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结婚率趋向逐年下降，反映出当代青年关于婚姻、恋爱等亲密关系的观念正在重新被定义(孙丽敏，2024)。亲密是人类功能的重要部分，也是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已被发现会影响关系质量、关系满意度和幸福感(Weisskirch, 2018)。积极的亲密互动对个体有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很难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尤其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亲密恐惧就描述了这一心理过程，即个体与重要他人交换具有个人意义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受到抑制(Descutner & Thelen, 1991)。另外，社会心理发展理论认为成年早期的个体正在趋向高度社会化，建立亲密关系则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展目标。因此，探讨大学生亲密恐惧的影响因素及形成过程有助于他们建立亲密关系，对促进心理社会性的发展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婚姻冲突，如夫妻之间的口头争吵或身体攻击，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子系统之一，会对子女亲密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评估父母婚姻冲突时，应考虑冲突的频率、强度、内容和解决方式(Grych & Fincham, 1990)，不同冲突水平带来的影响有一定差异。婚姻与恋爱类似，都是包含情感和性的亲密关系，因此个体对父母婚姻互动的观察为发展其恋爱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已有研究支持了父母婚姻冲突导致大学生亲密恐惧的观点(马艳杰，冀云，2016)。高父母婚姻冲突下的子女更可能消极对待人际关系，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回避、退缩行为(Davies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推测，父母婚姻冲突能够预测大学生的亲密恐惧。值得注意的是，既往探讨父母婚姻冲突对子女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青少年，虽然已有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但由于直接文献的数量较少，进一步探究父母婚姻冲突对大学生亲密恐惧的影响具有理论意义。
心理安全感是人类有关平静、安全、归属感和被爱的基本需要，其实质是对生活的控制感，反映了处理生活中问题的能力以及个体被自己和他人喜欢和接受的信念(Jourard & Remy, 1955)。心理安全感可能是影响个体亲密恐惧的近端因素，低心理安全感意味着个体更可能回避社交(安芹，陈浩，2015；龙文霜等，2019)。基本焦虑理论认为，低心理安全感的个体较容易形成负性的自动化思维方式，在亲密关系中过于在意消极评价，与他人交往时处于退缩和封闭状态，进而导致亲密恐惧(安莉娟，丛中，2003)。此外，父母婚姻冲突直接影响心理安全感的发展。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可以持续到成年早期(洪新伟等，2023；沈智豪等，2014)。也有实证研究发现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和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王明忠等，2013)。基于此，本研究推测，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与大学生亲密恐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性别是影响亲密恐惧的重要人口学因素，表现为大学生群体中女生的亲密恐惧水平高于男生(Wang et al., 2022)。而心理安全感作为个体建立人际关系的心理准备，可能是造成大学生亲密恐惧的性别差异的因素(杨庆，沈明泓，2022)。实证研究发现心理安全感对于男女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都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在女大学生群体中更为显著(Wang et al., 2023)。性别图式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受到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角色期望的影响，男孩从小被鼓励独立、要有主见、学会自我探索，女孩则被教导要善良、温柔，更加敏感，建立亲密、依赖的人际关系(Bem, 1981; Milfont & Sibley, 2016)。因此相较于男生，女生在人际关系中更加敏感，担心在人际交往中他人可能的负面评价，从而越发恐惧建立亲密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推测，相对于男生，心理安全感对女生的亲密恐惧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讨父母婚姻冲突与大学生亲密恐惧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父母婚姻冲突正向预测大学生亲密恐惧；假设2：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大学生亲密恐惧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3：性别对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起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diagram
图1. 理论模型图
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从宁夏、四川等地高校选取450名大学生被试，回收有效问卷402份，有效率为89.3%。被试年龄范围18到24岁，平均年龄20.61 (SD = 1.46)岁；其中男生188人(46.8%)，女生214人(53.2%)；大一59人(14.7%)，大二142人(35.3%)，大三61人(15.2%)，大四140人(34.8%)。
2.2. 工具
2.2.1. 婚姻冲突儿童知觉量表
采用由Grych等(1992)编制、池丽萍和辛自强(2003)修订的婚姻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对大学生的父母婚姻冲突进行测量，该量表已被证明适用于大学生群体(孙瑞悦等，2022)。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选取其中的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冲突解决三个维度代表父母婚姻冲突水平(喻承甫等，2017)，共19个条目。量表采用1~4四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婚姻冲突水平越高。该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2. 安全感量表
采用由丛中和安莉娟(2004)编制的安全感量表(The 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对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进行评估。该量表包含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两个维度，共16个题项，所有题项采用1~5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安全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2.3. 亲密恐惧量表
采用Descutner和Thelen (1991)编制的亲密恐惧量表(Fear of Intimacy Scale, FIS)对大学生的亲密恐惧进行测量，该量表已被证明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Ingersoll et al., 2008)。量表包括1个维度，共35个题项，前30个题项要求被试想象其正在进行一段亲密关系，后5个题项则是根据个人在亲密关系的实际经历进行回答。所有题项采取1~5五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亲密恐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进行数据检查，剔除规律作答(如连续相同作答)和自我报告未认真作答被试的数据。其次，使用SPSS 22.0保存有效数据，并且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最后，采用Hayes (2013)编制的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匿名、保密等措施收集数据，以控制被试自我报告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9个，第一个因子解释29.70%的变异，小于临界标准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根据表1的相关分析结果可知，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安全感和亲密恐惧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父母婚姻冲突越少，大学生的亲密恐惧水平越低；心理安全感越高，大学生的亲密恐惧水平越低(见表1)。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中介模型的检验。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1. 性别 |
— |
— |
— |
|
|
|
|
2. 年龄 |
20.61 |
1.46 |
0.00 |
— |
|
|
|
3. 父母婚姻冲突 |
2.35 |
0.62 |
−0.02 |
0.17** |
— |
|
|
4. 心理安全感 |
3.41 |
0.96 |
−0.04 |
−0.14** |
−0.51** |
— |
|
5. 亲密恐惧 |
2.67 |
0.67 |
0.03 |
0.07 |
0.44** |
−0.56** |
— |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性别为虚拟变量，男生 = 0，女生 = 1；*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在控制年龄、性别后，以父母婚姻冲突为自变量，亲密恐惧为因变量，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变量，借助Hayes (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 v3.3的模型4完成中介作用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父母婚姻冲突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安全感(β = −0.50, t = −11.47, p < 0.001)，同时显著正向预测亲密恐惧(β = 0.45, t = 9.78, p < 0.001)。放入中介变量心理安全感后，父母婚姻冲突显著正向预测亲密恐惧(β = 0.22, t = 4.66, p < 0.001)，同时，心理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亲密恐惧(β = −0.45, t = −9.45, p < 0.001)。Bootstrap检验表明，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24，占总效应的50.27%，95%置信区间为[0.17, 0.33]，且父母婚姻冲突的直接效应也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24，占总效应的49.73%，95%置信区间为[0.10, 0.38]。这表明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与亲密恐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Table 2.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表2.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变量 |
方程1：亲密恐惧 |
方程2：心理安全感 |
方程3：亲密恐惧 |
β |
SE |
t |
β |
SE |
t |
β |
SE |
t |
父母婚姻冲突 |
0.45 |
0.05 |
9.78*** |
−0.50 |
0.07 |
−11.47*** |
0.22 |
0.05 |
4.66*** |
心理安全感 |
|
|
|
|
|
|
−0.45 |
0.03 |
−9.45*** |
R2 |
0.20 |
0.27 |
0.35 |
F |
32.77*** |
47.89*** |
52.38*** |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控制年龄后，以父母婚姻冲突为自变量，亲密恐惧为因变量，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变量，性别为调节变量，使用Hayes (2013) SPSS宏程序PROCESS v3.3的模型14检验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密恐惧之间中介作用后半路径是否受到性别的调节。结果如表3所示，心理安全感与性别的交互项对亲密恐惧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5, t = −2.72, p < 0.01)，即性别调节了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与亲密恐惧之间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判定指数INDEX为0.12，置信区间为[0.02, 0.22]，同样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与男生相比，心理安全感在女生群体中对亲密恐惧的作用更大。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
|
|
β |
SE |
t |
95%置信区间 |
R2 |
F |
|
|
|
LLCI |
ULCI |
心理安全感 |
父母婚姻冲突 |
−0.77 |
0.07 |
−11.45*** |
−0.91 |
−0.64 |
0.26 |
71.11*** |
|
心理安全感 |
|
|
|
|
|
|
|
|
性别 |
|
|
|
|
|
|
|
|
心理安全感 × 性别 |
|
|
|
|
|
|
|
亲密恐惧 |
父母婚姻冲突 |
0.23 |
0.05 |
4.46*** |
0.13 |
0.33 |
0.36 |
44.07*** |
|
心理安全感 |
−0.23 |
0.04 |
−5.28*** |
−0.32 |
−0.15 |
|
|
|
性别 |
0.54 |
0.20 |
2.69** |
0.15 |
0.93 |
|
|
|
心理安全感 × 性别 |
−0.15 |
0.06 |
−2.72** |
−0.27 |
−0.04 |
|
|
为了探索心理安全感与性别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将心理安全感按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心理安全感组和低心理安全感组，再取不同性别共同绘制成交互效应图(见图2)。结果发现，在男性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亲密恐惧(simple slope = −0.23, t = −5.28, p < 0.001)；在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安全感也显著负向预测亲密恐惧(simple slope = −0.39, t = −9.07, p < 0.001)。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fear of intimacy
图2. 性别在心理安全感与亲密恐惧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分析父母婚姻冲突对亲密恐惧的条件中介效应发现，父母婚姻冲突对亲密恐惧的直接效应值0.24，95%的置信区间为[0.10, 0.38]。根据表4可知，在男性大学生群体中，父母婚姻冲突通过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对亲密恐惧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18，占总效应的37.44%；在女性大学生群体中，间接效应也显著，效应值为0.30，占总效应的62.40%；值得注意的是，效应值在男女生间存在显著差异，95%的置信区间为[0.02, 0.22]。可见，相较于男性大学生，心理安全感在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对亲密恐惧的作用更强。
Table 4.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中介变量 |
性别 |
效应值 |
Boot 标准误 |
95%置信区间 |
LLCI |
ULCI |
心理安全感 |
男 |
0.18 |
0.05 |
0.09 |
0.28 |
|
女 |
0.30 |
0.05 |
0.20 |
0.40 |
|
差异性 |
0.12 |
0.05 |
0.02 |
0.22 |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验证。“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安全→亲密恐惧”这一中介路径的后半段受性别的调节，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父母婚姻冲突对大学生亲密恐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冲突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亲密恐惧，验证了假设1，与以往研究一致(马艳杰，冀云，2016；杨庆，沈明泓，2022)。一方面，目睹父母婚姻冲突使个体更容易形成对亲密关系的消极认知，进一步强化亲密关系与不安全感的联结，为了保护自己，个体更倾向于远离亲密关系(陈婷等，2020)；另一方面，高父母冲突不利于个体的社会性发展，表现为沟通和解决问题等社交技能的欠缺，而这些技能是建立健康亲密关系的基石，也是维系长期亲密关系的纽带(熊明瑞等，2022)。也就是说，高水平的父母婚姻冲突极大破坏了亲子依恋，带给子女负性情绪体验并造成其社交技能缺失，使他们更可能出现亲密恐惧，即父母婚姻冲突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亲密恐惧。
4.2.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婚姻冲突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亲密恐惧，还可以通过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亲密恐惧，验证了假设2。心理安全感的部分中介作用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支持(杨庆，沈明泓，2022)，该结果基于基本焦虑理论可以得到理解(安莉娟，丛中，2003)。父母婚姻冲突的经历主要通过引发个体的心理不安全感以及焦虑情绪，这些情绪会泛化为影响亲密关系等功能的基本焦虑，以此来间接地造成亲密恐惧。因此，和谐的父母关系和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有效增强子女的心理安全感，有助于个体在儿童期与父母建立依恋关系，在成年期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4.3. 性别的调节效应
研究还发现，父母婚姻冲突经过心理安全感对亲密恐惧的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作用，假设3成立。具体来说，在男生群体中，父母婚姻冲突通过心理安全感的中介对亲密恐惧的间接效应显著，在女生群体中的间接效应更为显著。性别图式理论认为，女性身份的社会建构基于关系因素，而男性身份的社会建构基于个人因素(Bem, 1981)。与男生相比，女生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维护人际关系，本质是在建构心理安全感。因而，心理安全感对于女生在亲密关系中的支持作用要比男生更强，这可以解释处于低水平心理安全感的时候，女生的亲密恐惧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的结果。男生由于人类群居的天性并不排斥亲密关系，当获得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感时，男女生的亲密恐惧水平都较低。因此，相对于高心理安全感的大学生群体，心理安全感不足的女性大学生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帮助，她们在这个状态下会更敏感更脆弱，表现出更强烈的亲密恐惧(Campbell et al., 2017)。
本研究探讨和验证了父母婚姻冲突、心理安全感、性别与亲密恐惧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改善亲密恐惧、发展亲密关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这启示教养者，要注意减少婚姻的冲突和矛盾，和谐的婚姻关系是对子女如何建立亲密关系最好的教育。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横向研究，未能观测到亲密恐惧的纵向变化，也不能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纵向追踪设计和实验研究对父母婚姻冲突的影响做深入探索。其次，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大学生的自我报告，被试主观因素和社会称许性存在干扰作用。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采用父母、子女以及重要他人等多方报告的方法，以准确评估父母婚姻冲突的水平。最后，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与亲密恐惧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可能还存在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未被考虑纳入研究模型。未来研究还可以考虑将其他的背景因素纳入模型之中。
5. 结论
(1) 父母婚姻冲突对大学生亲密恐惧具有直接预测作用；(2) 心理安全感在父母婚姻冲突和大学生亲密恐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 性别在心理安全感与亲密恐惧之间起调节作用，女性大学生群体中心理安全感对亲密恐惧的作用更强。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