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时物资资料的生产是生活的基础，因而要实现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各民族的物资资料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将会促进物质的积累，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具体经济行为存在于各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当中，因而要讨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研究。
2. 问题的提出
民族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数量占比最多、人口分布最广的地区。由于受制于区位劣势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开发程度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较为不足，与其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而民族地区的经济是在民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氛围中进行发展，且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无论是各民族地区之间的民族相互往来，还是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人员交往交流交融，都不能忽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带来影响。尤其是复杂的地理环境会使得交通便利程度下降、信息流通速度减慢，进而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提升。同时自然地理环境也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部分物质资料，因而要想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探究。因而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有助于在了解民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把握好自然地理环境的哪些具体方面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理解影响机制是怎么样的，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经济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找到平衡之处，在丰富相关文献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的研究文献丰富、视野宽广，但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较少。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涵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如探究不同行业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是从旅游产业、文旅融合、乡村旅游等角度出发，部分学者探究旅游对于民族地区经济振兴的路径 [1] ，其出发点在于民族地区特色旅游资源丰富 [2] 、文化多元性 [3] ，使得民族地区在旅游竞争当中具有优势 [4] 。一方面能够提高民族地区从事旅游行业的收入，增强其生计能力、优化生计策略选择 [5] ，进而提高其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 [6] ，另一方面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当地创业就业从而刺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如学者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中介变量，能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7] 。而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文献较少，主要是将自然地理环境看做一个生态或者基于某一组成层分去探究对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还有学者以京族三岛的调查与分析为例探究了生态经济和民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中就包涵了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坚持以生态发展为指导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8] ；同时也有学者将草原生态环境 [9] 、经济社会和草牧业产业 [10] 等系统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发现了不同系统间的协调关系不断增强，但其中的机制不是很明晰。因而目前本文从气候、地形地貌、水资源三方面探究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剖析其内在影响机制，以期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丰富民族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一定思路和想法。
3. 我国民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现状
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多样。其中民族地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地形地貌分布具有层次感，以高原、山地和草原为主。中国重要的河流发源地，也大多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
(一)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地
历史形成的民族分布的既成事实，是：在中国大陆由西向东倾斜的第一、二级地理阶坎中，汉族主要聚居在地势平缓的东南部地区，其中藏族主要聚居在青藏高原，其他各民族主要聚居在云贵高原以及向东南延伸的山地、丘陵地区，内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在台湾和海南两个大的岛屿上，汉族主要聚居在环岛地势较平缓的地带上，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岛的中部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民族分布，大致是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桂西北山区，汉族集中在桂东南平原地区；四川、重庆的民族分布是藏、彝、土家等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川西北高原、川西南高山峡谷和川东南山地，而汉族则聚居在成渝盆地：贵州省的民族分布是，汉族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等城市和平原地区，布依、苗、侗等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黔西南、黔东南等山区。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等省、区的民族分布，也是汉族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农牧区。
(二) 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江河的发源地，气候差异较大
就气候和河流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是江河的发源地，但是气候差异较大。西北地区，降水较少，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如新疆、内蒙古、宁夏。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处于温带气候，降水多，河流充裕，如云南、贵州；青海、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在青藏高原上，气候较为寒冷，是中国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如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内蒙古自治区处于平原上，气候属于中温带季风气候，从东向西由湿润、半湿润逐渐过渡到半干旱、干旱地区，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匀，同时年度气候变化激烈。
4. 自然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生产方式发展的影响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用以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形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各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后发的，受所得到的和形成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殊性所约束和决定。从人类发展演变的趋势来看，人类一开始所得到的形成生活资料源于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由于各民族原来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尤其是气候、地形地貌、水资源不一致，使得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所习得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方式一样。
(一) 气温、降水等气候变化引发植被产量，进而导致民族生产方式改变
物质在发生质量的过程中，其内在结构一定会发生变动。气候的变化会引起民族所生活的各种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生态功能的改变，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更加明显，有学者通过建立草地模型，发现草地牧草的生长发育对温度和降水有很大的依赖性，尤其是对降水，当降雨量适宜的时候，温度的影响可以是正效应的 [11] 。相关研究显示，在中国北方草地降水是植物地上生物量最主要的制约因子 [12] ，有学者认为物种丰富度与生长季降水量、温暖指数及地上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草地植被地上、地下生物量随年降水量的增加显著增加，随温度升高显著降低；当降水和温度对生物量的影响被控制后，地上生物量受土壤质地和草地类型的影响较弱 [13] 。具体可以体现在我国北方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如《黑鞑事略》记载：“气候寒冽，无四时八节，四月八月常雪，风色微变，而居庸关北，如官山等处，虽六月亦雪”。由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因素较为敏感，因而每当气候发生变化的时候，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下降，一定时期内原始生态系统平衡打破，草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进而使得植物覆盖率下降，严重甚至使得草场退化，那么必将造成草地牧草生物产量降低，品质也会降低，即依靠畜牧业为生的民族在单位土地面积上获得食物变少，从而加剧同一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竞争，使得在竞争中优势处于薄弱地区的人群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于是在长期竞争中，在草地中出现了具有南方特色的农耕经济，逐渐形成了以游牧业为主导的农牧混合经济。
(二) 不同地形地貌影响生物资源的形成，造就各民族不同生产方式及其发展
生活在南方山区的各民族形成了具有南方山区特定的生产力结构基础上的以山地农业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山地–生物–人”的基本框架，即具体的山地环境、生物资源和劳动力所构成的生产结构和方式，其中山地环境是最基础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山地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物资源。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各民族形成了具有北方草原特点的生产力结构基础上以草原畜牧业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产生“草地–畜–人”的基本框架，其中草地是基础的要素，我国北方平原为草地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在南方丘陵地带形成草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向西南连接青藏高原，河湟谷地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连接处，地势西高东低，呈现南北高、黄河沿岸低的典型河谷盆地地貌，湟水两岸形成了大量的平地，相对坡度较小，同时，与山地相比，平地更适宜居住，人口回聚集与此，因而更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而大多数藏族族群生活在青藏高原，从事种植青稞、饲养牦牛等生产活动。相对而言，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由于处于平原地区因而拥有较为广阔的空间，生活物质资料的获得比较容易，生产生活节奏相对缓慢；而山区农业为主的民族面对的空间相对狭窄，往往以丘陵、山地为主，生产生活的节奏相对快些。但是草原畜牧业为主的民族所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与东部平原地区相比农耕条件较差。这种状态决定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主要聚居在东部平原地区的汉族凭借相对较优越的适宜的农耕地形地貌环境获得生产方式发展优势，而主要聚居在西北、西南等高原、山区的各民族则由于所处地形地貌所提供的的相对恶劣而使得在农业社会中处于发展的劣势。
(三) 水资源通过河流发展约束着各民族生产方式的发展
水是人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各民族往往依水而居、逐水草而徙。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河网密度在空间上呈现“西疏东密，北疏南密”的格局，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河网更为密集，而作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西北民族走廊，其河流纵横，盆地、高山、河谷相间分布，区内主要分布有黄河、黑河、渭河、通天河、疏勒河等一级河流以及泾河、北大河、白龙江、洮河、湟水、大通河、柴达木河、党河等二级河流，这与我国各民族人口密度分布趋同。其原因主要是以下方面：首先各民族在选择居住地时往往会考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相比戈壁荒漠地区，水源丰富的地区更适于生活以及开展农业生产，因而水源丰富地区也成为人类物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密集区；其次，河流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有助于各民族互通有有无，进行交往，为各民族生产生活提供便利；最后，各国工业化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参与。西北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科教落后，长期承接内地边缘产业，水资源污染消耗严重；同时又属于中国最为缺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8%，同时由于农业使用了大量的水资源，且使用效率低下，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如新疆棉花是世界纺织品的原料重要来源，其品质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是在服装业却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究其原因发现，在整个产业链中新疆的印染环节需要耗费大量水资源，而且会产生大量废水，从而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5. 具体要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作为物质存在的基础，自然地理环境的好坏将直接人类自身的发展，因而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对待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命题。自启蒙运动开始，西方社会一直倡导着“征服自然”的思想观念，他们在历史上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是先污染后治理，在给本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我国为了更好促进整个民族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尽可能的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的全过程，将环境保护要作为重要的约束条件，同时强调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相对重要性。
(一) 地理区位在优势演化中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依据经济演化经验，沿海、沿江、沿边和交通区位条件等地理区位优势会随技术进步而变化，而不同民族在整个自然地理中所处的位置不一致，因而在历史发展中其所占有的地理区位的优势存在差异。
在经济发展早期，离市场的远近使得成本增加，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考虑因素，使得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地理区位劣势。改革开放初期，水运的低成本使沿海地区及内地可由水路直接出海通航的地区易于形成制造业出口的基地，海运条件较好的地区会直接受益于国际贸易，迅速提高其收入水平；而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内陆地区，距离海洋较远，因而在出口贸易中处于劣势。从厂商区位选择来看，假设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没有自然地理的阻隔对厂商销售产品的限制，厂商会将其产品运往各地销售，运输成本将成为决定市场半径的重要因素。在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驱动下，厂商会根据运输成本，推出其产品销售半径，然后根据这个半径去决定设厂地点，因而距离成为主要因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只要是以东部发展为主，市场集中于东部城市，而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距离市场较远；因而厂商在金进行区位选择的时候，偏向于向东部地区集中。一般来讲，厂商的生产经营活动越少，则一定区域空间内的经济密度越低。因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的的经济密度呈现出相对稀疏的现象，即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步比东部地区慢。
在经济发展中期，由于各种效应使得处于地理区位相对劣势的民族，其劣势将会扩大。根据新古典区位理论，处于地理劣势的民族的经济发展将受以下三种效应的制约。一是“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导致生产要素“逃离”边疆民族地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示，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虽然边疆民族地区也存在遏制边际报酬递减的投资机会，但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转移到非边疆民族地区，这对于厂商选择边疆民族地区投资也十分不利。当经济形态转为依靠技术、知识等为主要动力的条件下，要素的边际报酬便出现递增现象，由此，厂商投资选择非边疆民族地区则更易于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二是“企业集聚外部效应”“诱导生产因素开”边疆民族地区。厂商投资也有一个聚集效应的问题，因为它允许企业利用集聚经济去分享中间投入品、劳动力储备、技能匹配性和知识溢出效应。这种集聚经济效应降低了在非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成本。尤其当集聚经济效应足够大，已经抵消了非边疆民族地区厂商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成本时，厂商将进一步向非边疆民族地区集聚，从而降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度。三是“市场扩充效应”吸引劳动力离开边疆民族地区。劳动力及其素质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一般稀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也较非边疆民族地区低，人口从边疆民族地区流出是一种普遍趋势，而人口规模决定了市场规模。边疆民族地区市场规模缩小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总之，在以上三个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密度进一步低于非边疆民族地区。由此可以解释中国边疆民族地带经济密度普遍低于东部地区的原因。
经济发展新时期，通过要素的流动使得民族的地理区位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依据循环累计因果理论，经济增长阶段会经历“回流效应”以及“扩散效应”，这两个效用之间构成了一个循环系统。缪尔达尔认为在上述两个效应相互作用中，在经济发展后期，由于技术陷入瓶颈，投入要素所获得的报酬由于在富裕地区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甚至出现不能为厂商带来利润，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将由富裕地区必将流向贫困地区。而原来处于地理区位劣势的民族地区，由于多处于山区、丘陵地带，地块较分散，交通不便，甚至部分地区出现了高原–峡谷一度造成的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割裂了与外界文化和经济的直接交融的现象，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受限，与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要素的投入能够产生超额利润。因而使得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早期经济发展中地理区位处于劣势的民族，进而促进这些民族的发展，甚至是超过原先发达地区。
(二) 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一个区域的生产发展是在其所处气候环境之中发展的，也是在不同地形地貌的土地上发展的，因而其资本累积速度及产业发展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但是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了解地增加，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得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约束下降。
也有学者探究地理位置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发现海拔高度与可耕地的平坦程度，会影响其农业生产率 [14] ，进而造成各省国民收入的差异；部分学者对澜沧江流域云南段各县市经济发展和地理要素进行探索，利用DEM数据计算各点的坡度，发现：坡度对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有影响，坡度越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坡度越小，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15] 。有学者也得出相似结论，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以2851个全国县域为样本，研究了自然条件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地形起伏度对中国整体县区经济发展起到较小的促进作用，其中丘陵地区及较低起伏度并未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平均海拔与坡度大于15˚面积比例则是限制区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地理因素；分东中西部区域来看，地形起伏度在东部地区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在西部表现出抑制作用 [16] 。
但对于民族特有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而言，却较快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其主要是通过生态服务和特色产业实现其价值，并在价格上得以体现。由于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不一致，甚至在同一区域内差异明显，加之离市场较远，工业文明冲击相对较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留其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必然会有民族地区的所特有的地形地貌存在，如丹霞地貌、喀斯特地貌、大凉山的悬崖等。这些地形地貌具有科研和旅游性质。就其科研而言 [17] ，科研人员对其形成原因、历史条件、开发布局、存续维护手段与技术等不断进行探索，为其开发与保护提供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也能够引导游客对地形地貌进行自发保护。就其旅游而言，由于其神秘性和可探索性，引起人们的好奇，进而能够带动旅游的发展。同时由于独有地区特色，更容易形成特有的本地IP，衍生出与之配套的文化周边以及副产品，通过形象包装、互动演艺、文创产品开发等多种形式，发展全过程植入文化特色，打造民族特色的文化特色，也容易产生品牌效应，加深民族地区在社会范围内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生物演化过程中也会形成地区特有的生物品种，如新疆库尔内香梨、云南临沧市的茶、云南怒江州草果等特色产品，这些产品在产业竞争中存在一定的垄断优势，在市场中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进而能够构建具有比较优势且可实践的特色产业。有学者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特色茶产业为例，畲族是一个典型的山居民族，据《景宁畲族自治县概况》记载“畲族最早迁入景宁的一支已历1200多年”，常年云雾缭绕的山地小气候为优质茶的生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18] ，气候有利于茶叶含氮物质、氨基酸、儿茶素、芳香物质的积累，并使得细胞糖类不易缩合形成纤维素而老化， 因而提高了鲜叶的持嫩性与品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物质生活丰富，人的需求层次发生改变，从满足生存需求转向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对优质、特色、神秘、可探索的产品的需求不断涌现，而民族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较低，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生态保留相对充分，同时交通便利，因而能够满足人们这一阶段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经济利润空间。
(三) 水资源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约束作用
水资源短缺且利用不足均制约了经济发展。水资源是事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水的生产、运输、利用和回收都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尤其是地区中具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和化工行业，更需要使用大量水。为了更好解决用水问题，地区常用办法为抽取地下水或远距离调水，如南水北调，但这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面临着水资源组合不匹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该地区多山地、丘陵，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60%以上，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中，相比较南方水资源而言，水资源及其稀缺。而我国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发电主要是依赖火力发电。而在火力发电过程中，水是关键性资源。西北民族地区是重工业聚集区，对水资源的需求极大，同时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影响了大气环境和地表，使得地表水和地下水在形成过程中品质受到影响。因而可以说水是维护西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命脉，制约着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学者协同性分析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北五省水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分析，发现新疆的生态用水率波动最剧烈，青海生态用水率和水资源利用率之间协调最低，处于最低水平，宁夏的协调程度处于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之间变动 [19] ；反映出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对于水资源的利用不足。这些民族地区本身降水少，大规模农业活动需要大量用，挤占了其他产业的生态用水，而农业对GDP的贡献远远赶不上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水资源的利用不足，更加约束了经济增长。
民族地区经济在自然–社会–贸易的水循环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行限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循环演变影响水资源的结构和演变。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导演提，流域中的水循环从纯自然驱动，再到局部干预，最后自然和高强度人类经济活动协调驱动的过程，目前阶段处于了“自然–社会–贸易”的虚拟水的循环过程。同时自然界的水通过水汽输送、降水、蒸发等缓解，在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周而复始的运移转化，而西北民族地区水资源较少，尤其是河流少，使得水资源在原始自然循环过程流失出去较多 [20] 。而水作为社会生产资料投入要素，在社会生活生产、交往、分配、消费等领域持续运转，物理状态的水转化为虚拟水融入产品和服务之后，这些产品或服务最终通过消费领域满足了社会生活的消费需求，其中虚拟水并得到释放，部分以污水形式回到自然环境中，但不能参与水的自然循环，因而使得水资源的不能充分利用。而对污水处理之后再排放，无疑会加大排污主体的运营成本，而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较为落后，成本的增加无疑会拉大经济差距。同时在贸易循环中，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跨区域贸易不断强化，区域内消费产品不是出自于本区域生产的现象越来越常见 [21] 。在整体经济发展中，民族地区供给以农产品居多，而农产品的形成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然后转移到东部地区。也就是说民族地区的水资源先转化为产品中的虚拟水，然后通过贸易手段被其他地区消耗掉，在这一过程中，使得原本不充裕的水资源更加稀缺。通过水资源贸易循环探究发现，民族地区在整体经济发展中处于分工一定劣势。
6. 结论
在探寻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机制时，发现：地理区位在优势演化中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主要通过生态服务和特色产业实现其经济价值；此外水资源通过自然–社会–贸易的循环，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约束作用。
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水资源可能会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地理区位优势、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结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自然地理环境今后将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一半以上，一方面，不但地域辽阔，自然地理资源丰富，而且空间跨度大，这为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储备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空间资源。其次，民族地区地貌气候独特。由于其特殊的气候类型、地形地貌及自然条件，加之部分民族地区江河湖泊众多，冰川雪山壮观，南北温差悬殊，造就了其独特的动植物资源，并形成特有的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和生态经济，如处于三江并流地区的老姆登村民族地区这些丰富的自然条件可以直接从自然界开发利用，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