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平与学术概略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9.10~1914.4.19)，一位美国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伟大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虽然被称为“实用主义之父”，但由于其出生以及所受教育等影响，皮尔斯在科学、数学方面的研究贡献完全不亚于对哲学研究的贡献，有学者认为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中，他主要作为一名科学家而闻名和受到重视，其次是作为一名逻辑学家，而几乎不作为一名哲学家。甚至很多人无法理解他在哲学和逻辑方面的工作，直到这一事实成为研究皮尔斯的一个常设前提”[1]。皮尔斯在科学数学领域造诣之深，为其实用主义哲学奠定了重要的思维方法基础。因此若要研究其实用主义哲学的提出以及独创之处，必须对其在科学、数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有所意识，即哲学思想受到科学、数学思想的影响。
皮尔斯生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其父本杰明·皮尔斯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学术气息浓厚的家庭使他从小就得以接触实验科学方面的教育，正如他所自认为的，他自儿童时期(六岁起)，一直到成年后很久，实验室都是他长待之地。但正如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爱哲学那样，皮尔斯对人文领域的知识也关怀备至。他虽然以典型的科学家自居，但又清楚明白地表示他对思想方法的兴趣并没有受到实验室里，科学实验与工具理性所妨害。在研读西方形而上学方面著作时，他发现，虽然其中大多数哲学家的思考方法或被偶然的偏好所左右或因在推理上失之松散，但仍就一些哲学家，特别在康德、贝克莱和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了某种令他熟悉的思维气质，即实验室思维方式的思想倾向。文科与理科兼备融合的特点在其身上明显体现，这一点在其学位上得以证明：其于186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863年被劳伦斯科学学院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虽然他本人认为典型的实验科学家与“主要从书本里接受教育的”哲学家，即使二者交往密切，也如同水和油一样，就算加以摇晃，也会很快分离，走上不同的思想道路，但其自身则对科学的思想方法与哲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串联和融合，将自幼培养起的实验科学思维引入了哲学思考。皮尔斯在纯数学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逻辑和基础领域，还研究了线性代数、矩阵、各种几何、拓扑和列举数、贝尔数、图形、四色问题和连续性的本质。对经验世界这方面的研究与思考极大地锻炼了其工具理性和科学气质，使其哲学具有“精确的”与“经验的”的特点。除此以外，由于其研究的科学与数学偏向于理论而非实践，因此他的实用主义受二者影响，也偏向于“理论分析”而非“实践”。因而若脱离其科学、数学方面的思想，则对其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使拙于数学和科学，但知实用主义具有科学、数学方面的思想底色，亦有利于理解其所以然。
他认为“实践的”(Praktisch)与“实用的”(Pragmatisch)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点也得到了许多对哲学有深厚兴趣的实验科学家的认同。“实践”一词通常用于描述那些实验科学家难以建立稳固基础的思想倾向，而“实用”则更多地体现了与人们具体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新颖理论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它明确指出了理性认识与理性目的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纽带。皮尔斯认为实用主义一词相对于实践主义而言，更具有建立理论基础的作用与价值。高来源进一步阐明，尽管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被誉为古典实用主义的“三驾马车”，但他们对“实效”这一核心概念的解读及其实施途径却各有特色。通过深入剖析“实践”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皮尔斯的“实效”观虽蕴含实践的内涵，但其更多倾向于分析哲学的思维模式；而詹姆斯和杜威则明显体现出一种实践哲学的思考方式[2]。
因此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不仅由于其科学气质而具有精确性与经验性，还具有分析哲学的理论特性，而这些鲜明特点首先体现在其对“概念”的分析与理解，认为一个概念，无论是词还是其他表达形式，其理性意义的本质在于它如何对实际行为产生可预见的影响。鉴于实验结果与行为之间存在的直接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界定一个概念的肯定与否定所涵盖的所有可设想的实验现象，那么我们就能够全面定义这个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将不再包含其他额外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一个个概念、术语作出准确的定义，除非哲学研究能为其自身构建一套合适的技术性术语体系，这套术语中每个词都应具备单一且明确的意义，并在学科内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同时这些字词本身也不应具有诱导疏忽大意的作者滥用的吸引力，否则它难以成为上述所述的那种科学研究。这一点避免了弗朗西斯·培根四大假象中的市场假象与剧场假象，也避免了自柏拉图以来对“洞穴”之外世界的追求而造成的种种“先验幻象”与不可知论。
而作为实用主义的奠基之作，皮尔斯通过其在《通俗月刊》上的两篇文章《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这两篇文章展开其实用主义哲学，而这两篇文章被编入《皮尔斯文选》认识论部分，也充分证明了其哲学的上述三个特点。
2. 皮尔斯之实用主义哲学
皮尔斯通过两篇文章，分两步来展开其实用主义哲学。在《信念的确定》一文中，分析了信念与怀疑各自的作用，着重论证了信念不仅是人进行逻辑推理时的思考习惯，还是人生活与行动的依靠；其次，依次分析了信念的四种获得方法(固执，权威，先验以及科学)，论证了前三者的利弊，并最终得出以科学方法可以获得最为全面且最与事实符合的确定信念。再于《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一文中，具体说明为何科学的信念得以使人类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而获得长久安宁的内心、生活以及获得知识的可行路径。
无论是皮尔斯在展开实用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细致地、精确地分析还是实用主义哲学本身对科学方法，对符合现实的认可都充分证明了皮尔斯受理科教育影响而使其哲学思想具有经验性，精确性以及分析哲学的理论特点。
2.1. 思想以及生活中信念的确立
正如《信念的确定》篇名，皮尔斯在展开其实用主义哲学时，起始的主要工作即确立“信念”为人类生活、心灵中最重要的力量、最根本的地位：通过考察分析人类历史，发现人类是从事逻辑思维的动物，而且人类的探索，无论起始还是目的，都是确定的、坚定的信念。
文章起始于对人类逻辑的历史演变的分析。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文化环境下，人们相信小孩学习了三段论就掌握了理智工具，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推论的理解是，他们认为推理的基石在于权威或理性。然而，他们深信，任何通过理性得出的结论，其根源最终都建立在从权威中汲取的前提之上。而权威，即是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仰。继而皮尔斯谈到十三世纪中叶的罗吉尔·培根，其虽然意识到经验的重要性，但思想中仍有浓烈的信仰，因此他的逻辑推理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宗教信仰的成分，他认为，经验是唯一的教导者，而内心启示则是经验中最宝贵的形式[3]。这种启示被认为能够揭示许多关于自然界的事物，比如面包如何转化为基督的躯体(即化体说)，这些是无法通过外部感官直接观察到的。在对之后的科学家的逻辑推理的分析中发现，宗教信仰的成分逐渐降低而理性、科学的成分逐渐上升。从弗朗西斯·培根把“经验看作某种必须加以证实和复审的事物”到早期的科学家哥白尼、蒂乔·布拉赫(Tycho Brahe)、刻卜勒(Kep-Ler)、伽利略、哈维、吉尔伯特(Gilbert)，以及化学家拉瓦锡，达尔文等，皮尔斯对这些科学家科学研究的逻辑推理思路做了有详有略的，客观的介绍，他们从各自相信的某些科学原则出发进行探索，并且时常满意于自己所得到的科学推论，即使这些推论在后人看来错误百出。
皮尔斯考察分析了从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的人到近代的科学家的逻辑推理的情况，此时并不是为了证明宗教信仰与自然科学孰优孰劣，而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属于那种主要从事逻辑思维的动物之列”[4]，在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决定我们从特定前提中得出特定推论而非其他推论的因素，是一种特定的思想习惯，这种习惯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被我们称之为“信念”。信念是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某种精神存在。换句话说，信念并非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它不仅不是贯穿我们感觉序列的思想的次要方面，反而构成了思想的精髓和深层意义[5]。正如皮尔斯所考察分析的情况那样，以“宗教信仰”为信念，则从权威出发并得到符合权威的推论，以“人文主义”或“理性”为信念则从科学原则出发并得到符合科学的推论，两种人怀有各自的信念，也各自安于自己的推论，使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得以自洽。至此皮尔斯也就确立了“信念”在人类进行逻辑推理时起的主导作用，而这也有力地反驳了笛卡尔所认为的推理始于怀疑。
信念并非直接促使我们即刻行动，而是使我们保持一种预备状态，当相关情境出现时，我们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相比之下，怀疑则不具备这样的驱动效果。皮尔斯进一步阐述到，怀疑是一种内心的不安与不满足，我们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转而进入信念的宁静与满足状态。信念，就是这样一种令人心安理得的状态。因此推理总是从信念的这种状态失去它原本应有的状态开始，继而产生怀疑，最终通过探索消解了怀疑，重新回到信念的状态。正如王庆节指出：“人类的科学思想过程作为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历程，就是具体的‘(已有)信念的引导’–‘怀疑的激发’–‘(新的)信念的获得’过程。这个过程的起始点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相信’。”[6]人类的探索，无论起始还是目的，都是确定的、坚定的信念。一旦人通过探索使得怀疑被消除，重新回到了信念的状态，就会安于此，无论信念是对是错。
由于人的行为总是由思想所决定的，“十字军中基督教徒进行暗杀的穆斯林秘密团体的成员(Assassins)，或者山上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的追随者”思想上怀有强烈的信念而在行动上视死如归，表明了人不仅在逻辑推理时依靠信念，即使在生活中这个更大的领域，也是依靠信念。“我们的信念指引我们的展望，形成我们的行动”，信念与怀疑对人的逻辑推理和生活实际上起着相同的作用(由于人是从事逻辑思维的动物，所以推理也是一种生活)，因此信念的存在对于人类而言，其根本意义在于平息内心的疑虑，战胜焦虑的情绪，并指引我们做出坚定的行动。我们的思维活动常常起始于对未知的怀疑和不安的焦虑，其目标则是通过探究和求证，最终确立起稳固的信念。简而言之，思维的三重奏就是：怀疑、深入探究、以及确立信念[7]。至此皮尔斯在人的思想领域以及生活领域都确立了信念的主导作用。
2.2. 科学的信念形成清楚明白的观念
人虽然在生活与思想中依靠信念，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人类的信念大多是非主动的而是伴随着生活偶然被动的形成的。从历史上人类常常由于原有的信念失效而陷入迷茫焦虑绝望，经过怀疑、探索得到新的信念而重新回归心灵安宁的状态，也说明人的信念并非是永远正确而不变，皮尔斯也承认“我们的思维并非完全符合逻辑”，“因此信念既是思维的个终点，同时又是它的一个新的起点”。皮尔斯进一步思考，如何让人形成正确的信念，让人的思维符合逻辑，避免在生活中陷入怀疑与焦虑，因为“信念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我们不想回避这种状态”。
因此他在信念已被确立的情况下，通过进一步分析考察了四种获得信念的方法继续展开其实用主义，以期找出最好的一种来指导人类获得正确信念，形成好的思维，过上安宁的生活。
固执的方法可能帮助个人确立某种信念，就像书中所举的例子，一头鸵鸟在面对危险时，会选择把头埋进沙堆，仿佛这样就已经找到了最佳的应对之策。它试图通过忽视来埋藏危险，并随后平静地声称，危险已不复存在。然而，这种方法无法在实践中持续坚持其立场。社会的动力(Social Dynamics)会与之相抗衡，并反对它的有效性。他人的不同信念很容易使个人的信念产生动摇。除非做一个隐士，不然生活在人类群体中，就必须有一种能让大多数人形成一致信念的方法，即权威的方法，以一种制度，其核心宗旨在于确保人们始终聚焦于某些被认定为正确的理念，不仅持续不断地向公众重申这些理念，还致力于向年轻一代灌输这些价值观。与此同时，该制度还具备权力，阻止任何与之相悖的主张被传授、推广或公开表达。但是这种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制度在现实中也是难以产生绝对的一致，总有人“不受那种环境的约束”而产生怀疑。这些人认为“必须放弃对信念的固执信奉”，“让自然的优先选择活动不要受到干扰，让人们在这些优先选择的影响下相互交往，从不同的观点观察事物，逐步形成一些与自然原因相协调的信念”，但这种主张“基本主张似乎‘合乎于理性’，并不意味着它符合于经验”，比如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对超验的理念的追求作为实现道德与治国达到最善的信念。超验的方法“能使我们的意见摆脱掉它们的偶然的和变化无常的因素的方法”，可是，它也是个人哲学家个人的，带有情绪的想法。“它却使其他一些因素的效果增强了。因此，这种方法在本质上与权威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
皮尔斯考察分析了以上三种方法，认为这三种都不能消除人类的怀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我们的信念不是取决于任何人为的东西，而是取决于某种外在的永恒之物——取决于某种不受我们思想的影响的事物”，“它必须是某种能对每个人产生影响的事物。这些影响必然必定随个别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这种方法必定使每个人得出的最终结论将是相同的，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并且坚信“这是这四种方法中惟一的一种能够显示出正确道路和错误道路之间的区别的方法”。皮尔斯之所以将科学方法视为一种优越的方法，是因为在深思熟虑了限制人类信念的各种主要手段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取得显著的成就，因此，他自然地希望将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扩展至哲学领域，以推动哲学的进步[8]。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形成正确的，普遍的，永恒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正如他另一篇实用主义哲学奠基之作，《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文章的篇名一样，令人类形成清晰的观念而思维符合逻辑，进而指导着人类长久保持信念的状态，过上长久的，安宁的生活。
科学的方法令人形成清楚明白的观念，而皮尔斯将“清楚的观念定义为这样一个观念：不论在哪里看到这个观念都能把它识别出来，因而不会把其他观念误以为是这个观念。”即以科学的信念进行的推论，一定能得到准确的答案，而不是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意见。这个观点来源于皮尔斯在数学、科学方面的学习研究，具有精确性，经验性的特点。
皮尔斯以光速的研究为例，详细列举了九种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分别涉及研究金星的子午线、星体的光行差、火星的冲、木星卫星的蚀，以及利用菲佐(Fizeau)、福柯(Foucault)和利沙朱克斯(Lissajoux)等科学家提出的实验技巧，还包括通过不同方法对静电学和电动力学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经过这些多样化的研究途径，皮尔斯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即随着研究方法和程序的日益完善，这些关于光速的测量结果都稳定地指向一个共同的、预定的中心值。他将这一结论推广至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坚信所有的科学研究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并且进一步强调，不论我们如何调整研究观点，选择其他研究对象，或是心灵如何自然倾向，我们都无法避免那些预先设定的科学原理和规律，这些原理和规律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石和核心。这种深远的期待和追求，实际上就蕴含在真理和实在的概念之中。这种关注最终将汇聚成所有研究者共同认可的观点，那便是人所说的真理。至此，皮尔斯证明了科学的信念使得人类摆脱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无论个人因素的参差，从一个科学原则按照科学的方法总能推出一致的推论。而且这种推论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普遍的，永恒的。在这种信念下，人类的知识路径不再像过去几千年由于沿着各种不同路径而发生争吵，发生各种转向而发展迟缓；按照科学的信念，人类获得的知识都是客观普遍的，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全人类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获得越来越多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即知识，并且世代累积，使人类智慧得以大幅提高。
3. 结论
皮尔斯在数学科学领域深耕多年，取得卓越成就，并将这种方法扩展到其哲学，不仅表现在其展开表述实用主义哲学时表现出分析哲学的特点，还表现在要求用科学的方法确定信念这一点上。
在《信念的确立》中皮尔斯从对经院哲学时期人类信仰权威信仰上帝的信念，经罗吉尔培根再到近代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时对科学原则的信念，进行的细致的理论分析考察，以及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对实在性等概念、一些具体科学的分析考察都说明了其分析哲学的特点。
另一方面，就实用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而言，可以看出其哲学主基调与科学数学一样，是反怀疑论的、经验的、精确的、普遍的。就信念的确定而言，无论人类有没有意识到它，它古往今来都是人类得以获得内心安宁，生活持续的保障；怀疑只是在原先信念失效情况下用以激发探求的特殊状态，一旦怀疑被消除，心灵又会回到信念的状态，这反驳了以笛卡尔为首的哲学家认为推理始于怀疑，并且要进行绝对的怀疑的观点。皮尔斯不满足于信念的确定，鉴于人类经常由于信念的不完善而陷入消极的情境之中，他要为人类找到一个完善的全面的信念，在排除了固执的，权威的以及超验的信念后，他找到了科学的信念。科学的信念首先就是精确的，因为科学是客观的，非人为的。因此人类的因素不能干扰科学的信念推出精确的而非模糊的推论，使人获得清楚明白的观念。其次科学的信念是经验的，对皮尔斯来说，部分哲学家超验的信念是带有强烈的时代风尚以及个人情绪，如固执的和权威的观念一样不具备普遍性。而科学，是每个人都可以经验到的，更具备普遍性。
由于科学的信念的具有经验性、精确性、客观性以及普遍性，它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人类满足于对经验世界认识的追求，能在经验世界中形成正确的观念，使内心与生活得到长期的安心满意即可。至于自柏拉图起对超验的理念，绝对真理的追求则应该放弃，甚至可以说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宽慰了人们放弃追求遥不可及甚至不可知的绝对真理后的愧疚感。就如同其考察分析的那些经院哲学家以及早期科学家所进行的研究，他们不说与绝对真理相比较，即使在几十年后的科学家眼里都是错误百出。但他们亦在他们那个时代，由于信念而为自己终身从事的研究感到心安与满意。而且科学的信念使人类获得的知识与观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正确客观，使人类的认识得以一代代向着一个方向合力前进。
皮尔斯实用主义哲学，论证了信念是使人在各种情境下避免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而达到平静的状态，并提出建立科学的信念，给人类提供了一条获得长久安宁生活，以及人类合力探索知识，不断前进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