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其曾出现在霍姆斯(James Holmes)描绘的宏大翻译谱系中，但只是将其看作一种潜在且可行的翻译研究方向，并没有明确建立理论架构。上世纪后半叶，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路径的改变，翻译研究在以往仅仅关注翻译作品本身及其价值观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社会意识形态、译者文化身份等社会因素，促使一批西方学者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在众多社会学理论中，布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拉图尔(B.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ANT)、卢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三个理论因强大的学科间性被逐渐应用于翻译领域。翻译的社会属性、译者的社会定位、行动者的关系网络等内容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并由此引发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形成了“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聚焦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以翻译家张谷若为研究对象，从“场域”“惯习”“资本”三个方面分析其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学现象，探究其翻译产出形成的社会学原因，从而更好地对其翻译产出进行归因。
2. 关键词解读
2.1. 场域
人在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相互之间又有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包含如合作、冲突、误解、竞争等多种情况。布迪厄在分析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同时考虑了社会环境和个人两方面，认为社会客观结构和个人是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影响人的行为思想，而人又影响了社会结构的产生和发展。
布迪厄创造性的采用了“场域”这一概念来表示客观社会环境，并指出每个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法则。例如，科学从业者处于科学场域，该场域中的人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研究经验；而文学工作者处于文学场域，他们拥有渊博的文学知识和精湛的文笔。场域的研究意义不仅仅在于总结某场域中特定人群的共性特点，更重要的是探究宏观层面的运行规则。布迪厄将场域比作物理场，正如物理场中的粒子受到“引力和斥力的作用”，形成了“关系的系统”(Bourdieu, 1992: 106) [1]，场域研究的焦点应该是“规则”本身，而非置身于场域中的个体。
场域所处的社会空间也是一种场域，布迪厄称之为“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意为在社会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的能力的结构空间。比如国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场域：国家由统治阶层的关系组织而成(Bourdieu, 1993: 37-40) [2]，国家作为各种场域的社会空间，具有资本分配制度，由统治阶级的关系组织而成，是各种场域的整体，是斗争的场所。
权力场域之中的各种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外界因素施加影响于某个场域的时候，这些影响又会受到场域本身的影响发生转换而得以体现。如果一位科学家希望进入文学场域，他就必须他就必须通过文学界认可的某种方式来获得文学场域参与者的认同，例如参与文学创作、参加文学学术会议、出版作品、获得文学评论家的好评等等；而非直接成为知名作家。布迪厄将这种独立性称为场域的“折射效果”(effect of refraction)，场域独立的程度就是它的“折射率”(refraction coefficient) (ibid.: 82)。尽管如此，场域之间也只能是相对独立，不同场域之间也会发生交流碰撞。例如文学场域里的参与者们不能总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市场销量或者社会名声等文学场域以外的因素(Swartz, 1997: 126-127) [3]。
由此可得，场域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场域中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场域具有“折射效果”，即相对独立性；权力场域的存在即体量。“场域，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功能而划分出来的结构系统。”(王悦晨，中国翻译，2011，32) [4]。
2.2. 惯习
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最多被引用的概念，对解释译者行为和分析译文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概念也常用于交叉学科研究，在人类学、教育学、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建筑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所应用。
惯习是指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它有助于解释我们的具体行动。惯习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某个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环境结构可能相互契合或不契合。当二者契合时，人们会遵循环境中的规则和约定，这些规则适用于环境中的成员。但如果二者不契合，即发展速度不同步，就可能导致环境和行为习惯之间的不协调，也称迟滞现象(hysteresis)。行动者倾向于选择与其惯习相符的场域。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在译者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用来解释个人和社会经历、教育和培训、个人历史轨迹等因素对译者选择的影响。这也显示了译者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特殊联系。在翻译社会学框架下进行的译者研究既关注文本又考虑文本之外的因素，与语言学、文学、民族志学、宗教学、历史学、传播学、行为理论、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相互呼应，充分展现了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叉。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注重考虑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场域关注社会结构，以及参与者在这个结构中如何形成和接受规则。在社会互动中，人们逐渐学习并内化社会规范，形成一套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受到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环境，形成一种循环。惯习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它们不断演变、改变或保持。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强调了社会化对个体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的塑造，强调了个体行为背后的潜在机制。布迪厄认为，参与者可能不是理性的，但却是“合理的”(ibid.: 129)。
梅耶斯(Reine Meylaerts)指出，在过去，社会学家们认为个体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而社会学关注的是群体、阶级等对象(Meylaerts, 2008: 92) [5]。然而，梅耶斯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化个体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客观结构来研究社会，但不能忽视对个体的观察。惯习概念实际上关注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个体如何在不同场域和与他人互动中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以及这种行为如何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个体在场域中内化规则，但并非盲目遵循，而是在学习规则的过程中可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布迪厄强调的是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即个体在特定场域中的作用。他认为，场域和参与者相互依存，场域的竞争和互动是参与者惯习影响下的结果。因此，布迪厄的社会学将个人和群体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2.3. 资本
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这是由他们在特定场域中拥有的资本所决定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资本，有的人条件优越，在场域中占据统治地位，维护规则，而条件不优越的人则只能在场域中被统治。不同的场域要求不同的资本。布迪厄将这些资本归纳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 1997: 47) [6]。这三种资本形式可以相互转化，比如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得了高等学历的人往往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资本在不同场域中的需求和转化，导致参与者追求不同的资本形式，从而获取在特定场域中受承认的利益。
经济资本类似于传统经济学中的资本，指的是金钱、股票等可以直接获得商品或服务的形式；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如著作、受官方承认的教育文凭等；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这三种资本形式可以相互转化，比如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得了高等学历的人往往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资本在不同场域中的需求和转化，导致参与者追求不同的资本形式，从而获取在特定场域中受承认的利益。布迪厄将这种资本结构体现的规律称为象征资本，即使自己手中的资本具有价值，令其他参与者相信这些资本值得追求的行为。场域中的参与者根据自己所处的特定场域培养起来的惯习，追求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资本形式，获取能在这种场域中受承认的利益。布迪厄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幻象”，即在特定场域中的参与者对于幻象的认同。
由于资本不同，地位不同，参与者之间会相互竞争，争取资本。因此，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布迪厄的理论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而是强调社会行为不仅仅是经济资本的交换，而是多种形式资本的交换，包括非物质交换方式的规则。他将参与者的投入解释为对博弈和场域规则的把握或感知。在不同场域中，参与者追求不同的资本形式，这种追求是由特定的规则和惯习所决定的。
3. 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与张谷若
3.1. 张谷若“惯习”综述
身为中译哈代的代表人物，张谷若先生及其译作一直备受学界争议，“质朴传神”与“矫枉过正”之辩存在至今。但不可否认的是，张谷若先生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译者，从“惯习”视角对其进行翻译研究，总结陈列其翻译习惯，有利于解释更好的分析其具体翻译现象，做到得其神而扬其弊。而谈及其翻译习惯，“方言对译”与“加注”首当其冲。
方言对译是一把“双刃剑”，也是张谷若译哈代最突破之举，意为用译入语中一种方言的成分来翻译原文中方言成分的方法，尤以《苔丝》为例。以英国乡村为背景，《苔丝》原文中使用了大量威塞克斯方言，充满西方乡土气息。身为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张谷若使用山东方言翻译威塞克斯方言，得到了同样具有乡村质朴风格的译本。使用方言对译的方法具有其合理性，也为许多翻译家所赞同，但也有研究指出——跨文化情景下的方言对译具有较大局限性。
张谷若先生曾说道：“原作者读过的书，译者也应该读过。原作者知道的，译者也应该知道，否则译是只能照猫画虎。”注释是张谷若先生译本的一大特色，其注释林林总总，不一而同，将原著中的文化现象解释地细致入微，堪称百科全书。但凡是从事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人，都将张谷若先生的注释视为珍宝。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王佐良和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徐燕谋都曾向张先生请教注释。注释不仅是张先生译作的重大特色之一，也为他在学术界赢得颇高的赞誉。国际哈代学会、哈代研究会，香港、台湾译界都曾对他的注释给予高度赞扬。1991年，张谷若先生荣膺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士”称号，著名翻译家黄邦傑(1991) [7]对张谷若先生的注释盛赞：“张教授在注释上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效果，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至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3.2. 张谷若“场域”综述
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翻译场域对各种翻译策略具有非常高的包容度。文学翻译场域鼓励译者利用本土语言资源进行各种翻译实验。新白话文运动带来了过度欧化现象，出现大量“既像中文，又像洋文”的文学作品，急需注入“本土气息”。由此，文学家们将焦点聚集到了方言上，并在1947年的“方言文学运动”中达到顶峰，他们纷纷受到鼓动，将方言视作宝贵的语言资源，挖掘其潜力，借助其口语化特点和生命力来抵消过度欧化。
文学翻译场域所处的“权力场域”，即社会大背景发生了变革，场域中诞生了新的规则：即拒绝过度欧化翻译，提倡在翻译活动中使用方言，重心也从早期强调保留欧化特色转移到源文本的艺术和美学价值的再创造上。文学家们抵御欧化现象，捍卫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特殊利益，对方言等本土语言资源大力开发的行为构成了这时期文学翻译场域的“幻象”——参与者在场域中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而进行方言化、本土化翻译，不仅尽显时代担当，还能进行前沿创作，提升自身在文学界中的地位——处于功利或非功利的角度，这都构成了文学家们所追求的象征资本。对于追求“幻象”背后的象征资本的行为，布迪厄称为“信仰”(ibid.: 98)。
综上，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翻译场域成为了“角斗场”，对方言具有很强的包容度，鼓舞着众多文学工作者在这片新的“沃土”上争出自己的天地。这一切都为为张谷若先生的“方言对译实验”做好了准备。
3.3. 张谷若“资本”综述
张谷若的例子显示了方言翻译在文学领域中为译者带来额外收益的潜力。方言、双关语和诗歌等文学形式的翻译具有挑战性，译者需要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才能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新的翻译方法可以展示译者的文化和语言资本，为他们的译作增添文学价值。虽然一些解决方案(比如使用目标语言)备受争议和试验，但它们为翻译界带来了新的话题，使译者备受关注，赢得声誉甚至象征性地增加资本。在张谷若的案例中，他翻译《苔丝》后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但也为他提供了展示个人文化和语言资本的机会，确立了他作为学者型译者和哈代专家的身份。
史瓦兹(David Swartz)将场域定义为“具有结构性的角斗场”(structured arenas of conflict) (Swartz, 1997: 9) [8]，而违反规范意味着风险与高回报并存。为了尽量达到“两全”，随后的译者们受到在张谷若先生身上得到启发，在确保“方言化”雅俗对立文学效果的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1941年傅东华《飘》译本与1943年林语堂《卖花女》译本是两例典型代表：前者用一种结合了北方方言和上海方言特征的混合方言以再现美国黑人方言的效果，而后者用文雅正式的标准语和方言来区分人物形象(余静，2015: 109) [9]。这表明在20世纪40年代，翻译方言变体的规范逐渐确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文学方言的翻译中使用了更多的语言变体，比如口语体、人工方言和普通方言。尽管标准化规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再现原文方言变体的文学翻译策略已经基本确立，成为中国文学领域的一种新规范，与标准化规范并存。
4. 结语
张谷若先生高尚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翻译功底是其翻译的灵魂。其译本展现了中国文字之美，对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翻译社会学的视角告诉我们，翻译从本质上看是发生并作用于社会的一种行为，翻译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活动，不论是翻译场域，各类资本还是译者的惯习，都与各种场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社会学上的联系决定了翻译的社会学属性。翻译社会学不仅使交叉学科的互动成为可能，也使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提升迈出了新的一步，有助于建立“致力于既记录稳定也记录变化、既关注规范也关注打破规范的研究模型”(Agorni, 2007: 125)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