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提盒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储物器具之一，提盒的出现源于唐五代时期户外出游时的储物运输需求。明清时期提盒除了在旅游、嫁娶中作为户外运输器，还进入室内成为储物家具。游具提盒则专指户外旅游时所携带的提盒。目前提盒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现存大量明清提盒实物的形制、工艺、纹样等外观的归纳总结，对与游具起源紧密相关的游具类提盒的关注较为匮乏。
当下设计史的研究除了借助物质文化、技术史的视野，还出现了设计文化史的转向。即认为设计并非是具化人造物或系统的形式属性，而是表达了人造物或系统的文化内容。因此将设计看做一种彻底的文化现象，设计史可以成为文化史 [1] 。游具提盒与古代旅游生活紧密相关。旅游作为一种古代上层阶级独享的活动，又与文人群体和隐逸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本研究试图由表及里，从明代游具提盒的形制“现象”，再到文化“动因”，揭示明代提盒设计变化背后的文人隐逸文化转向。
2. 8至17世纪游具提盒的形制分类与演变
由唐至明近千年间，提盒形制随时间流逝在传播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于材质的原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明以前的提盒几乎没有实物遗存，不过在旅游题材的古代绘画中可发现其踪迹 [2] 。以图像学方法对唐、五代、宋、元、明时期旅游题材绘画中出现的游具提盒进行搜集，共搜集到25个例器。再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型式分类，以探析明代游具提盒的形制来源，见图1。
2.1. 游具提盒形制类型
游具提盒据盒身层数多少分为A、B两型：A型为单层盒身，B型为多层盒身。
A型游具提盒为单层提盒，以竹木为框架，竹藤编织为覆面，底部有小脚，站牙均为三角站牙。A型主要出现在唐至宋时期，是提盒早期的形制。A型分为两式：AI式提梁无拉环，是提盒最早的形式，唐阎立本《女孝经图卷》中出现过此式；AII式提梁有拉环，五代、宋最多此式，董源的《征人晓发图》、宋《春游晚归图》、萧照《中兴瑞应图》中有此式。A型提盒还出现了一种Aa亚型，此型特征是盒盖为盝顶，盒盖为便于绳索捆系而作边棱为斜面，此型仅见于五代董源《洞天山堂图》。
B型游具提盒为多层盒身，此器型数量较多，主要出现在五代至明时期，可根据底托的有无与形态分为abc三个亚型。Ba型以竹木为框，藤竹编为覆面，底部无底托，有小脚，均为三角站牙，五代至宋有此式。Ba型又据提梁有无拉环分为二式：I式提梁有拉环，见于董源《江堤晚景图》、李嵩《骷髅幻戏图》；II式提梁无拉环，见于刘松年《西园雅集图》、《四景山水图》。Bb型通体木作，有底托，沿袭了Ba型的小脚，出现于元至明初，是Ba型与Bc型之间的过渡器型。Bb型又据站牙的形态与拉环的有无分为二式：BbI式为三角站牙、提梁有拉环，三角站牙有Ba型遗风，器例较少，可见于王渊《松亭会友图》；BbII式为云板葫芦形站牙、提梁无拉环，见于盛懋《春山游骑图》、唐寅《松林扬鞭图》。Bc型通体木作，有底托无明显小脚，其四脚微凸与底托一木连做合为一体，明代提盒以此式为主，是提盒的成熟形态。Bc型可据站牙的形态与拉环的有无分为三式：BcI式为三角站牙无拉环，见于元代张远《潇湘八景图》；BcII式为云板葫芦站牙、有拉环，数量较多，如元龚开《钟进士移居图》、明《麟堂秋宴图》中均见此器型；BcIII式为云板葫芦站牙、无拉环，数量最多，仅明代有此器型，仇英《春游晚归图》中有此器例。
2.2. 游具提盒形制分期与演变
据游具提盒的型式进行演变的分期，可分为四期。唐代是游具提盒的第一期，仅出现了AI型提盒，且类型单一数量很少。五代至宋是第二期，A、B两型皆有，有AII、Aa、BaI、BaII，型式丰富，但还是继承唐代式样，以竹木构藤编覆面为主要材质工艺，工艺技术限制了其底托、站牙形制的进一步发展。元代是游具提盒的第三期，有BbI、BbII、BcI型，器型丰富，是提盒抛弃竹木竹编工艺、全身采用木作工艺制作的初期，此时期出现的三角站牙、底托下突出的小脚均受二期形制的惯性影响。三期的提盒使用了新的材料工艺但还未产生新的符合新材料工艺的形制，于是借用旧的形式，是一种过渡期。明代是第四期，此时的游具提盒器型不多，稳定在BcII、BcIII两型，无脚的底托和富有装饰性的葫芦云板站牙均是提盒形制适应木作工艺的演化结果。由以上分期与演变可见明代所流行之BcII、BcIII两型提盒样式之演化来源。
3. 明代游具提盒设计的创新与转型
明代的游具提盒以BcII、BcIII两型为主的同时，还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两种特殊的器型。通过对《遵生八笺》中所载文人创制的游具提盒以及传世的“扛箱式柜”的案例分析，发现这两种器型分别显示出“精致巧适”和“器用分离”两种设计特征：一种器型由文人创新设计，延续BcIII型结构的同时使游具提盒的设计向纵向之深度精致工巧化发展，以“精致巧适”的功能物满足逸游时对“适意”的追求。另一种器型则保留了BcIII型游具提盒因户外运输功能产生的结构，但这些结构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器用分离”的冲突成为其最大的设计特征，显示此类器型实质已转型成为一种室内家具。
3.1. 精致巧适——文人逸游中提盒设计的延续与创新
明代文人士大夫群体对家具设计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感 [3] 。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游具》中设计一对提盒、提炉，形制借鉴了明代流行的BcIII型游具提盒，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结构的优化创新，以更好适应旅游时的饮馔需求，见图2。本文对高濂的设计稿进行了模型与结构的复原，见图3。
提盒用于旅途中杯碟菜肴的储存运输，“内装酒杯，酒壶，箸子，劝杯，小碟以置果肴供酒觞、大碟以置鲑菜供馔箸。” [4] 高濂的设计创新在于，首先为保证夏日户外提盒中菜肴不至腐烂，他改变BcIII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forms of the tourist implement lift boxes from the 8th to the 17th century
图1. 8至17世纪游具提盒的形制分类与演变①
型提盒上下摞起的“撞制”式盒身而作插门“小橱”式盒身，并在两侧盒身和盒门上凿出空棂，从而使提盒中的空气能借空棂流通交换；其次他针对不同杯碟的放置需求对盒身内部的隔层的数量与空间排布做了科学处理，上部分隔为六个扁长空间以置菜碟，下部较高空间以置壶杯。
提炉用于旅途中食物、酒水的加热。提炉的设计创新在于，它继承BcIII型提盒的外观，但对盒身内部结构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行炉：提炉分三层盒身，上层置炭，中层造炉，下层作灶。下层内用铜造水火炉，中分二孔，左孔炷火，置茶壶以供茶。右孔注汤，置一桶子小镬有盖，顿汤中煮酒。此提炉是以提盒形制为基础，集温酒、煮茶、热粥等功能一体的便携式炉具。
Figure 2. Lifted box designed by Gaolian in Ming Dynasty
图2. 明代高濂设计的提盒②
Figure 3. Restoration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i’s tourist implement lifted box
图3. 明代文人游具提盒的设计复原与内部结构③
3.2. 器用分离——斋室生活中提盒设计的冲突与转型
另一种器型延续了BcIII型的底托、站牙、提梁等结构，但盒身改上下摞起的撞式为一体，开合方式为双扇门对式开或一扇插门式，明式家具收藏家伍嘉恩女士称此类器型为“扛箱式柜” [5] 。此类器型有较多明代的传世实物，其最大的特点是“器”与“用”产生分离与冲突，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分离、材料与功能的分离两方面。
3.2.1. 形用分离
此类扛箱式柜的“形用分离”最突出地表现在提梁结构的弱化与提盒原本应承担的运输功能的冲突，表现在两方面：1) 提盒提梁提手与盒身顶部空间越来越小直至消失。如图4-编号2的黄花梨扛箱相较于《遵生八笺》中的BcIII型游具提炉，提手与盒身顶部空间更小；图4-编号3的罗锅状提梁中部凹陷与盒身顶部相接，人手和担子均无法穿过；图4-编号4、图4-编号5两个提盒式箱的提手与盒身直接贴合，中间的空间完全消失。提盒提梁提手与盒身顶部空间原本可容纳人手或担子进入以便提起提梁和提盒，但扛箱式柜提梁提手与盒身顶部所预留的空间逐渐减少，以至无法再承担运输功能。2) 提梁相较于提盒整体体积变得越来越细。提梁的粗细决定着提梁的牢固程度和其承担运输的重量能力。以提盒正视图中提梁的厚度为w，提梁高度为h，w/h的数值能大致反映提梁厚度与提盒整体体积的关系。数值越小，提梁厚度相对于提盒整体体积越小，提梁承担提携运输的能力越弱。从图4案例来看，室内用提盒相较于游具中的提盒，除了编号3例器，其他案例的w/h数值均小于游具提炉的数值。扛箱式柜提梁的细化也使其无法再承担运输功能。
Figure 4. Design conflict analysis of Ming Dynasty carrying box cabinets
图4. 明代扛箱式柜的设计冲突分析④
3.2.2. 材用分离
扛箱式柜的“材用分离”表现在其贵重的材质与其提盒外形所暗示的运输功能的冲突。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游具》中明确指出游具提盒是轻木所制，质量较轻适宜户外搬运。图4的扛箱式柜器例的材质均为黄花梨等贵重硬木，其重量和材料的贵重使其并不适宜户外的移动与风吹日晒。正如图4-编号4的收藏者对此器评价“内设抽屉多具，黄花梨制，空箱重量十足，放满物品后更难扛起。提梁与立柱上下虽有铜件加固，但硬木制的箱身异常沉重，横梁榫卯绝对禁不起长时间手提或穿杠抬行。是精工制作的贵重高级家具，并不适宜搬抬上路被日晒雨淋。”
以上对扛箱式柜造型材料与功能的冲突之分析显示，此类器物虽是由BcIII型游具提盒演变而来，但实质上已不做旅游中的运输器，转型成为了一种文人斋室生活中兼具赏玩性质的室内储物器。
4. 明代游具提盒设计的文化解析
同样是从BcIII型游具提盒演化而来的两种器型，为何一种极尽工巧以继续满足文人旅游中的功能需求，而另一种器型却特意保留了游具的结构特征进入室内转型成为储物家具呢？本文试图对游具的这种创新与转型做功能转变的性质判定，并对这种转变作文化的归因分析。
4.1. 从“致用”到“象征”的物之意义生成
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创新设计的游具提盒提炉，其设计特征可用“致用”概括。以工巧精致的内部结构集文人旅途所需的各式功能于一体，将文人对风雅的生活理想缩于一方精巧之设计物中。文人对提盒功能的创新一方面体现了明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家具设计的实用性原则，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明代文人淡于仕途“隐逸”观之下对艺术化“闲适”生活细节的追求 [6] [7] 。游具提盒演变出的室内用扛箱式柜，其设计特点在于其“象征”性。明式家具的室内储物器有多种，扛箱式柜偏借游具提盒的造型，实质上是文人对游具提盒造型象征语意的借用，以表达不事庙堂、悠游湖山的“隐逸”心态。由于游具提盒自唐至明便长期出现在文人逸游题材的绘画中，古画展现了提盒游具的形制，也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叙事语言与图式，提盒游具因此生成了风雅文士隐逸山林的文化象征意义 [8] 。见图5。提盒形制所承载的功能从而完成了山林中的“致用”性向斋室中的“象征”性的转变。
Figure 5. Lifted box in Picture of a Man Returning Home after a Spring Excursion
图5. 宋《春游晚归图》中的提盒⑤
4.2. 从“山游”到“卧游”的隐逸实践之变
游具提盒的功能转变动因是明代文人的旅游方式——隐逸实践从“山游”向“卧游”的转变。明代游具提盒的两种演化器型应用场景分别是户外和室内，对应了“山游”和“卧游”两种隐逸实践。“卧游”是南朝画家宗炳晚年开创的独属于文人的旅游方式，他一生嗜游但晚年因病困居，故将游历过的山水绘于墙壁借以卧游。晚明文人“山游”兴盛，但在财力限制、身体原因和隐逸观念的转变之下，文人间兴起了于斋室间以“卧游”的方式进行精神旅游 [9] 。提盒形制的应用场景因此从户外进入室，扛箱式柜内以其造型的“隐逸”象征功能成为文人室内“卧游”之隐逸实践的物质媒介与载体。
4.3. 从“身隐”到“心隐”的隐逸观之隐喻
隐逸实践转变的内核是文人隐逸观的转变。隐逸现象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儒家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老子标榜“小国寡民”的“无为”与“出世”；佛教禅宗提出“放舍其身，令其自在”，隐于内省的顿悟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为明代文人的隐逸提供了理论根基。明中晚期集权统治压抑混乱，文人立功之心不兴、处隐意识风行。晚明文人远离庙堂并纵游山林，体现了一种“身隐”的隐逸理想。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人的处隐观出现了“身隐”向“心隐”的转变 [10] 。“心隐”观主张“上隐隐于心”“大隐隐于朝市”，认为即使混迹朝市，但内心不忘山林，也可称之为隐。文人隐逸观的转变使隐逸文化实践从山林转向室内，提盒形制在设计的创新与冲突中完成了从户外运输功能到隐逸文化象征的功能转型。明代文人斋室案头扛箱式柜的提梁、站牙等源自游具提盒的造型结构，失去原本的功能意义成为一种能指，其所指便是晚明文人身处朝市又依然神往山林的“心隐”观。
5.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旅游题材绘画中的游具提盒图像，发现明代普遍流行提盒样式之形制源自唐代，历经长期演变后稳定于明代。明代游具提盒的典型形制演化出两种新器型，一种延续作为游具的功能性并更为工巧致用，另一种发生功能转型成为室内储物器，“器用分离”是后者最大设计特征，象征性成为其功能意义。从设计文化的角度分析，此种转型可归因于文人隐逸观转变带来的文人隐逸文化实践、旅游方式之转变。
明代提盒形制之“表”，体现了明代在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意识之“里”。对明代提盒形制演化与转型的分析，是古代造物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展现了设计的表现形式与社会内部动态文化结构的平衡反馈机制。能助力家具研究小众领域旅游用具的设计研究，也帮助我们了解明代旅游生活物质文化与社会风尚，对探讨器物设计转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
注释
①图1来源：作者自绘
②图2来源：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时期雅尚斋刊本高濂撰《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下页四十、四十一
③图3来源：作者自绘
④图4来源：作者自绘
⑤图5来源：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