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为涵养文化自信提供了丰饶沃土。“修齐治平”思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简称，是其中的典范，蕴含着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经历了时代的考验，“修齐治平”思想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指明了人们进行自我锻造、实现入世济民政治抱负的正确道路。因此，回望“修齐治平”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探寻思想精华与现实人生的契合之处，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
2. “修齐治平”思想的历史演绎
2.1. “修齐治平”思想的内涵
“修齐治平”思想系统完整的表述，见于孔门大贤曾子所著《大学》一书。《大学》原为儒家经典《礼记》第四十二篇，因其专门阐释“修齐治平”学说，宋儒特别重视，将其抽出，编次章句。与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相比，经朱熹移文补传的《大学章句》本流传更广、影响最大，并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
《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修身以安百姓”，首章为“修齐治平”总论，后十章是首章的阐释发挥。首章首句即表明古代大学的教学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1] (p. 5)。三个短句被后儒称为三大纲领。其中，“明明德”即通过学习与实践，显明道德之本有的光明，借用庄子学说，为“内圣”之道。所谓“内圣”，就是对人格的修养、自我的完善，即修身要求；“新民”即以明德教化万民，使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此为外王之道。所谓“外王”，就是以这种人格、自我去成之事功，实现治国平天下；“止于至善”是最终结果或最高境界，“止”可以视为儒家对于政治、伦理乃至一切哲学思考进行划界，一切以达于“善”境为旨归，与此无关者可以不论。如“为人君至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1] (pp. 6-7)。
首句总括了“修齐治平”内容，后九短句具体而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首先要“明明德”以至要“止于至善”的理由：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1] (p. 5)。
这段话把“修齐治平”划分为八大层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平天下溯源到格物，由格物推延至平天下，层层递进，但修身为“齐、治、平”之本，而“格物”则是修身之本。它以贯通一线的内在精神为遵循，形成一套由近及远、环环相扣的政治伦理体系，把自身修为、家庭顺和、国家安泰、天下乐平有序衔接起来，既揭示了古人对现实世界基本秩序的探索，也凝练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识诉求，昭显了一条由内圣而外王的基本思路。
2.2. 先秦儒家对“修齐治平”思想的探索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目睹天下动荡分裂、百姓流离失所的诸子百家，自然以谋求天下安定统一、社会和谐有序、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因此，人、家、国、天下的关系是必然的研究主题。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荀皆以修齐治平思想为其基本政治理论。在《论语》里，虽然没有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严整表述，但四者浑然一体，贯穿其中。自《大学》提出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学说后，后起的儒家大师不断加以充实发挥，孟柯在《孟子》中，多处提出了“养心”、“立命”、“收放心”的修身之说，及仁政、王政等“治平”之论。荀况在《荀子》中，也继承了孔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面。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篇》 [1] (p. 124)。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归仁”。何为仁？“克已复礼为仁”，“爱人”为“仁”。孔子强调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订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叫做仁。由于统治者不能爱人、敬人、复礼，于是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就不断地发生争斗和战乱，百姓们就不能正常地生活和生产，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统治者“修已”，做到“恭、宽、信、敏、惠”。同时，“修己”也是基于宗法制度的需要。在宗法制下，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是由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统治者没有道德，就会违背伦理，也就破坏了政治秩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 [1] (p. 112)也表明当政者“修己”的必要性。但“为政”并不仅限于直接参与政治。《为政篇》记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1] (p. 50)。换言之，为人孝梯，是“修齐治平”的具体路径。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1] (p. 196)。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1] (p. 218)。治国应以修身为本，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而修身应以扩充“四端”为根本，“由仁义行”，“养吾浩然之气”。孔子强调“导之以德”，孟子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大力倡导仁政。在孟子看来，王者有了仁心，即“不忍人之心”，就可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1] (p. 185)。
“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则景正”《荀子·君道》 [2] (p. 86)。荀子同样把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也明确认为修身是治国之本。但与孟子不同，荀子不信任大多数人能够道德自觉和自律，认为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如果“顺是”好利、疾恶、耳目之欲等情绪、欲望，就会导致“争夺生而辞让亡”、“残贼生而忠信亡”、“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矫饰、扰化人之情性，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 [2] (p. 153)。
2.3. 道、墨两家对“天下”与“治”的政治追求
老子以道修身，认为：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道德经·第54章》 [3] (p. 180)。
在《道德经》中，“修”的虽然是“无为”之道，但是，老子强调了“修身”对于治理社会、国家和天下的重要性。庄子同样也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但他更加“重生”、重归隐，他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直以治天下” [4] (p. 180)。即自然无为的大道可以用来治理身心的自私欲望，其运行法则可以引用为维护国家健康运行的法律规则，其本性生化万物的规则直接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墨子在《修身》篇中也讨论了品行修养与君子人格问题，强调品行为治国的根本，君子必须以品德修养为重，提出：“君子之道”应包括“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以及明察是非、讲究信用、注重实际等内容 [5] 。
2.4. 宋儒的文本改正
程颐、程颢首次提出《礼记大学》篇存在文本错序、错简的问题，并对注疏本做出改正。朱熹承袭了二程对于《大学》的理解，把“亲民”当作“新民”，改编《大学》次序。朱子认为，“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回答了为什么要教人的问题。等到年满十五，“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1] (p. 3)。“格物致知补传”是“补齐阙略”的重点，也是“修己治人”的系统工程过程。“格物”的要求是“即物而穷其理”，在穷究事物之理时，由格物对象的难易采取不同的方法与手段，既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性，对一般事物之理“反复推寻”，又要合理变通，“穷不得”时“且别穷一事”。格物致知之要在于“明善”，即“止于至善”。“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重点在于“读史书”、“应事物” [6] (p. 36)。
3. “修齐治平”思想的功能探析
在因分封制和宗法制而造成的“家国同构”格局中，天子对应天下，诸侯对应封国，卿大夫对应家，士则“独善其身”。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也影响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从个人到家、国、天下逐级扩展，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格理想及社会政治理想。“修齐治平”思想虽在弃信尚诈，崇奉暴力的春秋战国时期，显得有些空幻，难为时君采用，但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间，开明君相多诵其书，习其义，用其某些主张，如敦行孝第，兴办学校，劝勉农桑，选用贤能等，收到好的治绩。知识分子则更多拳拳服膺，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出现了许多爱国爱民的历史脊梁人物，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如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宣称：“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老一辈的中国共产党人如刘少奇，尝试着把传统修身思想与共产主义精神结合，写成《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可见“修齐治平”思想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3.1. 推进国家治理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篇》 [1] (p. 46)。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以德治国，积极入世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抱负，是儒学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学》在谋划“国治而天下平”的理想蓝图时，阐述了治国理政的几项重要举措，得民心自然排在首位。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众则失国”，为政者执政为民，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做“民之父母”，百姓才能安定而得到治理。其次，推行德治需要治国平天下者“慎德”。“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1] (p. 11)。“富与贵”，皆是人之所欲，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1] (p. 11)。舍本逐末，与民争利，会使财聚而民散；仁者以财发身，生财以富民，则能使民“知礼节”、“知荣辱”，从而实现财散而民聚，富民而后教之。因此，“长国家”者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 [1] (p. 11)，必须反对“聚敛之臣”，也绝不能让妒贤嫉能的“小人”担当要务。若不能知贤、好贤、容贤、用贤，“灾必逮夫身”。这些内含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理念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正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宝贵文化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锤炼“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修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为政以德”的当代体现。
3.2. 涵育美善社会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1] (p. 9)。儒家传统注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道德，在这些关系中人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使得个人与他人、家族、社会紧密联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对自然人性进行教化与改造，不仅决定着整个家族的兴盛，而且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社会风气。即“宜其家人”、“宜兄宜弟”，皆“可以教国人”。而“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1] (p. 10)。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宜兄宜弟”，指的并非是普通家庭的“兄弟”，而是专指士大夫、诸侯国君甚至天子的“兄弟”。上位的统治者自修其身，用其优良的行为规范去影响被统治的下位者。如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良好风气就会成为被统治者学习的榜样，亦会在自己家族中按照榜样的要求去做。同时在家庭中，一家之长如果能够秉公办事，无私奉献，以整个家族的利益为重，那么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会深受影响，秉承他的做事理念，约束自身。在这样良好的循环中，才能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更有效地治理国家，达到天下太平和谐。所以，可以说“齐家”作为儒家的精神品格，表达的是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强调家庭内部要保持父子、夫妇、兄弟、男女之间的清晰伦理关系，唯此才能把家庭治理好，才能进一步治国理政。
3.3. 涵养仁义君子
君子，原是指国君之子，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重在强调其地位的崇高；而后被赋予德性内涵，也泛指学问高深、有道德修养的士君子。无论是国君还是士，都属于统治阶级，接受了严格的诗书礼仪的教育，成为国人的楷模。君子之上为圣人，《大学》详细论述了君子之道，为人们提供了学为君子的行为规范和实践路径，目的是以往世先贤为师，培养理想人格，走上成圣之路。“诚意”是君子修养自身的第一要务。君子坦荡荡，以德性充盈身体，不矫心掩饰真情，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中做到所言所行皆发自内心，慎独其身，便可实践“诚意”，通体舒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 [1] (p. 70)。因此，有斐君子，需切磋琢磨，研求学问、省察克治。在道学、自修、恂栗、威仪等具体方面下功夫，日新其德，无所不用其极，不断提高道德品质，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为他人所信服。内修方面的臻于完美，可推进“兼济天下”的外在实践，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学成为两千年的官方正统思想后，君子之风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人格目标，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责任担当精神始终为中华民族崇尚追求，它要求每个人明晰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自觉践行居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基本准则。人才是“国之重器”。当前，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急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而在“选贤与能”的总体思路下，“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与君子之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对新时代优秀人才培养提出的根本要求。
4. “修齐治平”思想的修养功夫
《大学》着重于人的外部世界的开辟。在这里，从自我意识的自觉开始，逐步地由内而向外扩大，最终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上。南怀瑾在其书《原本大学微言》中对“七证”进行了着重的解释，认为“大学之道”的“七证”，不但是曾子特别提出孔门心法求证实验的修养功夫，同时也代表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化学养的特色 [7] (p. 48)。“修齐治平”思想饱含着先祖对子孙后代人生价值观的谆谆教诲，当代青年从中汲取营养智慧，有助于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8] (p. 660)。
4.1. 知止而后有定
《季氏》篇的“生而知之者”写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1] (p. 134)。同时，他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篇》 [1] (p. 77)。“好古”，好的则是“大学之道”——“明明德”，说明“学而知之”的重要性。“止”是“知”的对象。朱熹释“止”为：“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心就不容易被外境干扰，就能因应外境，不起怨愤之心，如此考虑事情就能做到周详精微，因而也能常行于中道而不悖道而行，也就较为容易立功立德，进而朝向止于至善之地了。
古代士子从蒙学到参加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础，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这些古籍是古之学者的立身之基，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因时代的局限而存在不合理之处。故求知，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更要学好马克思主义。这是引领方向的真理，学好了这门学问，就能路走得直，心放得正，胸怀远大理想，做到博学多才，才能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价值。
4.2. 止于至善之程序及功效
止于至善之程序及功效，在于定、静、安、虑、得五个层次。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之功夫在于明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理论见解相互博弈，其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青年人需要一双“慧眼”，学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明辨是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德行规范，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传承，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化凝练，以之为指导，可以坚定理想信念，不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言论所误导，不被那些心怀叵测的主义主张所迷惑，以切实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心“静”需修德。古人推崇的“修齐治平”，将修身排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也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党性修养力量，他们强调“力戒浮躁，最根本的是要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这样才能做到‘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静心思考，冷静处世，砥砺意志。‘清谈误国，实干兴邦’。力戒浮躁，还要大力倡导实干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9] (p. 179)。严以修德，对青年学生来说，就是要矢志追求真理，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不断完善自身。
安而后能虑。朱熹释“安”为：“安，谓所处而安”。心“安”需笃实。孔子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篇》 [1] (p. 69)。其中闪烁的安贫乐道精神道出了先人随遇而安的旷达。与安相对立的是躁动，“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凝”，沉溺在欲壑难填的忧患中，便无法做出切合实际的思虑，更无法安而不移。青年人贵在锐意十足，血气方刚，但也容易张狂轻浮，夸夸其谈，必须以笃实之心，立求实之志，去虚狂之心，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增砖添瓦。
虑而后能得。“虑”是“精思”，是驱除了杂念与偏见，心神专一，头脑敏锐，处事周到细致。在古代，人们发现“想”是头脑里粗浅混杂的念头，不受心意控制，不具有逻辑思维，是跳跃式的，扰乱心神的，因而称之为“妄想”、“妄心”。慧从静思中来，孔子要求“一日三省吾身”，同样是要求“虑”。虑要缜密某筹，居安思危，必须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状况有所预料和关注，并做出比较全面的安排；虑要依律而动，有丰富的想象力的同时，遵循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有所得。
5. 结语
中华民族在其诞生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多彩的文化。儒家文化是这一传统文化的主流，“修齐治平”学说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它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思想，具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仍能自立自强、昂首前进的内在根据，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具有深远影响。研究借鉴修齐治平学说，并对其进行创新型转化、创造性发展，能够为时代青年提供修身方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