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在不断扬弃现象的非真理性的同时，却把这个扬弃的概念活动本身看出了其中的真理性。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言的，真理即全体，真理即过程。
所以黑格尔说：
“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犹如我们平常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 [2] (p. 21)。
黑格尔所说的这种精神，并非是逃避虚无，对于虚无所提出的问题加以回避，也不是去建构起一座理性宫殿去躲藏于其中，而是敢于去面对否定性。
3. 作为矛盾的理性
在“唯名论革命”以后，随着个体独立出来，个别性与普遍性、主体性与实体性的矛盾也就凸显出来。同时，在“唯名论革命”中，上帝从原来的理性角色，成为了一个喜怒无常的角色，如何调和理性与唯意志论成为了一个新的哲学难题。
而在近代哲学的发展历史中，笛卡尔确立起“我思”，试图在上帝之外重新确立起一个相对于上帝的确定性根基。其后的理性主义的发展，试图一步步地通过理性的力量蚕食作为喜怒无常的上帝带来的不安全感。
而另一位哲学家莱布尼兹，则提出了充足理由率来对抗喜怒无常的上帝角色，在他看来，事物总有其终极理由，而这个终极理由就是“神”。这意味着，“神”并非是喜怒无常的，相反他是高度理性化的。所以莱布尼兹实际上试图通过理性化上帝的方式，来抵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并且为了进一步强化上帝的理性意义，他提出了“前定和谐论”和“最好世界理论”。在莱布尼兹看来，上帝会从诸多可能世界选择了这个世界，而这种选择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的善使得他选择了它。于是这个宇宙秩序不可能比现在更好了。莱布尼兹以上帝的善，排斥了“恶”，以至于在莱布尼兹构想的世界之中，是前定和谐的世界。也就是说，莱布尼兹一方面用理性和善的方式，改变了唯名论者认为的喜怒无常的上帝角色，另一方面又用充足理由律的方式，窒息了偶然性在世界中的意义。
而这样的理性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光滑的理性”，这种光滑的理性强调一种理性体系化的方式，试图先验地证明必然性的理性秩序，来抵御“偶然性”、“恶”、“喜怒无常的上帝”或“恶魔”的侵扰。
康德对于这样的理性有着一针见血的批判，康德说：
“轻灵的鸽子在自由地飞翔时分开空气并感到空气的阻力，它也许会想像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它还会飞得更加轻灵。同样，柏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两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进人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可以作为基础，以便他能撑起自己，能够在上面用力，从而使知性发动起来” [3] (p. 7)。
在“光滑的理性”的视角下，我们应该抛弃空气的阻力，抛弃偶然性的干扰，抛弃异质性的扰动，只有如此理性才能充分发展。但是康德却认为，正因为没有阻力，也就丧失了支点，理性也就无从真正发动起来。
黑格尔则明确看到了，简单地搭建一个纯粹理性的体系是失败的，这样的体系是一厢情愿地排斥“偶然性”，排斥“恶”。但是又不能如康德一样，设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为这样的设定仍然是思维的设定。
黑格尔则是以更加积极和简明的态度面对这个难题，即理性有能力扬弃“分裂”，扬弃“异质性”。所以，黑格尔式的理性乃是一种“粗糙的理性”。如果说康德意识到，理性没有支点是不能发动的，那么黑格尔就意识到了，这个“支点”并不是现成的，乃是理性自我创造的。理性需要阻力，需要粗糙才能不断地扬弃，才能不断地彰显出自身。
理性与启示之间的争端，正是通过精神的辩证法来实现了统一。在康德那里，康德首先区分了理性和知性的差异。康德在知性层次上，强调知性为自然立法，并且排斥了知性所不能涉及到的领域，视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的区分，正是启示和理性争端的一种映射，康德明确地试图通过先验观念论去确保经验实在论，从而阻挡“喜怒无常”的上帝对于理性秩序的破坏，又通过实践理性的目的王国，来实现理性为自身立法，同样是阻挡作为“喜怒无常”的上帝对于道德法则的破坏。于是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康德采取了一种“躲避”和“回避”的哲学策略，来阻挡“喜怒无常”的上帝对于理性秩序的侵扰。而与康德不同，黑格尔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面对异质性，精神不是躲避，相反是敢于迎接挑战，敢于内化异质物于自身之中，将其理性化。于是“理性”或“精神”就不再是单纯的一种认知能力，而是上升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力量和本体性过程。如果说康德建构了一个现象界的经验实在性和实践理性的目的王国来阻挡喜怒无常的上帝，那么黑格尔的策略就是直面“喜怒无常”的上帝，并且将其理性化，并且为己所用，实现了主体和实体的贯通。主体的理性能力在内化异质物的同时，也实现了实体性的内容的扩展，两者同属一个过程。
而这种不同于莱布尼兹的建构性理性，也不同于康德的静态的批判哲学，便是黑格尔所强调的“矛盾”。所谓“矛盾”，强调了理性并不是单纯的体系性，理性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完成状态，相反理性总是要时时刻刻面对异质物的侵扰。理性必须时时刻刻面对着不确定性，面对着异质物，面对着主体的反思，故而理性不再是单纯建构起水晶体般的理性大厦，而是只能在做一种反思活动和概念活动。
4. 作为概念澄清的辩证法
按照上述所言，精神不再是建构起一个理性王国去躲避异质和喜怒无常的侵扰，而是敢于直面它的存在，那么这也意味着黑格尔的“精神”和“理性”不再是建构性的。黑格尔把建构性的理性，统称为“旧形而上学”，它实质上指向的是康德之前的“唯理论”哲学。面对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危机，在批判哲学之前的唯理论哲学中，哲学家的哲学策略就是去建构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从而阻挡异质性的侵扰。“旧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最擅长去建构哲学体系，并且以这种哲学体系为基地，将其直接地视为是世界的真相。而与此相反，“经验主义者”更重视主观性的特质。所以“旧形而上学”和“经验论”在哲学史，分别表达着实体性和主体性两种面相，两者的纯粹表达就形成了以唯理论的“独断论”和以经验主义者的“休谟怀疑论”。
而通过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第一次指明了哲学的任务，即关注概念自身的运动，而这种关注概念自身运动的哲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后思运动，而这种后思运动就表达着对于概念的澄清活动。只不过康德的批判哲学，是静态的，康德无法完成一个重要的哲学任务，即批判哲学自身的根基立足于何处？而黑格尔采取了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即我们无需预设批判哲学的根基，批判的根基就在于批判本身。因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本体性运动和主体性反思的贯通，主体对于概念的反思活动，本身就不断地扩展着作为实体的内容。
所以，如果说莱布尼兹的理性，在于建构了一个理性秩序。康德的理性，在于通过批判哲学划清了理性的界限。那么黑格尔的理性，作为真无限的精神，乃是一个作为无限和有限自我扬弃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体现为，精神既不处于此岸的状态，亦不处于彼岸的状态，既不处于经验这一端，又不处于超验那一端，而是一种不断地徘徊于无限和有限之间、经验与超验之间、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概念关系的哲学反思运动。这种运动，乃是一种概念澄清运动。这种概念澄清运动，是通过以“辩证法”为范式，不断地反思自身的活动，在面对主体和实体、自由和必然、信仰和理性的冲突中，黑格尔的策略就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不断地反思自身活动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陷入到了个体理性之中。相反在黑格尔那里，这样的不断地自我反思活动，本身就是精神运作的一部分。因为“理性”就不是康德所说的单纯的认知能力，而是一种本体性活动，只不过这种本体性活动不是独断，而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反思运动中的。这就避免了怀疑论对唯理论的质疑。所以，黑格尔哲学是彻底的批判哲学。在黑格尔那里，黑格尔嘲讽康德“不下水”，即理性唯有投身于理性自身的批判活动中，理性的批判才得以可能。
所以，在传统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论述，更多地强调了黑格尔在建构一个哲学史历史上最庞大的哲学体系，强调了其哲学的“建构性”，而忽视了黑格尔哲学实质上乃是一种反思性和概念的澄清运动，这种运动恰恰否认了一切对于哲学体系的建构，从而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特质。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恰恰立足于此，强调了主体的反思与实体的扩展之间的贯通。
5. 结语
综上所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哲学史背景，其背景就在于古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基督教思想的碰撞，即理性与启示之间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开启了“唯名论革命”，由此开辟了近代哲学的讨论。在“唯名论革命”之中，使得主体和实体、自由和必然、唯意志论和理性主义冲突急剧凸显出来。而黑格尔哲学面对此种解构浪潮，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要敢于面对怀疑，并且理性应该对自身进行批判和反思，对自身进行怀疑，使得怀疑内在于理性自身。这样的内在性活动，就超越了怀疑论对于现存状态、现存秩序的单一批判，从而表达出真理即过程，真理即全体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通过与莱布尼兹的对比可以发现，黑格尔并非试图建立起一套完美的理性秩序的宫殿来拒斥偶然性和异质性。相反是在积极的概念反思和扬弃运动中，与异质性的搏斗和反思中，深化了理性对于自身的理解，丰富了理性的内容，这就是黑格尔所言的“矛盾性”。最后，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一种概念澄清运动，是彻底的批判哲学和先验哲学，他揭示出了哲学的唯一立足点，乃是建立在超验和经验、此岸和彼岸、无限和有限的边界的概念反思运动中，不断地批判貌似普遍性背后的特殊性前提，只有如此，才能达成“真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