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世纪以来汉维语借词就被居住在新疆地域的文人学士所注意，并出现在自己的诗文中，其中以开创了借用维吾尔语词汇“之最”的林则徐最为典型，他在《回疆竹枝词》(共24首)诗中包含借用维吾尔词语的诗就有14首，就维语借词数多达至25个。除此之外，曾任左宗棠幕府的施补华在《泽雅堂诗集》中也出现有“伯克”(古代一种官职)、“普尔”(钱)、“坎儿”(井)、“腾格”(银元)、“吉贝”(棉花)，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中亦有“鸯哥”(对妇女的称谓)、“梭梭”(沙漠植物)等维吾尔词语的借用。截止至今，不同时期出版的有关现代维语教材的词汇章节中都有对借词的简略论述，在此不一一介绍了。
汉维词汇互借与语言教学、语言社会、语言历史研究的发展紧密相关。借词研究在词汇研究中始终占据着的中心地位。然而借词是语言接触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词汇系统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借词的借入与借出。对于借词的研究自然不容忽视，很多汉维语研究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汉维语借词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致力于汉维语借词的相关研究。
2. 国内汉维语借词研究统计分析
借词亦称“外来词”，最初称为“外来语”，后来又有“借词”“借字”“外来概念词”等诸多名称。本文以数据统计为基础，从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汉维“借词”和“外来词”关键词的文章作为统计源，统计分析40年来汉维语借词的研究。获得相关文献后，笔者全文通读了68篇文献，并依据调查大纲将论文作者信息、理论依托、内容类别、主要成果等作以详细记录(图1)。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cluded in CNKI from 1981 to 2022
图1. 1981~2022年中国知网收录相关文献分布图
统计结果显示，1981年至2022年，我国期刊公开发表、并收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关于汉维语借词研究的文章共有68篇；主要发表在《语言与翻译》《民族翻译》《民族语文》《双语教育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等翻译教育研究学类和《新疆大学学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昌吉学院学报》等高校学报类以及《新疆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期刊上。特别是21世纪以来，相比20世纪末期的汉维语借词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地研究成果。1981年至2022年间发表的68篇有关汉维语词汇互借的研究文章中，2011年是发表最多的，9篇，占13.23%；其次是2017年，7篇，占10.29%和2015年，7篇，占10.29%。汉维语研究者在“借词”、“外来词”概念选用方面，绝大多研究者都选用了“借词”，另有少部分研究者使用了“外来词”。
3. 关于汉维语借词与新造词分类类型混淆的问题
(一) 借词与新造词的本质
1) 借词的本质
“外国语言和本土其他民族语言中连音带义吸收来的词” [1] 是对借词的狭义界定，指的是在语言接触中，通过连音带义的方式，从外国语言和本土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汇。而广义的借词界定是指“从外国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来的词” [2] 。
广义的借词包括狭义的借词，即通过连音带义吸收来的词汇，同时也包括通过其他方式吸收来的词汇，如音译借词(根据原词的读音译)、半音半译词(部分音译组合部分意译)、形似借词(形式和含义类似)、衍生借词(派生词汇)、合成借词(词素组合)等等。狭义的借词界定强调了具体的方式和特定的语音现象，即连音带义，而广义的借词界定是包括各种从外部源语言或本土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来的词汇。
在《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2017))一书中指出，根据借词的吸收方式和构造，可以大致将借词分为四大类：音译借词、半音半译或音意兼译词、音译前后加注本族语语素和借形。在《汉维对比词汇学》(马德元(2004))专著中提到，外来词的借入方式不外乎音译、音译兼意译，意译词严格来说不是借词。因为意译词创制时所用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都是本族语中固有的。
2) 新造词的本质
新造词语属于新词的其中一种，是指那些新颖色彩明显是外显而稳定色彩并不浓厚的词语，特点在于“造”，这是一个动态标准，即这些词语是人们根据语言的结构规律以一定方式创造出来的。新造词中包含了一种称之为“翻译造词”的造词方式，大体可分为音译、意译和音译兼意译三种方式 [3] 。
(二) 借词与新词的分类类型混淆导致汉维语借词类型“扩充”
本文在所搜集到的68篇相关文献中，有不少学者混淆了借词与新词的概念界定，导致汉维语借词的类型范畴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借词的类型涵盖的内容中将新造词中的“意译”词也划分到了其内，从而导致了借词类型的划分扩大的问题。在借词原有的分类基础上增加了“意译词”或“仿译词”的借词分类类型，但这两者都不属于借词的类型范畴，而是属于新造词中的类型分类。
1) 分类类型混淆的出现
首次在汉维语借词类型分类中，提出借词类型中包含“意译词”的文章是张洋在1998年发表的《论新疆汉语方言的维吾尔语借词》，内容指出“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语借词以音译词、意译词、维汉合璧的词三种为多” [4] ；学者张莉萍在2006年发表的《试论维吾尔语的汉语借词》一文中写道“维吾尔语词汇借用汉语词汇主要有全音译、全意译、音译兼意译” [5] ；张琦于2008年发表的《从借词看现代汉维语言接触及文化影响》在“汉语中的维语借词”部分提出“直接翻译借入。维语词直译成汉语，理解它的含义要从维语角度出发。” [6] 除此之外，也有阿不都若夫·塔吉(2008)、刘亚男(2010)、王娟(2015)、樊笠(2017)、李洁(2017)、纪光(2017)等学者，在各自文章中对于汉维语借词类型的划分范畴里，都增加了“意译词”(全译词)或“仿译词”的借词类型。
在借词类型中增加了“意译词”这类的归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借词的概念，但同时也增加了对借词范畴的理解和研究的难度。因为在这些学者所提及的“意译词”和“仿译词”是新造词中用本族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加以本族语的语素构成的词汇。应当看作是两个民族在日常紧密的双向接触中，是由本土化只依据其内容意义所产生的新词。这样情况下的借词范畴外延，不仅影响了对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解，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语言学研究的误解和混淆。
2) 要区别对待借词与意译词
虽然学界中不同的学者对于“只涉及借音或借义的借词”做出的分类存在着一些外延交叉的情况，但关于意译词的归属问题，认为其不属于借词划分类型的学者居多。
马德元(1995)先生把借词和译词看作外来语词的两个种类；王景荣(1998)学者在文中以狭义的借词概念严格限定借词类型，指出判断借词应主要从语音方面着眼，即无“意译词”的划分；喻捷、张庆宏(1999)提出维汉两种语言都需要不断地创制新词术语，从汉语译成维语的“意译词”，又称“仿译词”的词汇发展新趋势收到了人们的瞩目；高莉琴(2005)教授主张将借词与意译词要区别对待。有关研究汉维语的学者，如袁生武(1998)、钟家芬(1995)、王远新(2021)等学者均持此观点。另外笔者参考了所搜集到的关于借词概念界定范围的资料，如吕叔湘(1941)、高名凯和刘正琰(1984)、黄伯荣和廖序东(2017)等学者对外来词的概念定义，以期尽可能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他们认为纯粹用意译方法来仿造别种民族语言的新词，虽然代表着新的概念，但仍然是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方法造出来的，不是真正的外来词。
笔者也较为认同以上学者的观点，认为意译词不属于借词范畴，意译词语只是引入新的外来“概念”，但引入的“概念”在本族语中也是早已出现的，只是不同民族语言的词语，在用于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意义方面，无论是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同的。这时的“概念”被本土化新词中的意译词所取代，是由语言创造力和自身语言规则生成的，所以意译词和仿译词不作为借词划分类型是合乎语言实际的。正如学者黄伯荣和廖旭东所说：“用纯粹意译法构成的新词，一般不算外来词，因为它是根据外语词所反映的事物或词义，用汉语的语素按汉语的构词法造出的。” [7]
3) 造成混淆的原因
概念界定不清晰。造成借词概念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概念界定的不清晰。不同学者对于借词的定义和界定存在差异，缺乏一个统一的准确定义。这种缺乏一致性的概念界定使得借词的分类划分标准变得模糊和混淆。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学者对借词概念的界定过于笼统。在描述有关借词概念的界定时，有些学者可能选择使用“掺杂”“吸收”或“借用”等词语进行表述，但对于是选取语言内部的音和义，还是外部的语素或认知概念并未明确提及，这也可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定义模糊定义，难免存在着有意回避的情况。
语言变化与演化。借词和新词的形成可能涉及多种因素和过程，包括语言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等，不同来源的影响使得概念界线变得模糊。首开汉维语借词研究先河的学者刘氓，于1981年在《民族语文》期刊中发表的《汉译维的词语标准化和民族化》一文中指出，1979年以后，在报刊、广播上突然把广大群众口语中早已使用习惯的许多汉语借词统统改成了维语意译词。这样大幅度的翻来倒去，势必引起群众对一些词语的概念的误解。
个体差异。不同学者对于借词的界定可能在关注的方面有所不同。有的学者可能更侧重于语音和形态层面的变化，将连音带义吸收来的词汇称为借词；而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语义上的转移，将意义上相似的词汇也称为借词。这种不同的界定观点导致了借词概念的模糊性。
为了解决这种模糊和争议，需要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明确定义借词和新词的概念，并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定义。同时，学术界也可以加强对借词和新词概念界定的讨论和探索，以促进该领域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借词和新词的定义问题体现了语言发展的复杂性。清晰地划分借词和新词的范畴对于深入理解语言变化的规律、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语言本身的创造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和讨论中保持开放的态度，并结合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更加准确地区分借词和新词的概念。我们应该加强对此的研究和讨论，以进一步提升对语言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4. 关于汉维语借词研究的展望
新疆自古以来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语言相交融的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新疆独特的语言状况。汉族作为我国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作为新疆的主体民族，研究二者间词汇互借的发展全貌及其发展概况，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而且对文化传承、创新和丰富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汉维语借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在过去的40年来在汉维语借词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认识到我们研究的相关理论体系亦需要更加科学规范，以及研究体系有待更加优化完善。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继续加强对借词现象的深入探究，提升研究的层次和深度，并致力于建立科学规范的汉维语借词研究体系。
(一) 理论体系有待更加规范科学
1) 规范借词分类类型标准
研究借词的学者在不断地拓宽边界，积极探索借词的新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却走向了极端，摒弃了独立思考的学术传统，无意之中混淆了新造词中“意译词”的这类项，扩大了借词类型范畴的外延，甚至扩充改变了借词的内涵。在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引导下，借词分类类型标准开始错位，进而又导致对借词的定位不准，虚加“意译词”类型。这将对汉维语借词研究理论的发展进行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准根源，以冷静、求实的态度看待虚增的“意译词”“仿译词”的问题，明确借词概念，抓住借词分类类型的本质属性。
在汉维语借词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通过全面深入的探讨，形成一个严密科学的规范理论体系。例如，在进行研究之前，需要明确定义汉维语借词研究主题的核心概念和范围，清晰借词界定和定义所涉及的概念，以确保研究者对于每个概念的理解一致性。并对相关概念进行分类和归纳，帮助理论体系的组织和逻辑结构的构建，确保理论体系内部各个元素之间存在明确的逻辑关联，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完整性的结构。同时，持续修正和更新理论体系，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和新的发现，及时调整和完善理论结构。通过严格遵循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提高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并使其能够为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指导。
这里要特别说明，在文中前部分所提到的学者们虽然将“意译词”纳入了借词分类类型，但这些学者的整体论述为后来的科学规范汉维语借词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些观念至今仍熠熠生辉。
2) 科学表述借入借出关系
在相关借词方面的研究中，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语言间的借词关系，笔者建议使用“本语言中的某源借词”的术语。通过这样的术语，我们可以清晰明了地辨别两种语言之间的“借入和借出”关系，在研究中减少对涉及本族语和非本族语借词辖域的理解歧义。例如，对“从汉语借入到维吾尔语的词汇”进行描写时，可以称之为“维吾尔语中的汉源借词”；相反，如果是从维吾尔语借入到汉语中的词汇，则可以称之为“汉语中的维源借词”。这样的术语使用可以避免产生理解差异，尤其在没有上下文帮助的情况下，更能准确理解借词的方向和含义。以“汉语借词”为例，这个术语所展现的究竟是借入到汉语的借词，还是从汉语里借出的词汇，如果使用术语“本语言中的某源借词”，就可以清晰地表达出两个词汇之间的借入和借出的逻辑关系，从而消除了可能产生的混淆和误解。因此，在相关借词研究中，精确的术语使用对于准确传达借词关系和减少潜在的歧义至关重要。
科学规范汉维语借词的相关研究，可以促进各族语言词汇的正向发展，形成系统统一性的研究体系。科学规范汉维语借词的研究对于推动各族语言词汇的正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借词的规范化研究，我们可以避免不同语言之间过度借用而导致语言同质化的问题，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各族语言的独特性和特色。这种互补性和共生性的语言环境，将丰富我国语言的生态系统，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二) 研究体系有待更加优化完善
1) 增加实证类的调查研究
对于汉维语词汇互借的研究极大多数学者多采用的是“文献法”“聚类分析法”“量化分析法”，来探讨借词类型内容，去强调词汇语言内部的方面的结构描写。而缺乏对产生借词的环境或对地域时代、社会因素等宏观方面的研究。我国汉维语借词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其中会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但很少有的实证类型的研究。如对汉维语借词使用者的年龄、职业、地域、心理等语言生态特征方面的研究往往是缺乏的，只因这样实时、实际、特定区域或人群的研究费时费力，难有成果。
在今后的汉维语借词研究应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积极开拓新思路，如不止于书面文献方面的借词研究，应该扩展到多理论来源、多学科途径、多话语取向以及多范式基础之中。有意识地增加实证类的调查研究，了解实时的、动态的、客观的汉维语借词发展现状。在实证调查的过程中也要综合考虑各种文化学、生态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理论与汉维语借词研究结合的可能性，期以发现更切合实际的成果，在多元理论角度评述汉维语借词研究。结合国内外其他语言的研究，建构科学的汉维语借词发展的理论框架，从语用、语境、社会心理等从不同的角度寻找不同的发展模型。
2) 提供优良的环境与资源
在我国高校的研究体系中，对于汉维语借词研究而言，目前仅限于个人研究范畴，缺乏学科体系的支持。而有关借词的研究在一些欧美国家已形成气候，有专门的网站和论坛，并已召开了多届学术研讨会。如在2014年，国外学者们建立了一项名为“外来词类型学”(LWT)的项目，旨在对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41种语言中的外来词进行分类，并对跨语言示例进行概括，评估语言之间的系谱亲缘关系，以及借用的可能性与接触情况类型等问题。马丁·哈斯佩尔马斯(Martin Haspelmath)和乌里·塔达莫尔(Uri Tadmor)在所编写的《世界语言中的外来词比较手册》(Loanwords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Handbook)中详细记录了这项工作的进展。随着这本专著的出版，由41种语言组成的在线“世界外来词数据库”(WOLD)也逐渐完善。该数据库由41个独立的语言子数据库组成，每个子数据库中包含约1000~2000个单词或外来词类型学含义列表上的对应含义。对于每个外来词，数据库提供了捐赠者语言和词源信息，以及一些关于借用情况的描述。
尽管马丁·哈斯佩尔马斯和乌里·塔达莫尔在WOLD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但该项目的成功既要依赖于广泛的团队合作、也要有组织机构的资助和支持，同时还要依靠于语言学家和学术界的积极合作与贡献。WOLD项目得以顺利进行离不开这些资助与帮助的支持，只有通过多方的专业贡献和协作，WOLD项目才能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在强调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问题，也应该重视为研究者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和资源支持的问题。这包括建立合适的研究组织架构，提供充足的经费和设备等。同时，应鼓励学术界、学术机构以及各种资助机构与研究者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合作，以提供更广阔的研究平台和资源支持，促进研究者展示他们的专业能力。
通过积极为研究者创造有利的研究环境和资源支持，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思维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借词研究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这有助于提升研究者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借词研究赋予了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为推动借词研究不断创新与发展，便要重视为研究者提供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支持的问题。
3) 建立系统性的研究机制
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有意识的机制，来跟踪汉维语词汇互借现象的发展演变。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维语言接触的发展变化也在加速。要是有一种机制，保证平时就注意捕捉它的细微变化，而每隔五年或十年再来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这样就可以使我们不仅在宏观上，而在微观中也能探究其社会的发展演变；或是借词究竟能给语言的发展演变倾注多少活力和倾注一些什么样的活力；同时也能了解语言符号的结构系统在受到社会的影响以后又是怎样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变化。这样一来汉维语借词研究不仅可以发展成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借词研究的借鉴者，也必将成为新时代词汇研究主要参考对象之一。而这种机制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汉维语借词多元语料库。建立一个汉维语借词语料库，搜集和保存相关的语言数据和实例，包括书面文献、口头语料、多媒体文本等。汉维语借词语料库可作为研究者进行系统和长期观察的重要信息来源。为了确保语料库的质量和可信度，也需要建立合适的数据采集和整理方法。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要注重数据源的权威性和可靠性，避免不准确或带有主观偏见的材料进入语料库。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标注，以便后续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语料进行分析和研究。
通过建立汉维语言互借的语料库，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相关的信息，探索和分析汉维两种语言的互动和交流。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还能够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样的语料库还有助于汉维语言的教学和学习，为语言学研究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中，建立汉维语言互借的语料库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推进周期性的实证调查。周期性地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采集汉维语借词的实证数据。这可以通过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社群调研等方法来获取语言使用者的意见、观点和真实语料，从而全面了解词汇互借现象的变化，更深入、详细地了解汉维语借词现象的趋势。
通过这些周期性的调查和实证数据的采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发展方向，为相关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当然，在推进这一研究过程中，也应注重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确保研究活动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建立并完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学术研究深入的机制，提供广泛而多样化的交流机会，包括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以便学者们分享研究成果、互相辩证和探讨借词研究的最新动态。同时，鼓励和支持学术期刊的出版，为学者们展示和交流借词研究成果的平台。以便学者们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库，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借词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并鼓励学者们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共同面对借词研究中的复杂问题，推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和进步。通过促进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之间的生态合作，可以共同探讨借词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变迁机制。这种多学科的合作可以促进知识的交叉与融合，为借词研究提供更全面、多维度的分析和解释。加强学科生态合作和资源共享，可以推动汉维语借词研究的深入发展，为学者们提供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机遇，促进该领域的繁荣与进步。
5. 结语
本文回顾了我国汉维语借词研究的进展情况，笔者发现国内学者从语言接触、方言、民族交往、多元化的学科理论角度等方面对汉、维语借词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探索。虽然我国汉维语借词研究的历史较短，尚未形成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规范其研究理论和丰富的研究方法。但对维语汉维语词汇互借地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我们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各位学者都为进一步深入汉维语借词的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汉维语借词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其中分类不准确、数据偏颇、理论框架的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积极正视这些问题，并以扎实的科学态度解决它们。为我国民族关系研究提供可靠的参考，积极回应时代的关切，以行动服务国家战略，凸显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实践和价值。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