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是数千年以来缠绕人类文明的一大梦魇，纵观人类历史，各种社会形态、各个民族和国家尝试过不同样态不同路径的贫困治理，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我国的贫困治理重心由绝对贫困逐步转向相对贫困，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贫困治理。聚焦研究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对于充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基础、启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理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丰富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国内各学科学界对于精神贫困理论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并进一步为有关中国精神贫困治理，以及理解和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提升人民幸福生活水平，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学理指引和实践方案基础。同时，学术界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向外借鉴等方面也显示出薄弱之处，这则给我国的精神贫困问题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本文将总结精神贫困研究的问题缘起，梳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精神贫困概念、成因、治理和重点群体的典型研究成果，并据此总结出国内现有精神贫困研究的特点、不足和拓展方向，以期为精神贫困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提供助力。
2. 精神贫困理论研究的问题缘起
精神贫困问题研究具有深厚的思想史渊源和现实紧迫性。理论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家从不同的时代思想把握出发，提出了看待精神贫困问题的丰富视角；现实层面，随着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小康建成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重心，精神文明建设也越发成为关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原则构建，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现实课题。
2.1. 理论渊源
精神贫困研究有着丰富的理论土壤。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背景下，分析得出精神贫困产生的原因和必然性——精神贫困是无产阶级物质绝对贫困化之果。从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上层建筑的现象问题，为当代学界分析精神贫困现象出现的原因具有深刻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黑格尔、卢卡奇、布尔迪厄等哲学理论家关于精神贫困现象出现原因的观点和由此引发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的分析，对于当代学界深入对精神贫困现象的解决方法亦具有丰富启发意义。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黑格尔认为，人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环节，人只有在精神领域认识到绝对精神、客观世界与自我的同一性，认识到国家利益与个人诉求的同一性，才能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意义，而陷入贫困的市民，开始怀疑、否定市民社会，个体精神上的贫困使人与绝对精神的演变轨迹背道而驰，使人失去发展方向与价值追求，导致自身的精神贫困。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析出发，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和资本逻辑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精神贫困现象。一方面，资本逻辑下不能转化为货币或商品的事物都被视作无价值、无意义的存在物，轻视了精神文明的构筑和对人本身的尊重，“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2], p.52)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己性使工人阶级精神世界扭曲。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人和其所创造产物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异化，人沦为了物的奴隶。“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 p.54)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将会被资产阶级无偿剥夺，工人阶级在付出极为艰辛的劳动后换来的反而是每况愈下的贫困，从而导致个体精神世界的扭曲。
恩格斯则基于自身大量的实践调查，还在对工人阶级精神贫困问题原因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解决工人精神贫困问题的路径探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培养阶级意识，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新的反抗，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认为，在资本逻辑的强有力统摄下，分工越来越细，工人被严格区分在固定的生产部门，从而造成了工人劳动的抽象化、孤立化。只有打破私有制下生产部门的人为隔阂，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根本上摆脱精神贫困状态[3]。
活跃于20世纪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从物化现象、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被彻底物化了的世界，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劳动也不再意味着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和人的存在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变为千篇一律的物。在这种客观现实基础之上，人的意识也被物化，人无法体认到世界的真实和主客体间的丰富关联。有研究梳理出，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视域下的工人阶级仍拥有“尚未枯萎的灵魂”——阶级意识，它借以革命性的实践将能不断得到巩固，最终仍然可以达到“总体性”的现代文明[4]。同时，卢卡奇关于“共产党的斗争集中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上”的相关论述，也强调了塑造阶级意识、关注精神贫困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性，在当代依然值得重视。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体系上世纪 70 年代末传入国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尔迪厄基于“场域、惯习、资本”的相互作用，提出“场域 + [(资本) (惯习)] = 实践”的观点，提出处于场域的不同位置的个体所形成的惯习及所持有的资本量不同，最终会导致生产生活实践结果存在差异。有研究就基于这个视角，提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之困是精神贫困的内在发生机理[5]。
不过，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等理论思维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6]，上述理论探析是理论家们对与当代中国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理论性把握。要真正解决中国的精神贫困问题，还需要结合好中国扶贫实践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矛盾变化，从而回应好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丰富好中国式现代化学理基础和习近平文化思想。
2.2. 现实缘起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7]。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探索精神贫困发生机理和治理路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践行和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求，更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
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迫切需要从精神贫困到精神富裕的理论研究。十年前的首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8] 2023年10月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对于解决人民群众严峻面临的精神贫困问题具有重大的价值引领和路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精神贫困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方向。研究精神贫困问题，是深刻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凸显的精神贫困现实问题，急切需要学界探索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和治理路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扩大、社会结构广泛深刻变迁，多元价值互相激荡，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思想观念产生了冲击，在此背景下发生了一些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党政队伍中，有学者总结，仅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前后，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万多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万多人，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万多起；在基层，许多群众仍然受到落后思想文化的影响，如学界代表性的调研成果发现，特定地区存在“40%的人相信宿命，25%的人安于贫困，20%以上的人‘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严重”[9]，现实社会问题仍然呼唤学界进一步深化对精神贫困问题的剖析研究。
3. 近年来国内精神贫困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经过梳理，可以看到国内学界对于精神贫困问题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并且在精神贫困基本内涵的理解阐释、精神贫困成因解析、特定群体的精神贫困现象聚焦研究以及精神贫困治理思路几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内容全面、深入、注重现实问题关照。
3.1. 精神贫困基本内涵的阐释方法研究
科学界定精神贫困的内涵外延是深化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治理研究的前提，学界对这一基本范畴的阐释方式较为多样，可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理解。
第一，精神贫困问题有相对和绝对之分，呈现动态性、两面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征。例如，余德华提出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及其要求而言的动态范畴，既有绝对形态，亦有相对形态，是由经济、教育、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社会发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精神贫困具有社会历史性、相对独立性和动态变化性的基本特征[10]。类似地，王爱桂认为精神贫困可进一步划分为绝对精神贫困(主体教育缺失、科学文化知识匮乏等硬性匮乏)和相对精神贫困(个体的文化水平、道德品格、价值观念等滞后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且精神贫困根据主体又可分为物质相对贫困人群和物质相对富裕人群的精神贫困问题[11]。于春玲、周赫群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视角，继续强调精神贫困有绝对精神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之分，绝对精神贫困由于物质贫困而发生，相对精神贫困则是个体或社会阶层群体精神文明水平落后于物质发展水平和社会整体精神文明水平的贫困现象([12], p. 105)。
第二，精神贫困是复杂主客观因素叠加、有意识和无意识交叉造成的“个体失灵”“认知失调”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象，具有主观性和不可量化性。例如，刘欣指出，精神贫困不仅揭示个体由于道德知识素养、思维行为策略等方面的不足而陷入贫困的生存状态，也意指穷人陷入贫困境况后所呈现的上述特殊精神状态，甚至是减贫策略影响下产生的意外后果[13]。刘欢、韩广富类似地指出，精神贫困既可被理解为致贫原因，也可被看作一种现象表征与客观结果，概念界定无法用数据分析得出，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与主观性[14]。丁志刚、李航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失调理论，提出“精神贫困”是指现代社会边缘化的贫困人口由于受到传统生存方式、文化样态等因素的影响，自身固有知识文化、价值观念、实践系统不能有效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发生的“认知失调”[15]。柳礼泉、杨葵基于“精神包括思维、情感、意志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人的一般心理活动等无意识的方面”的界定，强调了精神贫困是指贫困群众因外在客观条件和自身主观原因导致在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思维观念、道德水平等方面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实质上是个体缺乏主体性的结果[16]。
3.2. 精神贫困的普遍性成因研究
学界现有的对于精神贫困成因的解析，从整体上可分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理论性剖析，以及脱贫攻坚语境下关于中国扶贫对象的具体的历史的精神贫困成因剖析两大类。第一类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关于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生产历史考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出发，为精神贫困研究提出马克思主义学科基础性的逻辑框架借鉴；第二类脱贫攻坚语境下对于贫困群体精神贫困具体的实践的考察，则是当代中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历史经验，侧重贫困文化、扶智增志、阻断精神贫困传递等现实问题。
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关于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生成的历史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阶级劳动者越劳动，资本权力越强大，无产阶级越贫困，精神世界越荒凉的历史现象，其理论框架也被不少学者所吸收借鉴，有学者基于其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对精神贫困成因的马克思主义解析：1) 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个体精神贫困有直接影响，自由时间的绝对和相对不足直接造成精神贫困。例如，艾博提出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使劳动者无暇发展自己、剩余劳动增加使自由时间相对缺乏、自由时间的消极运用使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用于享乐与利益增殖，缺乏深层反思和自我发展，形成了个人财富的增长和思想上进步呈不协调的发展趋势这三方面，仍然是现代精神贫困的现实之境[17]； 2)资本逻辑和劳动异化对精神世界的禁锢，是需要警惕的精神贫困之因。例如，于春玲、周赫群总结出精神贫困有器物、制度、意识形态三大根源，器物根源即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并使工人劳动时间不断加长，从而一切从事精神活动的剩余时间被挤占；制度根源即物化结构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资本逻辑使人沦为精神荒漠中丧失丰富性的单向度存在物；意识形态根源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禁锢了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思维能力和阶级意识([12], p.107)。
第二类是脱贫攻坚语境下对中国扶贫扶志对象的精神贫困成因剖析，可以看出学界普遍借鉴了西方当代贫困识别理论，认识到“贫困文化”、物质基础、“可行能力”、扶贫副作用会导致精神贫困问题。1) “贫困文化”和习得性无助是精神贫困重要成因。美国人类学家Lewis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影响广泛的“贫困文化”概念，它是贫困人群中形成和传递着的心理定势和非物质因素，类似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迷因”，会导致人在不自觉中集体性地形成落后价值观指导下的独特生活方式[18]。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也反复被学界研究所引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9]可见，“文化惯性”和“贫困文化”的视角已经广泛为国内精神贫困研究成果所吸收；例如，有学者指出产生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传统贫困价值观逐渐发展成一种稳定的、可遗传的“贫困文化”，使人逐渐失去对贫困感的感知，产生习得性无助心理，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贫困问题之因[20]。其他研究也多基于贫困文化概念，继续强调落后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生产观对贫困人口贫而自足、消极认命的影响。2) 错误扶贫方式之副作用直接促生精神贫困。学界普遍指出，“输血”式救济扶贫、政府治理失灵和不结合基层情况的“水土不服”包办式扶贫方式会直接促成贫困个体的进取意识不佳([11], p. 45-46)。3) 物质基础和文化事业的滞后是普遍原因。学界对于精神贫困的发生，普遍以物质贫困和文教设施事业这一原因作为起点。结合学界上述普遍共识，对于精神贫困多发群体，还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原因链条：“物质贫困→可行能力不足→物质贫困→文教条件贫困→精神贫困”、“可行能力缺乏 + 传统贫困观(贫困文化) + 不适当扶贫方式→精神贫困→可行能力缺乏”，等等。
3.3. 特定群体的精神贫困现象聚焦研究
学界对特定群体精神贫困现象的微观聚焦研究，有多个学科交叉参与，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现实关照力和治理实践进路，值得特别关注。精神贫困理论研究的深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不同群体的差异化研究十分重要。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特定群体的微观聚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对于青年及其中的大学生、农民及其中的农民工这几个特定群体精神贫困现象发生过程的剖析，其研究范式和逻辑进路具有的创新性，值得学界借鉴。
对于青年群体，学界指出其容易受劳动异化和信息娱乐化碎片化的侵袭，造成以工作意义贫困、语言内涵贫困为表征的精神贫困。1) 外在劳动意义危机造成青年以工作意义贫困为表征的精神贫困。朱健刚《内卷化、时空压缩、无组织化：新技术时代青年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及对策分析》是论述青年工作意义贫困的典型成果之一，其指出当代青年自视为追求解决物质的贫困的“打工人”，却又陷入“意义的贫困”即工作的无意义感，指出工作意义的贫困表现为内容的内卷化、过程的时空压缩与无产阶级沦为“打工人”的无组织化，并认为工作意义贫困的根源是新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叠加，工人在失去工作目的的主体性后，还失去了工作执行的主体性，深刻阐释了“机器换人”下的精神贫困危机[21]。类似的典型观点还见于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一文，其同样基于当代“机器换人”背景，通过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使消费者和工人双双沦为“玩工”和“游戏劳工”(Playbour)，剖析了工人劳动和非劳动状态都处于身心不健康的现象，并进一步提出解决原则，即通过“工人生产内容”取代“用户生产内容”，通过线上传播和社会化学习落实人文教育，通过人文教育重建劳动者工作场域意义这一路径[22]。2) 语言贫乏现象反映的青年以个体精神缺失为表征的精神贫困。典型成果如柯子刊《青年语言贫乏的三维解读》，文章指出青年语言贫乏是由于人文素养和创造能力的缺失所导致的，指出消费主义下个体创造力丧失和日常交流语言泛化，反映了语言背后无个体精神支撑的“语言贫乏”这一精神贫困的突出表现形式[23]。安晓东《语言贫乏之忧的三个维度考量》借鉴斯蒂格勒、卡尔维诺等文学、哲学理论家观点，也指出了语言的贫乏也是精神贫困的一种表征、精神贫困主要指个体创造力的丧失、强迫性的娱乐化信息挤占独立思考等等观点[24]。
对于农村人口，学界强调传统农业文化意识形态对农民主体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规模性的农民精神贫困。例如，刘欢、韩广富提出，农民“可行能力”不足是农村精神贫困产生的内在原因，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大多表现出社会参与能力、竞争进取能力与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等的缺乏。可行能力缺乏内在的作用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日常风俗等方面，使其缺乏致富的内生动力，从而引发能力不足型精神贫困，并着重强调了警惕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等传统贫困观的必要([14], p. 175-178)。周伟指出依赖思想浓厚、内生动力不足、陋习积重难返、利己主义明显是农民精神贫困的典型表现，经济和教育的限制、政府对农民精神关注的不足、农民因循守旧的传统没有与时俱进则是内在关键成因，基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观点，应当坚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建立适宜的监督激励机制，持久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运动，重塑农民的主体存在[25]。
对于农民工，学界多认为外部层面上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身份限制，以及自身层面价值观的单调滞后，是农民工发生精神贫困的主要原因，呈现角色意识矛盾、价值片面自利的表征。长期关注农民工精神贫困的典型研究学者如孙咏梅，其将数据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相结合的逻辑进路，系统总结出二元经济带来的农民身份限制、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权益的不平等是农民工精神贫困的现实基础[26]，并指出“不应依靠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法律‘赋权’方案”的原则方向，并且通过分位数计数回归(QCR)等多维测度方法，完整论证了“外部环境变动等间接影响因素的提高会增大隐性贫困度，而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等直接影响因素则有助于摆脱隐性贫困状态”的结论[27]。同时，社会工作学科也多见对农民工精神贫困的关注，典型成果如杨云峰《农民工反精神贫困探析——以社会工作视角》，分析指出了农民工精神贫困“一方面有着思想观念上的滞后性、角色意识上的矛盾性、价值目标上的单调性、理想信仰上的自利性的外在形式，二有着排斥变动的农业社会文化模式这一内在结构”的观点，提供了社会工作层面上对“社会价值选择、社会角色认知、社会交往策略、社会参与规范”的现实策略[28]，其完整的现实关照进路同样值得学界借鉴。
3.4. 精神贫困的治理思路研究
基于学界对于精神贫困成因的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循着学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原则、宏观扶贫工作模式革新和微观精神贫困群体治理三方面视域和语境，分别梳理出对应的精神贫困治理思路和原则。
第一，坚定维护劳动者主体性地位，着重克服资本逻辑的侵蚀。一方面，要着力维护好劳动者主体地位，如艾博总结出的，对于因自由时间的绝对匮乏和相对匮乏而导致的“精神贫困”，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发展生产力，就要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为劳动者提供自由时间，既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使劳动者继续受自然强制力的奴役，也不能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中自己产生出自由王国，使技术牢笼消弭劳动者主体存在([17], p. 15-16)；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发展中坚持取代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的影响，例如对于资本逻辑的影响，于春玲、周赫群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增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则的资本逻辑颠倒人和资本的主客关系，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成为支配人精神生活的主宰”的分析，强调在社会发展中，必须强调恢复资本的客体性地位，重新确证人的主体性地位，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12], p. 106-107)。
第二，探索精神贫困识别和决策新体制，促进社会多主体参与。1) 总体原则上，可以借鉴余德华的总结，即遵循“消除精神贫困应以动摇传统生活方式作为突破口→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广大民众接触新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人口流动是精神脱贫的重要推动力量→生产力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精神脱贫的基础”这一原则逻辑；2) 对于政府，可以借鉴谢小芹等提出的政府体制进路及类似观点，其引入“政策学习理论”，提出建设“感知–增能型”学习机制和“接收–迭代型”学习机制，两大学习机制分别由基层和基层以上政府完成，并形成学习机制、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之间三者互相促进的治理实践原则[29]；3) 对于微观个体，有学者提出“新的文化模式只能产生于自身，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去寻找文化改革的过渡台阶，才能增进欠发达地区人们的认同感” ([10], p. 19)，即不能片面输入新的精神观念，而要在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性的文化演进，以此充分动员个体积极性，避免挫伤贫困个体的精神内驱力。
第三，树立全方位扶贫理念，依据国情建立多管齐下治理机制。综合各个学科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全方位扶贫是精神扶贫的最终目的，不能仅仅为精神扶贫而扶贫。由于贫困具有多重性，不同的贫困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其需要经济、制度、文化和地域各层面全社会的合力。例如，从经济学统计学代表性成果，可以梳理出物质、权利、精神、能力、福利对整体贫困的贡献度是该学科内经常使用的精神贫困识别指标；同时，要从外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入手，全面改变有关贫困人口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人口生存压力、传统观念、综合素质和社会认知的情况，最终达到精神贫困主体重塑主体性和劳动意义的共性最终目标。
4. 精神贫困理论现有研究评析与展望
根据前文梳理出的国内精神贫困问题研究典型成果，可以总结出现有成果的基本成效特点：1) 研究对问题的各环节覆盖比较全面，涉及了精神贫困的历史缘起、概念内涵外延界定、相对和绝对精神贫困的区分及其形成原因、存在突出精神贫困问题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等问题链上的各环节。特别是学界参与研究的学科领域多样，对于精神贫困的发生机理，以及基于此提出的治理实践路径，积累起了非常丰富的阐释视角和思维模型；2) 研究内容比较深入，研究者普遍具有比较广阔的研究视野，现有研究成果既突出国内问题，又有不少成果借鉴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既强调现实问题，又做到了基于历史的解读，不少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深度；3) 重视研究成果的现实借鉴意义，现有研究成果大都从当下中国共产党治理相对贫困和理想信念等现实问题出发，聚焦服务政策转变革新，能够为党和政府深化认识相对贫困特别是精神贫困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学理性的原则和路径参考。
同时，经过前文的成果梳理，仍然可以发现学界对于精神贫困问题研究总体层面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学界尚未形成对于精神和精神贫困概念内涵外延的较为统一的界定，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精神贫困可分为相对精神贫困和绝对精神贫困等方面具有共同点，但对于精神贫困问题逻辑上的内涵尚未完全达成统一认识，这就导致精神贫困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从问题链上脱落，淡出了大部分研究的视野，没有和精神贫困理论紧密挂钩，而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少论述都可看出，阶级意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精神贫困研究的重要方面。
其次，从研究的视野来看，学科视野有待交叉拓展。应该注意到，精神文明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心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状况和盛行社会思潮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杭承政、胡鞍钢就从经济学分析框架入手，参考国外“志向失灵贫困陷阱”的函数模型，细致拆解了行为人由于低边际收益和低财富的恶性循环陷入贫困陷阱的线索，并引入精神贫困问题，提出“精神贫困”实质是“个体失灵”，对于党和政府提出了四元治理体系公共政策的建议[30]，其逻辑进路值得马克思主义等学科借鉴。
再次，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向外理论借鉴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界现有成果在向外借鉴方面虽然引介了贫困文化等成果，但是对于更多标志性贫困治理理论体系的借鉴尚不足够。贫困问题，特别是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焦点也有重回贫困治理这一根本问题的趋势，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写作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等专著的班纳吉等学者，其团队着重研究了精神贫困方面的恶性循环发生机制，有不少论述存在着和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对话空间，如《贫穷的本质》中就论述道：“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无助，有时自强。”[31]这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于工人阶级精神贫困、逃避劳动现象产生的观点对立的情形，可以相互对照补充。西方经济学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又有哪些漏洞可以由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进行弥补？显然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为精神贫困研究提供诸多的拓展方向。综上所述，学界对精神贫困问题的外部借鉴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最后，从研究立论的方法来看，有必要增加个案分析等多样性的研究方法，以便提出更有效更细致的现实治理进路。现有研究成果对于精神贫困现象的解决路径，许多和现行的政策方针相重复，并未能给治理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进一步的政策和工作办法提供新的原则和理论支撑。究其原因，缺少对个案的调查研究当占其一，对发生精神贫困的阶层和群体的微观剖析尚不多见。在这方面，例如刘亦民、肖汉仕基于湖南两县农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基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和充足的样本研究，指出了疏通农民与上级政府的沟通渠道，激活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坚持马斯洛相关理论，提出使农民拥有充分的民主话语权和主人翁感的路径，同时指出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开发“脑矿”，把农民潜藏的能动资源转变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等等原则[32]，对于政策导向的优化不无启发。现有研究成果有必要借鉴类似方法，通过细致分析个案形成可行性更强的解决路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