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理性小农”，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 [1]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需要采用向农民提供刺激和奖励的方法。使得这种改造成为可能的知识是一种资本的形式，这种资本需要投资——不仅对体现了部分知识的物质投入品投资，而且重要的是向农民投资。” [1] 波普金在《理性的小农》中认为小农的农场最适宜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比拟描述，而小农作为行动者可以比作市场上的投资者。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做出合理抉择的人 [2] 。关于“道义小农”，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和生存》中提出，由于农家收入水平极低，农民在抵御风险时更倾向于合理分配资源以确保农民生存，而不是适应市场追求利益。“理性小农”和“道义小农”的争论集中于农民在经营农业上的出发点是否在于追求利益。
近代以来，由于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从由沿海城市影响到乡村，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出现一批通过农业经济种植实现财富增值的家庭农场主。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断加深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在河北、山东的部分农村涌现出大规模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农户生产现象，他们以追求利益为目标，根据市场需求来选择生产产品、服务于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传统乡村结构。20世纪上半叶，由于频发的自然灾害和市场影响，加速淮北地区城郊村庄阶层和小农半无产化。农民在灾害的市场影响下，逐渐改变农作物结构，在农作物选择上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粮食作物。但从整体上看，与经济作物相比，传统粮食作物在种植面积上仍占主体。本文从“理性”和“道义”两种农民经济行为，以农作物选择的角度出发分析淮北地区农民在灾荒、市场影响下的生存策略，以及农民的生存策略是否优先考虑生存压力还是追求利益。
2. 20世纪上半叶淮北的生态环境变迁和自然灾害
2.1. 淮北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恶化
广义的淮北地区是指淮河以北、黄河下游以南的区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等地。狭义的皖北则仅仅包括如今安徽省淮河以北的部分区域，即皖北地区，如阜阳、蚌埠、淮南、淮北、宿州、淮北、亳州等县市。淮北地区位于温带季风区，降雨主要集中于夏季。自北宋末年至晚清时期，淮北已遭受至少八世纪的黄河水患的影响。尤其明清时期，随着淮北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中央政府不正确的治黄政策，淮北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由于淮北地区位于平原，境内以丘陵为主，缺少适合筑堤的条石，因此明清政府在治理黄河在淮北地区的河道时，大量砍伐柳树以获取柳条和荻草来与土石混合以巩固河堤。稽曾筠在《防河奏议》中认为“柳条荻草为河工第一要料” [3] 。治黄官员在治理黄河中采取破坏性的方法来收取治河材料，而且频繁发生的黄河决堤更加重对树木的需求。张玉良认为，史前期安徽森林覆盖率在75%~80%，而人类历史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战乱破坏、社会经济发展，到解放前森林覆盖率降到5.2%。” [4] 淮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黄河治理中逐渐恶化。
明万历时期，潘季驯采取“以水攻沙、以水束沙”的治黄思想，妄图通过加高堤坝，变窄河道以提高黄水流速来达到“刷黄”的目的，保护漕运和祖陵安全。清政府的治河官员在基本采用潘季驯的基本主张，但最终导致古泗州城的沉没。更高的堤坝意味着一旦黄河超出水位警戒线，则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嘉庆三年，宿迁沭水溢。秋，河决，下注微山湖，铜丰沛皆水 [5] 。”“嘉庆四年，八月，河决砀山、萧县、邳州皆水 [5] 。”丰县“顺治二年，秋霪雨，民间房屋多崩坏。三年，刘通口决，水北徙午沟至徐州一带，河流涸竭 [6] 。”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决口，黄河水患直接对淮北地区影响逐渐减轻。由于中央政府逐渐退出治理黄河事务，缺少行政束缚的乡村百姓为了生计，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以满足生活燃料需求。
黄河决堤也极易造成土壤沙化和盐碱化，大量黄河泥沙堵塞原有淮北地区湖泊水沟，造成田地排水困难，极易造成土地盐碱化。“相对于沙害，淮北盐碱灾害较重，面积曾达2200多万亩 [7] 。”以河南商丘夏邑县为例，“邑素洼下，东南、东北地多斥卤，蕃殖力薄。西北原衍，尚称沃壤，农事故步自封，不知因时因地以制宜。” [8] 靠近黄河河道的东北、东南地区因黄河决堤造成土地盐碱化，而西北地区土壤较好。大量植被并不适应盐碱化的土壤，每遇大风，地面盐分则会随风散乱到各地。黄河水患携带的泥沙也重新塑造淮北的地貌，造成大量生长着芦苇丛的小湖泊，每遇秋冬少雨季节则会干涸。
2.2. 20世纪初期的自然灾害
淮北地区德自然灾害仍以水灾破坏最为严重。1933年，徐州“砀山黄河故道水势，十五日夜突增，系由鲁西菏泽曹县一带灌入，淘涌澎湃，异常危险。砀山故黄河坝，将有崩溃之虞。” [9] 铜山县以北“灾区为一、二、三、五、六、九区，共有五十四镇。灾户四万五千余户，灾民廿一万四千六百余户，淹没田地七千余顷，淹屋三十六万余间” [10] 。1910年，蒙城于六月二十六日大雨倾盆，狂风拔木，通宵达旦，直至七月初一初二始息，以致涡河外溢，一望弥涯，沟渠莫辨，百余村尽成泽国，人畜漂没，房屋崩塌者，不计其数。城垣及官厅，亦半多倒塌 [11] 。1912年，宿县是年未下雨，五月客水成灾，湾地浸涝，坡地未淹。灵璧五月霪雨，积水二尺，歉收，十月水退才能种麦。五河五月来客水，破堤两处。颍上五月间客水来，破堤受灾，怀宁六月二十六日夜，风雨大作，积水如淡墨色，江南北皆然，稻黄而杆忽黑腐，收成大减 [11] 。
蝗灾对生态环境也产生极大的影响。1913年，“灵璧蝗，寿县蝗灾，蝗虫系由西北飞来，飞则遮天，落则遮地，农人无法扑灭，经三四日始南飞去，所经路径宽约十余里，禾稼咬成灾 [11] 。”1914年，“宿县五月飞蝗入境，部分产卵，并伤晚稼。灵璧七月十三日后霪雨，黄桥乡洼地水深三尺。蒙城夏秋蝗蝻交生” [11] 。1933年，江苏省“五月间江浦发现蝗蝻，形式尚轻；六月初，东海继之发现，面积约有二顷有余；到六月底，灌阴、沭阳、涟水、泗阳各县，有大批飞蝗飞落，致二麦受损，收成折歉。七月间，蝗虫到处飞扬，捕杀更形为难。” [12] 其他如旱灾、雹灾等灾害对早已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破坏。“蚌埠附近雹灾最为严重，五月二十九日晚，阴云四步，冰雹骤降，附近村庄麦苗秋禾，受伤严重” [12] 。
3. 淮北农民的农作物选择
清政府逐渐退出黄河治理事务，地方士绅也开始退出乡村权力中心，多变的自然灾害对乡村农业生产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由以水灾及其引起的次生灾害最为严重，农民缺少地方精英分子科学性的指导，农业种植体现出盲目性。但在与灾荒的斗争中，淮北农民积累了大量的农业种植经验，如水利设施的破坏迫使淮北地区的农民改种旱地作物，盐碱地和沙地使得农民改种适宜盐碱的农作物，一些农民在生存压力下，以保障最低生存要求种植产量大、耐旱耐涝的粮食作物下。但同时，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逐步深入淮北地区，一些农民希望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来实现致富，获得更大利润。农民在生存、市场两种因素作用下逐渐改变农作物选择。
3.1. 生存压力下的农作物种类选择
首先，除种植主要的农作物小麦外，还选种耐旱涝的农作物，如玉米、高粱、豆类等。耐旱涝的高粱主要在春季种植，而豆类作物如大豆则集中于夏季。安徽泗县农民，约占全县人数百分之九十六，故农业产品，每年除自给外，麦豆高粱，尚多输出，一产量：小麦每年全县产量约一百四十四万石，繤豆约十九万石，豌豆约八万五千石，豇豆约十二万石。二输出：每年小麦约二十万石，黄豆约两万石，绿豆约十万石，高粱约十万石，以上系按丰收计算，倘遇灾歉，均有折减。副产，除芝麻每年产额约十万石，足供全县需要外，他如棉花麻丝各项产量甚微，均须取材异地 [13] 。卜凯在宿县调查中指出“安徽宿县的豆类作物，占作物公顷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其中尤以大豆为最多，大部份都系向外埠输出 [14] 。”周口市太康县也曾种植高粱，“高粱，一名蜀秫，种自蜀来，故以得名。邑中高下地皆宜其杆，亦农家薪柴。大宗春种秋收，每亩可得百五十斤。下季种麦，最宜种高粱，以清明前后为及时，若春旱稍晚亦无妨。苗性畏寒，不宜种太早 [15] 。”农民为了最大程度上保障农家一年的口粮，除种小麦外，还会选种粗粮，如大麦、荞麦等。在夏季水退后，在高的坡地上会种玉米等高产量作物。
第二，根据不同土质和时机选种合适的作物种植，如苜蓿、蔬菜等。1934年，萧县孙良驹在沙淤两合土上试种大葱，当时人们对地方上出名的蔬菜曾编有顺口溜：帽山萝卜、瓦子口的葱，苗桥的白菜出家东 [16] 。徐州的芹菜“有水旱两种，徐州多旱芹，一名药芹，或云即芎 [17] 。”淮北多盐碱地，有种植和食用苜蓿的习惯，“《元史·食货志》：至元七年，颁布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则古人所常食也。《史记·大宛传》：天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唐书·百官志》：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又为饲马刍矣。邳人多于村边种之，饲牛马。亦闻之采为蔬者。” [18] 。山芋和花生适应在沙地种植，淮北也有种植的情况。二联乡“本乡出产以花生、伏豆(黄豆)、秋豆等油粮为最多。食粮以大秫秫为多，杂粮以山芋为多。整个说来，秋粮要多过午季收粮，但小麦也够本乡居民食用。” [19] 。
第三，根据不同的地形来选择合适的农作物，如水稻。淮北地区位于淮河北部，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降雨集中于夏季。20世纪上半叶，由于水利设施的落后，季节性的水灾和洪灾经常在淮北大地造就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坡地。在降雨量小的秋冬，季节性的湖泊则会因干旱露出大量土地，因此也被成为“湖田”。在降雨量集中的夏季，农民会在排水不便的坡底和湖田中种植水稻。淮北一直处于水稻种植的边缘区，马俊亚和裴宜理都曾指出淮北地区有曾种植水稻的历史，如盐城“县境谷产，稻为大宗；麦次之；豆秫、玉蜀黍又次之。稻之名色多种。晚近农人所重早禾曰三十子(《续高邮志》：道光十五年，江苏巡抚林委购楚省早稻种，发借高邮。三十日数)；中禾顶芒籼；晚禾曰羊籼，并粒多、糠薄、色莹、味厚。(程志云：民间播种，唯早红莲、黄花稻、青芒子最多，案此三种今间有之)” [20] 但随着黄河决堤带来的泥沙淤积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导致淮北农业逐渐演变为旱地耕种方式。但近代以来，靠近江河湖泊的农村农民仍保留种水稻的习惯。靠近淮河的蚌埠市“蓝家营村，距乡村师范3里半，距蚌埠街市6里，在蚌埠之东南，乡村师范之东。村中居民47家，最大姓为赵姓，其次为刘姓。村中主要农作物为麦、稻，其次为大豆，树木有楝树、枣树、桃树尤多。” [21] 。
3.2. 市场驱动下农作物商品化的尝试
第一，烟草种植规模扩大和市场化的尝试。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靠近城市的农村农民也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纸烟作为舶来品，极易受到城市和乡村人群的欢迎。巨大的烟草市场迫使烟草公司扩大供应，也导致烟草种植具有极高的利润。一些农家会在自家农田单独开辟田地以种植烟草，提高农业收入来抵抗灾荒。据1919年全省60个县经济调查史料证实，有35个县大面积种植晾晒烟，面积达18.7万亩，总产量达26万多担。其中种植面积最多的是凤台县，面积达6.6万亩，产量13万多担 [22] 。凤阳县手工卷烟也逐渐繁荣，“以其出产之薰烟，用手工制成烟卷，总计一百五十余家，分销附近各县农村间，每年约四万余元。” [23] 。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曾在凤阳一带调查烟草土壤种植情况，之后在此地向农民分发美国烟种，教农民种植。烟草成熟后，“种烟人家，先将烟草，分别等类，做成小束。或用牛车，或用人力抬运。送至于烟草公司，由烟草公司定价买。英美烟草公司采买处，设在门台子。” [24]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系华商所也在刘府一带教农民种植之法，收购烟草。之后怀远、定远一带也盛行种烟。凤阳、定远、怀远三县，种植烤烟在20世纪20、30年代是当地农民的主要副业，每年收获大约五、六百万元 [25] 。江苏沛县烟叶因烟质较佳，行销于山东某些地区。过去每年产额约为400,000斤。山东市场的需要刺激这里的烟草种植，产量现在正与年剧增 [26] 。
第二，盐碱地上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饮用葡萄酒的习惯，萧县因黄河水患，境内多盐碱地，适合葡萄栽种。清嘉庆年间编纂的《萧县志·物产篇》记载：“(群芳谱)水晶葡萄：晕色带白如著粉，形大而长，味甚甘；马乳葡萄：色紫，形大而长，味甘；紫葡萄：黑色，可大可小二中，酸甜二味，可生食，可酿酒 [27] 。”因此，1915年，萧县大地主段书云由青岛、烟台引种紫玫瑰香玫瑰栽种于邵庄一带，后来发展到大庄一带。“因当时葡萄园比较集中，又加以果农对葡萄栽培管理缺乏经验，中央大学园艺系曾在邵庄设立园艺场，指导群众栽培管理葡萄的技术。这一阶段是萧县葡萄栽培的兴盛时期。1934年萧县创办了第一个官办工业–民生工厂，厂内设酿酒车间，加工酿造各色葡萄酒和白兰地，年产量三万余斤。后每年都有葡萄酒和鲜葡萄运销徐州、南京、上海等地。” [16] 。
第三，棉业的扩大和豆类的粗加工销售。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纱业为主的轻工业迅速发展，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开辟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1840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随着北方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世界市场对棉花的需求逐渐影响到处于内地的淮北农村；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以相对简单的棉纺织业为起点试图打破列强对经济侵略，在国内外的市场需求下，20世纪上半叶的淮北农村棉纺织业面积逐渐扩大。皖府建设厅设立推广棉豆管理处曾计划“皖北方面，可推广棉田三百万亩，每年可盈收一千五百万元，流入皖北农村。目前推广范围，计寿县四万亩、怀远一万亩。推广办法：为派员赴各县乡间劝农民登记，并散发美棉籽。经复查后，贷予生产贷款(每亩贷一元、月息一分)，将来由本处统制收花、轧花、打包，统一运销，后将盈利分配于领种棉棉农。” [28] 除了政府倡导种植外，农民也因为利润自发种植，苏北农村妇女“在收棉花的时候，她们的工作更是繁重，胸前背着一个大包袱，奔到田里；为着防备花果太熟的损失，她们的工作亦就是特别的紧张。富农还可以雇许多农妇帮忙；中农贫农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有时甚至七八岁的女孩，亦一摇一摆的跟着妈妈蹲在棉花底下工作。一天忙着以后，到晚上更得在荧荧如豆的棉油或豆油的灯光之下，忙着检花和轧花的工作 [29] 。”靠近徐州等城市或位于交通便利的村庄将豆类作物加工制成豆饼或豆油贩卖，豆饼可用作施肥，豆油也可食用。但也有的农户将豆子加工自用。
4. 环境和市场驱动下的农民作物选择比较
从种植面积和种类上看，产量大的传统应急作物的种植面积比经济作物大。淮北位于南北方交界处，作物主要为三年两熟制。由于土地贫瘠和长期战乱，淮北地区的小农生活大多极度贫困。农民种植作物选择仍以产量大的救灾作物为主，如高粱、玉米、甘薯等。虽然淮北地区的部分城郊农村农民种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但由于农民阶级的眼光局限性，并不能深刻了解经济作物的作用。只有在政府或企业等外部势力的介入下，农民才会受到影响，其经济作物在家庭式农场中所占比重较小。韩敏在萧县李家楼调查中指出“李家楼的大部分村民都从事农业，主要作物是小麦、大豆、高粱、小米及棉花。据在李家楼的老人们介绍，在李家楼的1738亩土地中，60%用来种小麦，20%种高粱，10%种小米，剩下的10%种棉花。等到小麦收割完毕之后，人们在35%的小麦地上种大豆，15%种番薯；25%种其他谷物。剩下的25%小麦地在犁过之后休耕。那时的农作物产量均比现在的低。小麦亩产60公斤，高粱亩产70公斤，小米亩产为90公斤，棉花亩产为30公斤，大豆亩产25公斤，番薯亩产约为150公斤 [30] 。”据表1可知，卜凯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以安徽宿县为例，应对环境风险的粮食作物仍占大多数，受市场驱动的经济作物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
Table 1. The percentage of the crop area of the various crops 266 in 17 provinces of China (1921~1925)
表1. 各种作物所占作物面积之百分率中国七省十七处二八六六田场(1921~1925)安徽宿县
资料来源：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263.
从投入资源来看，应急作物比经济作物投入的生产工具更少，因此农民会优先选择粮食作物。淮北地区因为频发的自然灾害，半无产阶层化的小农大多十分贫困，房屋的墙是用泥土建造的，屋顶铺以几根木条，铺上麦秸，在涂上泥巴。在遇到暴雨时，屋顶的泥土会被水冲刷瓦解，水就会透过麦秸深入墙体 [31] 。少地的贫农无力购买农具，更不要说无地而租种土地的佃农。“据一位农学家估计，一百个农民当中大概只有两、三个买得起新式农具，而一个老式犁只需二元，并且可以用很多年 [26] 。”“盖此间种田简要法门，耕首在深，其次尚勤；佃户无力购大牛，则深与动者难致，一也。禾稼之畅茂，系乎肥料，而佃户无资购肥，二也。他若种子不良，耕种之不时，亦其劣因 [32] 。”以烟草为例，“先将田地十分耕松，和以堆肥。或油粕草灰等耙平后，作成苗床。床宽三尺长二丈。床地之形状，背中宜凹，四面宜凸，可免灌水流出。” [33] 烟草灌溉也有严格的限制，“于发芽前，每日上下午须灌溉二次。发芽后，每日须灌溉一次，至移植时，即行停止。” [33] 其投入的成本远远超出贫农家庭的开支。贫困和人口较少农家有很大可能并不会将主要资源投入到经济作物中，“其他谷类所需人工的数量和小麦大致相同，小麦每公顷平均需60人工单位，合美制每英亩24人工单位 [14] 。”种植经济作物更需要其他额外的人力。但高粱、玉米等适合淮北气候的作物种植较为轻松，农户更愿意投入到直接食用的粮食作物生产中。民间的大型商品交易活动以大宗粮食买卖、贩运和粮食粗加工产品为主，其主要市场为江南地区。但受到江南地区本地粮食产量的影响，淮北粮价极易受到波动。
从生产和消费来看，粮食消费仍占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虽然淮北农民因为生存策略而选择多种种植策略，尽可能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但淮北农民家庭式农场普遍较小，基本中农或富农也只有十亩至三十亩的土地，更何况数量众多的无地贫农。陈业新“认为近代皖北农民年均收入应该在220元左右，汪志国通过研究认为当时安徽农家收入应该在200~300元之间。” [34] 但卜凯所调查的皖北宿县仅食物支出就有153.48元，占总支出的59.2%。同时考虑到在当时淮北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完全依靠天气，中农可能沦为无地或少地的贫农。而原先就已无地的农民只能沦为佃农、雇农或逃荒。至于雇农的工资，以安徽宿县为例，“自1926年至1931年间，雇农男子年工普通工资约为四十串至七十串不等，妇工和童工减半。童工亦有仅由雇主供给衣食，而无工资者；以其能力有限故也。短工于农忙时，则为六百至一串二百文，闲时多为四百(银洋每元合双铜子四千)。自1931年以迄现在，男工全年工资由十元至三十二元。妇工约六元至十五元。童工约在十元左右；短工忙日自八百至二串不等，闲时多为六百(银洋每元约合双十铜子五千)。迩来雇农工资在表面上似增加一倍，然粮食和土布以及日常费用，于此数年中价增尚不止一倍。1931年春，麦子竟至每斗三元，较之1926年年至1931年间，实不啻两三倍。” [35] 同时前往江南地区的淮北农民不可避免地在原先的农村沾染不良习惯，多有赌博和吸鸦片的嗜好，“农民交易场，厥惟博者；逢集之日，赌博大兴。其最流行之赌局，曰捣。环而博者，当数十人，孤注一掷，千金不吝。大农负则斥典田产，耗其资财；小农佃农负，往往流为盗匪 [32] 。”粮食是当时农家尽可能出售变现的财富来源，农民也愿意种植产量大的谷类和豆类。并在拥有的土地上小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赚钱以应付自然灾害。
5. 结语
20世纪上半叶，淮北地区的乡村社会一直处于动荡的局面。淮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地方市场秩序严重遭到破坏，同时由于黄河引发的土地盐碱化问题，贫下中农不得不改变原有农作物选择。贫下中农的家庭式农场由于面积小，无法像富农和地主一样采取多种作物种植组合方式，在生存压力下，往往采取同一种作物种植组合类型，集中于产量大、投入生产要素少的应急作物以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在生存危机影响下，农民合理利用手中资源获取眼前利益，这并能说明农民眼光短浅，只是农民在灾荒、市场下的不得已选择。经济作物因其长期性无法在淮北大规模扩张。
农民并不是市场中的“理性人”角色，受限于知识和信息传播工具，他们并不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以调整种植结构，农民试错成本极高，一户农家也仅仅少量种植经济作物，并不能像同时期美国农家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的农业结构。淮北半无产阶级化的小农在恶化的自然环境下以生存策略为出发点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在商品化的浪潮中逐步改变自身经济结构。虽然淮北地区的大多数半无产化小农并没有通过经济活动来改变生活状态，仍然长期处于贫困，但商品化和市场化也逐步加深淮北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在灾害和市场的影响下逐步改变淮北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