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ethods on Satisfaction with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摘要: 随着数字治理的快速发展，技术赋能成为乡村数字治理关注重点，然而只依靠技术发展不关注人民感受，难以实现优化治理效果甚至产生副作用。本文采用2023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CSGS)》项目数据，利用Logit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检验社会信任、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村民参与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均正向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社会参与正向调节社会信任、信息获取方式与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关系。因此，研究认为：在乡村数字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应通过优化双向互惠来提升社会信任、加强技能培育以增强村民在线信息获取的方式、完善思行共建以疏通数字参与，从而助推乡村数字满意度的提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ance effect and even produce side effects by relying only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people’s feeling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23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 and the Logit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trust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o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and further verif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trust an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method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satisfac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ust, information acc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Therefor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social trust by optimizing two-way reciprocity, strengthen skill cultivation to enhance villagers’ onlin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improve thinking and action co-construction to dredge digital particip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digital satisfaction.

1. 引言

在信息时代，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数字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这一概念；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数字治理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2021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进一步指出，数字乡村实施的方法论；《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规划了乡村数字治理时间表。根据《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从2018年的68.81%提高到2020年的79.48%，发展十分迅速。在此背景下，乡村数字治理不仅要强调效率，更要兼顾质量[1]。然而在实践中，我国乡村数字治理长期从政府视角出发过于片面化、封闭化，忽略公民的用户体验。现有研究表明，随着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若忽视人的感受与参与，不仅无法优化治理还会带来副作用[2]。花样繁多的公众号、微信群、APP究竟是提高效率、优化服务还是“基层增负”、“技术难民”？服务公众切不能变成官场作秀，乡村数字治理应始终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国乡村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形成信任连接的熟人社会。在漫长的生活与劳动中，乡村依靠彼此约定成俗的规则进行治理。因此与城市不同，乡村内生性治理占据重要地位[3]。数字治理作为外生性的治理方式，村民对其缺乏认同感，具象化便是村民对数字治理缺乏信任[4]。信任作为乡村治理多元行动者间的独特黏合剂，是推进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发展的重要动力[5]。数字时代，信息是乡村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同样，在数字素养考量中，信息获取方式是增强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获得感的最直接因素[6]。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面临着线上信息获取能力的考验。若村民不能获得正确且有价值的信息或者获得的信息不充分，村民则无法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新体验，进而影响村民对数字治理的满意度[7] [8]。

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可能有的边际贡献是：一、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不同理论视角分析数字治理的问题，而公民用户视角研究较少，缺乏针对数字治理满意度的研究。数字治理的服务对象是人民，人民对数字治理上感受的“好不好”更应成为关注重点。乡村数字治理不仅有效度，更应有温度。从用户视角进行考量，能更好地完善乡村数字治理[9]。二、从研究视角上看，当前研究关注到了农民数字素养，忽略了信息获取方式与数字治理效果的直接关联性。村民对数字治理的满意度离不开内在的信任与外在技能的结合，当前研究缺乏将二者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三、研究方法上看，当前乡村数字治理研究实证性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将从乡村社会信任和信息获取视角出发，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社会治理调查(CSGS)》数据，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通过乡村数字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从村民视角帮助政府完善乡村数字治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信任对乡村数字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所指社会信任与国内广大学者一致，即个体对整个社会群体产生的信任[10]-[12]。中国乡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信任一直是理解熟人社会的重要维度[13]。社会信任作为内在激励机制，村民从熟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更容易被接受[14]。乡村数字治理可以通过乡村社会关系网的传递，提高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认同感。随着市场化、信息化的推进，中国农村逐渐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基于社会关系网的信息传递出现不确定性[15]。此外，社会信任有助于增进村民与政府的双向互动，提高数字治理的接纳度、改善数字治理主观评价[16]。通过官民互动，打破身份界限建立社会信任，进而提高村民对政府的情感支持[17]-[19]。村民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遵循政府的政策，政策认同也会更高[20]-[23]。信任通过低成本、高效率、复杂问题简单化，使村民获得有用的信息，激励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24] [25]。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本文认为村民通过彼此信任增强信息共享，减少不确定性，提高对数字治理的接纳程度与满意度。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H1：社会信任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2.2. 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满意度的影响

信息获取指的是为满足自身需求，搜集使用信息的能力[26] [27]。村民的信息获取关系到乡村振兴与长远发展，但在国内重视度不够[28]。近年，部分学者关注到信息获取影响到村民对新事物的接纳度、认可度、参与度并从多个维度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村民信息素养能够显著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并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其中村民信息获取方式是重要影响因素[7] [29]。随着乡村数字治理的不断发展，通过线上信息获取方式，已经为村民带来了宝贵的“信息红利”，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0] [31]。然而，在乡村数字建设过程中，一些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差异等问题逐渐浮现，互联网供给的不公平也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存在，降低了村民的数字效能感[32] [33]。信息获取方式反映了村民获得乡村数字治理服务的及时性，若村民不能及时获取，信息差会影响村民的公平感知，进而影响村民对数字治理的满意度[34]。村民通过积累更多的线上信息获取经验，降低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风险感知，更好的接纳乡村数字治理。当村民清楚了解到乡村数字治理的优点，对数字治理的情感认同也会提高[35] [36]。综上，村民能否通过线上方式及时、准确获取政府传递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公平感知，影响着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满意度。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H2：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

2.3. 社会信任和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交互效应

村民内在社会信任与外在信息获取方式，不只对数字治理起着单方面的影响还存在交互效应。学者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互相具有替代和增强作用。替代效应表现为：在乡村地区，社会联系程度较高，基于熟人社会信任的信息获取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与线上信息获取形成了替代关系，村民对学习线上信息获取方式技能的动力较小；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使用需要辨别网络信息的真实性，虚假信息、负面涉农舆情都可能会降低社会信任水平[37] [38]。与以熟人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交网络相比，互联网的使用对中国传统信任体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39]。增强作用表现为：在农村的特殊环境下，村民对于信息获取能力强的人具有天然的信任感，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降低风险感知，村民能更好接纳新型的线上信息获取方式[14]。通过便捷、频繁的线上沟通有助于增进社会信任。互联网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使用者社会信任水平，且具有持续高质量的作用[11]。因此，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影响的交互效应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

假说H3：社会信任和信息获取对数字治理满意度产生了交互影响。

2.4. 社会参与的调节作用分析

美国学者巴伦(J∙Barron)最早提出社会参与这一概念，社会参与是指对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参与者有权通过参与获得信息，并再次传递出去。中国乡村的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呈现双向互惠的特点，并且这种互惠行为呈现循环状态[40]。一方面，基于乡村的熟人社会，社会参与程度高的村民可以从熟悉的人那里了解到乡村数字治理有关内容，更容易相信并参与其中[41] [42]。同时，村民在乡村数字治理参与中，高效获得有用的信息，通过增加情感认同来提高社会信任[43] [44]。另一方面，村民通过社会参与接触到各种信息的机会增多，信息获取能力主动或被动提升，更好的参与到乡村数字治理中[7]。并且有研究表明，村民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掌握，有助于提高村民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45] [46]。村民通过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不断积累信息获取方式与乡村发展信息，有助于快速掌握政府平台的运用[6]。综上分析，本文认为在社会信任、信息获取方式转换为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评价的过程中，会受到村民参与度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H4：社会参与正向调节社会信任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影响。

假说H5：社会参与正向调节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影响。

综上，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1. 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社会治理调查(CSGS)》项目。该调查由国内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知名微信公众号“政管学人”发起并执行，资助方为广州学讯科技有限公司，调查员来自国内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师生志愿者。(数据授权编号：CSGS2023100502)调查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定额抽样的入户(或线上)调查方式，分析单位为个人、家庭、社区(农村)。问卷分为城市卷和农村卷，分别调查中国城市、农村每年的社会治理现状及公众对当前社会治理现状的态度和看法。本文基于农村卷进行实证分析，并剔除问卷信息缺失太多、样本ID重复、质量检测题错误数量在2题及以上等样本，删除了一些可识别为调查对象个人隐私的变量，进行了脱敏处理，最后获取有效问卷1631份。

3.2. 变量说明

3.2.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参考以往学者对数字治理工作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便利性、公众参与、信息透明度、新媒体应用和综合信息平台等方面[47] [48]。因此，本文选取CSGS2023问卷中“乡村数字治理工作满意度评价量表”即：“网上办事”、“网上咨询或投诉举报”、“信息公开”、“政务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本地政府网站”，综合测量村民对数字治理工作的满意程度。通过运用熵值法对上述五个指标分别计算权重并加总，得分越高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满意度越高。

3.2.2. 核心自变量

本文核心自变量为社会信任、信息获取方式。(1) 社会信任。依据上述文献，村民对社会信任具有最直观的感受。参考学者们的研究，选取对整体社会的信任情况[11]。即CSGS2023问卷中，“你对社会大部分人的信任程度”选项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从低到高赋值为1~5，分值越高表示村民社会信任度越高。(2) 信息获取方式。对村民信息获取方式的衡量主要区分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选取问卷(CSGS2023)“平时通过什么途径了解村庄公共事务”“疫情期间获取信息渠道”考量村民是否具备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能力。此外，针对数字治理在农村环境中的特殊性，安全性也会对村民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因此选取问卷(CSGS2023)“数字技术应用增加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对各类信息渠道信任程度”，考量村民使用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风险感知。通过熵值法对各个指标分别计算权重并加总，得分越高说明村民越倾向采用线上信息获取方式。

3.2.3. 调节变量

本文调节变量为社会参与。参考学者以往研究，在乡村数字治理背景下，村民的社会参与需具体考量公民是否参与到村庄事务中。因此选取根据问卷中“你对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程度高说法的态度”题来衡量，选项包括“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从低到高赋值为1~5，分值越高表示村民社会参与度越高。

3.2.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乡村数字治理容易受到个体与乡村两个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个人特征、村庄特征两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个人特征选取：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平均月收入、健康状况、东部、中部、西部作为控制变量。村庄特征选取信息技术运用程度、对乡村建设了解程度、推广数字治理必要性、是否愿意参加数字化培训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定义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型	变量名称	测量指标	变量赋值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满意度 (MDG)	数字治理意度 (熵值法)	1 = 非常不满意→ 5 = 非常满意	1631	0.394	0.179
自变量	社会信任 (SB)	社会信任程度	1 = 非常不信任→ 5 = 非常信任	1631	2.429	0.999
	信息获取 (MM)	信息获取方式 (熵值法)		1631	0.441	0.178
调节量	社会参与 (SP)	村民参与程度高	1 = 非常不同意→ 5 = 非常同意	1631	2.348	0.975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Sex)	女 = 0；男 = 1	1631	0.498	0.500
		教育程度(Edu)	受教育程度：年	1631	4.104	1.664
		政治面貌(Ipo)	无政治身份 = 0； 有政治身份 = 1	1631	0.394	0.489
		年龄(Age)	年龄：周岁	1631	38.697	16.748
		平均月收入(Inc)	1→6	1631	3.758	0.858
		健康状况(Hea)	1 = 非常不健康→ 5 = 非常健康	1631	2.765	1.365
		地区(Reg)	西 = 1中 = 2东 = 3	1631	2.235	0.777
	外部环境	本村的信息技术运用 程度(Tec)	1 = 从未运用→ 5 = 一直运用	1631	3.400	0.988
		你对乡村建设了解程 度(Know)	1 = 完全不了解→ 5 = 非常了解	1631	2.136	1.135
		必要推广和建设数字 化治理平台(Spr)	1 = 完全没必要→ 5 = 完全有必要	1631	3.201	1.183
		是否愿意参加数字化 技能培训(Train)	1 = 愿意 2 = 不愿意	1631	1.752	0.432

3.3. 公式

本文研究的是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主要分析乡村数字治理五个核心工作内容对村民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选取多元线性模型对影响村民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公式(1)如下：

$Y_i={\alpha }_0+{\beta }_1{\text{SB}}_i+{\beta }_2{\text{MM}}_i+{\gamma }_1{X}_i+{\mu }_i$ (1)

其中，$Y_i$ 为有序分类变量，${\text{SB}}_i$ 表示第i个样本的社会信任水平；${\text{MM}}_i$ 表示第i个样本的信息获取方式水平；$X_i$ 为控制变量，如公式(1)所示；${\alpha }_0$ 、${\beta }_1$ 、${\beta }_2$ 、${\gamma }_1$ 为估计系数；${\mu }_i$ 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Y_i={\theta }_0+{\theta }_1{\text{SB}}_i+{\theta }_2{\text{MM}}_i+{\theta }_3{\text{SB}}_i+{\text{MM}}_i+{\theta }_4{X}_i+{\mu }_i$ (2)

$Y_i={\theta }_0+{\theta }_1{\text{SB}}_i+{\theta }_2{\text{MM}}_i+{\theta }_3{\text{SB}}_i+{\text{SP}}_i+{\theta }_4{X}_i+{\mu }_i$ (3)

$Y_i={\theta }_0+{\theta }_1{\text{SB}}_i+{\theta }_2{\text{MM}}_i+{\theta }_3{\text{MM}}_i+{\text{SP}}_i+{\theta }_4{X}_i+{\mu }_i$ (4)

式(2)中，${\text{SB}}_i\times {\text{MM}}_i$ 为自变量社会信任与自变量信息获取交互项；式(3)中，${\text{SB}}_i\times {\text{SP}}_i$ 为自变量社会信任与调节变量社会参与交互项；式(4)中${\text{MM}}_i\times {\text{SP}}_i$ 为自变量信息获取与调节变量社会参与交互项。${\theta }_0$ 为常数项，${\theta }_1$ 、${\theta }_2$ 、${\theta }_3$ 、${\theta }_4$ 为代估系数，${\mu }_i$ 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逐步基准回归分析

在回归前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1.31，且单个变量的VIF都在2.8以下，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模型(1)~(4)是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分别与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回归。模型(5)~(6)是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共同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回归。

如表2所示，模型(1) (2)中，社会信任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在0.1%水平上有正向影响。社会信任能够增加地区和谐和合作交流，增强对政府政策的情感认同，有助于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模型(3) (4)中，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在0.1%水平上有正向影响。村民信息获取方式掌握的越好，越有助于村民从乡村数字治理获取信息，通过便捷获取信息，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也会提高。模型(5) (6)中，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村民主观上的信任程度高以及客观上信息获取方式具备，村民能够更好的有助于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通过检验，假说H1、H2得到验证。

在表2中除主成分之外，村民的健康程度与数字治理了解程度与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身体的健康是干一切事业的基础”，身体状况越好的村民越有精力关注到数字治理，越有可能成为数字治理的受益者。村民对数字治理的了解程度影响着村民行为决策，也成为村民能否从数字治理中获益的重要因素。数字治理推广的必要性与数字治理满意度呈现负相关，村民对数字治理推广需求性越强，说明“数字鸿沟”问题越严重。乡村数字治理推广的不充分，导致村民信息不对称，不能及时参与到数字治理中，因而产生排斥和不满。数字治理的推广需要考虑到村民的需求、能力和文化背景，提高乡村数字治理实用效能。如果不顾及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村民的满意度下降。

Table 2. Stepwise regression

表2. 逐步回归

	(1)	(2)	(3)	(4)	(5)	(6)
	MDG	MDG	MDG	MDG	MDG	MDG
SB	0.041^***	0.036^***			0.039^***	0.035^***
	(9.45)	(8.49)			(9.17)	(8.30)
MM			0.149^***	0.130^***	0.135^***	0.120^***
			(6.03)	(5.32)	(5.60)	(5.03)
Ag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1.59)	(1.76)	(2.05)	(2.18)	(1.81)	(1.95)
Edu	−0.003	−0.003	−0.002	−0.002	−0.003	−0.003
	(−0.80)	(−0.71)	(−0.50)	(−0.43)	(−0.68)	(−0.61)
Hea	0.007^*	0.007^*	0.007^*	0.008^*	0.006^*	0.007^*
	(2.07)	(2.24)	(2.27)	(2.44)	(1.98)	(2.15)
Inc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17)	(−0.09)	(0.05)	(0.11)	(0.08)	(0.13)
Ipo	0.020	0.021	0.021	0.022	0.019	0.019
	(1.69)	(1.76)	(1.76)	(1.82)	(1.59)	(1.66)
Know	0.009^*	0.008^*	0.010^*	0.009^*	0.008^*	0.008^*
	(2.34)	(2.18)	(2.55)	(2.36)	(2.25)	(2.11)
Sex	0.000	−0.003	0.000	−0.004	−0.002	−0.005
	(0.05)	(−0.36)	(0.03)	(−0.41)	(−0.20)	(−0.56)
Tec	−0.001	−0.000	−0.003	−0.002	−0.002	−0.001
	(−0.23)	(−0.10)	(−0.66)	(−0.47)	(−0.50)	(−0.35)
Train	−0.003	−0.002	−0.009	−0.007	−0.009	−0.007
	(−0.32)	(−0.24)	(−0.79)	(−0.64)	(−0.83)	(−0.70)
Region	0.004	0.003	0.008	0.007	0.006	0.005
	(0.75)	(0.62)	(1.49)	(1.27)	(1.02)	(0.87)
Spr	−0.009^*	−0.009^*	−0.009^*	−0.009^*	−0.008^*	−0.009^*
	(−2.46)	(−2.58)	(−2.39)	(−2.53)	(−2.24)	(−2.37)
SP		0.030^***		0.033^***		0.027^***
		(6.75)		(7.36)		(6.28)
_cons	0.275^***	0.211^***	0.293^***	0.222^***	0.220^***	0.167^***
	(6.06)	(4.62)	(6.31)	(4.75)	(4.78)	(3.61)
N	1631	1631	1631	1631	1631	1631
adj.R^2	0.065	0.090	0.035	0.065	0.082	0.103

注：^*p < 0.05，^**p < 0.01，^***p < 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4.2. 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交互效应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为进一步探究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本文进一步构建了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的交互项，并进行中心化处理，估计结果见表3。

由表3中模型(1) (2)可知，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交互项正向显著，一方面，社会信任程度高的村民更容易信任并接受他们从不同信息来源获取的信息，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乡村数字治理工作，提高满意度；同时，整体信任度越高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越高，村民越愿意接触新的信息获取方式，有助于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推广，助力村民更好的理解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另一方面，线上信息获取方式有效的解决了熟人社会瓦解的问题，线上交流避免了空间隔阂。村民通过交流与合作拉近彼此关系，信任关系网的建立有助于低成本、高质量信息的筛选。在村民与政府的互动中享受反馈机制带来的好处。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信息差，他们更可能对数字治理表现出信任和支持，提高他们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满意度。综上，在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双重作用下，村民能够更好地提高社会信任并掌握线上信息获取方式，进而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满意度会更高。因此假说H3得到检验，并得出社会信任和信息获取会对数字治理满意度产生正向交互影响。

4.3. 调节效应检验

假说4提出，社会参与正向调节社会信任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关系。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的村民，随着社会信任的增加，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越高。在进行回归前将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交互项。由表3中模型(3) (4)可知，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交互项显著。一方面，社会参与程度较高的村民社会信任关系网更为紧密，更容易参与村庄事务讨论和信息传递，更多地了解数字治理平台和村庄事务的相关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数字治理工作。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程度高的村民可能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积极参与和解决问题，当他们参与社区决策和合作时，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的机会更多。这种社会信任可以扩展到数字治理领域，促使他们更愿意信任和支持数字治理。假说5提出，社会参与正向调节信息获取方式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关系，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的村民，随着线上信息获取技能的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越高。在进行回归前将信息获取方式和社会参与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交互项。由表3中模型(5) (6)可知，信息获取方式与社会参与交互项显著。社会参与程度高的村民更容易接触到多种多样的信息，主动或被动的提高线上信息获取技能。在村庄内借助“熟人”渠道，他们可以与其他村民分享有关数字治理的信息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满意度。因此假说H4、H5得到验证。

Table 3. Interaction term test

表3. 交互项检验

	(1)	(2)	(3)	(4)	(5)	(6)	(6)
	MDG	MDG	MDG	MDG	MDG	MDG	MDG
SB	0.035^***	0.008	0.035^***	0.009	0.035^***	0.035^***	0.035^***
	(8.30)	(0.74)	(8.30)	(0.85)	(8.30)	(8.13)	(8.30)
MM	0.120^***	−0.024	0.120^***	0.115^***	0.120^***	0.004	0.120^***
	(5.03)	(−0.40)	(5.03)	(4.81)	(5.03)	(0.07)	(5.03)
Ag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1.95)	(1.89)	(1.95)	(1.78)	(1.95)	(1.94)	(1.95)
Edu	−0.003	−0.002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61)	(−0.54)	(−0.61)	(−0.60)	(−0.61)	(−0.64)	(−0.61)
Hea	0.007^*	0.006^*	0.007^*	0.006^*	0.007^*	0.007^*	0.007^*
	(2.15)	(2.08)	(2.15)	(2.00)	(2.15)	(2.10)	(2.15)
Inc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13)	(0.13)	(0.13)	(0.12)	(0.13)	(0.13)	(0.13)
Ipo	0.019	0.018	0.019	0.017	0.019	0.019	0.019
	(1.66)	(1.58)	(1.66)	(1.47)	(1.66)	(1.67)	(1.66)
Know	0.008^*	0.007^*	0.008^*	0.007^*	0.008^*	0.008^*	0.008^*
	(2.11)	(1.99)	(2.11)	(2.00)	(2.11)	(2.09)	(2.11)
Sex	−0.005	−0.005	−0.005	−0.003	−0.005	−0.005	−0.005
	(−0.56)	(−0.57)	(−0.56)	(−0.40)	(−0.56)	(−0.56)	(−0.56)
Tec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35)	(−0.27)	(−0.35)	(−0.13)	(−0.35)	(−0.22)	(−0.35)
Train	−0.007	−0.008	−0.007	−0.006	−0.007	−0.007	−0.007
	(−0.70)	(−0.77)	(−0.70)	(−0.62)	(−0.70)	(−0.67)	(−0.70)
Region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87)	(0.83)	(0.87)	(0.87)	(0.87)	(0.83)	(0.87)
Spr	−0.009^*	−0.009^*	−0.009^*	−0.008^*	−0.009^*	−0.008^*	−0.009^*
	(−2.37)	(−2.36)	(−2.37)	(−2.29)	(−2.37)	(−2.30)	(−2.37)
SP	0.027^***	0.027^***	0.027^***	0.001	0.027^***	0.005	0.027^***
	(6.28)	(6.13)	(6.28)	(0.09)	(6.28)	(0.45)	(6.28)
SBMM		0.058^**					0.167^***
		(2.65)					(3.61)
SBSP				0.011^**			1631
				(2.83)			0.103
MMSP						0.050^*
						(2.11)
_cons	0.167^***	0.237^***	0.167^***	0.232^***	0.167^***	0.218^***
	(3.61)	(4.45)	(3.61)	(4.50)	(3.61)	(4.18)
N	1631	1631	1631	1631	1631	1631
adj.R^2	0.103	0.106	0.103	0.107	0.103	0.105

注：^*p < 0.05，^**p < 0.01，^***p < 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替换因变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原因变量采用多维度的方式衡量村民对数字治理五个核心工作的满意程度，现采用单个维度衡量村民对数字治理结果的满意状况，选取问卷中“数字治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选项分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从低到高赋值为1~5，分值越高表示对政府乡村数字治理结果越满意。表4为替换因变量后仅呈现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得到的结果整体与前文一致，因此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4.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NMDG	NMDG	NMDG	NMDG	NMDG	NMDG
SB	0.166^***	0.149^***			0.160^***	0.145^***
	(6.32)	(5.63)			(6.11)	(5.49)
MM			0.569^***	0.490^**	0.513^***	0.452^**
			(3.81)	(3.29)	(3.46)	(3.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P		0.122^***		0.135^***		0.114^***
		(4.51)		(4.98)		(4.21)
_cons	2.070^***	1.808^***	2.161^***	1.866^***	1.861^***	1.641^***
	(7.48)	(6.43)	(7.69)	(6.54)	(6.59)	(5.75)
N	1631	1631	1631	1631	1631	1631
adj.R^2	0.071	0.082	0.056	0.070	0.077	0.086

注：^*p < 0.05，^**p < 0.01，^***p < 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数字治理的中心是人民，人民的满意是乡村数字治理所要达成的结果，也是进步的目标。乡村数字治理虽已成为研究重点，但大多围绕乡村治理手段，忽略了作为政策服务主体人民的感受。因此，本文立足于乡村数字治理的背景下，采用全国1631份村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村民社会信任与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下结论：(1) 社会信任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村民对社会整体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容易信任数字治理工作者和相关决策者。这种信任可以影响他们对数字治理工作的态度和评价，使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和信任数字治理。社会信任程度高的村民基于社会关系网也可以更容易接触到乡村数字治理。(2) 信息获取方式对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较于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线上信息获取方式更有助于村民获取有关乡村数字治理的信息。这些准确和多角度的信息帮助村民更全面地了解乡村数字治理工作，进而提高满意度。村民通过线上信息获取方式可以更直接从乡村数字治理中获益。与此同时，线上的信息获取方式更为迅速和便捷，通过频繁地在乡村数字治理中沟通合作，增进对政府政策的情感认同。(3) 当村民在乡村数字治理中既拥有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又具备便捷的线上信息获取方式时，他们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满意度通常会更高。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协同作用，有助于提升数字治理的质量和效果。社会信任度高和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双重因素可以相互强化，共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的发展。(4) 村民参与正向调节社会信任、信息获取和乡村数字治理满意度关系。参与程度高的村民更容易保持积极的态度与人相处、更容易从熟人中接触到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社会参与程度高的村民更有可能积极参与问题解决和改进数字治理的努力，通过提出建议、参与反馈和合作，以解决潜在的问题。这有助于改进数字治理，提高满意度。

5.2. 政策建议

深化双向互惠提升社会信任。中国乡村社会信任呈现双向互惠的原则，并且这种互惠行为具有循环的特点。一方面，政府需提高村民获得感。政府需从信息“公开透明”和“通俗化”着手。政府主动公开政务内容、政务流程，确保村民可以公平获得信息。政府公开的信息应通俗且符合当地村民的思维，被村民所理解，否则公开的信息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政府需从“正式”和“非正式”两个角度进行，把握好乡村舆论对村庄互信氛围的引导。政府应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民对数字治理的理解认同。积极宣传正面先进的案例，树立社会模范道德榜样，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会信任氛围。中国农村具有重感性和非正式社交的特点，“熟人”依旧是社交网络的重要一环。通过诚信教育宣传，利用乡村舆论监督，引导村民主动抵制失信行为，自觉对政府和身边人进行监督。

加强技能培育，增强村民线上信息获取能力。针对线上信息获取方式，技能培育具象化便是村民数字能力提高、村庄网络设施完善、乡村线上信息安全使用。首先，村民受其文化水平的影响，线上信息获取能力受限，政府应加强对村民、村干部线上信息获取方式的培养。政府积极鼓励行业企业和学校参与村民数字化培训和宣传，以提高村民积极参与数字治理的内生性动力。关注基层村干部信息素养的提高，以适应农村发展新形势。其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政府应积极投资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搭建线上沟通的网络平台，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在乡村特殊背景下，加大基础上网设备的投入，如村庄网络全覆盖、新型5G设施建设、提供电脑或智能手机等线上设备。同时，网络信息相较繁杂，村民甄别能力不足，需对村民进行网络安全教育。重视村民网络使用中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保障村民数字治理参与安全。

完善“思行”共建疏通数字参与。一方面，加强村民参与思想引导。村民是村庄的生产者、建设者、维护者，乡村治理与村民利益切身相关，村庄治理离不开广大群众参与。深化政府与村民的双向沟通，采用共同搭建乡村数字治理方法，引导村民参与到村庄建设中，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开展村民数字治理参与宣传教育，增强村民参与责任感。鼓励村民全方位、多维度、有深度的参与乡村治理，增强村民身份认同，激发共建美好家园意识。另一方面，加强村民参与行为引导。疏通村民参与乡村公共项目的渠道，采用官民共谋村庄公共项目方式，增强村民参与感。搭建村民方便参与的监督与反馈平台，减少软件下载、注册、登录等冗杂程序，采取“一键扫码”、“随手拍”等可及性强的渠道，让村民能够提出建议、举报问题和获得反馈，使村民感到自己的声音可以被政府听到。采取奖励和激励措施，鼓励村民参与数字治理，如奖金、认可证书和其他激励措施。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公共卫生危机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治理机制研究”(20BZZ101)；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包容性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建设”(JCX202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