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代的中国既是一个新旧转型时期，又是一个纷杂多变的时代。在各种变量因素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又成为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晚清士人所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最外缘的地带面对着列强环伺的政治局面。”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桐城派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派也必将突破自身的局限，或多或少地将学派的发展与时代危机、文化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桐城派在晚清时期一度出现“桐城中兴”的发展高峰，与其能“因时而变”不无关系。而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种危机迫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进行救亡图存的探索。与此同时，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也唤醒了包含桐城派学人在内的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他们走出书斋，把视线投向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以求得能够拯救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桐城派学人又投身于中国边疆地区，涵盖西北边疆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世界地理，渐渐“开眼看世界”，对边疆安全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伴随于此的还有其独特的世界史观。
2. 桐城派学人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2.1. 姚莹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姚莹，字石甫，又字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安徽桐城人。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先后担任福建、龙溪、台湾、江苏等地知县。在为官时期，他目睹了英国对我国沿海边疆的侵略行径，倍受刺激，先后撰写《识小录》《东槎纪略》《康輶纪行》，介绍外国情况。在鸦片战争期间，姚莹和达洪阿组织了台湾军民反抗侵略，守卫领土，击毙敌军数十名，俘虏百余十人。后又奉命两次入藏查处乍雅两位呼图克图相争一案，共历时一年五个月，姚莹所感：“所至于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1]: p. 1)。于道光二十六年撰成《康輶纪行》十二卷。道光二十八年夏，姚莹辞官返乡，将该书重新“厘为十六卷”刊行，前十五卷为其两次入藏沿途所见、所闻及所思之札记，末卷为其搜集与绘制的地图与图说。
姚莹自称《康輶纪行》“大约所纪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1]: p. 1)事实上，此书除了对西藏地区的地理、文化、宗教和风俗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对于周边的国家，比如印度、尼泊尔等也作了介绍。其中关于英、法、俄、美的介绍较为细致，在《康輶纪行》卷十二中，有英吉利、佛兰西、四大洲等的描述，给有识之士提供了解世界的途径。而《康輶纪行》与《识小录》《东槎纪略》并称为“三部曲”，分别代表了姚莹对中国西北边疆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世界地理的多维度关注。
在姚莹的自叙中他表达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深切关注：“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台湾，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1]: p. 1)吴怀祺先生的《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也认为，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和古代经世致用史学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认识姚莹的学术，不仅要讨论他的学术渊源，同时要讨论他怎样从古代史地学向近代边疆史地学转轨。提出透过姚莹也可以看到当时边疆史地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具有一种渴求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欲望；三是对海事、海外诸国史地给以更多的关注，研究的重心有所变化，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四是要求有精确可信的史地书；五是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出政治变革的要求([2]: p. 85)。
卷十六中姚莹收录了当时西方来华传教士绘制的种种地图，有艾儒略《万国全图》说、西人汤若望《坤舆全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四海总图》、李明彻《地球正、背面图》等。姚莹对此加以对照修改，绘制成《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康輶纪行》原文载：“前载诸图，方位大略仿佛，而国名、地名互有异同，或此有彼无。余更取魏默深书，以今时地名参互考订之，作此图。其不备者，可按原书。”([1]: p. 516)大体上标注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对于晚清士人研究世界地图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也方便了后世学者的研究。由此达成姚莹的远大抱负，书中有言：“明乎此，然后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余尚有英夷诸国图册，俟得通夷文者译之，详加厘正，俾无舛误，其所裨益当何如耶！”([1]: p. 516)而在《中外四海地图说》中姚莹阐明了中国历代疆域沿革，从秦代到道光二十二年以来的疆域，和晚清加以对比，重点突出了解和掌握中外地舆形势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称赞这是自汉代至今，中外地舆形势最为鼎盛的时期。叶棠对此作评：“图所以辅书之成也。书，非图不显；图，非书不明。原解辞多杂乱，颇难卒读，大抵翻译有误也。因重加校勘，别其繁芜，正其讹谬，增其注解，盖汰去沙砾、精金乃见云。”([1]: p. 453)“图”是对“书”更加直观的展示，而《康輶纪行》卷之十六中，较多的引进地图，且格外注重对地图的考证和采用，对中国古代边疆史向近代边疆史地学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
《康輶纪行》一则表达了姚莹的爱国热忱，姚莹入藏之时已年近花甲，历经千辛万苦所作。姚莹自称“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1]: p. 2)二则体现了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姚莹宣称自己多方了解西方各国情况是为了“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这与当时的社会危机、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姚莹忧国忧民的意识有着重要关系，也奠定了他在晚清经世思潮的先行作用。这种思想具有启蒙意义、近代意义、世界意义，对当时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清代学术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
2.2. 王树楠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桐城派学人王树楠，河北省新城人，字晋卿，号陶庐老人，近代史学家、方志名家、文学家，主持《清史稿》《畿辅丛书》《新疆图志》等编纂，撰《希腊春秋》八卷、《欧洲列国战事本末》三十二卷、《欧洲族类源流略》五卷。其中，王树楠主持下修纂的《新疆图志》是对清一代史地学的总结，为巩固边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首先，清代西北史地学的研究成果为图志编修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新疆乡土志稿》为《新疆图志》编纂提供了可能条件；复次，新疆人才的积聚与储备为图志编纂提供了人才保障；又者，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的倡导及重视为图志编纂提供了制度保障；最后，王树楠的个人努力对图志编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疆图志》编纂目的是“资治、存史、教化”，因此王树楠说：“固非夸新斗富，良以考献征文，必纯以备。君子欲有造于斯民，其所以劝善征恶，课勤考忠，必如是而后即安，不如是则措施未尽也。”([3]: p. 152)以志书的修撰来辨忠奸善恶，达到资治之目的。各级官吏以“劝诫”、“教化”为手段，“将文明礼乐之兴，遍于异族，文章之盛，覃及殊方。”([4]: p. 32)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列强侵略，修志还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新疆图志》是新疆地方志中材料最为充实、详尽的方志学名著，是书对新疆地区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军政建置、人物历史均有记载，为后人运用史料研究西域历史、西北及新疆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参考书，因而受到高度评价。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一部较为完备的官修通志，不仅全面总结了清一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体现在史学价值上，梁启超在“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的情况下，列举118种“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的省、府、县志时，将《新疆图志》列为“后期之雄”，评价甚高([5]: p. 326)。被后人赞扬为“规模之大，卷帙之浩繁，体例之完备，史料之丰富，内容之详尽，尤以《图志》为最。”([6]: p. 26)王树楠在随年录中说撰有新疆八志，但后来收入其《陶庐丛刻》中的有《新疆山脉图志》《新疆国界志》《新疆礼俗志》《新疆小正》《新疆访古录》等。王树楠所撰《新疆图志》八志内容，包含了新疆地区的历史沿革、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容。《山脉志》体现出新疆地区的地势险要，雄伟峻奇；《土壤志》《物候志》论及新疆的自然环境，富足的物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古迹志》《礼俗志》则是对新疆历史文化资源的清理与总结。《国界志》及舆图则反映了王树楠的近代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增长，抵制沙俄侵吞中国领土，捍卫国家西北边陲主权，警示后人，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
3. 桐城派学人的世界史研究
桐城派学人的世界观是有着循序渐进过程的，并非一蹴而就的。
3.1. 从“天下”到“万国”
首先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入与以经验科学大为不同的实验科学，桐城派学人方以智通过对西方科学的认知，提出“通几”和“质测”的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夷夏有别的观念，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开始真正拥有自我意识，并且去学习所谓的“奇技淫巧”。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被迫打开的中国大门，也使桐城派学人的视野由中国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即“万国”。面对西方侵略的逐渐加深，桐城派学人方东树开始探索时政之学，迫切的想要挽救清政府。此时，亦兴起了经世之学，方东树还敏锐的注意到了鸦片的危害，因此，他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鼓励禁烟。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所处的年代，西方的耶稣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除了带来先进的绘图技术，还带来了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不同的西方科技知识。方以智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也对西方科学技术感兴趣，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方以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日质测。”“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7]简而言之，“通几”就是能够熟练地掌握物体运动的征兆，“通”可以理解为融汇贯通、通达之意，“几”就是事物出现之前的细微变化，大体意思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意。了解“通几”之后，“质测”就简单了。“质测”就是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并向内寻求其因果，小到动植物，花鸟鱼虫，大到宇宙世界，历史的运转，都属于认知的范畴。不仅如此，方以智还重视实验、客观认知、证据论点，一改以往的空谈之风气，开实证之先河，对于问题持怀疑态度，考究其本源，进行归纳演绎。
桐城派学人不仅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学会了变通，且一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随着内忧外患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们又把目光投注于经世之学，关心国计民生，渴求寻得制敌御辱之法，而方东树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方东树，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师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习得真传，被誉为“姚门四杰”之一。方东树是继姚鼐之后桐城派中坚，创作丰富，著有《经史札记》《汉学商兑》《仪卫轩诗文集》《屈子正音》《病榻罪言》《化民正俗对》及诗文集。
“经世致用”是指所作的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方东树对这一思想做出了很好的实践和倡导，首先，他批判于国于民“了无益处”的汉学，反对无关国计民生的考据训诂。其次，他主张学以致用，关心实政之学。再次，他倡导为文经世，宣扬为学要于“民人家国”。复次，他提倡“民安而后国安”、“民为贵”等民本思想([8]: pp. 154-162)。最后，他吁求民众认清鸦片危害，建言禁止鸦片贸易，提议立法禁止官民吸食鸦片。他较早地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认为鸦片贸易会使得国库空虚，白银外流，银源枯竭，银贵钱贱，物价上涨，对市场秩序和经济的稳定，甚至是国家政权的稳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吸食鸦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社会风气也会变得萎靡不振，百姓沉迷吸食鸦片，身体素质下降，丧失劳动能力，荒废田地，官员则荒废政务，结党营私，腐蚀统治基础，机构僵化。最终产生亡国灭种的危机，针对于此，方东树作《劝戒食鸦片文》，且于道光十八年，撰写《化民正俗对》，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议立法严禁官民吸食鸦片：“治盗贼之害者自下，治嗜欲淫僻之害者必自上贵者始。贵者不治，则其源终不塞，而贵者势又不能籧加以刑诛也，而其势又足以骩法也。”“是以先王之教，治贵恒严于治贱，故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吸食鸦片者，欲严治吸食鸦片者，则莫若先治封建士大夫、官员、衙役、胥吏等。”“古之善论治者，曰太上变化之，其次愧厉之，其次整齐之。今行愧厉之法，为整齐之用。”“凡吸食鸦片烟者，民间一切嘉会吉礼宾祭之地不得让其参与，其亲故也要与其悉绝，其属亦不许相往还，将其比于倡优盗贼，不齿于士类，如此亦足以摧其冥顽积重之势矣。”“盖俗流失、世败坏，非大为之防，斯犯之者莫止。然要当许以自新。自犯之日，过十二年无犯，准亲邻结保，复为平人，除其衣冠之刑及令。过十二岁在天星为一周，亦足以为更始之期矣。”[9]方东树认为，只有如此，禁烟才有实效，才能巩固国家之本。除禁烟之策，方东树还主张反对议和，他认为议和不利于清军士气的提高，且议和则代表着割地赔款，会使政府失去公信力，不利于国计民生。他还关心吏治、海防、流民、漕运等民生问题，真正做到了治学为国为民。
3.2. 桐城派学人世界史观的嬗变
桐城派学人不仅仅关注西方社会，还找出西方国家中类似当时中国的处境，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以求拯救危在旦夕的清政府。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主要代表学人为陈澹然。
陈澹然，字静潭，一字剑潭，号晦堂，安徽桐城人，九岁成文，好古文舆图，素喜班、马之言，自命能为太史公。光绪十九年恩科举人。师事方宗诚，受古文法，为文不尽守桐城义法([10]: p. 290)。在治学过程中，他善于学习和思辨，往往能够独辟蹊径。他敏于时事，并积极上谏。他著书颇丰，平生撰述四百卷，著作有包括《寤言》《权制》《波兰遗史》《万国公史议》等。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败给了日本，朝野震动，引发了国人的思考，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在这种背景下，陈澹然写了《迁都建藩议》：“方今国势，无复雍乾财富之盛，骤语建置，微特黎民滋恐，即殊识之士亦非徘徊瞻顾而不敢为。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诚欲延国命于累卵之巅，举危疆以图自保，则因势制地之术，固有不容不先振其纲维而徐措其节目之细，则迁都之说尚焉。”“顾中国形势在西北，而人物财富实赖东南。据西北可以鞭挞东南，绝东南则西北且将坐匮。故都西北者必亲东南，而后可以运天下而无蔽阏之患。且夫关中之势，视国家强弱为盛衰。”“且今之所云建藩者，非漫以土地予之也，始焉命为元帅而副以汉臣，使不能尽恣所欲，而所在将军、督抚且各仍其权力以自保。其疆无事，则名为藩王，不过专屯矿以为自守，事至乃得以邻省济之名。虽国苟有不肖，则副帅、将军、督抚皆可钳之，不胜则返之京师，更为易置。号称藩国，实与将帅无殊。”[11]迁都就是将都城由北京迁往武汉，建藩就是分封皇室宗亲为藩王，让他们拥有一定的兵力，担任守卫边疆，拱卫王室的责任。虽然可行度不高，受到的阻力很大，但这也是一种扭转国家命运、鼓舞士气的良策。陈澹然除了迁都建藩，还主张改变外交方式，引战俄国和英国，为中国的发展谋求时间，抓紧培养军政人才、外交人才，外交也是国家博弈之一。组建近代化军队，改革练兵之法，以本省之将练本省之兵，购置先进装备，改建近代海军，重整湘淮二军。陈澹然的经世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更偏重于社会、政治等领域，也更看重社会活动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他译述的《波兰遗史》是“亡国史鉴”，“波兰”作为民族衰亡的政治符号，还被上升为一种唤起民族意识、抗击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精神源泉。
4. 桐城派学人边疆史地学和世界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其一、因时而变的历史观。自有皇朝以来，伴随着五德终始论与儒家忠君观念，皇位的更迭必然导致改朝换代，这是从秦汉至晚清以来的基本规律，但出仕前代的臣子基于气节又不应当效忠新朝，这便是遗民的出现的缘由。桐城派学人方以智和钱澄之以遗民心态不仕清朝，戴名世因感念旧朝，以文字狱获难，张廷玉学而优则仕，撰写《明史》高度认同清廷的正统地位。继之，有英勇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姚莹，有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再度中兴，有翻译西学传播进化论思想的严复，有桐城派“殿军”之称的马其昶，恪守文言文不可废的姚永朴和姚永概等。从遗民心理到认同清朝统治，从信奉程朱理学到维护宋学地位，从调和汉宋到主张理学经世、中体西用和洋务维新，从边疆史地学到进化论思想，最后新史学的产生，桐城派史学成就与其因时而变的历史观息息相关。
其二、治史以致用的务实性。道光年间，英国为打开中国大门，向中国输入鸦片，危害日益严重，方东树著有《化民政俗对》和《劝戒食鸦片文》，主张严禁鸦片，并提出了独特的实政之学。姚莹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介绍西北陆疆史地专论《识小录》、东南海疆专论《东槎纪略》、西南陆疆史地与域外地理专著《康輶纪行》。无一不是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夷情所写，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捍卫，针对时弊，字字珠玑。不止如此，桐城派学人的经世致用思想也是符合当时的经世思潮。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服务于晚清社会，渴望挽救当时的清廷，注入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自古以来都被文人志士继承和发扬着，桐城派学人亦是如此。
其三、中西汇通的学术思想。可以用方以智《物理小识》的一句话“智每因邵蔡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7]: p. 101)意思是要以古代的博学者为师，广泛吸收中国和外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一切知识，以博古通今，也可以理解为“拿来主义”。桐城派学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姚莹在《康輶纪行》中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先进的工业技术进行大为赞赏；王树楠在《欧洲列国战事本末》中，明写土耳其，暗喻中国，希望通过借鉴土耳其的经验来挽救中国；严复翻译《天演论》，阐述西学价值，提醒人们注意从西学中获得“自强保种”，即救亡图存的理论，后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以“通中外之情”；都是桐城派学人针对中国国情而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措施。在适合大众所接受的范围内学习西方，也不失为一种优选的策略，也是桐城派学人交出的时代答卷。
5. 结语
桐城派学人边疆史地学和世界史研究可以说在晚清时期的中国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其中的边疆史观念，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内审视边疆治理，具有极高的先进性。当国家移动的边陲由固定的边界所取代，代表着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换而言之，边疆地域的勘定是国家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学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有意识地加强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丰富了边疆知识体系。桐城派学人世界史观念的形成与演进则为近代中国由王朝国家“天下共主”体系到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型奠定重要基础。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桐城派学人在关注边疆、树立新世界史观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所作的边疆史只注重疆域而忽视边民存在偏颇，仍是相对孤立研究；在引入进化论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接收了一些进化论中的缺点，过度强调竞争，而忽略了物种之间的联系依存；依然保留着固有的“华夷观”，魏源指出“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这些观念也反映在桐城派学人的著述中，例如姚莹在《康輶纪行》中提到“明乎此，然后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余尚有英夷诸国图册，俟得通夷文者译之，详加厘正，俾无舛误，其所裨益当何如耶！”([1]: p. 516)对于国家依旧以夷相称。虽然桐城派学人的世界史观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无法否认其对于近代世界史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