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景观最早出现在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学者开始对城市的语言使用情况开展研究[1]，Rosenbaum (1977)对耶路撒冷街上标识中英语的使用进行了调查[2]，开创了国外研究语言景观的先河。1997年，语言景观的概念正式提出。Landry and Bourhis将其定义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3]。从此之后，该研究领域引起国外众多学者关注并开始迅速发展。相对来讲，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孙利(2009)在《语言景观翻译的现状及其交际翻译策略》首次使用“语言景观”一词[4]。尚国文与赵守辉在2014年对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及其研究的不同视角、理论和方法等进行阐述[5]，语言景观随后在国内引起学者重视，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热门领域。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语言景观研究主题从最开始的语言政策规划和公示语翻译到目前的乡村振兴语言景观和语言生态等主题，这也是语言景观研究逐渐本土化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语言景观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从最开始的商业区，外侨聚居区和旅游景区到现在的乡村乡镇、校园等区域，而历史文化区域等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研究范围近年刚刚引起学者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加强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作为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历史文化区域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伴随全球化进程推进和现代社会发展，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日益频繁，新的语言表达元素和传播方式不断融入，历史文化区域的语言景观出现了深度全面的融合。本研究在对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拟分析该领域目前的发展脉络和研究进展。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统计分析法进行语料的筛选和整理分析。由于历史文化区域广泛，本文将历史文化区域限制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中。鉴于部分历史文化区域也被称为古城古镇古村和古街，在进行语料筛选时，首先本文分别以“语言景观”和“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为主题对CNKI收录的文献中进行检索，得到论文27篇。其次，本文分别以“语言景观”和“古城”、“古镇”、“古村”和“古街”为主题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中进行检索，得到论文37篇。在对上述统计的文献进行逐条清理，排查相关性较小的文献和重复的文献之后，笔者最终得到源数据37篇。在此基础上，依据发表时间、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对其进行归类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讨论
统计结果显示，CNKI收录的关于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的论文主要集中在2017~2023年之间，通过对文献发表时间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论文发表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20年之后，数量明显增加。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为李丽生和夏娜在2017年发表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状况——以丽江市古城区为例》。从2017年至2020年，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处于探索阶段，该阶段发表论文总量为6篇。第二阶段为2021~2022年，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总体上处于升温阶段。该阶段发文量为13篇，同比增长一倍还多。从2023年至今，语言景观相关研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该阶段发文量为18篇。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相关研究正在逐渐引起学者关注并进入正轨。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published studies o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eas from 2017 to 2023
图1. 2017~2023年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相关研究发表时间分布
Figure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ublished studies o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eas from 2017 to 2023
图2. 2017~2023年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相关研究地区分布
(一) 地区分布
国内历史文化区域范围较大，通过对研究的目标地区整理，可以得到目前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的聚焦视域。从研究地区来看，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分布不均衡，如图2所示。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相关研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其次为西南地区。相比前三个地区，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起步较晚，研究成果累计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之后的研究可以针对后三个地区进行开展，挖掘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的特点，分析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增强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感。
(二) 理论视角
自语言景观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热点以来，相关的研究理论日渐丰富和完善。Spolsky & Cooper (1991)和Spolsky (2009)提出公共标牌上语言选择条件的理论([6] p. 95) [7]。BenRafael et al. (2006)和Ben-Rafael (2009)等提出语言景观多种构建原则[8] [9]，即突显自我、充分理性、集体认同和权力关系。Scollon & Scollon (2003)的场所符号学理论构建了一套以分析空间景观的语言符号系统([10] p. 8)，包括语码取向、字刻和置放等子系统[11]。Huebner (2009)提出的SPEAKING模型以Hymes的交际民族志学[12]为基础，从场合、参与者、目的、行为次序、基调、媒介、规约和体裁等方面对语言景观进行了分析[13]。Trumper-Hecht (2010)提出三维空间分析模型并指出，语言景观三大空间的理论框架指构想、物理和生活空间为语言景观的三大空间[14]。37篇论文中，大多数学者以场所符号学[15]-[23]、SPEAKING模型[19] [20] [24]和三维空间分析模型[25]-[27]为理论基础对历史文化区域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学者使用国外目前比较成熟的语言景观理论对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区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借鉴不同的理论分析语言现象，但是没有结合中国语境与历史文化区特色提出自己的研究范式或者理论框架，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与框架和国外大多数研究类似。
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开始自我摸索，运用不同学科理论结合开展语言景观的跨学科研究。范和彭(2023)从语言生态视角对长沙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并提出想要将长沙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长沙的文化名片，必须要保证其语言景观质量，推动绿色健康的语言生态建设[28]。丁洁(2019)以跨文化诠释学的维度，从视域融合和哲学审美视角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多模态语言景观进行阐释和研究并发现语言景观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外显性代表现象，直观又具体地展现了历史文化街区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历史、语言、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展的关系[29]。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提高了语言景观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质量，促进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 研究方法
国内目前关于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三种：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定性混合式研究。定量研究以田野调查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者通过数码摄像的方式收集数据并对其(语言标牌)进行量化统计分析。质性研究主要以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为主，同时结合对语言景观的文本分析，挖掘标牌阅读者的侧重点，洞察标牌制造者的动机(李颖)，分析语言实践背后的权力意识和身份认同等。如图3所示，在37篇论文中，定性研究(11%)数量较少，大多数为定量定性结合的混合式研究(51%)，其次为单一的定量研究(38%)。相关研究也从最开始的量化数据表象描述逐渐深入到挖掘文本背后的语言特征和意识形态，从表层的感性认知深入到深层的理性认知。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种类丰富，学者在进行数据分类时会出现模糊交叉的可能性[16]。同时在收集数据时，如何进行合理抽样仍是值得目前学者进行思考和验证的问题。
(四) 研究问题取向
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研究中，主要研究问题取向集中在再历史化、多语现象、语言景观互动性和语言景观译写问题上。
Figure 3. Propor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reas from 2017 to 2023
图3. 2017~2023年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研究方法占比图
1) 再历史化
“历史化”是阐释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在历史文化区域中，语言景观通过使用不同的语言、字体、纹饰、材质等传递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价值。不同的标牌可营造当地特色历史文化氛围，还原历史真实、展示历史、传达历史，激发人们的历史记忆，从而实现“再历史化”[30]。作为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37篇论文中，有16篇涉及到“再历史化”。李永斌(2023)对西藏八廊古街语言景观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八廓古街语言景观的“再历史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仿古纹饰的大量使用和古典文学文化内涵词、历史词的使用方面，其次是古建筑、传统文化词汇的使用，历史化效果均十分显著[30]。史媛(2020)对扬州东关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语言景观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研究，指出街区部分商铺现代艺术感过强，不符合历史街区整体形象[31]。总体而言，学者大多数通过分析标牌自身语言特点来考察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的“再历史化”，但是对于其他因素，比如相关政策、标牌设计者等方面的考察还不够全面。除此之外，历史文化街区底蕴丰富，语言景观如何合理设计才能符合历史文化街区氛围，体现历史文化内涵？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2) 多语现象
早在语言景观发端之前，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标牌语言中的多语现象问题[32]。作为语言景观的研究热点之一，多语现象从始至终在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历史文化区域分布各地，语言种类涉及众多，包括官方语言、国际通用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等。37篇论文中，33篇论文从多语现象入手，分析历史文化区域的语言景观特征。大多数论文集中在历史文化区域的语言景观是否规范，包括繁体字和简体字的统一、标牌载体的统一以及语言多样性的统一等。也有学者通过分析多语现象，挖掘隐藏在背后的语言权势关系、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等多个维度。张茗(2023)分析了开封老城区的语言景观特点，研究发现该地区由于过度商业化，部分标牌外语语码所占面积大于汉语语码，外语语码处于优势地位[33]。这种设计体现了商家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和对本土文化的忽视，不利于历史文化氛围的营造。郝力珠(2023)分析了武汉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和武汉地方法规，发现武汉历史文化街区部分标牌为英语单语或者拼音使用过多，体现了语言实践和语言政策的不一致[25]。
多语现象角度可以由表及里、由浅至深、全方位的对历史文化区域的语言景观进行分析，深入探究语言景观的内涵和象征特点。不同维度之间可以相互补充解释，使语言景观研究更加精确和细致。
3) 互动
互动中的语言景观要素包括“作者”、“读者”与“标牌文本”。标牌的“作者”与标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标牌文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标牌“读者”与标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称为三种平行的关系[10]。学者对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的互动进行探讨，进一步揭示人与景观的关系，可以深入理解语言景观实践，促进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的构建，为历史文化街区的长期发展和空间规划提供语言方案角度的新启发、新思路。杨荣华和孙鑫(2018)考察了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语言景观现状，探析景观中标牌的“作者”、“读者”、标牌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出于商业目的，老门东的私人标牌中三者互动比官方标牌三者互动更加显著[23]。王璐(2021)以SPEAKING模型为框架，考察南京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现状，探究语言标牌的“作者”、“读者”和文本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官方标牌互动明显，充分发挥了信息和象征功能。私人标牌的三者互动不足，未能突显商家的经营特色和游客的消费需求[24]。总体而言，目前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景观互动视角研究分析欠缺，以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互动分析对比为主。历史文化区域经历长时间的变迁，其语言景观也是动态变化的，从历史维度分析“作者”、“读者”、标牌三者的互动关系可作为新的研究入手点和侧重点。
4. 总结与展望
纵观国内历史文化区域语言景观研究发展现状，不难发现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论文发表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研究分布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其次为西南地区。理论视角多样化，包括场所符号学、SPEAKING模型、三维空间分析模型等，部分学者开始自我摸索，运用不同学科理论结合开展语言景观的跨学科研究。研究方法多元化，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定性混合式研究，相关研究也从最开始的量化数据表象描述逐渐深入到挖掘文本背后的语言特征和意识形态。研究问题取向集中，主要聚焦在再历史化、多语现象、语言景观互动性上。
虽然大量学者已经取得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存在一定的缺口，大量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完善。在研究地区方面，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进行开展，挖掘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的功能和意义，同时可与其他地区进行横向对比，促进国内历史文化区语言景观的整体发展。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历史文化区的特殊性，相关研究在完善量化和质性研究，从停在表面到深入挖掘背后含义的同时，可以采用历时性方法，分析历史文化区在不同时期的语言景观变化及其背后原因，关注语言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发展，更好地理解语言景观的演变规律。在研究内容上，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注重语言景观的社会文化属性，将语言景观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相结合，搭建属于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区的理论框架，为语言景观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