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在王阳明看来，闻见之知是后天才有的经验知识，相较于先天本有的闻见之知而言是第二个层面的知，圣人求得天理之工夫也就不能着重在这种闻见知识上。虽批判闻见，但是却并不否认闻见之知本身所存在的价值。在王阳明的论述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 p. 71)王阳明并不否认闻见，而是从效用的角度将它作为良知这个本体的发用流行，并且论述二者为体用不相离之关系。基于其心学为主旨的思想系统，王阳明一方面批判闻见之知给社会发展以及人的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危害，一方面又肯定其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在如何求取闻见的方面，王阳明也强调本末问题，并且始终围绕着“根本”进行阐述。王阳明十分执着于良知，然，闻见之知在整个阳明学与德性修养实践中也必不可少。
就国内研究而言，现代关注闻见与良知的关系的现代新儒家，牟宗三、熊十力和唐君毅等先生都对此有所深刻认识，按照唐君毅先生的见解，熊十力先生的说法，求取闻见得先将它归为格物这一类的说法，既归为格物便为良知的发用流行。牟宗三认为唐君毅先生这样的说法便与熊十力的说法一致，只是在他的论述下又多了一个过程罢了。然而，唐君毅先生虽然也总结了闻见与良知的关系，也都没有进一步探究阳明的闻见与良知。([2], p. 1277)
2. 王阳明关于闻见之知的内涵与态度
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演进，历经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真实的、可以被确证的本体。([3], pp 6-10)有关闻见之知，他的“格竹以得天理”再到“格物只在心上做工夫”，便是潜心研究良知与闻见的矛盾关系的过程。他思想的发展与宋明理学的哲学家分不开，以朱子来说，他对朱子的格物说从信奉到反思和批评也正体现了其思想的转变。对此，黄宗羲有一段叙述概括得十分精辟：“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1], p. 1224)
2.1. 阳明思想体系中的闻见之知
阳明认为闻见之知并不是真正的知，它存在但是并不属于圣人之知的范畴之内，致知的过程中也不必穷索具体的物理的知识，而是应当以良知为根本，闻见之知在阳明这样的阐释下，逐渐沦为其为良知辩护的工具。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1], p. 97)关于自然事物的具体性知识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闻见知识圣人不必一定去追寻。圣人知识之强调主要是关于本体的方面，仅仅只有天理亦或说是良知。知识性的知识例如草木鸟兽和礼乐名物等，圣人在这个层面往往就是不具备的。但这并不是什么必须去知道的知识，如果治理国家百姓确实需要到此类具体的知识，它自然会从天理当中显现出来，并合时宜地表现为适合社会的具体知识。因此，关于来源于见闻的具体知识，并不需要刻意去追寻。总而言之，这个说法为阳明的致良知作了强有力的辩护。
阳明阐述下的闻见之知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未达良知，而欲以穷索书籍以达到天理的闻见。另外一种就是寻求自身之充足，并以之来满足荣华富贵为最终目标的闻见。这种阐述上的闻见与程颐的便是一致的，阳明又称之为知识技能。关于两种不同的分类，我们应该仔细分辨，否则阳明所要表达之本来的意义将被错误地解构。因为对于闻见知识本身存在的价值，阳明并不极端否定。从《传习录》中与其门人之论便可清楚这一点，并非是觉得知识技能完全不重要，不过，相比来说，天理比闻见更加值得探求，如果迷失良知本体，而知识以知识才力作为较量，一向都被阳明无情的否定。从“拔本塞源”中便可探析。
2.2. 闻见与良知的关系
阳明从两个方面对闻见与良知之关系进行论述，一方面他将闻见与良知相区分，一方面又认为二者相联系不可分离。闻见与德性的关系问题在宋明的语境下是作了区分的。德性与闻见之分别由张载第一个提出来，他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4], p. 24)这是其以本末二分模式论本体、心性之必然结果。张载和二程开始提出德性不萌于见闻，其出发点与目的都是维护德性在致知体系中的先天必然性。
良知的流行不可能与现实事物相隔离，因此阳明将闻见与良知的关系表述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 p. 71)这四句也是阳明对于闻见与良知的关系问题最精准的概括，一、三句表明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二、四句则阐释了闻见与良知不能分割。其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良知不滞于见闻”，第一句强调的是良知是先天本来就具足的，而第二句则是说明良知并不执着于某一处见闻或者必须经由闻见这一感官的途径。从这两句的阐述来看，二者之间的区别方式是在于其来源的差异，而与外界的对象与知识的内容并没有关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1], p. 71)“良知不滞于见闻”的前提是“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不难看出，体用不离是阳明对于闻见与良知的定论，以此来表明二者之不离。从阳明学本末不可分离的思想基础出发，作为最高本体的良知，在此关系的规范下也愈加明显，而闻见则只是为了本体的发用流行具有现实的显现。阳明十分看重良知不被闻见所扰乱的具备超越性的品格，因而在其阐明其体用不相离之联系与区别之后又特地强调良知并不滞留于闻见。
阳明强调发用与闻见乃是良知之扩充，而又着重强调求闻见，即闻见是扩充良知的现实证据和工具，如果再说是求取见闻，那就显得良知并不充盈。而如果说致良知便可获得见闻，良知之最高本体之地位又略有不足的意味，良知流行于闻见则会更加具备功利主义之倾向。这两者都并没通达其致良知思想的旨趣。盖日月之间，见闻酬醉，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醉，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1], p. 71)从体用关系出发，二者是区别较大的两种知，阐释的意义上是两件事情，但在生活实践中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将“致良知”和“求见闻”进行彻底分离，只知道良知而不知道见闻得人，和那些从见闻中求取良知的人一样，并没有真正理解二者的关系。综上所述，阳明反对专门求取见闻，也反对将见闻完全摒除，致良知与求见闻二者之间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二者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我辈致知，知识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是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1], p. 73)
2.3. 阳明对于闻见之知的态度
阳明强烈批判闻见之知却不否认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因此本部分从肯定以及否定两个方面阐述了阳明对于闻见之知的态度。朱熹强调格求事物以得天理，张载强调“大心”正在于突破闻见的束缚，阳明否定朱子的求知路径并且对于闻见之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其阐释中不难看出，其对于闻见之知的态度深受心学为主旨的思想倾向影响。
一方面，他又极力批判见闻给社会和个人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危害，本已经被逐步缓解的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紧张关系，阳明基于其心学思想又对闻见作了许多的规范。这种规范限制体现在他对于闻见之危害的阐释上。“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 p. 229)从尧、舜、禹便代代相传保持内心的德性，大致就是关于与父母、朋友、兄弟之相处之道，这些道理中包含着尧舜禹所世代相传仁义道德。尧、舜、禹的时代，只教授这些，也只学习这些。每个家庭的习惯也都相同，圣人对于这些事物是没有烦恼的，因为他们轻松就能达到，贤人则次之，因为他们得通过努力才能做到这些事情，违背不遵守的人被称为愚人，虽然农工商人虽然在社会中不占据有利的地位，但都努力学习这些教诲，以求达到德性之修养目的。
除了闻见之知对于德性修养的影响，阳明还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对闻见之知的弊端展开了批判。阳明认为从书籍和事物上所得到的知识会使人滋生欲望，而这种欲望越多，天理就越被遮蔽。博学多闻只能作为手段，如果不能抓住探究学问之宗旨，就会将广博见识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 p. 105)如果放任博物多能而不加以德性之培养工夫，其仅仅只能启动人内心的功利之心。在这种利益追寻的长期影响下，圣人之知受到的遮蔽就逐渐增长，从而社会之争夺日趋畸形。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己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观。……其称名僧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1], pp 55-56)知识与闻见成为了百姓互相压榨和炫耀的工具，教育与学习并不是为了成就圣人或者做个贤人，前人所留下来的宝贵知识技能等经验也成了欲望之效用工具。知识的分类也不再是为了方便学习和管理，而是人们得到那一方面声誉的基础。放眼天下，一切事物都是为了利益而建立，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发展。
行霸道之术的人，渴望窃得与前人相似的东西，由此借助外在的知识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天下的人响应并积极推崇如此行径，天理被所谓的利欲熏心所阻隔，习染霸术之结局便是整个社会都只想去追寻用来获利的技巧与知识，每个人都渴望去掠夺别人而满足自己的私欲，阴谋丛生，攻伐不断。“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1], p. 57)阳明将闻见与习染相联系起来，那就意味着从道德的角度对闻见之弊病进行批判。在此氛围下，良知被过度的闻见所遮蔽盲目的功利性知识的追求与标榜修辞章句的作用成为天理显现的障蔽，这种遮蔽使闻见知识本身受到迷误等。王阳明就曾感慨天理之真面目不为人所知晓。在其学生九川提出：闻见越多，障蔽越深，此观点就得到阳明的肯定。
另一方面，他又肯定闻见在社会中所不可缺少的价值。阳明虽然并不看重闻见甚至十分轻视，却并不否认物理知识的价值，实际上他对于物理知识也有着一定的认识。譬如他有诗歌《观稼》诗称：下田既宜棕，高田亦宜翟。种蔬须土疏，种祯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滕。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墙！([1], pp 695-696)从诗中可以发现，体现在阳明的描述中的农作知识十分丰富，在他的理解中：地势的高低不同，其种植的农作物也应该发生改变。因为这与温度密切相关。蔬菜种植的种类之分别则主要是看土壤的先天条件，湿润或者干燥都有讲究。无论是干旱的田或者水田，则都要经常除草松土并且施肥。这些看似娴熟与内心且值得把玩的物理、化机，今天的科学农作知识与之描述是完全一致的，说明阳明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官闻见层面也在逐步上升为试图以理性来把握。古人常说的赞美天地之变化养育，而重视最基础的农作庄稼正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
下至间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1], pp. 53-55)人类生理生存所最基础的吃穿住行是不可否认的。因而水土种植以及商贾之知识都是满足人类生存的最自然、最原始的必需，是人之存在最根本也是最基础的条件。此类由原始的生存而逐渐形成的知识技能经验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完全摒除于社会的。
3. 如何求取闻见之知
阳明从两个示例出发说明求知之可能。一方面，阳明用人的成长历程来说明求知之可能性，婴儿刚出生时并不具有知识，随之成长而方能哭和笑，而后能够行走和站立，这说明天下的事物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怕是圣人之地位也是从自身的喜怒哀乐蓄养出来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1], p. 249)
另一方面，阳明又借助了孔子的示例来进一步阐述求知之可能。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对世界上的事物做到全知全能，例如针对别人提出问题的时候孔子自认没有任何知识，但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却可以得到关于问题的解答，因此，知识的获取是有可能的。“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1], p. 251)世事变化莫测，任何人那怕是圣人都不可能知晓所有的事情，因为人的生命和感官都是有限的。孔子却有一个可以轻松解决问题，抓住关键的方法，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穷究问题的首位两个方面，并且一直不放弃，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3.1. 从本出发求取闻见
阳明强调从本原上循序渐进逐步深入，返回自身并在自己心上体会。阳明认为知识的得来就如同种树，需要循序渐进，从生根发芽到开花结果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过程，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把一切彻底研究透彻。阳明并不要求顿悟，而是要求日有所为、日有所增。如果像程朱那样把事物和理讲得清楚明白，最终却得不到什么，这并不是阳明想要的。为学的关键所在即返回自身，在自己心上体会。“知识不长进如何？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1], p. 131)
阳明注重在本心上做工夫，植物的开花结果，都并非是在花朵或者果实之上寻求而来的，而是在底部之根本上发出。究其原因而言，只是对根本作了培养而已，自然而然会发展到如此，而不是其所呈现的枝叶或者花朵之上。人与植物在根本上是一样的，必须要透彻地了解这头脑之处，必须知道自己生命与内在立身之本原，并不是向外寻求，而是像树木一样寻求根本所在，故能繁荣茂盛。在致良知思想中阳明也强调根本，并且认为“枝叶”并不是其致良知或者说体认天理的重点所在。“根本”一直是阳明在致知中所反复强调的东西。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1], p. 119)知识在文本意义上探求，自然是不能获得内心本体的光明。所有从书本上穷索得到的学问都是前人的，你研究得再通透，也不是自己的。只有从本心上下工夫，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才能做到通达。四书五经，说的都是这个心，也就是道心，本体明了，道自然也能明了。这是学习最重要的。
“良知”本身自然是美的，也是每个人都具足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人求得许多苦恼，自己本身加以迷弃，功名利禄缠身，迫使如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显现于世上，才出现了“过与不及”的善恶和美丑的区分。阳明强调人们必须体认本心所先天具足的良知，并且随之将体认到的良知落在实际事物之中，良知被阳明进一步疏解为天理，以此过程，所有事物都将获得天理。认识和恢复内心的天理，就要去除良知所受到的遮蔽，恢复天理，达到天理无弊的状态。
3.2. 从末出发求取闻见
一方面，他认为名物度数等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这里他又提到了圣人并非是全知全能，圣人先知只是在义理方面，而在闻见知识方面，也得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若传习书史，考正古今，以广吾见闻则可。”([1], p. 1280)书籍上的知识并不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需要后天去不断研究总结而来。这种总结可以与成圣并没有关系，但纯粹地研究的话就可以借此来广博自己的学识，做一个君子。古籍上的知识大多数是前人的，前人总结出来的，载入书本，由师传授或者个人在古书典籍上钻研而来。因此，从书籍中穷索也能求得闻见。
另一方面，阳明强调知识获得的途径一定在于实践，不经过实践就不能获得知识。如果我们直到一个德性的概念，但是不将它落到实处，而只是在内心体会感受，不切实行动，良知也不会显现，致良知也就无从说起。回到阳明对于闻见之知的分类上，那么与物交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交就是一个人必须同事物产生行动的过程，用心或者头脑去体会把握只能算是一个悟的过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也是求取闻见之工夫。“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1], p. 75)
从末的方面出发，阳明阐释闻见之知作为物理知识、良知的流行与发用这两个角度出发，论证了从学习与实践中能够求取闻见之知。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明确感受到阳明在阐释求取闻见之知的时候始终强调“良知”，这与阳明唯心倾向以及试图颠覆宋儒的致知路径是密切关系的。阳明认为求取闻见是有可能的，并且详细地论证了从本出发以求取闻见以及从末出发以求取闻见。也正是这种在论述中对于良知的强调，让我们对于阳明思想体系中的闻见之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4. 闻见之知的地位与意义
4.1. 闻见之知在整个阳明学中的意义
阳明对于闻见之知的极端否定导致其知识论更加具有宗教神秘性。朱学与阳明学的主要争议，集中在是否可经由闻见知识进入到内在德性的自我觉醒和彰显，从而打破自然生理与至善伦理之间障壁。([5], pp. 31-41)与宋儒完全不同的是，明代的知识论更加强调心灵感受，而不再将书籍放在首位；此前那种德性与良知之地位同等重要的流行也变成了闻见逐步被良知所代替。因此更加具有心物一体的一元论的特点，或可以表述为从科学萌芽状态而向后退缩以及逐渐转为唯心，直到出现对于知识的反对和怀疑主义的出现。
从阳明极端的唯心出发，闻见这类外在的物理知识并不需要人特地去获得。这也是为维护其心学体系而作的辩护。不过，王阳明这里有一点说不通之处，就用一般的知识论理论替换从阳明自身心学思想开发出来的内心本有而不需要向外寻求的特定意义。尽管阳明在追求终极天理的最终目标与朱子是相同的，但王阳明经过这样一系列对于闻见之知的规定与限制，以及注重内心神秘体验的倾向，最后使得朱子而后将物质世界逐渐抽象化以至于唯心化在王阳明这里达到了顶点。
阳明之后，其弟子追寻其绪，对闻见与良知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究，其中以王龙溪以及欧阳南野为代表。龙溪与欧阳两人通过自己各自的论证方法论述了自己关于闻见与良知的见解，虽然二者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别，但在大致的路径与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强调闻见与良知联系和区别的关系。在坚持良知本体为重点以及前提的基础上，详细地表述了闻见之知的实在意义。基于阳明师弟对于两种知的论述与探究，良知作为本体的心学思想也在二人的阐释被再一次强调，阳明一元论的特点也在二人的论辩中显现。事实上，闻见知识依赖良知之作用，在闻见活动中穷索知识与扩充良知于事事物物的修养工夫是密切关系的事情。
4.2. 闻见之知在德性修养中的意义
首先，对于朱子格物致知的否定，王阳明认为，“格物穷理”之根本失误在于将天理与人心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格求物理再到性理之修养之间的逻辑残缺，也因此引发了种种关于德性修养实践的困惑，因而与《大学》所提到的“格物”以寻求内在之修养的目的大相径庭。既然“格物”从属于身心问题的范畴，在关照真实事物或者所谓的理的时候就应该从身心的角度出发。从“心”上而言，在此基础上便会发现，做圣人的终极目标具有现实的可能。
再次，阳明对于宋明所倡导的个人可以认识到圣人所散发出来的圣人气质这种说法，完全地否定，圣人所具备的修养气质是圣人自己的，旁人从何等角度如何识别认知。人所需要的，只要自己能够将自己的良知所完全地把握与去除外在所存在的遮蔽，个人的良知与圣人的就是一样的。如此，体认的良知的人就具备圣人气质，每个人都可以具备这种气质。但人各有不同，聪明或者愚钝，阳明对此给出了答复：在教育资质较为愚钝的人的时候要循序渐进，慢慢地引导开发，而不能骤然地把天理与德性输入在其身上，原则上说，致良知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事物上，多类事物都是致良知。
最后，基于阳明关于良知本来就具足的思想，再发展到内心修养德性之工夫只需在心上用力，宋明理学那中由物理而进入德性的成圣之路被阳明所彻底地颠覆。良知先天具有，不需要借助外在事物而获得，这是阳明所阐释闻见与良知的关系呈现的结果，也是其出发的前提。良知的内容并不是由闻见而来，但是作为现实存在的行为活动，闻见是其发用的证据。良知可以在现实事物中显现，对于内在性理之涵养也有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从其自身的致良知思想出发，阳明竭力证明这样的路径是不可能得到天理的。但阳明虽强调良知的根本地位，却没要求过要强制摒除闻见。阳明强调：但凡是身体健全且生活于社会之正常人，便没有可能与闻见隔绝开来。做内心修养德性之工夫，并不是将闻见完全隔绝，而是在面对外界的诱惑时，内心不为所动。这其实又与宋儒所强调的“主一无适”又存在着一致性。分辨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闻见的存在与否，而在本心的状态。故在此基础上，阳明并不否认闻见之知本身的价值，而是认为其并非真知。
人存在于社会，与周围真实之事物密切关联，实在是不可能完全摒除。在物欲横流，倡导多见多闻的社会，闻见之知的探析是有其现代意义的。人在过度多闻多见的状态下，内心容易受到遮蔽，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容易被遗忘，其本心不明。阳明对于闻见的阐释让人反观自身的意义，批判闻见之知而不是彻底否定其自身所存在的价值，不让人与社会陷入以多闻多见来求取过度的欲望。如此，自身之价值才能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