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认知语言学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这一核心原则。王寅(2011)认为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影响着语言表达，语言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认知体验的结果 [1] ；同时，语言形式影响并框架人们的认知体验，进而影响人们通过透过语言形式的表面所了解到的客观世界。王寅(2014)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体现出后现代哲学中的人本精神 [2] 。
语言与世界不是直接相连的。人们无论是将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现实体验形成语言，还是通过语言去了解和把握客观现实，人们的认知都介入其中，都起了媒介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意识活动。是人们感知世界和对世界万物形成概念的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验。
既然人们的认知介入了客观世界与语言之间，那么，人的认知在认识客观世界、如何选择语言形式以及通过语言形式传递语义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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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知的主观性
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お酒は一本を飲んだ。
お酒は一本も飲んだ。
お酒は一本しか飲まなかった。
同样是喝了一瓶酒，做出了“喝了一瓶酒”“竟然喝了一瓶酒”和“只喝了一瓶酒”不同的三种表述，其区别就在于第一句是客观的记述，第二句认为多，第三句认为少，体现了发话人的自身主观性。
この猫が大きい。
この馬が小さい。
我们在形成“这只猫大”“这匹马小”这样判断的时候，在发话人内心是有一个基本的衡量标准的。“猫”再大，也不会超过“马”的个头，“这只猫大”是把这只猫与猫在人们头脑里形成的平均大小来比较的，“这匹马小”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再大的猫也比不过最小的马，在说这句话或做出这样判断的时候，出发点都是以每个人曾经有过的体验为基础的。
我们再看汉语中有关“日出东方”的诗句：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李白《日出入行》)
日出东方一点红，万物沐浴阳光中。(周希陶《增广贤文》)
自古至今，“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夕阳西下”——这些话语，都是人们日常的语言表述。可是，认真思考一下，这样的表述与客观世界是一致的吗？
我们知道，在太阳系中，地球和所有的行星都是在自转的同时，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地球的自转产生了昼夜，地球的公转产生了一年四季。由此可知：日出日落是由于地球在自转过程中的面对太阳和背对太阳的结果所致，而绝非是太阳的升起与下落。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关于语言的主观性的探讨，是自认知语言学兴起以来就的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Langacker, 1985, 1990; Traugott, 1995; Stein & S. Wright, 1995等)。最早关注“语言主观性”问题的语言学家是洪堡特。洪堡特(2004)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强调语言的使用主体对语言个性具有强大作用：“语言及其形式的规律性，决定着语言对人的影响，而决定着人对语言的反作用的因素则是一种自由的原则 [3] ”。20世纪后期，Langacker和Traugott等人对于语言主观性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即探讨了语言在表达客观现实过程中与思维意识的关联，同时也探讨了话语也映现除了发话人的个人情感、价值判断、观察问题的视角等。
主观性与命题表述相伴而产生，是语言的一个特性。关于主观性的定义很多：Lyons (1997)认为在说话中，人们或多或少要带有“说话人”的表现成分 [4] ，或者可说，发话人在产出话语的同时，已将个人价值判断、情感、立场、态度等 [5] 。表现了出来，在话语中标记下了自我的痕迹，体现出了说话者的主观参与意识。沈家煊(2001: 268)认为主观化是指语言为表现人们的主观性而采用的相应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 [6] 。
我们分析下面的例子。
ここからは上り坂だ。
ここからは下り坂だ。
当话语者站在半山腰处，面向山顶方向，从他的立足点开始为“上り坂”，面向山底，从他的立足点开始为“下り坂”。
彼が北京から東京に行った。
彼が北京から東京に来た。
这两个句子都是对同一事态进行的表述，虽然没有说话人“我”的参与，但是，句中体现了“我”的主体性。第一句的发话人“我”身处东京以外的任何地方；第二句的发话人“我”一定是在东京。发话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话语形式与语义完全不同。
一群人上山游玩，在山下的时候，碰到山上旅行团下来，问山上风景，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走到半山，又遇到一群下来的游客，有人说风景好，有人说不好。最后他们上到山顶，只见云海茫茫，他们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
(2014年湖北高考作文题) [7]
对于同一客观现实，因人的视角、审美观、心理等因素的干扰，对于同样的风景，感受的结果不同，传递出的语义也不同(张继文，2017) ( [8] , p. 94)。人们的认知是能动的，认知既影响语言的形式又影响着语义的接受，语言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张继文，2014) ( [9] , p. 51)。在这个互动体验过程中，发话人的情感、观察视角、立场、观察顺序、心理判断、价值取向，影响着认知的结果(张继文，2017) ( [8] , p. 95)。
人们的主观性认知，可以从不同的事物中识别出共同模式以及从已知的信息共同属性中推导出一般性结论；可以把无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由一件事物联想到与之关联的其他事物，产生关联性思考；也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引发的相似联想；还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对比以及事物反面的思考产生对比联想；甚至可以由因及果，由果及因的因果联想。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是以身体为基础，头脑和心智所进行的活动，是人类理性与感性的活动。
语言是主体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反映，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的结果(张继文，2017) ( [8] , p. 97)。认知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性，这一主观意识性体现在人们生成概念的概念化过程。概念化的过程就是主体对客体信息进行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把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认知从现象到本质的特征，体现了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的人的精神意识的主观性。没有主体的参与，这种反映就不可能成立。主体的参与及主观性的介入，对于认知结果的干预、影响发挥着作用。
由于认知具有主观性，语言正是通过认知所反映出的客观世界，所以，同样具有主观性。其主观性表现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认知的体验性是语言形式背后的理据之所在；语言形式又形成了人们了解、认识客观世界的认知概念框架，这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3. 认知体验：语言形式背后的理据性
我们可以由“AはBの上にある”这个论题里，可以合理的推出“BはAの下にある”，这在客观世界是成立的。可是，依据此推理，由“辞書は机の上にある”却不能推出“机は辞書の下にある”，我们可以说“辞典在桌子的上面”，却不能说“桌子在辞典的下面”，在客观世界可以成立语言形式，在语言世界却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A与B相似”也就意味着“B与A相似”，在客观世界是成立的，在现实世界，我们可以说“这只小狗和那只小狗长相一样”或“那只小狗和这只小狗长相一样”。可是，说“儿子和父亲长相一样”是可行的，而说“父亲跟儿子长相一样”似乎又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
为什么从客观的、语义等值的角度思考，认为是可行的语言表现形式，却在生活世界里是行不通的？就是因为，生活世界的语言表达映现了人们的主观性、思维意识性，在语言形式形成的背后是人们的认知体验性发挥着作用，也可以说，认知的体验性，就是语言形式背后的理据之所在。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语言形式背后的认知体验性呢？
人们在认识事物和对客观现实描述中，从感性接触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所要表达的事物的本质、特点，进行概括，从而形成对客观事物的口头或书面性语言描述，传达出某种意义，这种意义的传达就是概念(张继文，2016) ( [10] , p. 1)。概念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结果，是人们身体、大脑在与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
如何把通过概念化所形成的概念转变成为记号，其中使用最多的应该是将概念转换为语言，即语言化。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内容或意义。例如：“他是狼”，映现了话语人的心智意识中的“他”到“狼”的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是发话人思维意识中“狼”这一概念形成或被激活的过程。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是人们通过认知过程形成概念化的结果。所谓概念化是指发话人或受话人思维意识中概念形成或被启动的过程。Langacker (1987)提出了“意义即概念化” [11] ，他强调意义不是客观已定的，而是语言运用者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张继文，2016) ( [10] , p. 1)。
可以说“他是狼”也可以说“他无情无义”、“他凶狠残暴”；如果换一个场景，对于同样的他，或许又能给出不同的评价，如“他很勇猛”“他很顽强”或“他是一只小绵羊”等等。可见，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是人们经过了认知的加工过程，概念化的结果是将语义表述传达出来。所以，van Hoek (2000: 135)认为意义的概念化是词语与心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词语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 [12] 。
意义、概念在人们头脑里产生的过程就是概念化。人们传递出的意义，不一定与客观世界是等值的，或者说语言世界与客观世界未必能真值对应。文旭(2002: 91)认为意义存在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中，它具有主观性，体现了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反映了主导的文化内涵、具体文化的交往方式以及世界的特征 [13] 。
人们通过认知，即把对现实世界看到的、了解到的、想到的形成自己的见解，在自己的情感、信念、价值判断等内心过程的基础之上，进行语言的概念化，形成语言形式。这个过程，因发话人不同而不同，因时间、场景的不同而不同。
认知语言学强调的概念化是指人们形成概念的心智活动，是人们大脑对外界的产生反应后，出于语言表达需要而进行的加工过程 [14] 。话语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结果，其过程是“现实→认知→语言”。可以说，现实决定人们的认知，人们的认知是能动的，认知又决定所应采用的语言形式，从而传达出不同的语言意义(张继文，2016) ( [10] , p. 6)。
4. 语言形式：现实世界认知的概念框架
我们先看下面的例子。
春夏秋冬を通してさまざまな花が楽しめる。
この公園は、四季を通してさまざまな花が楽しめる。
一年を通してさまざまな花が楽しめる。
(籾山洋介2010：32)
从“春夏秋冬”“四季”“一年”三个构成一年的不同要素着眼，突显不同视角下的关注点，这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是由话语人概念框而决定的(籾山洋介2010：32~33)。
公園で散歩する
公園を散歩する
由格助词“で”换成了格助词“を”，实现了动作“散歩”“泳ぐ”所进行的范围向“散歩”“泳ぐ”所通过的场所转换。“で”表示在公园、小河这个范围内散步、游泳，强调的是动作进行的范围；“を”表示在公园某处、河的两岸走来走去、游来游去，或者从公园的入口到里面、小河的上游到下游走来、游去，强调的是动作通过的场所。
我们再看一下汉语的例子。
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一改贾府上下“老祖宗”“老太太”“老佛爷”等对贾母的称呼，称呼贾母为“老寿星”。刘姥姥与老太太交流甚欢，深受贾母喜爱。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刘姥姥是一位来自乡下农村的贫困老婆婆，虽然没见过世面，但是刘姥姥谙于世故，知道用语言、幽默讨好贾府的人们，让人们开心，特别是要赢得贾母的欢心。在终于见到贾母之后，她一改贾府上下“老祖宗”“老太太”“老佛爷”等对贾母的称呼，亲切地称呼贾母“老寿星”，一下子切合了贾母的心思，贾母高兴地还了刘姥姥“老亲家”的称呼。
“老寿星”这一词语，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贾府，皇亲国戚，富可敌国。贾母，在贾府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老祖宗”“老太太”“老佛爷”突显的是贾母的辈分、地位以及亲情关系。刘姥姥揣摩贾母不愁吃穿，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了，所以将长寿的老人称之为“老寿星”。这一概念框架，一下子切合了贾母的心思。
那么，什么是概念框架呢？概念框架是人们接收到某些信息、特别是语言信息时，人们的认知对这些信息的理解或解读时的产生某些概念的框定与架构。
莱考夫(2013)认为人们会从框架的角度去思考，即概念性结构。可以理解为框架是语义理解的概念背景 [15] 。框架是用来表述语言和经验、语言和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一个语词的知识结构(即框架)就是理解该语词时激发(evoke)的概念知识(程琪龙，2007) ( [16] , p. 1)。和其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一样，该理论重视使用中的语言，重视语义、语形、语言符号的关系，重视涉身经验与概念语义的关系。
框架语义是一种理解语义，认为语言交际中，仅用抽象的词典语义无法完成言语的理解，受话者必须通过语义框架来理解言语。为理解话语的语义框架就是一组丰富的百科知识(Fillmore, 1982) [17] 。一个词语的框架语义，是人们在对该词语所指对象的典型特征基础上，产生自然联想而构建的，是词语概念意义的外围意义。例如，“母亲”的框架语义包括：善良、慈样、慈爱、伟大、可亲、无私奉献、关爱子女等(张继文，2020) ( [18] , p. 48)。
框架既与语言表现形式密切相关，又与话语意义密切相关。词语、句子结构都对概念起着框定作用。在具体的话语场景下，通过运用某一词语就会激活一个相应的框架，选定不同的句式结构，就会激活影响事件概念的不同的概念框架。
下面是几组重大体育赛事的歌曲和口号，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的变迁导致语义概念的变化。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
(1990年北京第11届亚运会宣传歌曲《亚洲雄风》)
万水千山，相隔多远，
珠江弯弯，伸手相牵。
隔山遥望，跨海相约，
绿茵赛场，难说再见…
(2010年16届广州亚运会会歌《重逢》)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我和你》)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宣传口号)
一起向未来！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昂的头”“热血流”的威武雄壮，到二十一世纪的情意绵绵“伸手相牵”以及“心连心、一家人”，再到2022年在北京、张家口召开的第24届冬奥会“激情的约会”，宣传口号传递着不同的情感，从最开始的刚毅坚强到了今天的情意绵长，“一起向未来”共同追求团结、和平、进步，携手走向未来的美好愿望。虽是比赛、是竞技，但更是情感交流、建立友谊的重要场所。既是体育的赛事，又是世界各国人民一起相互了解、共同交流、书写友情、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盛会。
相反，也有一些话语框定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框架。如，“再哭，警察叔叔来带走你”。这是一句错误的、吓唬小孩的一句话，传递出的是警察叔叔来，是孩子不听话的结果，会导致孩子形成恐惧警察的认知框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应该形成危机时候想到警察，不要拒绝警察帮助的概念框架。
再如，“再不听话，就给你打针”。这句话传递的是：打针是对不听话孩子的处罚，导致孩子形成恐惧打针的概念认知。将生病，就要主动接受治疗(包括打针)这一正确的概念框架给予了歪曲。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框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会随着场景的变化、话语的展开、不同词语的使用相应地发生变化。框定(framing)就是运用符合自身思维意识或经过概念化过程所形成的语言，进行会话交流或对事态的描述。重新框定(reframing)就是通过包括词语、句法结构在内的语言形式的变换，改变对方或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张继文，2020) ( [19] , p. 148)。莱考夫通过对美国总选举时的政治话语分析，提出重新确立框架，应该利用自己真心相信、传达自己真实道德价值观的框架来进行沟通。它重视使用中的语言，重视语义与语言形式的关系 [20] 。
语言形式与语义密切相关，不同的语言形式框定着不同的语义概念，传递出时不同的概念内涵。石毓智(2017)认为不同的语言结构对应着不同的语义表达，不同的语义必然用不同的语法结构来表达 [21] 。语义框架在互动中全面指引着思想和行为，并建立了环绕互动关系的边界和约束。弗洛伊德认为，语言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工具，具有特别的力量。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种力量就是超越词语表面的深邃的概念结构。话语能给别人带来异常的喜悦，也能带来极度的绝望，话语能激发人们的激情，也能挫败人们的斗志，甚至影响别人思考，能改变听众的判断和决定(张继文，2020) ( [19] , p. 151)。
5. 结语
关于“现实–认知–语言”三者的关系，王寅提出了从左向右的关系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从中向左右的关系是认知反映现实，认知依靠语言凝化；从右向左的关系是语言反映和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和影响现实 [22] 。
“每一话语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洪堡特的一个语言理论观点。人们通过语言反映现实，说话人的视角、主与次的设定、情感以及心理判断等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说话人的话语中。甚至可以说语言是人们思维形式、认知结果的凝化(张继文2017) ( [8] , p. 97)。
认知是语言形式表征客观世界的必由通道，人们在运用语言符号对现实世界的事件表述、语义传达过程中，语言形式的背后传递出话语主体的主观性、概念化的思维意识。在生活世界中，话语与人类的思维、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是人们思维意识的映现。
同样，认知又是语言理解与语义接受的必由通道。“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 [23] 。人以语言的方式与世界相遇，世界在语言中向我们呈现出它的面目。我们在了解现实，认识世界，人际交流过程中，语言是手段，语言形式框定了人们的认知体验，不同的语言形式框定着不同的语义概念。
因此，我们在理解语言文字以及交际中的话语时，我们的主观性、体验性起着能动作用；我们在形成语言、发出话语时，更要考虑受话人语义接受时的体验性与概念建构，只有这样，在生活世界里的语言交流、社会交际才能达到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