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研究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摘要: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深入剖析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策略的影响，并进一步解析企业特性在这种关联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考虑到税收激进度对企业声誉和市场价值的潜在影响，理解企业战略如何塑造税务行为对于企业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构建了包含企业战略得分、内部控制质量、政府干预等多个变量的回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得分与税收激进度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战略越保守，其税收激进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中，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呈现出了显著的异质性效应。因此，在制定和执行企业战略时，企业必须充分考虑税收激进度的控制，以有效规避税务风险并提升企业价值。加强内部控制、优化税务筹划策略以及提高税收透明度，这些措施对于降低税收激进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的结果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完善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企业管理层在制定战略时充分考虑税务筹划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delve into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and dissect the role played by various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dynamic. Given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tax aggressiveness on a company’s reputation and market worth, it is pivotal for both corporate decision-makers and policymakers to comprehend how corporate strategy molds tax behavior. We have selected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2 as our research subjects. Utiliz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we have constructed a regression model encompassing variables such as corporate strategy score,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model has undergone rigorous testing for multiple covariances to ensure the precision of our analytical finding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a clear neg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trategy conservatism and the degree of tax aggressiveness, indicating that firms adopting a more cautious strategic posture are likely to exhibit a greater tendency towards tax aggressivenes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firms with low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Moreover, the na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the level of marketization exhibit a noteworthy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n the shaping of corporate strategy. When crafting and executing corporate strategies, it is imperative to prioritize the management of tax aggressiveness to mitigate tax-related risks and bolster corporate value. Key strategies include enhancing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s, refining tax planning approaches, and fostering greater tax transparency. These measures are essential for minimizing tax aggressiveness and paving the way for sustainable corporate growth. The study’s findings offer policymaker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ax policies and bolstering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while also offering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corporate management should factor in the implications of tax planning during strategy formulation.

1. 引言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其战略决策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整体经济的稳健运行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战略横跨产品、市场、运营等多个核心领域，其中税务筹划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税务筹划策略的制定与执行，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关键一环，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税负承担和风险管理效果。正因此，税务筹划在企业战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税收激进度，作为评估企业税务筹划活动的关键指标，反映了企业在遵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策略以最大化降低税负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但同时也可能增加企业的税收风险，影响企业的声誉和市场价值。因此，深入探索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联系，对于指导企业科学规划税务策略、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究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具体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企业特征如何在这一关系中发挥作用。通过对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本文发现企业战略得分与税收激进度显著相关。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了内部控制质量以及政府干预等因素在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对于企业管理层在制定战略时考虑税务筹划的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在完善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方面提供了参考。通过强化内部控制、精心优化税务筹划策略以及提升税收透明度，企业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管理税收风险，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文献综述

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瞩目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愈发复杂。

国外学者的研究揭示，企业战略及公司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税收激进度产生显著影响。Hanlon和Heitzman’s (2010)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原因以及相互作用的证据表明，企业战略最能解释企业税收激进的行为，企业战略是税收激进的决定性因素[1]；Shackelford和Shevlin (2001)发现内部控制以及其他因素比如所有权结构也同样会影响税收激进度[2]；Shuping Chen等(2008)发现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表现出更低的税收激进[3]；Sikes和Weaver (2010)研究发现分权(管理)型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管理措施”管理中心税务部门，以降低有效税率[4]。

国内众多文献同样指出，企业战略、公司治理以及宏观经济条件等因素与税收激进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相连的关系。王墨林等(2023)发现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程度与企业成长性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5]；翟华云(2012)基于“社会契约”观点，公司社会责任战略制定越好，信息披露越充分，税收激进水平越低[6]；陈海声和冯素晶(2015)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7]；孙健等(2016)发现公司战略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其中战略激进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8]；金鑫等(2012)通过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9年相关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高质量外部审计可以有效制约企业税收激进活动，且这种制约作用在不同最终控制人性质企业存在显著差异[9]；张琦(2021)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程度有抑制作用[10]；江轩宇等(2013)研究了税收征管、税收激进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税收征管的加强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11]；李万福和陈晖丽(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对企业的税收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节约税收成本，提升企业价值[12]；潘晓波(2015)的研究则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战略变化、绩效驱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13]。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剖析了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具体影响。

3. 理论分析

3.1. 税收激进度概念界定

税收激进度指的是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采取的虽未明确违反法律但可能接近法律边界的策略，以实现税负降低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涉及对税法的解释和应用的边缘地带，企业通过这些策略来最大化税收利益，但同时可能增加了被税务机关审计或调整的风险。税收激进度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界定，包括税收筹划策略的选择、税收风险的评估、税收合规性的维护、潜在的税收争议以及税收透明度等。企业应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在税收筹划中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3.2. 企业战略相关理论

(1) 动态能力理论：

核心思想是企业需要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通过构建、整合和重构资源与能力来维持竞争优势。在探讨税收激进度时，特别强调企业需要拥有动态能力，这能使企业在税务筹划过程中能够更迅速地识别风险、把握机遇，实现税务优化与企业长期发展的和谐统一。

(2) 战略网络理论：

企业的互联性在当今商业环境中至关重要。通过与众多企业建立紧密的网络关系，企业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和能力互补，这不仅提升了其内部竞争力，还加强了其在市场中的响应速度。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内部实力，更依赖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和与其他成员的合作关系。这种网络化的思维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3) 战略变革理论：

在应对环境变迁的浪潮中，企业需将焦点放在战略的灵活调整上。这要求企业保持敏锐的警觉性，时刻关注并审时度势地调整其战略规划，以有效应对技术革新的迅猛步伐、市场变动的不可预测性和社会趋势的深刻影响。战略变革可能涉及多个层面，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创新、服务优化、市场重新定位以及组织结构的调整，从而确保企业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并实现持续稳定的繁荣发展。

(4) 战略生态理论：

将企业视为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成员，强调其与外部环境和其他组织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这种视角使企业能够更清晰地洞察外界变化，并通过积极的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商业生态的繁荣与发展。主张企业应追求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织建立和谐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而非仅追求短期利润。

3.3. 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是研究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契约形式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经济理论。该领域专注于解析组织与市场中的合同设计，聚焦于如何通过这些设计解决代理问题并降低道德风险。其核心理念涵盖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交易成本，主要分化为信号传递与激励两大理论分支。

3.4. 税收效应理论

税收效应理论，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税收政策对个体消费者、企业乃至整体经济决策与行为的多维度影响。这一理论涵盖了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拉姆齐税收法则以及税收归宿等多个关键领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分析工具。通过税收效应理论，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和设计税收政策，旨在实现财政收入的有效筹集与经济扭曲的最小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假设

4.1.1. 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

防御型企业聚焦于成本控制以提升收益，因此税收作为其成本结构中的关键一环，自然成为了它们关注的焦点。由于防御型企业通常避免积极追求新机会以规避风险，它们可能采取更为稳定的策略，这可能限制了它们在税收管理上的创新和灵活性，从而减少了税收管理的方法和机会。然而，尽管防御型企业有动机减少税收负担，但它们也可能因为担心激进税收行为一旦被公开，会导致客户流失和声誉损害，尤其是当它们的产品容易被替代时。这种担忧可能会促使防御型企业在税收激进度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激进型企业虽然同样有减少成本的动机，但它们更偏好风险，可能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以支持快速扩张，因此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税收筹划政策。更进一步，激进型企业因其独特的产品或服务难以替代，因此减少了因税收激进而可能引发的声誉风险。

综合考虑，尽管防御型企业和激进型企业都有降低税收的动机，但由于防御型企业在风险规避、产品替代性以及决策集中度方面的特点，它们可能在税收激进度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企业战略越保守，企业税收激进程度越高。

4.1.2. 公司治理、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

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决策的透明度与合规性，成为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高质量内部控制有助于风险管理，包括税务风险，而低质量内部控制可能导致管理层采取更激进的税收策略。企业战略反映了市场定位和方向，内部控制薄弱时，战略执行可能忽视合规，增加税收激进度。此外，低质量的内部控制可能削弱对税务决策的监管，使其易受管理层偏好和市场压力的左右，从而忽视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公司治理结构弱可能导致战略执行不一致，税收筹划更易受短期利益驱动，增加税收激进行为。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低，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越强。

4.1.3. 政府干预、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

本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两个维度出发，探讨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及其影响。

(1)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更严格的政府监管和多重目标导向，可能在税务规划上表现出较低的激进度。同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高透明度要求、税收优惠政策的享受以及管理层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视，都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在税务策略上更为保守，从而使得它们的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低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3：国有企业的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低于非国有企业。

(2) 市场化程度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税收激进策略，旨在减轻税负，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市场化减少了政府干预，赋予企业更大的税收筹划自主权。此外，市场化加剧了税收风险和监管压力，迫使企业精心策划更为细致的税收战略。因此，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H4：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越高。

4.2. 模型设定

4.2.1. 企业战略度量指标选取

参考孟庆斌[14]等(2019)在《中国工业经济》的做法，计算企业六大维度的过去五年的均值(研发创新倾向、市场扩张倾向、公司成长性、公司生产效率、组织结构稳定性、公司资本密度)，并进行赋值1~5分，最终汇总得到战略激进度。(由于数据库的研发投入缺失严重，采用了无形资产)企业战略激进度取值范围在6~30分之间，数值越大，战略越激进。

4.2.2. 税收激进度衡量

参考已有文献，采用整体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BTD作为税收激进度的代理变量，具体衡量方法为[利润总额 − (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率]/上一年资产总额，整体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越高，代表企业税收激进度越高。

4.2.3. 控制变量选取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控制了总资产收益率、账面市价比、营业收入增长率、长期负债率、可操纵性应计、资产负债率变量，变量具体的定义列示在表1中。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税收激进度	BTD	整体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
自变量	企业战略	score	企业战略得分
控制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税前利润与上年总资产的比值
	账面市价比	BM	净资产账面价值与企业上年权益市场价值的比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与上年营业收入的比值
	长期负债率	DEBT	长期负债与上年总资产的比值
	可操纵性应计	ABACC	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4.2.4. 回归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假设H1，构建回归模型(1)：

${\text{TAXAGG}}_{\text{i,t}}={\gamma }_0+{\gamma }_1{\text{score}}_{\text{i,t}}+{\gamma }_2{\text{ROA}}_{\text{i,t}}+{\gamma }_3{\text{BM}}_{\text{i,t}}+{\gamma }_4{\text{Growth}}_{\text{i,t}}+{\gamma }_5{\text{DEBT}}_{\text{i,t}}+{\gamma }_6{\text{ABACC}}_{\text{i,t}}+{\gamma }_7{\text{Lev}}_{\text{i,t}}+{\epsilon }_{it}$

4.3.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选取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 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2) 剔除当年ST及*ST的样本；(3) 剔除在研究期间内关键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同时，本文对实证涉及的全部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或有的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5. 实证检验

5.1. 描述性分析

样本描述性分析如表2所示。从表格数据分析中可见，所有变量的标准差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并且均处于合理区间内。这一结果表明，变量中的极端值影响已被有效排除，确保了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Table 2.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BTD	15,901	0.00200	0	0.0260	−0.0700	0.0920
score	15,901	17.82	18	3.571	10	26
ROA	15,901	0.0520	0.0410	0.0440	0.00100	0.230
BM	15,901	0.645	0.637	0.263	0.129	1.200
Growth	15,901	0.169	0.103	0.373	−0.462	2.475
DEBT	15,901	0.199	0.149	0.175	0	0.724
ABACC	15,901	−0.0140	0.00200	0.133	−0.690	0.329
Lev	15,901	3.020	2.270	2.233	1.164	14.24

5.2. 相关性分析

表3主要呈现的是本文主要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企业战略得分与BTD呈现负相关。这表明企业战略越保守，税收激进度越高。

Table 3. Relevance analysis

表3. 相关性分析

	BTD	score	ROA	BM	Growth	DEBT	ABACC
BTD	1
score	−0.030^***	1
ROA	0.356^***	0.059^***	1
BM	−0.115^***	−0.059^***	−0.389^***	1
Growth	0.024^***	0.163^***	0.198^***	−0.059^***	1
DEBT	0.004	0.060^***	−0.102^***	0.238^***	0.013	1
ABACC	0.025^***	0.014^*	0.003	0.062^***	−0.077^***	0.058^***	1
Lev	0.145^***	−0.001	0.260^***	−0.340^***	−0.054^***	−0.161^***	−0.021^***	1

注：^*P < 0.1，^**P < 0.05，^***P < 0.01。下同。

5.3. 多重共线性分析

在表4中，我们对模型中的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分析，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我们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均远低于通常认为的警示阈值1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模型的设定是合适的，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Table 4. Multi-collinearity analysis

表4. 多重共线性分析

Variable	VIF	1/VIF
BM	1.320	0.755
ROA	1.260	0.794
Lev	1.180	0.849
Growth	1.090	0.919
DEBT	1.080	0.929
score2	1.040	0.965
ABACC	1.010	0.986
Mean	VIF	1.140

5.4. 实证结果分析

5.4.1. 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

我们对企业战略得分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企业战略得分与BTD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其中列(1)为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公司个体效应基础上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基准回归，列(2)则在列(1)的基础上纳入了相关控制变量，(1)列和(2)列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随着企业战略得分的提高，BTD降低，即企业的税收激进度降低。因此，回归结果支持了企业战略得分越高，企业采取的税收激进度越高的假设。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表5. 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BTD	(2) BTD
score2	−0.001^***	−0.001^***
	(−4.37)	(−4.14)
ROA		0.263^***
		(21.49)
BM		−0.004^**
		(−2.27)
Growth		−0.004^***
		(−5.71)
DEBT		0.008^***
		(4.05)
ABACC		0.007^***
		(4.40)
Lev		0.001^***
		(2.64)
Constant	−0.004	−0.009
	(−0.24)	(−0.51)
Observations	15,901	15,901
R-squared	0.045	0.195
Number of id	2781	2781
Industr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5.4.2. 公司治理、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

本文引入迪博内部控制指数(INC)作为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键指标。样本数据根据年度和行业特征被分为两个组别，以便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内部控制指数高于各自组别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具有高内部控制质量，而指数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则被定义为具有低内部控制质量。从表6中可以看出，低内部控制质量的企业中，企业战略得分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更为显著。此外Chow测试的P值远小于0.05。因此，可以进一步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低，企业战略对于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更显著，验证了假设H2。随着监管环境的严格化，企业需要专业人才来规划税务策略并应对挑战。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更能有效吸引和利用这些人才，从而在税收策略上获得优势。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和税务规划的合规性，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是降低税收激进度、确保企业战略有效执行的关键。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under different internal controls

表6. 不同内部控制下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BTD	(2) BTD
score2	−0.000^**	−0.001^***
	(−2.52)	(−3.28)
ROA	0.243^***	0.287^***
	(15.59)	(15.31)
BM	−0.002	−0.005^*
	(−0.86)	(−1.92)
Growth	−0.004^***	−0.003^***
	(−4.55)	(−3.20)
DEBT	0.011^***	0.006^**
	(3.78)	(2.20)
ABACC	0.008^***	0.006^***
	(3.00)	(2.58)
Lev	0.001^***	0.000
	(3.36)	(0.73)
Constant	−0.024^***	0.007
	(−3.53)	(0.49)
Observations	7953	7948
R-squared	0.193	0.200
Number of id	2257	2438
Industr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5.4.3. 政府干预、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

(1) 产权性质

表7展示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战略得分的提高与较低的BTD相关联，表现出更低的税收激进度。Chow检验结果的P值小于0.0001，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上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H3，即对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更大。国有企业在税收规划方面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展现出的差异，可能源于其运营过程中受到的一系列限制。这些限制因素限制了国有企业在税收规划上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可能享有更高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使得它们能够更自如地制定和调整税收策略，以适应市场变化和企业需求。

(2) 市场化程度

为探讨企业战略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下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我们使用了樊纲市场化指数，并依据年度数据中的中位数将市场化指数分为两组：高市场化组和低市场化组。表8展示了基于这两组的回归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under different ownership properties

表7. 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BTD	(2) BTD
score	−0.000^**	−0.001^***
	(−2.36)	(−3.95)
ROA	0.239^***	0.277^***
	(12.47)	(17.63)
BM	−0.004	−0.005^*
	(−1.63)	(−1.74)
Growth	−0.003^***	−0.004^***
	(−3.69)	(−3.88)
DEBT	0.007^**	0.009^***
	(2.49)	(3.16)
ABACC	0.010^***	0.006^***
	(4.42)	(2.59)
Lev	0.001^***	0.000
	(2.87)	(1.50)
Constant	−0.049^***	0.009
	(−10.20)	(0.60)
Observations	7135	8766
R-squared	0.184	0.211
Number of id	1056	1882
Industr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trategy on tax aggressivenes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marketisation

表8. 不同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BTD	(2) BTD
score	−0.001^***	−0.001^***
	(−2.80)	(−3.05)
ROA	0.298^***	0.231^***
	(16.75)	(12.80)
BM	−0.006^**	−0.003
	(−2.07)	(−0.94)
Growth	−0.006^***	−0.002^***
	(−5.74)	(−2.85)
DEBT	0.007^**	0.005^*
	(2.42)	(1.94)
ABACC	0.006^***	0.007^**
	(2.64)	(2.57)
Lev	0.000	0.001^***
	(1.30)	(2.62)
Constant	−0.004	−0.006
	(−0.56)	(−0.21)
Observations	7904	7997
R-squared	0.212	0.172
Number of id	2062	1734
Industr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结果，在高市场化省份，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更为显著，验证了假设H4。Chow检验的P值小于0.0001，进一步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越大。在高市场化地区，企业更多地依赖自身决策和市场机制，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和政策的影响，这可能会制约企业在税收策略上的自主性。

总体来看，政府干预对企业内部决策机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企业行为是多个利益相关方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综合体现。鉴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地位与权威影响力，它在多方博弈中通常扮演着主导角色，其决策和行动对各方参与者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较高的政府干预水平可能会驱使企业在决策时更多地权衡政府的利益，这可能对企业的税务规避行为产生抑制效果。

5.5. 进一步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深入分析了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与企业价值的联合影响。企业价值采用TobinQ值进行衡量，而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的交互效应则通过构建交乘项进行探讨。表9展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税收激进度(BTD)与TobinQ值呈负相关，但企业战略得分的提高能够缓和这一负向影响。具体而言，BTD对TobinQ值的负向影响在高企业战略得分的情况下有所减弱，由交乘项score^*BTD的正向且显著系数所证实。

Table 9. Corporate strategy, tax aggressiveness and corporate value

表9. 企业战略、税收激进度与企业价值

Variables	(1) TobinQ
score	−0.001
	(−0.33)
BTD	−4.367^***
	(−2.78)
score^*BTD	0.181^**
	(2.12)
ROA	1.762^***
	(5.26)
BM	−3.723^***
	(−47.87)
Growth	−0.028^*
	(−1.92)
DEBT	−0.125^*
	(−1.80)
ABACC	−0.093^**
	(−2.18)
Lev	0.000
	(0.03)
Constant	4.357^***
	(25.80)
Observations	15,901
Number of id	2781
R-squared	0.570
Industry FE	YES
Year FE	YES

5.6. 稳健性检验

5.6.1. 自变量滞后一期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滞后自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具体地，企业战略得分(score)被滞后一期处理为L.score，并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BTD作为因变量。表10列(1)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企业战略得分(L.score)与BTD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在前期采取的保守税收策略可能会在后期减少账面税负差异。

Table 10. Robustness check

表10.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1) BTD	(2) DDBTD
L.score	−0.000^***
	(−3.33)
score		−0.001^***
		(−4.53)
ROA	0.269^***	0.197^***
	(18.76)	(17.54)
BM	−0.005^**	−0.004^**
	(−2.19)	(−2.27)
Growth	−0.004^***	−0.003^***
	(−5.60)	(−4.78)
DEBT	0.007^***	0.006^***
	(3.04)	(3.23)
ABACC	0.010^***	−0.001
	(5.28)	(−0.73)
Lev	0.000	0.000^*
	(0.86)	(1.92)
Constant	−0.007	0.010
	(−0.34)	(1.07)
Observations	11,970	15,901
R-squared	0.195	0.134
Number of id	2,309	2,781
Industr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5.6.2. 更换因变量度量方式

参考Desai和Dharmapala (2008) [15]采用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面与实际税收差异DD_BTD：

${\text{BTD}}_{\text{it}}={\alpha }_{\text{1}}*{\text{TACC}}_{\text{it}}+{\mu }_{\text{i}}+{\epsilon }_{\text{it}}$

采用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面与实际税收差异越高，代表企业税收激进度越高。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更换了因变量度量，采用DDBTD作为新的因变量，并进行了回归分析。表10列(2)结果显示，企业战略得分(score)与DDBTD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战略得分的提高与账面税负差异的减少相关联，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假设。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在当今经济环境下，企业日益注重税务策略的合规性和透明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和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更为保守的税收策略，以降低税收激进度，确保合规并提升企业形象。这一转变旨在维护企业的声誉，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对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品牌价值的深刻认识和重视。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12~2022年除金融行业外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 企业战略与BTD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战略越激进，将会导致企业税收激进度越低，反映了企业在追求激进战略的同时，也在税务规划方面采取了更为谨慎和合规的做法，以支持其长期目标并管理与税务相关的风险；(2) 内部控制质量越低，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越显著。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降低税收激进度，确保企业战略的有效执行；(3) 企业类型和市场化水平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效应；(4) 企业战略得分的提高能够显著缓和税收激进度对企业价值的负向影响，表明良好的企业战略可以减轻税收激进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潜在负面影响。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滞后自变量和替换因变量进行了检验。两种方法均显示显著负相关，与前文分析结果相一致，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战略越激进，税收激进度越低，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拓展了企业战略在税务决策领域的研究。其次，丰富了税收激进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企业战略这一新视角为解释企业税收激进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最后揭示了企业战略影响税收激进度的异质性，在不同内部控制质量、政府干预程度及市场化水平下的影响差异，为理解企业税务决策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6.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税收监管与法规建设。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税收行为的监管，尤其是针对那些采用激进税收策略的企业。为了规范企业行为并防止其利用法律漏洞损害国家利益，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税法相关规定，填补法律空白，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此外，政府应加强民事处罚甚至刑事处罚力度，给予企业足够的威慑力，增加违法避税的机会成本，从而减轻违法避税问题。

第二，政府应聚焦于提升税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鉴于税收征管强度的关键作用，政府需加大力度招募和培训具备高度专业能力的税务人员，以应对企业税务筹划的日益复杂化。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教育，深化企业依法纳税的认识，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进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鼓励企业制定合理战略与内部监督。企业应确立切实可行的经营目标，并规划长远且稳健的企业战略，避免受到短期业绩目标的驱使而采取过于激进的税收政策。为了保障税务决策的合规性，企业需强化内部监督机制，防止管理层因个人利益而采取违法避税行为。同时，企业应积极营造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并加强员工的法律教育，确保税务决策的透明度和合规性，从而为企业的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6.3. 研究不足

(1) 企业战略衡量的多维度考量不足。本文在衡量企业战略时主要依赖财务指标，而企业战略的制定是一个多维度的决策过程，涉及非财务因素如企业文化、领导风格、市场定位等。这些非财务因素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同样重要，但在本研究中未得到充分考量，可能限制了对企业战略全貌的深入理解。

(2) 影响路径的多样性分析不够全面。研究主要探讨了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但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多种路径，如企业风险偏好、市场竞争压力、行业特性等。本文未能全面覆盖所有可能的影响路径，对于企业战略影响税收激进度的复杂机制尚缺乏详尽的分析。

(3) 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有待深化。企业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外部环境紧密相关，如宏观经济条件、政策变动、行业法规等。本文虽然提及了企业类型和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但对于这些外部因素如何综合作用于企业战略与税收激进度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致 谢

在完成这份关于企业战略对税收激进度影响的研究论文之际，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首先，我要向我的导师表达最深切的感谢。您不仅提供了专业的学术指导和严谨的研究方法，而且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给予了我宝贵的建议和鼓励。您的智慧、耐心和支持是我能够完成这项研究工作的重要动力。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文献的作者和研究思想的贡献者。您们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启发了我的思考，并指导了我研究的方向。您们的贡献对于学术界和我的研究都是无价的财富。

感谢您们的慷慨分享和智慧贡献，没有您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的研究工作将无法顺利完成。我将继续努力，追求学术卓越，以期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多的成果，回报大家的期望和信任。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