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背景下，在浓郁的地方特色与儒家文化所特有的色彩中，《白鹿原》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中的家族礼法文化表现为以家庭为基础，以婚姻与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传统伦理文化体系，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白、鹿两姓的各种恩怨纠纷反映了家族礼法文化，家族礼法文化也在具体事件中牵引出来。
2. 家族礼法下的众生相
白鹿原人祖祖辈辈过着以家族为单位的单一性小农生产方式、宗法性生活方式。因此，这样一种通过家族礼法代代袭传并逐渐强化的思想文化，看起来是理想性地将个人融入到家族集体的精神归宿中，实际上，是对于怀疑现存礼法秩序，挑战礼法权威的人持以无情的攻击，使其陷入生存的绝境，这时的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就显现出丑陋的一面，于是，白鹿后辈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一) 安分守己的继承者
秉直善良、朴实真诚的白孝武，从小耳濡目染父亲“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作风，加之见证身为族长的父亲如何维护乡村秩序，管理白鹿村，白孝武对父亲总是充满敬佩的，他也慢慢地走上白嘉轩的路。白孝武几乎吸收继承了白嘉轩的一切精神本质，既有优良优秀，也有封建社会的精神糟粕。
白孝武每天到后院与长工鹿三一起伺候马匹，刷马、铡草、喂料，他的乐子就在牲口与耕地上，就像一个地道的、传统的、勤劳的黄土农民，是白鹿原上朴实的耕耘者。他没有像妹妹白灵一样冲破禁锢到新世界，对哥哥白孝文所经历的事情也没有兴趣，他只喜欢种地，守着祖辈既定的生活圈子，安于其中，乐在其中。
正如其小名骡驹，他踏踏实实、稳妥本分地听从教诲，跟着父亲的安排走上既定的人生轨迹。在个人婚姻问题上，白孝武听从父母之命，以完完全全的包办婚姻的形式迎娶了冷先生的二女儿冷秋水。接任族长之位后，他坚定地秉承父亲传承下来的家族规矩，在祠堂主持领诵乡约与族规条款，并执行族规惩罚哥哥白孝文，“他穿一件青色棉袍，挺直的腰板和他爸腰折以前一样笔挺，体魄雄健魁伟，肩膀宽厚臀部丰满，比瘦削细俏的孝文气派得多沉稳得多了。”[1]这时的白孝武俨然如同第二个白嘉轩，他接过刺刷照着哥哥赤裸的胸脯便是一下重重的抽击。这下抽击直接地刻画出了孝武的沉着冷静、处事果断、大公无私，祠堂惩戒事件既是对礼法的维护与践行，也是对父亲老一辈价值传统的继承。
(二) 鲁莽叛逆的飘零者
从反叛传统家族礼法到最终重新跪在祠堂，黑娃的选择与身份是不断变化着的，他经历了对传统家族礼法文化的反抗、叛逆，飘零数年最终还是走向了回归。
黑娃从小跟着父亲在白家干活，如一名小长工。在家族礼法盛行的时代，东家与下人之间的尊卑观念深深刻在他尚未成熟的心里。尽管白嘉轩替他交学费，给他买笔墨纸砚，一切都不求偿还，但正是这大恩大惠给黑娃带来了深层次的自卑，让他无法承受甚至喘不过气。而鹿兆鹏的一块冰糖恰到好处地让黑娃感受到了甜滋滋的味道。黑娃觉得白嘉轩严肃正经的神情和庙里的神像如出一辙，而孝文孝武的脸又使他不得不想到神像旁边的小神童，强烈的自卑感让他只想尽快远离白家，到将军寨，他认识了田小娥，两人由最原始的生理欲望上升到了现代爱情，他带着田小娥回了白鹿村。然而家族礼法让黑娃和小娥无法被族人接纳。最终黑娃内心的反叛意识促使他选择了田小娥，并为此断绝亲情背离家族，与礼法背道而行。
在革命反复失败后，黑娃走投无路上山为匪，被土匪同化后，内心已经被恶的一面完全侵占，全无道义可言。他回村发现田小娥惨死窑中后，洗劫报复白鹿两家，扫荡中药铺，以残忍手段墩死鹿泰恒，打断白嘉轩的腰，与鹿三断绝父子关系。招安后，黑娃内心深处的善良被呼唤，他鄙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了戒掉鸦片自愿被捆绑在炮筒上不吃不喝，整整五天五夜受尽意志的折磨，终于戒毒成功。他整个人焕然一新，迎娶了知书达理的高玉凤，拜读在朱先生门下，回乡祭祖，重新被族人接纳。黑娃通过这一系列的自我救赎，完成了对礼法文化的皈依。
(三) 吐故纳新的新青年
白灵作为一名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独立新女性，表现出了对传统礼法和家族伦理的反抗。在白嘉轩不同意白灵继续读书时，白灵独自跑到城里的皮匠姨夫家，与两个表姐继续上新学堂，见到父亲找来竟横刀相向、以死相逼，逼退父亲。白嘉轩二次进城后扬手抽到白灵的脸上责令她立刻回家，但白灵在城里见证了何为革命后，已经不愿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到原上，她坚持为革命牺牲的英烈们抬尸，白嘉轩无话可讲。当白灵表示要与国民党决裂并加入共产党时，鹿兆鹏诧异地表示现在全国都在剿杀共产党。白灵解释说就是因为看见他们剿杀才要加入。而后她传递情报，筹建学校抗日指挥机构，动员学生促进当局抗日，反抗陶部长等等，完成了一系列政治任务。在她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勇敢坚韧、迎难而上、不畏牺牲的美好品质。白灵的反抗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新思潮和新式教育赋予的能动性。
3. 家族礼法文化中的艺术构造
小说以艺术表现手法，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语言行为，情节的波动起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强调人物性格特点，使得礼法叙述内容得到集中而又形象含蓄的表现，氛围渲染强烈，特征突出明显，艺术效果真实。
在写到白鹿原上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小说通常使用质朴的关中方言，营造小说的地域特色氛围，增添了些许神韵，真实易解、通俗易懂。此外，全篇使用第三人称叙述，不受时空限制，叙写自由灵活。以浑厚质朴、简单明了、生动形象的语言，侧面烘托人物思想性格，展现关中地域特点，表现礼教文化，历史文化感强烈。
(一) 情节对话的铺叙
当白孝文走进轧花房问白嘉轩“农协”是弄啥哩，白嘉轩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这跟咱屁不相干嘛！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1]然后往机口扔着棉花团继续劳碌，让他不要好奇这些毫无瓜葛的事情，专注操心自己要办的事。面对白孝文的慌张与疑惑，白嘉轩总是平淡又冷静。他秉持祖上“耕读传家”的礼教观念，对其他事情无暇也无趣去了解参与，这体现了白嘉轩的做人之道和育子理念，以及对耕读文化的无条件传承。
黑娃回乡祭祖、皈依家族，但是鹿三却觉得为时已晚，他不认可，也不原谅。他说“那劣种跟我咬筋的时光，我的心劲倒足，这崽娃子回心转意了，我反倒觉得心劲跑丢了，气也撒光咧。”[1]“礼法终归是有限度的，它不能洗白罪行，更不能变恶为善。对于已经跨越了人伦界限的极端罪行，礼法所能做的只是为这千疮百孔的人生搭起一个表面的秩序，而却不能安顿这破碎的灵魂。”[2]白嘉轩对鹿三的想法与态度无法共鸣，人命不是草芥，杀人也并非轻而易举如拔除一根野草，他无法理解鹿三为什么不能把田小娥看作一层“糊窗纸”撕掉，就如同他撕掉六层这样的纸。这里便巧妙地回扣到了整本小说的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推动白嘉轩撕掉一层又一层糊窗纸的是传宗接代的迫切渴求与使命，如果后代无望，那么任何礼法都将毫无意义。支持白嘉轩六丧六娶却引以为豪壮的气，也正是支持他巍然不动地践行礼法的气。
(二) 修辞手法的感知
白嘉轩第一次见证死亡便是父亲白秉德的离世，对于父亲的这段记忆像一块铜镜，愈拭愈明亮，越看越明了，也就是说白嘉轩经常性、不断地回忆浮想起父亲的死亡。兴许正是白嘉轩时时的回想导致“死亡”这个概念已不再可怕冷瑟，对此反倒极为平淡，慢慢地，死人不过是一根断裂的车轴的冷漠想法在他心中萌生。“老太爷的尸骨肯定早已化作泥土，他的遗言却似窖藏的烧酒愈久愈嫌。”[1]烧酒，通常储存在地窖里，只有等到要喝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这个长时间的过程暗示了鹿家几代人都没有完成鹿老太爷的遗言。[3]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遗愿并没有被鹿家子孙忘记，而是一代又一代传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鹿家家训持久又清晰，愈久愈鲜。将记忆物化为铜镜，将遗言物化为窖藏烧酒，这类可视化寓意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意境，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礼教文化的渗透性。对白、鹿两家来说，长辈的威严与影响力并未随着人或时间的逝去而黯淡，反倒对后辈不断产生影响，长幼有序、敬祖尊长的理念深深烙在家族礼教文化中，影响深远。
4. 家族礼礼法下的史诗性叙述
陈忠实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打造小说构架，这种高度的书写，是文学史上较为罕见，这要求作家对笔下所写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生活也有深刻的悟解。因此，陈忠实并没有解构原有的历史，而是通过收集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其进行重新建构。他对关中县志中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重组，从白、鹿两个家族开始，人物叙事贯穿民族政治、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力求客观地书写还原历史，给小说增添一种真实感与张力，使其在新历史小说中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与价值。
(一) 女性人格意识的关照书写
陈忠实在翻阅县志《贞妇烈女传》时发现，这群女性几乎没有名字，描述只是简单的某某村、某某氏，丈夫的姓氏加上自己的姓氏，就构成了她们的称谓。结婚、生子、教子、服侍丈夫公婆，她们的一生便用这寥寥数语结束了。于是作品中也重点抒写了仙草、冷秋月、田小娥等封建传统礼法压迫下的一众女性，她们在家族中，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被压迫剥削，失去独立的人格意识，承受着深重的苦难，引起深思。
吴长贵最开始说引走五女，这里的“五女”即指吴长贵自己的第五个女儿，仙草在出嫁前身份归属是自己家。刚嫁给白嘉轩时称呼为“仙草”，这是她的本名，她的身份归属就是她自己，是和白嘉轩对等的一个独立的人。在孝文小时候，她的称呼变成了“吴氏仙草”，吴氏为主体，仙草二字还保留下来。等到瘟疫来临前那段时间，她的称呼就像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一样彻底变成了“白吴氏”，随着丈夫的姓，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留下半点。仙草称呼的演变正是家族礼法文化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一种表现，即在传统伦理道德的异化下，失去了自身的意识与性别。
传统农耕社会中，家族强盛与否与家族人数的多寡联系紧密。白鹿家族的延续必然需要男性宗系的续接，因而后继无人会被认为是伦理中的大不孝。白嘉轩五娶五亡后曾劝母亲缓一缓，但是母亲白赵氏直接道：“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1]“糊窗纸”便是这些对这些女人悲惨一生的冷漠总结，白嘉轩的前六任妻子就如“糊窗纸”般，坏了烂了便换一个，视人命为草芥。东西坏了再换一个新的尚可，可是将鲜活的生命代入其中，未免无情。白孝文出生后，白家后代终于有了着落，香火得以延续，一直提心吊胆的白嘉轩终于松上一口气，自我紧张焦虑导致的发慌发松的症状也消失不见。当白孝义的妻子迟迟无法怀孕时，竟被安排与兔娃“借种”，这种荒谬的办法目的仅是完成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在这里，婚姻不过是延续后代的法定程式，女性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家族延香续火。女性没有选择权与独立人格，被动地结婚后失去做母亲甚至做人的基本权利，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深刻表现了对传统家族礼法的阴暗面的批判。
(二) 宽广文化视野下的理性反思
近现代文学中，家族礼法往往被看作黑暗的罩笼。巴金《家》中的高老太爷，为了家族振兴他不惜一切代价，以专制建立起自己在家中的绝对权威，以此维护传统礼教礼法。这一时期的家族母题小说中，主要围绕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因后滞于时代的发展从而衰落展开，对旧家族的批判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创作模式。而新时期以来，家族母题小说在表现传统家族礼法文化衰落的主题和创作模式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作家们基于对家族生存状态和历史文化的反思，从“局外人”的角度悄悄进入文本，并不评判传统的家族礼法文化，而是把它置于一个自然的状态下，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审视这一家族礼法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命运走向。
《白鹿原》以客观、真实的方式描述了传统家族社会中“仁义白鹿村”的淳朴乡风、严谨族规，作者陈忠实集中从正面赞美了家族礼法文化合理内核的一面，突破了主流视野对家族礼法文化的传统偏见。他塑造了传统家族礼法文化儒染下的人物，以朱先生为例，他是理想、高尚、善良的化身。在展现传统家族礼法文化不人道一面的同时，也对其中美好品德的消失充满遗憾，表现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就如雷达所说：“他既看到民族的传统家族文化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大路障，又对传统人格始终是充满恋恋不舍之情；他既分明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已如日薄西山，又还是希望从中能重构新的民族文化灵魂，开出拯救的灵丹妙药。”[4]
5. 结语
《白鹿原》以更加开放的作家文化视野来审视新时代的小说创作，流露出创作者对传统家族礼法文化的挽歌情调，对存在于传统家族社会以及与其血肉相连的家族礼法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理性的反思，是当代家族母题小说创作的经典文本。“跳出传统家族母题小说叙事模式的窠臼，打破了以往用意识形态来图解小说故事的思维意图，以一种更加宽广的文化视野来审视民族的生存之谜，这就是一次很成功的文学艺术超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