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雪域高原上的千古奇唱——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现存篇幅最长的活形态史诗。随着时代发展，史诗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扩展，枝蔓恒生，如今已经发展到120多部，堪称“世界史诗之冠”。史诗《格萨尔》包罗万象，凝聚着藏族民众的智慧与希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越来越多的学者为之着迷，从各个角度挖掘史诗特色，深耕民族文化精髓，成果斐然。
它作为一部承载中国古代藏族文化思想的鸿篇巨制，其外译发展与传播有望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带来不可小觑的影响。纵观国内对于卷帙浩繁的史诗《格萨尔》的研究之路，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号召下，史诗的对外译介、翻译传播效果等越来越受学界的重视。以语言和传播范围为轴，可以将史诗外译研究分为以下几类：《格萨尔》百年译史[1]及翻译倾向研究，北美域外传播研究以及针对认知意象展开的研究。尽管史诗《格萨尔》的翻译研究较以往已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仍处于肇始阶段，还存在着研究不足，甚至空白的方面[2]。如果能够从历时的角度对每部译本策略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对照分析，那将对后续译本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这些译本中也不乏有十分经典或是值得考究的译本，然而对优质译文的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分析却明显不足，对史诗外译模式的关注也不够。史诗《格萨尔》英译本版本众多，我们为何对王国振英译本进行研究？在民族文学作品英译过程中王国振的英译模式有何优势？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流碰撞中如何永葆活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深入译本和译者的本体，挖掘译本“背后的故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优质译本的产出逻辑。因此，科学地把握和重视优质译本的分析并探究出合理的史诗外译模式、提升翻译质量便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符号学是文学与符号学的跨学科融合，是一个新兴研究路径，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发展前景。该理论重视文学文本，将文化看作是文学文本的总和，注重文本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并且从文化自身出发，强调文化交流碰撞的自适应性。借助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史诗《格萨尔》的英译研究，能够发现译者选择背后的逻辑，探讨史诗外译的模式。在挖掘中国民族文化宝藏的同时，希望能够为民族传统文化典籍的外译模式提供参考，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时，在通过跨学科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要时刻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本体的剥夺。因此，本文也将进行一定程度的文本回归，防止翻译研究弥散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沦为一种外部研究，从而丧失翻译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2. 王国振英译本描述
《格萨尔》的域外翻译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就英译成果而言，自A. H.弗兰克1905年出版的首部英译本的《格萨尔王传奇：一个下拉达克版本》至2021年出版的《降魔篇》，百余年间共涌现出18部英译本。这些英译本对于《格萨尔》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王国振英译本是以降边嘉措、吴伟汉翻译的为源本，由王国振、朱咏梅和汉佳三人集体翻译，于2009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英译本排版布局忠实于原著，展现了原著内容与风格。译本共12章，229页，配有精美插图，保留了原著中的“章回体”形式，以散文叙述为主。译本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每章都穿插主要情节概述或人物趣闻轶事。译文还配有脚注夹注，向读者充分呈现了藏族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精美的插图可以将文化意象转化为具体直观的形象，有助于读者理解文化蕴意，快速把握故事情节。整本书脉络清晰，包含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三部分，浓缩精选了最精彩部分，歌颂了格萨尔的丰功伟绩，塑造了一个威武雄壮、普度众生的英雄形象[3]。
在众多优质译本中笔者选择王国振英译本进行研究，首先是其首次开辟了作为中华本土译者英译《格萨尔》的道路，之前主要是外国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进行对外翻译传播；其次是该英译本采用了汉语中介模式，打破了之前藏–英的翻译模式，既促进了《格萨尔》在本国人民中的传播，又为中华本土译者提供了一种英译的有效方式；再次是该译本并没有受困于传统的对等忠实理论，而是从源语和目的语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出发，更加务实，使译文既方便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又尽可能展现源语文化的作品[4]。
3. 理论基础
符号学的兴起是一场跨越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潮运动，基于不同的文化根基和独特的历史，符号学研究呈现出了异域异质的色彩。俄罗斯是符号学世界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符号学家、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 1922~1993)，从文学领域步入符号学的研究，他建构了文本系统性结构理论，其符号学又被称为文化符号学，主要探讨符号学方法在文化中的具体应用，意在消除文化的不平等和文化歧视。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文学文本理论、二级模式系统、符号域思想。
3.1. 文学文本理论
洛特曼把文化看作文本的总和，或者说文化是建构文本总和的机制，文本是文化的实现[5]。从文本与自然语言的关系看：文本是可以用自然语言写成的，即《格萨尔》史诗原文为藏语；并不是所以用自然语言写成的都是文本，只有拥有某种完整意义且能够完成某种完整功能的自然语言作品，才能称之为“文本”，比如《格萨尔》史诗中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民族文化，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文本”；任何一个被赋予了完整意义的客体都是文本，比如绘画作品也可以称之为文本；同一个文本可以用不同的自然语言或是以该自然语言的不同方式来书写，对于《格萨尔》而言，我们既可以使用藏语去书写，也可以使用汉语去书写。文本既可以是文字作品，又可以是物质实体，还可以是一种行为方式。
文学文本理论认为文本具有三个功能，信息传递功能、信息生成功能和信息记忆功能[6]。信息传递功能，就是传达者将信息传递给接受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文本的编码与解码完全一样，信息将准确、完整地传递给接受者。但实际上即使交流双方使用的是同一种自然语言，也无法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完全一致，因为双方很难有完全一样的语言经验、标准和记忆贮量。更何况还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及接受者的个性特征等因素。所以信息的传递与接受绝不可能完全相等，而只可能在某种相对的水平上近似或等同；信息生成功能是同一个文本会提供给“需求者”不同的信息[7]。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翻译成为产生新信息的过程与行为，它实现了文本的信息创造功能。“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看事物、看文本的角度思想不同，得到的东西也不同，对于翻译来说，正是这种不同的思想见解，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信息与行为。比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不少学者在对其外译过程中，因为外国人非常喜欢孙悟空的人物形象，索性将整本书取名为Monkey，可能会造成外国人的理解偏差[8]。对于《格萨尔》外译来说，外国人更喜欢英雄主义，对于译者来说，我们是否要将其做成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篇作品，还是注重传播其文化与内涵。文化是鲜活的，洛特曼反对文本的终结性解读，文本意义的产生基础是翻译，文本应该是动态的，是多种多样的；信息记忆功能就是文本有保存自己过去语境的能力。古时的文化不会被忘却，不会失去其中的信息。比如《格萨尔》起初是说唱传承，之后整理成册，再汉译、外译，历经百年仍能留存，经久不衰，这充分显露其积累信息的能力和文本记忆能力，体现文本的信息记忆功能。
3.2. 二级模式系统
按照塔尔图学派的观点，符号世界包括三个部分：自然语言是第一模式系统，其次是人工语言系统。之后就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的文化结构——第二模式系统，这里的第二模式系统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附加了文化意义，产生文化价值。
3.3. 符号域思想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的符号域思想，受于“生物圈”影响，对其定义为“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内，只是由于和这个空间相互作用，这个语言才能实现其功能。并不是单独的语言，而是属于这一文化的整个符号空间，应当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一个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这一空间我们定义为符号域”。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有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域。符号域在洛特曼看来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他强调我们要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符号域的思想蕴含着洛特曼伟大的理论构想——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描述与研究的元语言。洛特曼提出应当区分两个看待文化的视角：从文化本身出发的视角和从文化描写的科学系统出发的视角。洛特曼指出，过去我们几乎都是在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思想和概念作为描述“他人的”文化的元语言。这种文化描述和研究方法使得“自己的”文化缺乏鲜活度，而且还会使文化描述和研究趋于主观、偏颇。各种文化虽然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独特性，但它们都生存与发展在同一个空间——符号域中。正是因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在符号域中碰撞，不同的符号系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而不断产生新的信息，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符号空间是鲜活的、动态的。
符号域理论是站在更高层面上，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中，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对不同民族文化动态发展的普适性规律进行探寻。文化符号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文化研究的静态考察，把文化视为一个过程，而不单纯是一个产品。文化是符号，但同时，又不是单独的符号简单地堆积，它是一整套符号体系，是具有系统性。符号域包含民族文化的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空间，凝聚着民族集体生活历史经验和精神以及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
4. 王国振英译本分析
王国振英译本在《格萨尔》众多译本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其考虑周全，在英译过程中注重双语读者的阅读，还因为该译本的主要基调，英雄的而非神的，世俗的而非宗教的。该译本虽忠实原文，但它更加注重人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更加看重人，而非信奉的宗教和神明，更加的贴近生活。
“寄魂物”是藏族灵魂崇拜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独特的藏族文化气息。格萨尔在击败妖魔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先毁掉其寄魂物，从而击垮他们。王国振译本中对于“寄魂海”“寄魂树”“寄魂牛”[9]翻译分别为“sea-of-life”“tree-of-life”“cattle-of-life”[10]英语格式统一，意思简单明了。将灵魂与生命相连，这种翻译方法既体现了藏族文化中灵魂与肉体的联系，又有利于西方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符合洛特曼文化符号学中文本的信息传递和生成功能，而且也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增添了文化意义，三个单词即可帮助读者快速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王国振译本注重双语读者的感受，还可以从成语的翻译中体现出来。“海誓山盟”“白头偕老”，这两个中国成语的翻译非常考验译者的能力，要求既要准确表达其本身含义，又要照顾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对于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这两个成语非常熟悉，都是表达人们爱情的忠贞，“海誓山盟”是男女立下誓言，爱情要像山和海一样永恒不变；“白头偕老”是夫妻感情和谐，共同生活直到老年。译者将这两个成语翻译成swore to be husband and wife和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forever，表意明确，简单直白又不失浪漫，使得西方读者也能快速理解，达到了同样的表达效果，准确切入第二模式系统，从更高级的交际层面再现东方文化。因为在洛特曼的符号域思想中，符号、文本、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是要与外界相互作用。在跨文化的过程中，由于英美符号域处于中心地位，中文符号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种失衡性和非对称性导致《格萨尔》英译本与底本形成反差，但王国振等人面对这种文化差异，积极去调整自身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己方文化传播的目的。
通过分析以上例子，我们发现，王国振等人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词汇淡化处理，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词去解释意义繁琐的文化负载词，这也得益于他们采用汉语为中介的模式。将藏语转化成汉语，对于本土译者来说，可谓是解开了一道枷锁，这样我们便可以用更丰富的语言去解释文本[11]。洛特曼认为，文化就应该成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系统，而且，在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要产生新的信息。这种以汉语为中介，进行语言过渡的形式，能够更好的帮助译者进行文化解读，丰富文化内容。
5. 余论
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学术专业度极高，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也灵活得当，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上乘译本。笔者以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切入，探究译本形成的深层奥秘对传统文化典籍外译模式的构建意义深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当今部分译者在文本外译过程中，为了使外国人更容易接受，绝大多数情况下按照外国人的文本重构、文化阐释和诗学解读，把英译重点转移到故事情节上，并对之进行修改，从而激发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文本的好奇心。大部分译本选择了其故事性和宗教性，而忽略了其文化性。这样一来，译者只完成了传递中国故事的目标，却未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标准。至此，笔者认为，在民族典籍外译过程中，我们不妨采用以汉语为中介的模式，将民族语言转换成我们所熟悉的汉语，降低了民族典籍外译的难度。而且，这种模式也会吸引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民族典籍的外译研究，可以丰富相关文化表达。
同时，王国振英译本是以通过降边嘉措和吴伟的精简汉语本为底本，也是间接的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相结合。这种间接合作的翻译模式，笔者认为可以统称为合作翻译。这种模式解决了本土译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不熟悉的问题，也打破了目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却无法准确外译，熟练掌握外语却无法准确表达少数民族文化”的僵局[12]。而且，不同学者思想的碰撞，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化的表达方式，确保我们的文化符号空间是鲜活的，动态的。因此，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的翻译模式对推出高质量译本意义深远。
总之，基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笔者分析了史诗《格萨尔》王国振英译本，希望在中国传统典籍外译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注重跨学科理论的研究。同时，笔者希望通过分析王国振英译本中的以汉语为中介的模式和本土译者与少数民族学者结合的合作模式对中华民族典籍外译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