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Residents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摘要: 本文以浙江省衢州市为研究对象，为进一步促使衢州市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继续减小，以巩固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确定7个影响衢州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并进行实证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指标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更具体地反映这些因素对衢州市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果，先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哪些因素与收入分配差距有因果关系，进而采用稳健回归对其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水平、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衢州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影响。本文根据检验结果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降低浙江省衢州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参考。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residents in Quzhou City and consolidate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deeply study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fore, by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ome gap, this paper identifies seve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residents in Quzhou City and analyzes them empirically.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ndex adopts the ratio of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net income to urb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 order to more specifically reflect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n Quzhou City,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s first adopted to test which factors have a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then robust regression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m,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the government’s macro-control ability,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the residents in Quzhou City.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targete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duc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residents in Q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摆脱贫困到全面小康，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一直在往前迈进。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而衢州市紧跟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实践脚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提升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推动衢州高质量发展，为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衢州样本。收入分配的不同环节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问题，本文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进而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1]。

2.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曾舒珩(2023)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减小，但从绝对值上看差距还较大[2]。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广泛，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各类因素的影响效果。综合考虑相关文献，将影响因素进一步归纳为两大类，即经济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

2.1. 经济因素

1) 经济总量和宏观经济增长[3]。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宏观经济增长是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经济总量的增加通常表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在社会中产生，这将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原因在于，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使人们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收入来源。然而，这一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增长可能偏向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2) 产业结构升级和非农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过渡，可能对居民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升级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薪资水平，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从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非农化趋势也可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减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3) 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受到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更高程度的对外开放通常有助于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但这也可能导致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与低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原因在于，对外开放通常带来更多的出口和外商投资，这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4)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4]。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策措施可以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深远影响。政府的财税政策和福利政策可以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以减小收入差距。政府政策可以通过纳税政策、社会福利计划和劳工法规等方式直接影响不同居民群体的经济状况。

5) 城市化水平[5]。城市化水平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推动城市产业发展，加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但也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能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减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城镇化的双向作用机制可能导致非线性影响。

2.2. 社会因素

1) 教育体系水平[6]。教育的发展水平对于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有着显著影响。一个发达的教育体系能够提高人们的技能水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教育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2) 交通基础设施程度。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为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提供机会，从而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然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可能提高高收入群体或地区的经济要素配置效率，继续拉大收入分配差距。

3. 实证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经济和社会因素都对衢州市及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然而，许多因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采用实证方法来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衢州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际影响效果。

3.1. 变量选择与模型确定

3.1.1. 变量的选择

在综合考虑理论分析以及可用数据的情况下，本项目选取了包括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城市化水平、教育体系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程度等七个经济社会因素。数据时间跨度为2006~2022年，定量研究这些因素对衢州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效果。

对上述的指标进行量化(见表1)，城市化水平(X₁)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值表示；经济增长水平(X₂)用衢州市人均GDP的对数进行衡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X₃)用衢州财政收入占GDP比值来反映；产业结构分为产业结构非农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两部分，其中产业结构升级(X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比值表示，产业结构非农化(X₅)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GDP表示；对外开放程度(X₆)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值表示；教育体系水平(X₇)采用毕业生人数计算；交通基础设施程度(X₈)用人均公里数作替代指标[7]。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衢州统计年鉴》以及政府门户官网。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表1.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收入分配差距	16	0.37	0.536	0.459	0.069	0.504
城市化水平	16	0.388	0.58	0.483	0.066	0.472
经济增长水平	16	9.805	11.327	10.711	0.441	10.82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16	0.099	0.144	0.119	0.017	0.115
产业结构升级	16	0.363	0.544	0.446	0.065	0.446
产业结构向非农化	16	0.868	0.953	0.923	0.022	0.927
对外开放程度	16	0.016	0.088	0.057	0.031	0.072
教育体系水平	16	−1.197	−0.935	−1.08	0.091	−1.104
交通基础设施程度	16	3.414	3.642	3.58	0.075	3.619

3.1.2. 模型的选择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选定纳入回归模型的因素，对相关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产业结构向非农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在不同滞后阶数下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体系水平影响效果显著性较低，交通基础设施程度在检验中不显著，表示交通基础设施程度不是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

Table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of Quzhou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Y) affecting the gap

表2. 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Y)影响差距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	符号	F	P	滞后阶数
城市化水平	X1	3.61	0.006^***	4
经济增长水平	X2	16.417	0.003^***	3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X3	2.01	0.043^**	3
产业结构升级	X4	7.89	0.061^*	4
产业结构向非农化	X5	4.89	0.037^**	2
对外开放程度	X6	12.396	0.003^***	2
教育体系水平	X7	3.895	0.074^*	3
交通基础设施程度	X8	1.46	0.546	2

注：^***、^**、^*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稳健回归模型分析各变量对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8]：

$Y_t={\beta }_0+{\beta }_1{X}_{1t}+{\beta }_2{X}_{2t}+{\beta }_3{X}_{3t}+{\beta }_4{X}_{4t}+{\beta }_5{X}_{5t}+{\beta }_6{X}_{6t}+{\beta }_7{X}_{7t}+{\epsilon }_t$ (1)

式中，t表示时间，ε表示随机干扰项。收入分配差距Y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

3.2. 实证结果分析

将相关数据带入模型，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zhou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表3. 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R^2	调整R^2	F
常数	3.648	0.038^**	0.9	0.786	F = 7.879， P = 0.007^***
城市化水平	0.036	0.909
经济增长水平	−0.014	0.03^**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0.053	0.004^***
产业结构升级	−0.094	0.018^**
产业结构向非农化	0.121	0.014^**
对外开放程度	0.202	0.076^*
教育体系水平	-	-
交通基础设施程度	−0.143	0.396

注：因变量：收入差距；^***、^**、^*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1) 从社会因素的相关变量来看，城镇化水平在回归结果中未显著，表示城镇化水平对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衢州可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经历剧烈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或者城镇化水平相对平稳，因此在模型中未显著。教育体系水平由于没有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因此未被纳入回归方程中。交通基础设施程度P值为0.396，表示其对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显著影响。

2) 经济因素中，经济增长水平显著且其系数为负，这表示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对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由于衢州经济增长有助于各地区的平衡发展。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县区，经济增长可以吸引投资和企业，提高居民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从而促进工资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低收入人群，从而减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经济增长水平的系数为−0.014，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将小幅度地降低。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对衢州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表示其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强大，但政策导向可能不够平衡或者偏向于某些群体，导致一部分人受益更多，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有限。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强大，但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可能不够有针对性，没有足够的红利再分配措施。如果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而忽略了低收入群体。且政府监管和执法方面可能存在漏洞，导致一些高收入人群能够规避税收或其他财务义务，从而使他们的财富增长更快，而不必承担应有的负担。通常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可能更倾向于一些富裕地区或产业，而不是将资源平衡分配到各个社会群体中。这可能导致富裕地区或产业的居民收入增长更快，而其他地区或产业的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从而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显著，其系数为−0.394，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具体来说，当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增加时，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值活动发生在服务业领域，这可能包括金融、教育、医疗等高附加值行业[9]。这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从而缩小了整体的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向非农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虽然显著，但是其系数为正，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产业结构向非农化通常表示农村地区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包括工业和服务业)转变。虽然这可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如果这些工作岗位不具备足够的附加值或者工资水平低，那么它们可能不会显著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因此，这种情况下，虽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但可能并未显著缩小收入差距。

对外开放程度的系数为0.202，系数为正，表示其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衢州政府积极吸引外部投资和企业前来设立业务，这也创造了高薪工作的机会。然而，这些机会可能主要集中在技能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中，而那些技能较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可能无法分享同样的收益，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加重视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通常需要较高的技能和知识，而较低技能的工作则可能受到较大冲击，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可能会扩大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10]。对外开放可能不会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地区，通常会集中在衢州中心市区。这意味着这些城区的居民可能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源和市场机会，而其他县区被边缘化，导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开放的环境下，某些高薪行业或高级职位的薪酬可能会大幅增加，而其他行业或职位的薪酬增长可能较慢。这种薪酬差距可能会导致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4. 建议

1)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10年以来，衢州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占人均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但在2021年经济增长的速度首次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占人均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2021年首次降低并且在2022年只增加了0.34%，这标志着衢州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开始由高转低。建议适当制定地方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形成持续稳定的居民增收机制，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免征股票红利税等，让广大劳动者更加直接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11]。

2) 为提高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目前衢州市居民收入结构中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两者总和占全部收入的不到23%，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建立稳定的工资增加机制可以确保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提高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增加其增长速度，可以有效地对居民收入起到拉动效果。

3) 加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前衢州市的城乡居民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缩小幅度正在逐年减少，且目前城乡居民之间仍然有接近一倍的收入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建议进一步加强农业结构调整幅度，通过增加农业的比较收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4) 在巩固和发展现有服务业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发展高新制造业和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挖掘传统行业的潜能，努力发展旅游业，突出衢州市历史悠久、环境优美优势。尽量减少成立高耗能、低附加值的项目，以避免投资与消费的进一步失衡，使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12]。要注意协调兼顾，适当发展传统服务业用以广泛吸纳就业，政府应当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