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发展迅猛，国与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典籍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典籍外译发展迅速，大量典籍被译为外文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想要提升典籍翻译的质量，必然不能忽略典籍术语翻译在其中的重要性。典籍术语包括典籍中含有的科技术语、官职名称术语、思想文化术语、军事术语、法律术语等，每一个术语都蕴含着独特的中华文化内涵，其翻译对于正确、有效地传播中国古代文化至关重要。因此，典籍术语翻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重点关注在典籍术语翻译的英译研究中受关注度较高并且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的科技术语翻译、官职名称术语翻译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三方面，对关于这三类典籍术语的有代表性翻译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
2. 术语和术语翻译
“术语”一词在辞海中的释义是：各门学科所使用的专门用语 [1] 。在对“术语”这一概念的定义上，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孟令霞(2011)总结术语的含义为：术语是抽象概念的集合，它以清晰、简洁的语言方式将我们复杂的思考过程转化为某种语言符号 [2] 。冯志伟(2001)将术语定义为：在专业领域内概念的语言表达。这里的“语言表达”，是指像语言或者文字这样的约定俗成的标志 [3] 。Cabré (1999)认为术语是代表特殊知识领域中概念的传统符号 [4] 。Antia (2000)则将术语视为描述概念的语言或非语言的象征 [5] 。Lynne Bowkera (2019)认为术语是赋予一个概念的语言名称，指的是构成特定领域知识的离散的概念实体、属性、活动或关系 [6] 。
根据以上学者对“术语”下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术语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但这些对于术语的不同定义具有一些共性。一般来说，术语是表示或限定某一概念或对象的词汇单位或语言符号，它是在某一专门领域特意创造出来的，供具有相同职业或学科的一群人使用。
术语与翻译之间一直具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翻译涉及到术语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转换。特别是对于专业程度高的文本，对于文本的翻译离不开术语翻译，翻译中术语的转换直接决定了翻译的质量。术语翻译实际上是用目的语对专业领域的概念或范畴进行二次命名的过程，涉及到跨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双重过程 [7] 。随着术语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术语翻译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逐渐开始人文社科术语的翻译研究。由于人文社科术语的语义复杂性、跨学科性和文化特殊性，给这类术语的翻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对于人文社科术语，其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跨语言转换，更是术语所蕴含的概念内涵在译入语中的重构，是以文化互动和传播为目的的跨文化重塑 [8] 。
3. 典籍术语和典籍术语翻译
“典籍”在《辞海》中的定义为：“国家重要文献，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 [1] 。”《现代汉语词典》对典籍的定义为：“记载古代法令、制度的重要文献，泛指古代图书 [9] 。”近年来，典籍外译事业的发展，一些学者也对“典籍”的范围进行了说明。例如，杨自俭(2005)认为，“典籍”就是“中国古今重要的文献和书籍 [10] ”。相对于上述比较粗泛的表述，汪榕培、霍跃红等学者则尝试对“典籍”进行更清晰的界定，对典籍时间的限定更加精确。汪榕培(2009)将“典籍”界定为1911年之前的文字、稿本、刻本和拓本等 [11] 。在2014年，霍跃红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概括，她认为“典籍”主要包括法典、制度以及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通常指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 [12] 。王宏印和李绍青(2015)对“典籍”进行了更为详细地解释，他们认为典籍是指中国文化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经典文献和书籍。这些文献和书籍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旨。在典籍时间的确定上，他们认为，不应限制其上限，但应以晚清和民国初期为下限 [13] 。
综上，我们可将“典籍”界定为：从远古到晚清结束，能够反映中国文化的各种重要文献、书籍。本研究所指的“典籍术语”是指来自于各种类型中国文化典籍文本中的术语。
典籍术语因为来自典籍，除了具有术语的一般特性，还具有典籍术语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典籍中的文字多为古汉语，结构庞大，内容丰富，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想要对术语有正确、充分的了解，就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素养。其次，典籍术语往往由单字词或多字词组成，由精练、简短的字符传达丰富、深刻的含义，在目的语中很难找到对应词。如何在保持译文简洁性的同时，传达源语术语的语义内涵和文化内涵，是每一个译者都要面临的问题。此外，典籍术语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在翻译中还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接受程度。典籍术语承载着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价值观，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跨文化传播者不仅要考虑术语所承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是否在译文中得到准确表达，还要考虑原术语独有的语符特征是否得到恰当保留，以及在跨文化的交际语境内译文是否能为目标语读者接受等。因此，典籍术语的翻译过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4. 典籍术语英译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在典籍术语翻译的英译研究中受关注度较高并且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的三类术语：科技术语、官职名称术语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4.1. 典籍中的科技术语英译研究
科技术语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类术语在翻译研究中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古代典籍中包括大量科技术语，如农业术语、医学术语等，是中华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珍贵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海外传播价值。以往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翻译研究以中医典籍术语的英译为主，包括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医术语的翻译策略以及从微观角度聚焦中医某一核心概念相关术语的翻译现状和翻译策略，进而为中医术语整体性的翻译提供参考价值。
陆朝霞(2012)以《天工开物》一书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英译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天工开物》的译文在整体上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对某些中国独有的文化信息则采取了“意译”、“直译”、“音译”加“意译”等翻译方法。同时，本文也指出了任氏译《天工开物》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同一术语在译文中的不一致、上级术语和下级术语的混淆、对源语术语含义的误解等 [14] 。吴纯瑜提出，中医术语的翻译应具有学术性、专门性和简洁性。基于此，吴以生态翻译学为指导，分析《黄帝内经》三个英译本中中医术语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为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三个维度对译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分别在翻译中侧重语言转换、文化转换和交际意图的实现 [15] 。还有学者从认知角度研究术语翻译，探究在翻译语言背后，译者的认知机制对译文的影响。孙凤兰(2016)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识解的理论视角，比较《黄帝内经》两经典英译文，探究《黄帝内经》中的中医术语在英译过程中受到译者主观性影响的具体体现，并从辖域和背景、视角、突显和详略度等识解因素方面论述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中医术语翻译的准确性 [16] 。
一些学者聚焦在中医学中的某一核心概念及相关术语的英译现状，从细微处入手，通过分析某一类有代表性的相关术语的英译现状，发现其翻译中的不足、探究其翻译策略、总结翻译规律、提出翻译建议。这些研究虽以某一类术语为例，但其研究发现对所有典籍中医术语的英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李孝英(2020)以《黄帝内经》的三个英译本为例，着重对中医核心概念“中和”相关术语的英译进行探究。研究指出，目前“中和”相关术语的英译还存在翻译不规范、译者对其内涵认识不清、对词义的解读不够全面的问题。李孝英提出，对于“中和”及其相关术语概念的英译时，不能仅限于已有的“对等词”，而要结合词义、所处语境等因素进行灵活处理 [17] 。李以湉(2023)也聚焦单个核心中医术语，探讨了中医学重要概念“平”字相关术语的英译。李以湉提取、分析了“平”字相关术语在《黄帝内经》《伤寒论》中出现时所指的不同内涵，并与其英译本进行对比，得出对于“平”字相关术语的英译不能一味追求其译文在各个译本中的统一，不能采用逐字死译的方式，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平”字在不同术语中的内涵外延，灵活采取不同策略进行翻译，以求最大程度地贴近源语术语的词性和内涵 [18] 。李若馨(2023)对《伤寒杂病论》两个英译本中“家”字相关术语的译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家”字相关术语英译存在译名不统一、不准确、不简洁等问题，提出“家”字相关术语英译应遵循准确性和简洁性两项基本原则，首先要准确理解源语术语的含义，其次用简洁、恰当的语言在目的语中准确表达其含义，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望文生义 [19] 。谷峰对《黄帝内经》中的“厥”族词进行内涵辨析和分类，分析不同英译本对部分典型“厥”族词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对如何提高其翻译准确性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译者要溯清词源，准确辨析词义，立足具体语境，在实现两种语言流畅转换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中西方医学所共有的文化元素来表述相关文化信息，力求完整传递“厥”族词所蕴含的中医文化内涵。其次，既要确保“厥”族词所含中医信息的存真，也要兼顾译文的可读性，在“厥”族词的英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灵活采用翻译策略和方法；最后，在对“厥”族词加以尾注、脚注等注释时，要注意适度 [20] 。
在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术语的翻译研究中，目前以中医典籍术语的英译为主，对其他科技领域典籍术语的研究较少。学者们对于中医典籍术语英译的研究也多探究其翻译的不足和翻译策略，并且多以译本丰富的经典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为研究语料，缺乏新颖性。因此，想要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术语的翻译研究有更多突破，未来可以立足其他领域的科技典籍，探究翻译策略之外的多方面研究问题，或在已有研究领域发掘更具有创新性的语料。
4.2. 典籍中的官职名称术语英译研究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近两千年，朝代更迭频繁，在此期间各个朝代都各自形成并发展了完整又不尽相同的官职体系。官职名称术语反映了各个朝代不同的官僚制度和其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是我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芳、张龙宽(2009)提出在我国古代典籍的官职名称英译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错误地以英，美两国的官职代替中国的官职、译文意义模糊，未能清楚传达官职职能、对关键职能信息或文化信息省略不译。译文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会影响读者阅读，消减甚至扭曲官职的文化内涵。对于这些问题，吴芳和张龙宽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他们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要依据不同的读者群体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果目标读者将典籍译作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则其英译应以易读为主。但是如果目标读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那么就对官职译文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注重官职所含有的细节信息。在翻译策略方面可以采用对应法和解释法。英国官职体系的语言系统中有很多和我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词汇概念相似，因此在采用对应法进行翻译时，最好在英国官职系统中寻找合适的对应词。在不能采用对应法的时候可以采用解释法，对官职的职能内涵进行阐释 [21] 。
卢冰(2013)将《红楼梦》中官职名称的翻译置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之下。研究发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追求翻译的最佳效果，会对原文做出适应性选择，体现为灵活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如文化解释法，对等法，省略法等。当对源语术语进行直译很难传递其文化内涵时，译者往往采取文化解释的翻译策略，也就是将源语术语在特定的语境下所蕴含的文化意蕴，直接地向目标语读者进行阐释 [22] 。孙李丽(2016)从文化定位和文化阐释的角度，对《红楼梦》杨译本的官职名称英译进行评析，研究发现，杨宪益在翻译《红楼梦》中的官职名称时，采取了“文化显性”与“文化隐性”两种阐释方式，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将原文中中国古代官名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很好地传达出来，易于目标语读者理解，并且进行了适当地扩大，使读者切实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3] 。张晓光(2021)以接受美学中的三个核心概念为视角，研究《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的官职翻译。研究发现，罗慕士译本充分考虑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和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当官职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目的语中的文化内涵相似的时候，译者多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官职名称进行直译；当官职内涵与目的语中的文化内涵差别较大的时候，译者多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对官职名称进行范化表达，促进中国古代官职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国家官职文化的视野融合；当官职内涵与目的语中的文化内涵差别过大的时候，译者倾向于采用留白的手段，对官职名称进行直译，激发读者的召唤结构，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24] 。金辉(2023)以理查德·马瑟(Richard B. Mather)英译的《世说新语》为分析文本，探讨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官职名称的英译策略。他的结论是：理查德在翻译官职名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保存中国文化的原始意象，注重官职名称的同一性和体系性。整体上采取了异化策略，在翻译方法上灵活运用直译、增译和注释等多种译法，以实现上下文的呼应和连贯 [25] 。
目前对于典籍中的古代官职名称术语的翻译研究数量还较少，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也主要关注官职翻译存在的问题和在翻译中可采取的策略，研究面较窄；此外，聚焦某一朝代或时期，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官职名称翻译的特点、方法等进行深度分析的研究还远远不足。
4.3. 典籍中的思想文化术语英译研究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是集中体现了中华哲学思想、价值体系、人文精神、思维方式的文化核心词汇 [26] ，多来源于中华传统典籍，是典籍术语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多以精炼的单字词、多字词高度概括了丰富的精神内涵，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人与社会的探索与理性思索的结晶，蕴涵着中华民族最独特、最为深刻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对于中华意识形态、中华文明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陈海燕(2015)和蒙岚(2021)论述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特点及翻译的难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建议。陈海燕指出典籍中的一些核心思想文化术语，往往字面凝练，却具有丰厚的文化意象或特殊的精神内涵，有些术语还具有丰富的联想意义，首先给译者对术语内涵的理解就造成了困难。并且，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很难在英语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语。陈海燕(2015)提出，译者可以在对术语内涵有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并且要谨慎运用西方已经存在的词汇概念，以免由于借用不当而丧失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蒙岚指出，思想文化术语是中华思想中世界观、方法论和哲学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在认知层面上具有意义抽象性、在翻译中要面临典籍文字具有的历史性和术语多重含义所具有的语境性等特点。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术语的抽象意义、如何将古汉字所蕴含的核心概念在英语中重新构造、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同一术语进行灵活诠释，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26] 。蒙岚(2021)也从思想文化和语言两个层次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英译做了探讨：在文化要素层次上的翻译，应该以弘扬中华民族的理念、精神、价值观为主要目的。在语言层次的翻译，应该尽可能地遵循英语的表述方式，从词语、句子、注解等多个方面来照顾读者的接受心理与阅读习惯 [27] 。
还有学者基于特定语料，对典籍中的中华思想术语翻译进行了案例研究，评析翻译效果，提出自己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见解。熊启熙(2011)以《论语》的翻译为例，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概念术语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在目的语中能找到对等语的思想术语，那么在翻译的全程都应该统一该术语的译文，这样才能保持译文所传递思想的连贯性，例如将“仁”都译为“humanity”；但是对于含义丰富且复杂的术语，不能以一个对应的英语词汇替代，应采用音译、汉语拼音或是英语译名加汉字的方法，才能避免误译，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内涵和中文语言特色 [28] 。殷健(2015)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道德经》中核心思想术语之一“无为”的英译，对《道德经》中“无为”这一术语的四个译文所反映的概念内涵进行评析和比较，分析译者背后的翻译动机和翻译选择。通过研究，殷建提出，对于诸如此类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翻译，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术语所处的原文语言环境和译语环境，做出相应的适应和选择 [29] 。郭惠琴(2019)分析了《庄子》不同英译本中“道”、“逍遥”等核心思想术语的翻译效果，并总结其翻译策略。通过研究得出，不同版本的译文对源语术语概念内涵的传递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作者还指出，对于思想术语的翻译，要注重翻译的可读性和流畅性。此外，以西方的思想概念替代中华的思想概念的翻译方法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宗教联想或和源语术语含义无关的联想。因此，在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基础上尽量进行直译，若无法直译则应根据术语的内涵灵活选择翻译方式 [30] 。黄鑫宇、魏向清(2020)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天”及相关术语的英译为例，提出了一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模型。该模型从术语个体的微观层面和术语系统的宏观层面，提出语符翻译、概念翻译和语境翻译三个层面的术语翻译策略。在微观层面，语符翻译旨在提供术语的跨语对应词，完成术语的概念符号化或跨语重命名。在翻译方法上，可以根据术语的特点灵活运用直译或音译。概念翻译是通过对源语术语的概念内涵进行阐释，概念翻译中常用的是解释翻译法。语境翻译是指增加限定性信息，突出源语术语的历史语境特征，体现语境契合性，可以灵活运用解释翻译法等多种翻译方法 [8] 。
综上，目前关于典籍中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研究，还是以探究翻译难点、翻译方法，探究如何实现更好地翻译效果为主。对于典籍中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不同学者所主张的翻译方法也不相同，学界尚未统一认可度较高的翻译倾向。
5. 结语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形势下，翻译工作者需发挥行业优势，助力优秀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中华典籍术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结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本文对典籍术语中的科技术语、官职名称术语和思想文化术语的英译研究进行综述，发现目前学界对于典籍术语英译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数量还较少；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研究对象的创新性不强，多以学科内最经典的典籍为研究语料；研究面较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探究其翻译策略。对于典籍术语翻译的更多的思考和研究，将对今后典籍术语的翻译实践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对全面提高我国典籍的翻译质量，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增强中华优秀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典籍术语翻译需要引起翻译工作者和研究者们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