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庸之道”是孔孟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中庸”要“执其两端”，勿失公允处理事情。孟子引入“权”的思想完善“中庸之道”，主张权衡、灵活地分析事物。程子将“中庸”上升为世间定理，朱子则对“中庸”的概念做了更直观的阐释，他指出“中庸”便是做事要避免“过”与“不及”。在古代，封建王朝以“中庸”思想维持君臣关系，乾隆帝的治国理政也体现出“中庸”思想的实践运用。到了近代，一批知识分子为建设新社会，对“中庸”思想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中庸”思想即为社会公正与平等，应推崇弘扬，另一种观点指出“中庸”是落后的思想，是变相的折衷主义，理应抛弃。进入现代后至20世纪80年代左右，学界大多将“中庸”思想视作折衷主义，80年代后，学界重新反思“中庸”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出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可见，“中庸”思想的内涵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丰富，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Abstract:
The “golden me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inking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According to Confucius, “the golden mean” is to “hold both ends of the spectrum” and not to be unfair in dealing with things. Mencius introduced the idea of “balance” to perfect the “golden mean”, advocating weighing and analysing things flexibly. Chengzi elevated “the golden mean” to a theorem of the world; while Zhuzi made a more intu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golden mean”, pointing out that “the golden mean” means to avoid “too much” and “too little” in doing things. He pointed out that “mediocrity” means to avoid doing things “too much” and “not enough”. In ancient times, feudal dynasties used the “golden mean”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 and minister, and the governance of Emperor Qianlong also reflect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golden mean”. In modern times,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society, reassessed the value of the “golden mean” idea, and two distinct attitudes emerged. The other viewpoint pointed out that the “golden mean” was a backward idea, a disguised form of eclecticism, and should be abandoned. After entering the modern era until the 1980s, most of the academics regarded the “golden mean” as eclecticism. After the 1980s, the academics rethink the realistic value of the “golden mean”, pointing out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olden mea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China’s development.
1. 引言
“中庸之道”贯穿于整个儒家思想当中，不仅为后世君主、儒学知识分子所继承，还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海内外学界对“中庸”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通过分析儒家著作来阐释“中庸”思想的内涵及缘起。[1]第二类论述从历史重要人物的言行举止中探究其蕴含的“中庸之道”。[2]第三类著述则集中在对“中庸之道”的分析评价上。[3]可见，史学界虽然对“中庸”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中庸”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提及较少。由此，本文从孔孟论述出发，梳理不同时期内“中庸”思想内涵的变化，以图深化史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2. 孔子的“中庸之道”
“中庸”思想最初由孔子阐发，随后孟子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孔孟等人的协力下，形成了流传至今且影响深远的“中庸”思想的原型。
《礼记·中庸》中记载了孔子对“中庸”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句话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4]
据此可知，“中庸之道”的真正含义绝不是折中主义。第一，孔子强调了“中庸”的难得性，他认为治国平天下，推辞掉功名利禄，甚至双脚站立在刀刃上，都远不及做到中庸之道困难。此外孔子将舜誉作“大知”，称其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倘若这里的“中”是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一种折中调和的圆滑态度，世间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孔子就不会称赞舜为“大知”了。第二，孔子在《论语》中称：“乡原，德之贼也。”[5]，此处的“乡原”指的就是那些没有立场，左右逢源的人，孔子认为这类人实际上破坏了真正道德的标准，他批判了这种人圆滑处世的态度。
实际上，孔子所说的“执其两端”，是提醒我们要把握好事物矛盾的多方面，不要“执其一端”，使自己处事走向极端。“用其中”，这里的“中”便是“中庸之道”，它要求我们要掌握好维持事物发展的平衡点，因为世间万事万物是时刻发生变化的，想把握好平衡点，具有极大的难度。此外，孔子认为君子应“时中”，即君子应该时刻守住内心的中道。
践行“中庸之道”是实现大同社会的重要路径。孔子希望建成一个大同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做事都为天下公共利益着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讲求信用，保持和睦友善。在建设大同社会的过程中，“中庸之道”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人们缓和冲突，起到中和矛盾促成和谐的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提醒我们处理事情不要“执其一端”，只从一方面考虑，也切忌怀有模糊不定、折中主义、左右逢源的态度，而是教导我们要把握好事物发展的平衡点，时刻保持心中的中道，达到“用中”的目的。
3. 孟子的“权衡”思想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做了进一步补充。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认为“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6]简单来说，如果不是伯夷心中理想的君主、中意的朋友，他就不去侍奉结交。伯夷不会在有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也不同恶人交流，如果和恶人交谈，伯夷就会像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中难受。与之相反，柳下惠不认为侍奉坏君主是一件羞耻的事，他乐意去做小官。他不会隐藏自己的贤能，会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即使被国君遗弃也不抱怨，处境贫困也不忧伤。孟子认为这两种处世态度都不符合“中庸”思想，他指出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违背了君子所信奉的“中庸之道”。
为了更好使世人理解并践行“中庸之道”，孟子在《孟子·尽心上》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面废百也。”[6]
孟子引入了“权”的概念，教导世人践行“中庸之道”的方法，以完善孔子的“中庸”思想。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探讨了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间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杨朱的我不为人的态度以及墨子主张的人不为我的态度，是走向了两个极端，子莫采取两种之间的态度，这是接近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把握好“权”的使用，“执中”最终也会走向极端。“权”是权衡之意，打个比喻来说，就相当于天秤，天秤的特性是会根据物的重量灵活移动自身的位置，不会拘泥于一个固定的点。人用“权”也应像天秤一样，要学会权衡并灵活应对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孟子进而举例说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6]意思是说如果人始终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嫂子溺水却不伸手拉一把，这是禽兽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平时无事的时候与嫂子也授受必亲，是男女无别，亦不可取。把握住授受亲与不亲的时机，灵活而不走向极端，这就是权。孟子对“权”的解释，是对“中”概念的补充，简而言之，行权是为了用中，行权才能用中。
孔孟的“中庸”思想不断流传，到了宋代，程子与朱熹又重新探讨了“中庸”的含义。“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7]在这里，程子将“中庸”解释为“不偏不易”，他认为“中庸”乃是世间的正道定理，把“中庸”思想上升到了理的境界。朱熹也发表了自身对“中庸”的看法，他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8]可见，朱子认为“中庸”便是“不偏不倚”，他用“无过”“不及”两个词劝说世人处事不要走向两个极端，使“中庸”一词可更直观的呈现在大家眼前。
综上所述，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他呼吁人们做事不要走向极端，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引入了“权”的概念，主张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平衡点，更好地践行“中庸之道”。程子将“中庸之道”上升到天理境界，朱子用更直观的语言“无过不及”来解释“中庸之道”的具体含义。
4. 古代乾隆“宽严相济”的治国思想
“中庸”思想的内涵在后世流传中逐渐丰富，成为封建君主治国所奉行的原则之一。在封建王朝时代，孔子以“中庸”思想为基础创造出来的“君君臣臣”主张，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9]，古代中国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为了防止权力的极端滥用，孔子主张君主要礼待臣子。相应地，臣子有时为利益欺君，甚至弑君，孔子也认为这违反了“中庸之道”，于是主张臣子要向君主效忠，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局面。
以乾隆帝的治国思想为例，乾隆帝登基后，提出：“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10]可见，乾隆帝认为治理天下要宽严相济，切忌偏于一端，治国的中心思想便是求“其中”。在这一治国理念的指导下，乾隆帝不仅对待皇室宗亲上恩威并施，也得以灵活处理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乾隆帝对皇室宗亲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优待和亲王和果亲王，时常与他们一起饮酒诵诗。但是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宗亲干政，乾隆帝也不忘对他们严加管束，“对于和、果两王，乾隆帝亦在日常饮宴之时多次劝戒，珍惜现有兄弟之谊，务要安分守己，不可干预政务”[11]。所以，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果亲王擅自举荐官员、干涉政务时，乾隆帝直接免去其亲王爵位，并革除了他内廷的一切职务。在对待百姓上，乾隆帝更是贯彻了“中庸”的思想原则，当时百姓困苦，走私私盐的情况较多，乾隆帝一方面命令朝廷官员严加管控，另一方面如果家境穷困的百姓走私私盐的数量不超过四十斤，那朝廷官员便无权逮捕他们。[12]总的来说，乾隆帝处理政事奉持着“宽严相济”的思想，根据政局变化，灵活运用“中庸”思想。
5. “中庸思想”与近现代和谐社会的缔造
走向近代后，中国政局动荡不断，特别是随着清政府的覆灭，五四运动的兴起，国人思想日益解放，对社会改造运动的热情尤其高涨，随之而来便是重新认识并反思了儒家文化，试图从中找寻通往美好生活的阶梯。此时的学界对“中庸”思想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褒扬“中庸”思想的现实价值，认为它是改造社会的利器。如将“中庸”和社会公平正义相联系，“‘中’字古文
作象两手平持一物，故含有极平等极公正之义；‘庸’字古义为用，凡用一类事或物，以适合人类之要求，则此事此物均为‘用’。亦即庸。故中庸之义者，在使每个人或物皆能在极平等极公正之状态下，得其适合之事物要求，天下之大，一事之未安，一人之未得其所，则中庸之道。”[13]随后以此为基础，提出改造社会应大力推崇发扬“中庸”思想，以此建立人尽其能、和谐平等的大同社会。“故循中庸之道，必使人各得其所，社会上无论政治经济各方面，皆得有极调和而极平等之状态”。[13]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将“中庸”认为是一种落后，保守的思想，将其视为妨碍中国改革的阻力。五四运动时期的激进派把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西方术语“折衷主义”对应起来批判，以致中庸逐渐变成了一个贬义词。[14]有人对此举例反驳到“中庸不是折中——譬如甲说这件东西是白的，乙说这件东西是黑的；遇到了会折合的人一定要说那件东西是灰的。这样所得的结论不合理论是可以看得出的。中庸是要得其澈(彻)底的对。”“中庸并非消极而是积极——由上面所说，我们知道求中庸之道正是在在求真，求对。并不是随波逐流而能得到那至善。”[15]从中可见，此人观点是实行“中庸之道”的前提是要明确好事物的对错，目的是要揭示事物真正的面目。当时还有人将“中庸”当作自身恃强凌弱的挡箭牌，对此鲁迅曾批判说：“他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16]迈入现代后到21世纪80年代左右，对“中庸”思想的否定评价占据主流，在此期间，“中庸之道遭受了种种责难，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刘蔚华指出“中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强求“用中”，不可避免地要把调和、折衷搞成主义。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反对派的意见。[3] 21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际政局缓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学界对包含“中庸”思想的中华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反思与认识，“中庸”思想所谓的“中”即“和”就是平衡，也就是社会中各元素之间的和谐共处[17]，这就将弘扬“中庸”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起来了。
6. 小结
“中庸之道”的内涵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丰富。孔子率先提出了“中庸”思想，他认为“中庸”并不是教人以圆滑处事，而是强调处理事情要“执其两端”，全面考虑问题后“取其中”。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引入了“权”的概念，主张权衡且灵活地践行“中庸之道”。程子将“中庸”上升为世间真理，朱子将其解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使世人对何为“中庸”有了更直观的感触。在古代，“中庸”思想影响了封建君主治国，乾隆帝在位期间，以“中庸”思想为主导治理国家，对待皇室宗亲、平民百姓宽严相济。在近代，对“中庸”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边将其解释为社会公平与平等，是建立大同社会的必需品，另一边认为它是一种变相折衷主义，理应抛弃。迈入现代后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对“中庸”思想的否定评价占据主流，80年代至今，史学界重新反思“中庸”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出其中所蕴含的调和因素是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加速器。总的来说，“中庸”思想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