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946)将隐喻思维界定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模式，强调了人类思维的根本隐喻性 [1] 。他认为，隐喻思维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是一种“超越性”思维，它能够越过传统逻辑思维的束缚，如概念定义、判断和推理的严格结构，以直观和抽象的形式对认知对象进行综合概括。隐喻不单是文学创作中的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语用现象，在文本解析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通过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文本的语用特征，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还可以为揭示文本的美学价值提供一种客观的基准，而非单纯的主观推断。
在此背景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 ，一部由当代作家林奕含所著，于2017年2月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便成为了分析的焦点。此书深刻描绘了主人公房思琪在遭受补习班老师李国华长期性侵后精神崩溃的悲剧。虽然书中的人物，如思琪、晓奇、怡婷等，都是基于作者个人经历的虚构呈现，但为了保护隐私，林奕含巧妙地以不同角色分别呈现自己的遭遇。该小说以其优雅的文笔和巧妙的隐喻手法闻名，不仅获得了2017年度的多项文学奖，也在网上激发了广泛讨论，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然而，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的抑郁症复发，作者在作品发布仅两个月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本文旨在通过对林奕含使用隐喻的深度分析，探讨其在隐喻背后关于生与死、自我认知的复杂看法。
2. 关于概念隐喻的既往研究综述
隐喻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起初着重于修辞学，随后转向语义学，最终以认知科学为中心。其中，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2015) [3] 引入了概念隐喻的理念，开创性地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深植于人类思维、概念构建和交流中的关键认知机制。这一观点意味着对隐喻的研究由修辞层面转向思维层面，标志着隐喻研究正式步入了认知科学的领域。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一种跨域映射的机制，即通过一个领域(源域)来理解和经验另一个领域(目标域)的现象。这种跨领域的映射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认知过程，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概念隐喻主要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大类 [3] (见表1)。结构隐喻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已熟悉的概念来构建和理解另一个概念的隐喻框架。方位隐喻则利用空间方位如上下、内外、前后等，来辅助我们理解那些抽象或非空间性的概念。本体隐喻进一步细分为实体隐喻、容器隐喻和拟人三个子类别。实体隐喻将抽象的事件、活动或情感视作具体的实体或物质；容器隐喻则把具有明确界限的物体或区域，包括视野、事件、活动和状态等，想象成容器；而拟人隐喻则是将人类的品质、动机和特性赋予非人类实体，以此来理解它们的行为和经历 [3] 。
Table 1. Categories of concept metaphors
表1. 概念隐喻的分类
在当前的认知科学视角下，概念隐喻的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基础理论的哲学思考(徐盛桓，2020) [4] ，而且在文学作品分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吴显友，2020) [5] 。特别是，将概念隐喻与文学创作相结合的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分支。例如，刘羽等(2011) [6] 通过将概念隐喻应用于诗歌分析中，对李商隐的《锦瑟》进行了深入的语义和结构解读，强调了隐喻含义如何受到背后知识、时代背景和文化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并揭示了其层层递进的多重意义。另一方面，蓝纯等(2018) [7] 则从认知角度出发，对《诗经》中的隐喻、认知机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现《诗经》中的许多比喻属于“存在链隐喻”，并进一步将这些隐喻划分为上行隐喻和下行隐喻两类。这些研究不仅展现了概念隐喻理论在文学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也体现了它在揭示语言、思维与文化交织关系方面的深刻价值。
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他学者多从叙事视角、话语阐释、女性成长等角度进行解读和分析，赵欣悦(2018) [8] 则对其标题进行了相关的隐喻阐释。目前尚缺对小说内容及整体结构的隐喻阐释，本文将尝试弥补这一空缺。
3.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隐喻
隐喻是构成文学作品丰厚内涵的重要因素，对其深刻体悟是触及作品内核的关键所在(邱雅芬，2005) [9] 。艺术来源于生活，作家在构建文学语篇中的虚拟世界时也多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参照，但为了能满足形形色色的读者的需求，也往往会创造性地使用隐喻，来达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交际效果(魏在江，2008) [10] 。文学文本中隐喻的目的是通过审美的、艺术的语言传递一种思想、意识或精神的抽象性或意向性的观念(张雄，2005) [11]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也不例外。
3.1. 转喻
转喻是隐喻的基础，具有指代功能，“允许我们用一种实体代替另一种实体”(Lakoff & Johnson, 2015: p. 35) [3] ，它发生在单一认知域中，不涉及跨域映射。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即转喻提供了到达在同一个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另一个实体即本体的心理途径。
如“伊纹默默收拾屋子，突然觉得什么都是假的，什么人都要求她，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她。”一句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指代了“文学”。在这一句中，伊纹的行为(收拾屋子)和她的心理状态(感觉一切都是假的，感到被需求)并置在了一起。在这种情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提及可能代表着逃避现实、寻找精神慰藉或归属感的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的混乱、不真实感和他人的要求中，伊纹找到了一种通过文学(代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实现个人归属和认同感的方式。因此，在伊纹的精神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人物或一个历史人物，而是成为了安全、真实和个人空间的象征——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避难所，这是她在现实世界中所无法获得的。在这里使用转喻是呼应了小说的开头，伊纹和思琪、怡婷在家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子，她们都喜欢文学，文学是她们的“精神食粮”。循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伊纹就找到了回到当初岁月的心理途径。
又如“她灵魂的双胞胎在她楼下、在她旁边，被污染，被涂鸦，被当成厨余。”中，用“灵魂的双胞胎”指代了思琪。而思琪又代表了怡婷的另一个自我、她的内心世界，是与她非常相似或密切相关的人，与她紧密相关，几乎是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污染，被涂鸦，被当成厨余”这一系列被动语态的动作描述了这个“双胞胎”所遭受的贬低和玷污。这些形象的隐喻用来表达内心世界的破碎、自我价值的丧失和被社会或他人轻视的感受。具体来说，“被污染”暗示了纯洁或原始状态的破坏，“被涂鸦”暗示了对个人身份的不尊重和破坏，而“被当成厨余”则表达了极度的不被需要和被丢弃。这里怡婷已经看完了思琪的整本日记，她知晓了全部的真相，思琪的遭遇如附骨之蛆，贴附在她的灵魂上。她无法再把那个疯癫的思琪与过去的漂亮少女等同起来，只得拾起她们少年时期用过的代号，用来唤醒记忆中的“思想的、精神的、灵魂的双胞胎”。这句话通过使用强烈的隐喻，表达了角色对自我分裂、被社会玷污和自我价值缺失的深刻感受。这是对个体在社会中遭受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的深刻反映。
3.2. 本体隐喻
1) 实体隐喻
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运用隐喻性的语言，使之形成形象、意象(魏在江，2008) [10] 。林奕含给书中许多意象加以实体隐喻，比如，婚姻和学业都可以是一个实体：
“许伊纹念比较文学博士，学业被婚姻打断，打死了。”
自尊心也可以是一个实体：“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
沉默可以是一个实体：“沉默是冰山一角，下面有十倍冰冷的话语支撑着。”
甚至，人生也可以是一个实体：“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
隐喻最终与言语有关，而言语最终又与思想有关。在描述小说中“他人”的经历时，林奕含还能克制冷静地将看不见摸不着的伤害实体化，掷地有声，而在后来描述房思琪时，她的冷静荡然全无。
2) 拟人化隐喻
最明显的本体隐喻是那些自然物体被拟人化的隐喻。这类隐喻通过人类动机、特点以及活动等让我们理解各种非人类实体的经历(Lakoff & Johnson, 2015) [3] 。拟人隐喻强调人和物的相通相融之处，是把物当作人来描写，人永不出现，只是临时把人的某种品格特征赋予物。蒋冰清(2007) [12] 认为，拟人隐喻强调的是人和物之间的相通相融之处，即把物当作人来描写，把人的各种属性如特性、动机和活动等投射到客观事物上，赋予各种“物”人的身体特点、言行以及思想情感，借此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把原来只运用于人的动词、形容词、名词、代词、副词等用于写物(有学者把它们叫动词性隐喻、名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代词性隐喻、副词性隐喻)，赋予它们以人的行为动作或思想感情。但本小说中，多以动词性隐喻为主：
“…二手的坏情绪在现实生活中袭击我的时候，…”
“突然，句子的生产线在尖叫，……”
“在电梯里遇见钱一维，那沉默的空气可以扼死人。”
“关灯的一瞬间，黑夜立刻伸手游进来，填满了房间。黑夜蹲下来，双手围着小夜灯，像是欲扑灭而不能，也像是在烤暖。”
这几处皆是动词性拟人隐喻。这种拟人隐喻，使语言形象生动，寄情于物，借物抒情，意境新颖，感染力强，无生物、动物、抽象概念均可以拟人化(蒋冰清，2007) [12] 。
3.3. 结构隐喻
小说主体一共只有三个章节，分别是“乐园”、“失乐园”与“复乐园”。在《圣经》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意味着人类失去了最开始的“乐园”，犯下了原罪。房思琪也因遭到老师强暴、被迫吃下禁果，走出了她的“乐园”。两者有相似之处，而隐喻的认知基础正在于“相似”(彭文钊，1999) [13] 。
全文看似都在围绕房思琪与李国华来写就，但视角其实多有转变。第一章的标题“乐园”，并不是房思琪的乐园，而是刘怡婷的乐园。作为与房思琪共同成长的伙伴，她在容貌、成绩甚至是对文学的痴迷上，都比思琪略逊一筹，却也因此绕开了李国华的魔爪，成为整个故事里唯一的“旁观者”。正如书中所写，怡婷是思琪“精神上的双胞胎”，“乐园”在这里的隐喻义正是那个未尝禁果、未经痛苦的、“干净的”思琪本应当拥有的属于那个年岁的女孩应有的飞扬与快乐时光。
第二章的“失乐园”则是房思琪的失乐园。小说的开头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对比，如怡婷听到的“思琪把脸埋在枕头里尖叫”；又如怡婷听到思琪告诉她“我和李老师在一起”时回复的那句“你好恶心”，就已经揭示怡婷仍在自己的乐园里，而思琪却早已被迫踏出了自己的乐园。在第二章末尾那次被强迫的经历里，思琪想道：“我是个任人云霄飞车的乐园，人乐云霄，而飞车不懂云霄之乐，更不懂人之乐。”乐趣是别人的，是李国华的，而她的乐园早已失去。
第三章的“复乐园”是许伊纹的复乐园。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提出了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将内心压抑的欲望表现出来，白日梦同样也是愿望的达成(赵欣悦，2018) [8] 。如果说刘怡婷是“干净的”房思琪，那么许伊纹算得上是“重生的”房思琪。房思琪的“眉眼、轮廓、神气”都和许伊纹很像，两人也同样热爱文学，她们是“一大一小的俄罗斯套娃”。而许伊纹在经过家暴、流产等一些打击后，选择离婚，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故事伴随着伊纹重新找到曾经与文学渐行渐远的“乐园”而落下帷幕，这未尝不是林奕含对房思琪的畅想：她希望自己也能从痛苦中走出，离开那个伤害自己的人，获得新生。
4. 隐喻与认知
隐喻性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之一，人们的思维过程和思维表达形式充满了隐喻。尼采曾经这样描述隐喻的基本性(primacy)：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但隐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语言(束定芳，2000) [14] 。研究隐喻的著名学者理查兹(Richards)指出，“好的语言是一种完满的实现，能表达人的感知本身不能表现的事情” [15] 。语言是不同领域的交汇点，不仅是认知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它的组成部分。源于日常经验的认知系统构成了语言运用的心理基础。林奕含在这本小说中就使用了大量的隐喻，由于常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她所拥有的对世界的具身体验和思考和其他精神健康的人十分不同，她所使用的隐喻也因这种格外不同的具身体验以及分崩离析的精神世界显得更为深刻、奇妙。
罗杰斯(1974)认为，“小说家、诗人其实没有概念可言，他们只有感受、直觉、情感性信仰” [16] 。因此，当视角回到主人公房思琪时，作者就无法再冷静自持了，因为那就是她自己。在这一阶段，在遭受李国华的性侵后，房思琪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厌恶。于是她这样描述自己：
“我是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
房思琪使用了强烈的隐喻来表达她对自己的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她将自己比喻为“馊掉的橙子汁和浓汤”，这表达了她感到自己已经被污染或腐败的感觉。将自己比作“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自我厌恶的情绪，玫瑰和百合通常象征美丽和纯洁，但这里被虫卵玷污，象征她感到自己的纯洁和美好已被破坏。最后，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灯火流丽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深刻反映了她的孤独和被忽视的感觉。尽管北极星在夜空中明亮且重要，但在“灯火流丽的都市”中，它变得无人注意，象征着即使房思琪存在，她也感到自己被社会忽视和遗弃。这些隐喻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装饰，更是房思琪内心世界的直接反映，展现了她的痛苦、孤独和绝望。通过这样的隐喻性语言，林奕含不仅传达了房思琪深层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也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
罗杰斯(Rogers, 1974)还提出，隐喻是被压抑的、无知觉的、直觉的冲动，通过神秘的象征形式的表达 [16]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隐喻可用于心理治疗，因为隐喻语言提供了一种重组个人世界的工具。因此，刚被性侵的房思琪在日记中写：
“我必须写下来，墨水会稀释我的感觉，否则我会发疯的。我下楼拿作文给李老师改。他掏出来，我被逼到涂在墙上。”
在这段话中，“墨水会稀释我的感觉”展现了写作作为一种释放和处理感情的手段。这里的墨水象征着表达和沟通，而“稀释我的感觉”表达了通过写作减轻情感压力的过程。这与罗杰斯提出的观点相呼应，即隐喻作为一种表达内在冲动的形式。“我被逼到涂在墙上”象征着角色在遭遇极端压力和束缚时的无奈和绝望，墙面成为了她情感的出口，这揭示了她内心深处的被压抑感和无力感。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受到了个人主观性的影响，同样，人类语言的运用也深受感知因素的制约 [17] 。在隐喻的结构当中，我们常将两种表面上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进行对比，这是因为人们在认知层面对它们形成了相似的联想。因此，通过将对这两种事物的感知融合在一起，人们试图解释、评价并表达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切感受和情感。
“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这一隐喻表达了个体对自我认同的怀疑和分裂，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了过去自我的一个不真实的复制品，这可能反映了内心的失真感和自我疏离。“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表达了一种被迫的情感状态，这里的“爱”可能并非真正的情感，而是一种为了逃避更大痛苦的策略。这句话揭示了一种心理上的冲突和压迫感，反映了个体为了避免痛苦而做出的非自愿选择。
正是这一种重组世界的功能，使得房思琪，抑或是林奕含，在她们的笔下大量使用隐喻语言。
5. 结语
学者及社会学家李银河对林奕含个人以及其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表达了深切的敬意。她提出，从社会学视角来评价，该小说触及了儿童性侵和家庭暴力这两个重大的社会议题；从文学的纯粹性来评价，林奕含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她是一位“老天赏饭”的杰出小说家。
然而，文学并不能治愈所有伤痛，正如林奕含自己在小说中所反思的，“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隐喻的构造，即隐喻的主体和客体在特定的认知环境中的相互关联和投射，反映了林奕含的内心世界。尽管她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了理解和爱护她的伴侣，但是未能等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她内心的痛苦仍然未能获得解脱。小说中的幸福结局——伊纹和毛毛的远走高飞，仿佛是对林奕含及其丈夫生活的寓言，带有一线希望。伊纹的最后请求，让怡婷记下所有经历并代替思琪继续生活，反映了林奕含仍对生活抱有一丝希望。
但是，当痛苦过于沉重，当正义未能战胜邪恶，当冤屈无法被揭露时，林奕含的隐喻则展现了深刻的悲剧色彩。在这里，“爱思琪”变成了沉浸在痛苦中的象征，“爱敬苑”则意味着忘却痛苦。虽然伊纹在小说中选择了敬苑，即选择了忘却，但林奕含本人却无法做出同样的选择。她的文本末尾强调，“真正脆弱的是伊纹姐姐，而始终坚强、勇敢的是思琪”。林奕含的内心选择和她的终极寓意都隐藏在这结尾的深刻隐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