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1.1. 研究对象简介
《英国病人》讲述了二战烽火将熄，发生在意大利一栋别墅中经历战争创伤的四人讲述自己战前和战时的生活。作者以精妙的叙事手法将故事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书写汉娜和卡拉瓦乔、英国病人、基普之间的故事与情感，另一条主线借由英国病人的回忆讲述了发生在沙漠中的凯瑟琳、克利夫顿和奥尔马希之间三角恋情。小说中，凯瑟琳是奥尔马希变成英国病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她和奥尔马希的婚外恋情被丈夫克利夫顿发现后，克利夫顿以一场同归于尽的袭击葬送了自己和凯瑟琳的生命，而奥尔马希因为重度烧伤变成了面目模糊不清，几乎无法动弹，丧失记忆的英国病人。几经辗转到达意大利的战地医院后，英国病人一直由护士汉娜照料，即使战争结束，汉娜也拒绝返家，留下照顾他。凯瑟琳和汉娜贯穿整部小说，推动情节发展，但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批评家对小说的分析中，女性角色都处于次要地位。
1994年，Lorraine York在文章中表达了翁达杰小说和诗歌中缺乏女性主义角度批评的疑惑。Robert Lecker认为翁达杰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本质上处于“阿特伍德式的受害者”位置，即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本质上是保守的。翁达杰的写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斥着父权符号秩序的重新铭刻和“文化男性偏见”的再现，最明显地反映在男性暴力的“浪漫化”以及针对女性的性书写。一些评论家认为《英国病人》标志着他保守的性别政治的转折。但笔者在阅读《英国病人》的过程中，发现翁达杰在书写女性时并未彻底摆脱父权制的偏见和女性歧视，只是没有以明确的男性压迫和对女性的性暴力体现出来[1]。
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设置了两名主要女性人物，一个是奥尔马希(英国病人的真实身份)的情人英国贵族凯瑟琳，一个是照顾英国病人的加拿大籍战地护士汉娜。若不加以批判地阅读，汉娜的形象是这样的：“她20岁，疯狂、对安全漠不关心”[2]，面容瘦削憔悴，因战争疲惫症身心俱疲的战地护士。而凯瑟琳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背叛新婚丈夫出轨，在和情人的相处过程中良心不安，对情人报以暴力，后主动与情人分手，最终因丈夫知道出轨之事，死于丈夫的自杀式袭击。无论是汉娜还是凯瑟琳在故事中都算不上是正面形象：作为救死扶伤的护士汉娜在病人死后偷走他的鞋子，甚至堕胎。而凯瑟琳背叛婚姻，并常以暴力的形象出现。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汉娜和凯瑟琳的形象是由“谁”构造的？这种塑造是否“真实”“公正”？因此，笔者将基于女性主义文体学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英国病人》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小说中对女性的爱称和命名体现了词汇层面的父权对女性的行为操控；从句子层面分析，小说中存在多处隐喻体现父权对女性的话语操控；最后，从语篇层面分析，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的描述伴随着碎片化，体现了女性的失语和意识的破碎。
1.2. 女性主义文体学
女性主义文体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始于1995年莎拉·米尔斯(Sara Mills)出版的《女性主义文体学》(Feminist Stylistics)，在文体学、功能语言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和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而成。Montoro (2014)认为女性主义文体学是“文体学的一个分支，旨在解释文本中性别问题在语言上的编码方式，并试图通过使用文体学中的一些框架和模型达到这个目标。”[3]女性主义文体学在处理性别概念时，既考虑了语言研究，也考虑了女性主义的概念，这种方法兼顾了语言研究和女性主义的概念，展示了性别问题和语言在文学文本中的展现方式。米尔斯指出，女性主义文体学关注性别对语篇产生和解读的影响方式，具体地说，“女性主义文体学不停留在那些文本中存在性别差异的假设，而是致力于挖掘文本中印证这些假设的复杂语言信息，同时关注读者如何通过对文本语言特征的分析接受或者抗拒这次有关性别的假设”[4]。女性文体学家擅长通过观察微观的语言特征，分析蕴含在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所处的劣势社会地位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从性别与语言、性别与读者等方面对词汇、句子和语篇进行分析。
2. 词汇中的父权操控
2.1. 爱称
性别歧视或性别歧视的句子或陈述通常被用来表明对妇女的压迫或两性之间不公平、不相关、不恰当的区别，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性别歧视的陈述是如何通过语言体现的[5]。
爱称在人际关系中的运用既体现了亲切和热爱，又承载了权力关系的表达。特别是在性别关系中，例如，男人经常称呼他们的爱人是“宝贝”、“甜心”等，这隐含着把女人当作可爱的小动物，当作好吃的可以消费的食品。爱称的运用往往显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想象。
爱称将女性的行为置于被动的角色。翁达杰少年时，父母离异，后来独自投奔长居英国的母亲，再也没见过父亲，“和父亲的分离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失落感”[6]。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常出现“父亲缺席”的现象，为弥补父亲角色的缺失，他常构建出虚幻的父亲形象或以其他角色填补父亲的位置。《英国病人》中汉娜的养父死于战争，翁达杰为她构建了另一个父亲形象，看似让汉娜得到慰藉，实际却让她成为了父权的受害人。在《英国病人》中，卡拉瓦乔对汉娜的称呼“亲爱的虫虫”重现了父亲的形象，却使汉娜陷入“善意的歧视”的境地，仿佛她仍是不能自立的孩子。这实际上是在表达他对汉娜的控制和对她被动地服从的期待。在晚会上，汉娜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想要和基普跳舞，但卡拉瓦乔却利用爱称称呼她，并坚持要她先和自己跳舞。这种行为不仅将汉娜置于被动的位置，还体现了卡拉瓦乔对权力和控制的追求。汉娜虽然感到不自在，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卡拉瓦乔的要求，她想和基普跳舞的意愿也一再遭到卡拉瓦乔的拒绝，到晚会结束也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显示了她在这种权力关系中的无力和被动。
爱称还体现了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贬抑的想象。卡拉瓦乔将汉娜比作“鸟儿”，声称“鸟儿都喜欢枯死的树枝”[7]，这种比喻暗示了对汉娜的脆弱和无助的想象。鸟儿作为一种柔弱的生物，往往需要他人的照顾和保护，这种形象被赋予给汉娜，进而将她视作一个需要被呵护和控制的对象。此外，在汉娜反驳自己“可不是一只鸟”[2]，基普却和卡拉瓦乔一样，将她想象成一只鸟，这表明了对女性的爱称和想象在男性之间的传递和强化，而她自己的反抗却没人在乎。这种对女性的贬抑性想象不仅使汉娜处于被动的地位，还剥夺了她的个人主体性和自主权。
此外，父权制度下的爱称也反映了对女性权力的剥夺和压制。卡拉瓦乔在与汉娜重逢后，一直劝说她离开别墅，而汉娜再三对他表示“别说你是来劝我离开这里的”[2]，她坚持要留下陪着英国病人，认定他身上有什么是她想知道的。他称呼汉娜为“喜欢枯枝的鸟儿”[2]，这表明了他将她视作一个需要被引导和控制的对象。尽管汉娜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在父权制度下，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仍然受到了限制和剥夺。卡拉瓦乔甚至将汉娜与一个死去的人联系起来，暗示她留在别墅等同于与死者绑定，这进一步强化了对汉娜的控制和压制。
在《英国病人》中，爱称的运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亲切和热爱，更是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想象。在父权制度下，女性往往被置于被动的位置，她们的个人主体性和自主权受到了剥夺和压制。
2.2. 命名
命名在女性主义者关于语言的讨论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梅伦认为：“我们的语言是性别歧视的；也就是说，他们以男性为中心并根据对性别的陈规定型观念来代表或‘命名’这个世界”[7]。男性中心主义将男性置于社会的中心，使男性的身体、思想和经历成为焦点。这种观念使男人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而女人被认为是不如男人的。
两性间的命名，不论是用女性命名，还是给女性命名，都带有父权制权力运作的痕迹[8]。英国病人之前所在的科考队在沙漠中寻找绿洲扎苏拉(Zerzura)，“扎苏拉”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地图绘制者一度用爱人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经过的地方，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名字。一个沙漠车队里的浴女。一只手举着纱布挡在身前。一个阿拉伯老诗人的女人，因为她那雪白如鸽的肩膀，诗人用她的名字来描述一片绿洲。”[2]地图绘制者用带着欲望的眼光看待浴女，将其作为性欲望的载体，而非活生生的人。除了作品中男性角色的凝视对女性的命名，作者翁达杰为汉娜(Hana)和凯瑟琳(Katharine)的命名也带有男性作者对女性的歧视。首先，作者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命名展现了一种明显的讽刺意味。汉娜(Hana)和凯瑟琳(Katharine)这两个名字都来源于传统，具有一定的含义。然而，作者巧妙地将这些有着美好寓意的名字赋予给角色，却又让她们的命运充满了讽刺。汉娜(Hana)来源于圣经，代表着“快乐”，但在小说中，她却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和生活的苦难，失去了快乐的本质。尽管她在别墅中试图治愈自己的创伤，但最终仍未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而凯瑟琳(Katharine)，是法语“Catherine”的变形，通过民间词源从希腊语katharos“纯净”的意思演变而来，然而她却在婚后出轨，违背了名字的本义，从而暴露了名字与人物实际命运之间的巨大反差。作者通过女性角色的命运和行为来反讽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汉娜和凯瑟琳的故事都充满了苦难和挣扎，她们被迫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生存，并且往往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尽管她们都有着美好的名字，但她们的命运却远离了原本的含义，反而成为了男性权力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在社会语境中，女性往往被定义和称呼为男性的附属物，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比如，女性更经常被称为“约翰的女朋友”、“比尔的妻子”等，而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者称呼男性为“塞尔玛的丈夫”(Selma’s husband) [9]。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尤为常见，女性角色往往以男性的身份或地位为参照，而自身的身份则被忽略或模糊化。这种言语和称呼的方式，不仅仅是对女性身份的剥夺，也反映了社会中男权主义的根深蒂固。《英国病人》中，汉娜的名字直到卡拉瓦乔出现才被揭露，在此之前，读者只知道她是照顾英国病人的护士。直到故事进行到三分之一的位置，读者才得知主人公凯瑟琳的名字。在此之前和之后，她只是被称为某人的妻子或情人，或者简单地作为一个无名的女性身体存在。她的身份被限制在她的婚姻关系或情感关系中，而不是被视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这种对女性身份的界定方式，使得她们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与男性的关系，而自身的价值和身份被淡化或消解。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凯瑟琳讲述的《历史》中“坎道列斯和巨吉斯”的故事，而王后在故事中的指代为“his (Candaules) wife”，“the wife”，“the queen”，她是无名的。这种言语上的限制和对女性身份的模糊化，反映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男权主义观念，即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物或配角，而不是独立的主体。
3. 隐喻背后的话语控制
隐喻的研究滥觞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对隐喻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他认为隐喻在诗歌中具有修辞作用和美学作用。1980年Lakoff和Johnson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中提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10]也就是说，使用隐喻时，我们已有的思想或背景知识事实上可能会歪曲我们对特定对象的分析或思考。米利特指出，“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11]。在隐喻历史中，有关男性的隐喻总是与“较大的、强壮的动物”或“金属”描写男性相关，而女性则和“植物”、“无生命的事物”相联系。
英国病人即小说标题，亦是中心人物，映射着父权对女性的话语控制。作为锚点，英国病人连接着两个时空——二战开始时的利比亚大沙漠和二战尾声的意大利别墅。借由他口，读者得以知晓沙漠中发生的一切，也因为他，别墅四人得以相遇。谱写新的故事。外表上，英国病人是一个皮肤烧焦、面目不清无法辨认且不能动弹的重症患者，但他精通多国语言，对沙漠了如指掌，对历史、地理、艺术颇有见地。对于这样一位外表怪异、患有失忆症而每日呓语的病人，维系他生命的护士汉娜却将其视为“她绝望的圣者”、“一个绝望的圣徒”，为他擦洗身体时将他视为耶稣，把他当作自己的信仰，深深地爱着他。在战争胜利可以离开别墅回家时，汉娜选择留下照顾英国病人，将自己和现实世界分割开，变成一个边缘化的个体。若不加以批判地阅读，读者所获得的感受是英国病人是汉娜的精神支柱，因为有他，汉娜的战后创伤才逐渐好转，而容易忽略英国病人是父权的代言者，与汉娜变成边缘人的缘由密不可分。作者塑造了烧伤的英国病人这一形象，对汉娜来说，这和她刚失去的父亲的形象重合了，因此汉娜将自己对父亲的感情寄托在他身上，甚至不惜留在外面布满地雷的别墅照顾他，在空间上将自己边缘化。英国病人被塑造成理想的“中心国男性”，典型的“英国白人”：学识渊博、思想深沉、浪漫多情。既能做枯燥深奥的文化专业研究(希罗多德、吉普林和“泳者山洞”)，又幽默风趣，熟稔通俗文化(“高帽子乐团”)。而汉娜则是一个意大利籍的护士，并且坚定地认为他是英国人。她天然地认同了英国为自己的“祖国”，即使遭受战争伤害，也坚信自己是“被诅咒的”命运，在英国病人面前因自己的民族将自己置于边缘地位。对于凯瑟琳，作者则设置通过英国病人之口将她的故事说出来，并且是将凯瑟琳的故事嵌入他的故事中——形成故事中的故事说出来，而在故事中英国病人(奥尔马希)通过实施男性的凝视、对凯瑟琳身体部位的命名等对凯瑟琳实行父权的压迫。作者通过剥夺凯瑟琳说出自己故事的权力，让她“活在”英国病人的回忆中，使她成为故事中的边缘人。
米尔斯认为，我们通过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赋予世界意义来理解世界，而这个过程通常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以男性的视角为导向。因此，一个知识体系产生了，它否认女性在特定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的、重要的，甚至根本不存在。除了英国病人外，父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还体现在《历史》中。《历史》的撰写者希罗多德以男性视角主导文本的建构，女性往往只是男性角色的附庸或配角。国王坎道列斯通过话语的授权让巨吉斯得以偷窥王后，王后因为话语权力的允许成了男性凝视的对象，她的身体和美貌被男性视角所占有和控制。王后由于受到侮辱要求巨吉斯要么杀死坎道列斯，成为自己的丈夫，取得王位，要么被自己杀死，巨吉斯选择前者，从此改朝换代。王后在面对国王权力的压迫时选择了反抗，间接促进朝代的变革，但是在男性的书写下，王后只是配角是巨吉斯杀死坎道列斯的诱因，这进一步强化了父权话语对女性的控制和剥夺。英国病人随身携带《历史》，将自己在沙漠中的见闻记载在书中。然而，他并非客观中立地呈现这些内容，他在凯瑟琳写给他的纸条中有选择地将凯瑟琳骂他的话也一并记录在书中，这种行为彰显了男性对女性话语的篡权，将女性的言论纳入到男性的话语范畴中，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父权话语的霸权地位。
Hélène Cixous的观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用以分析文学作品中性别象征的使用及其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定位。根据她的观点，太阳和月亮被视为代表男性和女性的象征，分别象征着男性的力量、理性和活力，以及女性的潜在疯狂力量、温柔和神秘[12]。在这种分类中，“男性”一方的所有术语被置于优于“女性”一方的位置，这种不平等的象征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常常得到体现，特别是在《英国病人》这部作品中。
在《英国病人》中，月亮映射女性的形象在文本中得到了多次表现。这种隐喻的运用往往是有意识的，从女性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将女性置于一种次要或者被动的地位。例如，通过英国病人角色随身携带的《历史》这一细节，暗示了月亮与女性的联系。希罗多德曾说道：“我望着月亮，却只看见你。”[2]作为现代版的希罗多德，在英国病人与他人的交流中，常以月亮代指自己的情人凯瑟琳，“我在沙漠里过了几个星期，忘了看看月亮，他说，就像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好几天没去看妻子的脸。”[2]将女性与月亮的意象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对女性的一种标志性描述，也暗示了她在情感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这种性别象征的使用并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选择，也反映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父权主义观念。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在文本中体现出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月亮作为女性的象征，暗示了女性的温柔、柔弱和神秘，与男性的阳刚、理性和活力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性别的二元化和等级划分，反映了父权话语在文学创作中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对女性身份和角色的限制和塑造。
4. 叙述者视角下的女性失语
叙述者是叙事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讲述故事的虚构人物密切相关。根据Genette的说法，“一个叙述者，可以说是‘高于’或优于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叙述者是‘超叙事的’，就像他所处的层次一样。”[13]在《英国病人》中，凯瑟琳的形象被奥尔马希这一男性叙述者所主导和塑造。奥尔马希以他自身的视角和声音来呈现凯瑟琳，将她置于自己的回忆和想象之中，使得凯瑟琳的形象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这种男性叙述者对女性形象的控制不仅在叙事层面表现明显，在文本内部的构建和解读过程中也体现了男性视角的主导和霸权。首先，凯瑟琳从未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过，她的存在只能通过奥尔马希这一男性叙述者的视角和描述来理解和认知。这种叙述方式使得凯瑟琳的形象始终被置于他人的眼中，她缺乏了自己的叙述声音和叙事视角。作为读者，我们看到的凯瑟琳实际上是奥尔马希眼中的凯瑟琳，她的一切都被男性主导的叙述所塑造和定义。这种叙事方式导致了凯瑟琳的形象被男性视角所局限，她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叙述者的观点和解读。
在奥尔马希的叙述中，由于凯瑟琳在他的记忆中被构建，她的存在和行为也都受到男性的控制和支配。在奥尔马希讲述的故事中，凯瑟琳被其丈夫克利夫顿当作是贵重物品向同伴炫耀，以满足他的虚荣心。这种行为不仅暴露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物化和控制，也反映了男性对权力和支配的渴望。通过展示和炫耀妻子的美貌和智慧，克利夫顿试图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而凯瑟琳则成为了他的道具和附属品。此外，在奥尔马希的叙述中还涉及到了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巨吉斯夺位娶妻的故事，这个故事被用来暗示奥尔马希与凯瑟琳的结局。在这个故事中，巨吉斯得到国王的授权窥视王后的美貌，最终导致了国王的死亡和巨吉斯的夺权。这个故事所暗示的权力和欲望的隐喻不仅象征着以国王为代表的社会权威对女性的支配和控制，也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和权力的渴望。通过将这个故事与奥尔马希和凯瑟琳的关系联系起来，奥尔马希试图表达自己对凯瑟琳的占有欲望和对权力的追求，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凯瑟琳的控制和支配。在奥尔马希对凯瑟琳的描写中，男性的霸权思想和控制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尽管奥尔马希曾声称自己最恨的是占有，但在与凯瑟琳的关系中，他却不断地试图占有和控制她的一切。他喜欢看透凯瑟琳的心思，使她完全被自己掌控。奥尔马希的自以为是，使得他拒绝被占有，却试图占有凯瑟琳的一切，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充分展示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控制欲望和霸权思想。
男性叙述者在《英国病人》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控制是显而易见的。凯瑟琳作为女性角色，一直被置于男性叙述者的视角和解读之下，她缺乏自己的叙述声音和叙事视角，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叙述者的观点和解读。奥尔马希以男性的眼光俯瞰凯瑟琳，以男性的声音讲述凯瑟琳，使得凯瑟琳活在他的回忆之中，却无法向读者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5. 结论
女性主义文体学提供了分析性别在文学文本中表现的方法论。从词汇、句子到语篇层面，女性形象在《英国病人》中被父权制的偏见所塑造。例如，爱称的使用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命名则反映了对女性权力的剥夺。隐喻的使用，如将女性与月亮联系起来，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边缘化和被动地位。叙述者的角度也揭示了男性如何通过叙事来塑造和控制女性形象，如奥尔马希对凯瑟琳的描写，使她的形象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总体而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她们的故事被男性角色和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所左右。通过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文本中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和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和塑造性别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