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上世纪80年代后，盈余管理成为西方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到目前为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和全面，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在实证研究中，关于盈余管理的大部分研究是以某一特定影响因素为切入点，且现有的研究结论均显示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内部和外部因素，它们对于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和全面，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为了有助于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方向，打开突破口，本文从公司内外两个角度对文献进行分类述评，并提出展望。
2. 盈余管理的内涵
美国的会计学家Scott在其《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中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主观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最终使得经营者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美国会计学家Schipper (1989)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对外财务报告过程进行有目的地控制，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1]。P. M. Healy和J. M. Waklen总结认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来达到特定的目标。通常管理层会通过调整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实现企业所需的结果[2]。国内学者宁亚平(2005)认为，盈余管理是在符合会计准则和公司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盈余操纵行为，并不会导致盈余作假或损害公司价值，反而有利于公司管理和经营[3]。盈余管理有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应计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管理层故意运用会计估计和政策，以改变当前期间的应计收入和费用，从而调整公司的盈利水平。这种做法通常旨在达成具体的财务目标，例如满足股东的期望、提高股票价格或争取额外奖金等。应计盈余管理是企业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可以帮助企业确保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信任度。真实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管理层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依据，通过创造真实的交易活动，以此来对财务报告中涉及的经营现金净流量等一系列财务信息进行调整的行为(肖家翔和李小健，2012) [4]。这种方法会对公司当前和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直接且重大的影响，甚至阻碍公司的长远发展。
基于先前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或组织在运营中对剩余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和分配的过程。通过盈余管理，企业可以实现最大化经济效益，确保可持续发展。盈余管理涉及盈余的合理分配、投资、储蓄和再投资等决策和措施。
3. 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
3.1. 应计利润分离法
应计利润分离法是一种用于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将利润分为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通过研究影响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因素，可以将操纵性应计利润从总应计利润中剥离出来。应计利润分离法下的计量模型主要有：Healy模型，De 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截面Jones模型，Industry模型等。Healy模型、De 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以及Industry模型和KS模型均属于时间序列模型，而截面Jones模型采用截面数据，属于截面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假设样本公司的经营周期在估计和事件期间保持不变，而截面回归模型假设同一行业的样本公司具有相似的经营周期。然而，并非所有公司都符合这些假设。
3.2. 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
Roychowdury (2006)通过系统分析和阐述，发现企业通常通过增加销售折扣或调整信用政策、提高产量、减少可控性期间费用支出等方式来达到他们预期的盈余目标。Roychowdhury借用Dechowetal (1998)通过设计思路来测量企业正常经营的现金流(CFO)、生产成本和可控性期间费用，从而计算出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以及异常期间费用，企业的异常费用可以通过实际可控性期间费用减去正常可控性期间费用来得到[5]。
3.3. 具体项目计量法
具体项目法建立在对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具体项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专注于具体的应计利润项目，如针对坏账准备的研究(McNichols和Wilson，1988)和针对保险行业的索赔损失准备研究(Beaver和McNichols，1998) [6] [7]。这种方法使研究者可以根据对会计准则的理解，获得对影响应计利润关键因素的直觉。具体项目法适用于需要处理大量被操纵的应计利润的行业。然而，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对制度背景有深刻的了解，且往往局限于小样本，导致研究结果难以推广。
4. 盈余管理的内部驱动因素
4.1. 高管变更
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有影响，并且这种变动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在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前后，学者们对于企业盈余管理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发现，在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司中，新任高管在上任当年存在严重的向下盈余管理行为(朱星文，2010) [8]。在此基础上，林永坚(2013)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了总经理变更后的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9]。研究结果显示，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当年进行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收益，而使用真实盈余管理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但对自己有益。随后，李增福(2014)从离职高管和继任高管的双重角度分析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10]。研究发现，正常离职的高管在离职前会结合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而非正常离职的高管更倾向于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继任高管如果来自公司内部，可能会在上任当年进行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如果来自公司外部，则上任当年的盈余管理行为不显著。将研究视角从普通企业转向国有企业，潘红波(2022)从离职高管和继任高管之间的关联关系出发，发现国企离任董事长未去往大股东单位或者当地中央政府任职时，继任的国企董事长会在上任当年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以纠正前任的盈余管理行为[11]。众多学者通过研究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高管变更可能对盈余管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企业应该注意管理层的稳定性，并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以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透明度。
4.2. 企业声誉
良好的企业声誉可以从企业的各个方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价值。培育和积累这种独特的资源，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企业的盈余管理是对企业的盈余进行有目的的操纵，这反映了会计契约未能有效执行。而作为企业契约执行机制之一的声誉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管考磊(2019)认为，对于存在着通过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企业，良好的企业声誉会对这种行为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12]。对于存在着通过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进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良好的企业声誉会对这种行为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拥有名牌产品体现了企业在市场上的声誉，反映了企业的良好形象。将拥有名牌产品的企业与没有名牌产品的企业进行比较，前者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后者(权小锋，2022) [13]。企业声誉与盈余管理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健康的盈余管理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而不当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损害企业的声誉。因此，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应注重维护声誉，遵守法规和伦理准则，以确保企业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4.3. 公允价值计量
由于公允价值的计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与手段(李英，2012) [14]。魏天成(2014)则认为公允价值在我国的使用存在很多的约束和限制，因此会对企业通过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产生抑制[15]。蔡利(2018)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则这个企业更偏好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16]。而上市公司通过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占比越大，其盈余管理的程度就越大。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层次方面，第三层次的使用相比于前两个层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王守海，2020) [17]。公允价值计量作为一种计量方法，影响了企业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而盈余管理则可能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数据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企业应遵守会计准则和法规，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正确应用，并谨慎管理盈余，以维护财务报表的质量和可信度。
4.4.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大股东将所持有的股权质押给质权人，而质权人的存在加强了公司外部对于公司行为的监督，这种监督会对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产生负向影响，促使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应计项目转变为真实活动(王斌，2015) [18]。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出质的股权发生跌价时，其股权价值会小于债务金额，其产生的差额部分仍然需要质押股权的控股股东进行清偿。所以控股股东在将其股权质押的期间，有动机对公司进行向上盈余管理，以维持其股权价值。因此，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比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更多的通过真实活动进行正向盈余管理。
4.5. 成本收益视角
龚启辉(2015)的研究探讨了真实盈余管理与在成本发生变化时的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19]。研究结果显示，当成本增加时，一种类型的盈余管理程度会下降，同时另一种类型的盈余管理程度会上升，但后者的上升幅度小于前者的下降幅度。另外，张新民和陈帅(2021)的研究发现，母公司通过转移子公司利润来进行盈余管理[20]。基于此，陈帅和张新民(2022)将通过将非全资子公司利润转移到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定义为“拆借式”盈余管理，并发现这种盈余管理程度会随着母子公司之间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21]。这项研究从内部协调成本的角度出发，认为母子公司之间的距离会影响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进而影响母子公司之间的“拆借式”盈余管理程度。学者通过在成本收益视角下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与盈余管理的成本直接相关，而盈余管理的发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司内部，也会发生在母子公司之间，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5. 盈余管理的外部驱动因素
5.1. 地方经济水平
潘越(2010)在盈余管理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进行IPO盈余管理的程度会受到抑制[22]。而在法律保护薄弱的省份，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社会资本和法律保护对IPO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可以相互替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加深盈余管理与地方经济的研究，李延喜(2012)从地理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现，地区的治理水平越高，该地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23]。东部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对最低，中部企业次之，而西部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最高。然而，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好时，外部治理水平差对公司盈余管理的负面影响会减少。随后，陆瑶(2017)的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正向影响[24]。这是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直接增加了企业在用人方面的成本，但并不会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维持业绩，企业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措施。地方经济水平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公司需要根据所处地区的特点和环境来制定合适的盈余管理策略，遵守法律法规，保持诚信和透明度，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5.2. 政府行为
陈德球(2018)的研究发现，地方领导人的变更会影响当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25]。这主要是因为地方领导人变更可能伴随着政策变更，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来降低未来政策变更所带来的成本。此研究与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同样针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陈述(2022)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工作目标完成度对当地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产生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工作目标完成度在对企业的监督方面可以替代法律法规发挥作用[26]。
5.3. 外部机构
宁博(2020)从债券违约的经济影响角度出发，发现当某城市发生信用债违约事件后，即使当地的民营企业没有违约行为，它们也会通过真实活动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27]。这是因为信用债违约事件使得企业融资更加困难，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徐明亮(2022)研究了公司的反收购条款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反收购条款的设立可以抑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这种作用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薪酬较高、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更加显著[28]。问询函制度加强了上市公司外部的监督作用，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梅蓓蕾(2021)从问询函的溢出效应入手，研究问询函对于收到问询函的企业所在行业中的其他公司的影响，发现其他企业和收到问询函的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都会受到抑制[29]。龚启辉(2021)研究了投资银行与审计师之间业务关联对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发现在投资银行与注册会计师个人层面的关联会对于IPO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加强，而在事务所与投资银行层面的关联会对于IPO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减弱[30]。
5.4. 时代背景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孙雪娇(2021)以盈余管理为切入点，研究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后果，发现大数据税收监管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且这种影响在企业具有较强的避税动机和向上盈余管理动机时发挥的作用更大[31]。时代背景的变化对公司盈余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公司需要根据当前的环境和情况来合理应对，遵守法律法规，保持透明度和诚信，以确保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5.5. 宏观政策和制度
学者对于宏观政策和制度与盈余管理的影响的研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政策的出台逐步开展。李增福(2011)研究了2007年的所得税改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税率的增加使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而税率的下降则使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应计盈余管理[32]。随后，王克敏(2012)研究了2000年我国企业首发上市盈利预测制度的改变对IPO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33]。研究发现，盈利预测制度的改变导致IPO企业披露盈利预测的倾向明显降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省直管县”改革加强了政府对企业的税收监管，李广众(2020)发现这一财政举措的实施可以降低以县为所在地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34]。然而，这种影响仅对具有征管权的企业有效。这一改革显著提升了县级辖区内企业的盈余质量。国家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通过制度规定了国企的收益需要按比例强制上缴。这种强制性分红制度给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加强了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闫丽娟，2020) [35]。2004年国资委在央企实施董事会试点改革，黄华(2020)对这一改革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发现该改革对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通过应计活动的盈余管理没有产生作用，但促进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36]。时昊天(2021)将IPO注册制改革的相关事件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类。研究发现，积极作用事件会降低壳公司股价，而消极作用事件会增加壳公司股价。因此，壳公司为了提高股价会产生盈余管理动机。此外，研究还发现，在积极作用事件发生时，壳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37]。2018年，我国设立科创板并进行试点注册制改革。这一改革放宽了IPO公司的财务指标要求，并更加重视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这项改革削弱了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抑制了其盈余管理行为。宏观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司行为，而公司为了向外传达有利信息，或者达到政府要求和满足自身目的，存在一定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宏观政策与制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
6.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于近年来盈余管理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公司内外两类，发现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视角逐渐从公司的内部转向了公司的外部，对于宏观政策方面以及外部约束机制影响盈余管理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多，而公司内部因素，如高管变更、公允价值计量等的研究也在扩充和发展，无论从公司内外哪个视角来看，盈余管理都具有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盈余管理的测量方法中，应计盈余管理的测量，需要公司满足一定的假设，但实际情况是并非所有公司都满足相同假设，而具体项目法应用范围较窄。现有研究中很少开展对于不同地区行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性。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公司绩效等因素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对于未来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第一，发展更加全面和有效的盈余管理测量方法，包括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来提高盈余管理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考虑公司规模、行业、治理结构等特征因素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从而更准确地进行测量和比较。考虑盈余管理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建立动态的测量模型，以更好地捕捉盈余管理行为的演变和变化。
第二，关注不同行业和地区盈余管理的差异性，探讨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背景下盈余管理行为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研究盈余管理有助于拓展研究视角、发现行业特征、比较分析效果、提高研究可信度以及为管理实践提供启示，对于深入了解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研究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公司绩效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和绩效表现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的关系对于深入了解企业经营行为、优化公司治理、提升绩效水平、促进企业透明度和诚信度以及为监管政策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帮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