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体视角下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及启示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ty Fou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bject Theory
摘要: 社区基金会最早起源于美国1914年建立的全球第一家社区基金会——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舶来品,2009年中国建立了第一家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迁,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新型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在此过程中进入了群众的视野。探讨中国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指引。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内涵与中国社区基金会原则的交织,并结合古代、近代、现代慈善事业的呈现与解读,以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为案例,具体分析其运营模式、服务内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结合,从而得出这一方法对中国社区基金会产生的必要性及发展的一些启示。
Abstract: Community foundations origina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s first community foundation, the Cleveland Foun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4. As an imported concept, China’s first community foundation named “community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as the Guangdong Qianhe Community Charity Foundation.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social changes, communities, as the “cells” of society,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governance. As a new type of public welfare social organization, community foundations have come into the public eye during this process. Explor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foundations in Chi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social subject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Marxist social subject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community foundations. It also presents and interprets charitable activities in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 Using the Guangdong Qianhe Community Charity Foundatio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its operating model, service content,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Marxist social subject research method, thereby deriving some insights into the necess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method for Chinese community foundations.
文章引用:赵双双. 社会主体视角下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及启示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8): 381-39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8716

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迁,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更是社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秩序维护的基本单位。在此背景下,社区基金会作为新型公益性社会组织,迅速崛起并进入公众视野。

社区基金会最早起源于1914年的美国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舶来品,于2009年引入中国,建立了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1],成为中国第一家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组织。尽管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起步较晚,但在短短十余年内,已逐步走向正轨,并在社区治理和社会服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探讨中国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推动其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视角出发,试图揭示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公益性社会组织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探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路径和策略,以期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的慈善组织,尤其是社区慈善组织,发展较为成熟。然而,针对社区慈善组织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大多基于对慈善组织的整体探讨展开。西方学术界对慈善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组织的产生,发展趋势,运行规则,面临问题几个方面。

1963年,默尔·科迪在《美国的海外慈善行为史》中,美国z教与慈善的渊源及美国海内外的慈善行为,详细阐释了慈善管理的重要原则和规则,比较了私人基金会和公共慈善组织的差异,分析了慈善事业的经济效益。该书还介绍了慈善组织的税收减免、自律机制和设立程序等方面,为公众提供了简明的美国慈善治理法律概要,对其他国家的慈善组织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韦斯布罗德提出了政府失灵理论,指出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存在局限性。这一理论从功能发挥的角度,强调了非营利组织的必要性,认为非营利组织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3]。接着在1980年,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汉斯曼进一步提出合约失灵理论,强调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认为,“不得分配盈利”的特征使非营利组织在某些领域更具优势,为其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4]。此外,萨拉蒙提出的第三方管理理论,分析了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时的具体模式,强调了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在有效实施政府功能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对慈善组织产生原因的多角度解释,展示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独特价值。劳伦斯·J·弗莱德曼及马克·D·麦克们韦叶在2003年主编的《美国历史中的慈善、慈善事业和文明》,详细介绍了美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深入探讨了其未来发展趋势[5]。萨拉蒙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角》中指出,慈善组织在资源募集和活动开支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单靠自身力量难以推进慈善和公益活动。慈善组织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家长制,即慈善资源使用的决策权集中在负责人手中,决策时通常不征求受助者意见,且不需向社会大众负责;业余性,即志愿组织强调义工服务,但难以吸引专业人员;局限性,即志愿活动的受益对象往往局限于特定社会群体,忽视了其他群体的利益[6]

2.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近年来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逐步推进,中国对社区慈善组织的研究也逐渐兴起。由于中国慈善组织起步较晚,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加之现代城市社区形成较晚,社区的概念进入政府管理的过程也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7]。因此,对城市社区慈善组织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李宝梁在《我国慈善事业社区化发展探析》中指出,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社区化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李宝梁认为,慈善事业社区化是将慈善事业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以社区为基础,将捐助者、社会中介组织与受益人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慈善网络,以实现慈善事业的最优化发展[8]

高灵芝教授在《论慈善事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中,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和制约我国慈善事业社会化的因素,包括缺乏社会公共意识、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策导向、中国民族传统道德和宗法思想等。高教授认为,中国慈善事业在与国际慈善理念接轨、向高层次社会化阶段发展过程中,应立足社区,发展社区慈善组织,实施社区慈善项目,推进慈善事业社区化[9]

徐家良教授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按照推动主体的不同,将我国已成立的社区基金会分为政府主导运行模式、企业主导运行模式和居民主导运行模式,对三种模式的形成原因、运行特点和产生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政府主导运行的社区基金会模式,最能反映中国社区特点与需求的模式,有利于形成政府与社区基金会的合作共治格局[10]。饶锦兴教授从全球视野分析了社区基金会的定义、功能和运作经验,指出以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为根本特点的社区基金会,对于破解中国社区治理困境和社区服务不足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11]

俞祖成基于文献研究和实地访谈等方法,以日本社区基金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缘起过程、本土演进及发展现状。通过对日本经验的分析,俞祖成结合中国的相关情况,对我国社区慈善基金会的运作和发展提出了启示[12]

杨楠在《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资助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中提出,中国政府应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少层级、多部门的投入,积极发展社区基金会和社区金融机构,以此作为催化剂,促进社区文化治理的发展,推进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目标的实现[13]。借鉴美国社区基金会的经验,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加大对社区基金会的支持力度,包括降低准入门槛、加大资金支持以及放松商业活动规制等。社区基金会需要加强对社区需求和结构变化的敏感性,并将其作为组织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14]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对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产生、发展、运行和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这些研究为探讨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尽管国内外对社区基金会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我国城市社区基金会的研究仍然较为有限。学术界大多从宏观角度对基金会进行整体研究,具体到社区层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尤其缺乏从社会主体视角的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将以社会主体视角为背景,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进行具体、系统的研究,旨在为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和城市社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3. 研究的创新点

第一,本研究创新性地从社会主体视角切入,以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为案例。重点考察社会各主体(政府、企业、居民、非政府组织等)在社区基金会发展中的角色与互动。这种多维度分析方法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社区基金会在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协同作用和影响。

第二,本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应本土发展的社区基金会运作模式和策略。这包括如何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通过政策支持、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等手段,推动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方法,本研究不仅进行理论探讨,还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证据。具体案例的引入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具体和具有说服力,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4. 相关概述

4.1. 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

4.1.1. 中国古代慈善

中国古代慈善有政府主导也有官私合力,但古代很多慈善设施,如义仓、义庄、义学等,都是以“义”字为先,无不体现了为苍生之福祉而存续,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地形环境复杂多样,因而各种灾难频发。由古代官方兴办的义仓是减轻因灾饥荒的重要举措。义仓最早设置在乡里,由村民资源捐赠粮食,最终使百姓在凶年得到赈济。古代慈善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群众的力量,如福田院、安济坊等的建立,使鳏寡孤独者有所养、有所依[15]。唐代许多寺庙设立由僧人打理、官府监督的悲田养病坊,救济寡妇孤儿,养护老人小孩。宋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设立“福田院”,救济老弱病残。中国古代慈善活动的发展,无不反映出“以民为本”、“守望相助”的精神,为中国“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力支持。

4.1.2. 中国近代慈善

工业革命的发生,清政府的闭关锁国,鸦片战争,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巨变,使得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慈善模式日益没落,转而代之的是官私合力的慈善模式[16]。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受到外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教育兴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开明的地方官绅们为教育变革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如1904年苏洛熙在温州创办的“艺文女学”,为打破“裹脚”陋习,争取妇女权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晚清以后的中国,医疗救助机构的建立尤为重要。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这种重大历史背景下应时而生,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兵灾救助与赈济工作的慈善机构,并主动投身战地救援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事业扩展到水灾、旱灾救济等方面。与古代相比,近代慈善事业已不再局限于扶贫济困,而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涉及医疗救助、教育等方面。

4.1.3. 中国现代慈善

现代慈善事业涵盖的公益范畴由传统的扶贫、养老、赈灾、济困等,向科学、人文、体育、健康、环境等更广泛的范畴发展。帮扶方法也更加多元,除了财务捐助,还有心理健康指导、教师培训、劳务安排等志愿服务项目。在党的十八大至今,国家积极推进公益机构良好秩序建设,公益能力在脱贫攻坚、社区福利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基础和群众根基。

通过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慈善事业的分析,中国自古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反映了人民群众生动的社会实践的需要,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今天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需求。然而,传统慈善行为也有许多局限性,通常覆盖范围较宽泛,属于“大慈善”范畴,而社区基金会的出现,将慈善范围聚焦于特定地理位置——社区,推动社区建设,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利用社区劳动力发展社区经济,完善社区服务。社区基金会通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领导社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解决社区居民面临的问题,促进社区发展。

4.2. 社区基金会

蔡鸣龙这样定义美国社区基金会,一种混合式的基金会通常以信托而非公司方式成立,资金的本金部分由当地银行的信托部或者信托投资公司委托管理收益部分,再分配委员会的监督下,分配用于慈善目的,分配委员会必须了解当地社区需要并具有代表性[17]。美国社区基金会的作用主要是开拓社区服务功能,建设社区服务体系,促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并且美国社区基金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区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提升社会的稳定度[18]。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为中国社区基金会规模化发展提供初步经验借鉴。刘建文指出社区基金会就是一个地区的居民为更有效的解决本地区的公共问题而设立的基金会组织[19]。李莉则将这种基金会称之为类社区基金会,并解释道是因为在中国社区发展的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各种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基金组织而不是基金会,他们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正式的、明晰的、合法的外部身份,是一种非正式的基金会[20]。社区基金会作为社区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也具有社区慈善的意义:有效整合社区慈善资源,搭建起增进友谊、关爱互助的平台,消除了邻里的陌生和冷淡,成为政府救助的有益补充,为构建和谐家园发挥积极作用[21]

4.3.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共有七大方法论,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最高层次。其中,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种,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客观真理。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核心是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中的人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深刻感知社会必须从人出发。人的生活状态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历史过程也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过程。人是历史进程中的活动主体,物质生产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基石[22]

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体;其次,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主体[23]。然而,在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卓越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应用社会主体研究方法,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揭示出人类活动背后的深层次规律。这一方法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指导。

5. 社会主体视角下社区基金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还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运作模式,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导致许多社区基金会的运作出现问题。一些机构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质和从属性质,占据总数的一半,其发展前景并不理想。社区基金会面临行政化倾向与独立性不足,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不足,组织能力与资源匮乏等挑战。

5.1. 行政化倾向与独立性不足

在中国,许多社区基金会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管理,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这种依赖性导致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受到行政干预,限制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社会主体视角下,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政府在社区基金会中的主导地位过强,未能充分调动其他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不仅削弱了基金会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也阻碍了其发展。社区基金会需要具备独立性,以便根据社区的实际需求自主决策和运营,从而更有效地服务社区居民。然而,目前的行政化倾向使得基金会在很多方面受制于政府指令,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5.2. 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不足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发展面临着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不足的问题。尽管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支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善性,导致基金会在法律地位、权责分工、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从社会主体视角来看,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不足不仅影响了社区基金会本身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在基金会发展中的参与积极性。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和政策支持,使得社区基金会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例如,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等问题,都影响了基金会的健康发展。此外,现有的政策和法规未能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激励机制,使得社区基金会在日常运营和长远发展中面临重重困难。

5.3. 组织能力与资源匮乏

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和资金资源的支持,但目前许多基金会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从社会主体视角来看,社区基金会的发展需要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资源和力量。一方面,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管理水平有限,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吸引和留住专业人才的机制和措施,导致人才流失和组织能力提升缓慢。专业人才的缺乏不仅限制了基金会的项目执行能力,也影响了其战略规划和长期发展。此外,社区基金会的筹资渠道单一,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和少量社会捐赠,资金来源不稳定且不足。缺乏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和创新的融资方式,使得基金会在项目开展和日常运营中面临资金困境,影响了其服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限制了基金会开展更多的公益项目,也影响了其在社区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6. 案例分析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首家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组织。其成立初衷是为了改善社区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发展。基金会主要通过社区服务、公益项目和资源整合等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运营模式包括多个方面,通过提供老年人照护、儿童教育、健康咨询等社区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基金会设立老年人活动中心,提供日间照护和健康讲座等服务,帮助老年人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在青少年服务方面,基金会开展课外辅导、兴趣班和夏令营等活动,丰富青少年的课外生活,提升其综合素质;在社区环境保护方面,基金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如垃圾分类宣传和社区绿化,共同打造宜居社区。

基金会还开展各类公益项目,如环境保护、文化活动和志愿者服务等,以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这些项目,基金会积极响应社区的需要,组织救援和救助行动,向社区提供物资和服务,支持社区居民在充满变化的环境中,以坚定的行动为身边的人带去温暖和关怀。此外,基金会通过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整合各种资源,为社区发展提供支持。通过与慈善家、非营利组织、商业领袖、社区居民以及志愿者的合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搭建了一个具备公信力和影响力的资源平台,为每一个捐赠人实现公益理想。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发展策略体现了人民群众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基金会坚信社区的改变源于人的改变,支持珠三角本地社区的人利用本地社区的资源解决本地社区的问题。这种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做法,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核心体现。基金会在设计和实施各类项目时,始终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参与放在首位。这种以居民为主体的模式,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通过整合本地资源,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推动社区自主发展。基金会鼓励社区居民利用本地资源解决社区问题,这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促进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基金会形成了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社会各主体的共同参与,增强了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

7.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在中国社区基金会发展中的启示

7.1. 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

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社区居民是社区基金会的服务对象,也是其发展的推动者。为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社区基金会应采取多种形式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共同推动社区发展。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成功经验表明,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对于社区基金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千禾基金会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例如,千禾基金会设立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健康讲座和日间照护服务,吸引了大量老年居民的参与,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通过定期组织社区活动,如文化娱乐活动和健康讲座,千禾基金会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外,千禾基金会建立了居民参与机制,邀请居民参与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通过设立居民委员会和召开居民会议,千禾基金会让居民有机会表达意见和建议,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居民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还增强了基金会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基金会定期开展居民需求调查,了解居民的生活状况和需求,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公益项目和服务,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对基金会的信任和支持。

社区居民是社区基金会的服务对象,也是其发展的推动者。为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作用,社区基金会应采取多种形式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鼓励他们主动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共同推动社区发展。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如志愿服务、文化娱乐活动、健康讲座等,吸引居民的参与,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立居民参与机制,邀请居民参与基金会的决策和管理。通过设立居民委员会、召开居民会议等方式,让居民有机会表达意见和建议,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提高居民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增强社区基金会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此外,社区基金会应注重了解和满足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过定期开展居民需求调查,了解居民的生活状况和需求,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公益项目和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社区居民对基金会的信任和支持。

7.2.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不仅需要社区居民的参与,还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支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是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发展还得益于其成功动员了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支持。基金会积极争取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形成了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千禾基金会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获得了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例如,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社区基金会的法律地位和权责分工,并提供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支持措施,激励了基金会的发展。

在企业合作方面,千禾基金会成功吸引了许多企业的参与。企业通过捐赠、志愿服务和项目合作等方式,支持社区公益事业。例如,一些企业捐赠资金和物资,支持千禾基金会开展各类公益项目;企业员工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支持社区活动的开展。此外,千禾基金会还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动社区发展。通过合作项目和资源共享,千禾基金会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技能和生活质量;基金会还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各类研究和评估,提高了基金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是社区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基金会应积极争取政府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等方式,促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例如,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社区基金会的法律地位和权责分工,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支持措施,激励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区基金会开展各类社会服务项目。其次,社区基金会应积极争取企业的支持。企业可以通过捐赠、志愿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例如,企业可以捐赠资金、物资,支持社区基金会开展各类公益项目;企业员工可以参与志愿服务,支持社区活动的开展;企业还可以与社区基金会合作,共同开展各类公益项目,促进社区发展。此外,社区基金会应积极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动社区发展。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合作项目、资源共享等方式,支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各类培训、服务项目,提升社区居民的技能和生活质量;社区基金会还可以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各类研究和评估,提高基金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7.3. 强化社区基金会的社会责任

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应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积极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切实解决社区问题。社区基金会应以服务社区、造福居民为宗旨,通过各类公益项目,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在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也为其他社区基金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千禾基金会始终以服务社区、造福居民为宗旨,通过各类公益项目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基金会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开展各类公益项目和服务。例如,针对老年人群体的需求,千禾基金会开展老年人照护和健康讲座等服务;针对青少年的需求,开展课外辅导和兴趣班等活动;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救助和就业培训等支持。

千禾基金会注重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互动,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居民会议、设立意见箱和开展居民座谈会,千禾基金会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工作。此外,基金会注重项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每一个项目的实施都是公开、公正和透明的。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基金会对每一个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及时公布项目的进展和成果,接受居民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基金会的公信力,还增强了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基金会的信任和支持。

社区基金会应以服务社区、造福居民为宗旨,通过各类公益项目,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社区基金会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开展各类公益项目和服务。通过定期开展需求调查,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和问题,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各类公益项目。例如,针对老年人群体的需求,社区基金会可以开展老年人照护、健康讲座等服务;针对青少年的需求,可以开展课外辅导、兴趣班等活动;针对低收入家庭,可以提供生活救助、就业培训等支持。而且,社区基金会可以加强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和互动,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居民会议、设立意见箱、开展居民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居民的需求和期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工作。此外,社区基金会应注重项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每一个项目的实施都是公开、公正和透明的。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每一个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及时公布项目的进展和成果,接受居民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样不仅能提高社区基金会的公信力,还能增强居民和社会各界对基金会的信任和支持。

8. 结语

本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基本内涵,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基本依据与事实出发,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对社区基金会运营发展的指导意义。本文的创新性通过对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到其成功的运营模式和发展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紧密结合。千禾基金会通过多种形式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切实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经验为其他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区基金会的本土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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