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他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特别是在他的著作《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有所不同，他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域，尤其是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的斗争。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由一系列非政府的、自治的社会组织构成的，包括工会、商会、宗教团体、学校、出版社、剧院、博物馆、科学机构等。这些组织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和社会层面，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塑造公众意见、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角色。葛兰西身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遭到日益侵犯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从文化维度对市民社会概念及其与国家共同体的关系进行重塑，这也是葛兰西“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创见”[1]。
2. “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溯源
2.1. 前马克思时代的概念演变
市民社会的概念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有着显著的差异。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市民社会一词通常与城邦(Polis)或共和国(Res Publica)联系在一起，指的是有政治参与权的公民群体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几乎是同义的。这种前现代的市民社会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但它在近代以前经历了一些转变，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其典型特点是存在三种不同的二分法[2]。第一种是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范式，市民社会被视为与“家庭社会”或家庭相对；第二种市民社会的概念与自然状态相对，这是霍布斯的观点；第三种则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所强调的市民社会与原始社会之间的对立。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市民社会是一个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社会领域，它既不同于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也不同于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国家。他认为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的领域，它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在这个领域中，个人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通过劳动和交换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里的市民社会是在“追逐一己私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相互依赖的关系[3]。这种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分工，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不同的职业和工作。这种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要求个人之间相互依赖和合作。由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财富的不同，市民社会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和阶层。这些等级反映了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作用。
2.2.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重构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某些观点，但他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首先是经济关系的总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表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道，“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4]区别于黑格尔的论述，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概念规范于经济范畴，放置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场域中，颠覆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5]的命题，也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彼此分裂所带来的政治解放的限度。马克思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相互依赖的，因为国家的存在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稳定，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国家与市民社会又是对立的，因为国家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市民社会则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组成，他们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分配问题上存在根本冲突，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于把“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
2.3. 葛兰西在实践中的概念发展
葛兰西在都灵的经历，特别是亲眼目睹了意大利北部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的兴起，是他构建“市民社会”理论的直接动力来源。1919年，在葛兰西的协助下，都灵创办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周刊——《新秩序报》。该报为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进行鼓吹，以便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移植到意大利具体环境中来。在参与工人运动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随后在1921年1月21日作为意大利革命运动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如何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在市民社会层面来实现这一点。1922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夺取政权，这一事件对葛兰西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他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和简单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因此开始探索新的理论框架，以理解统治阶级如何通过非经济手段维持权力。1926年葛兰西因反对法西斯政权而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系统地思考和写作，形成了包括文化领导权在内的许多重要理论。在狱中他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基于市民社会的结构特征，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设计了独特的西方革命战略，并表述了著名的实践哲学构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市民社会”思想的内涵探析
3.1. 文化维度
市民社会是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场域维度。葛兰西认为国家总是属于一定社会集团即阶级的，是一定社会集团的统治工具。他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的某些成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配备有强制装甲的领导权)。”[7]
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纳入国家的上层建筑范畴，成为适应现代政治技术变化的新型斗争堡垒，而它作为经济交往城的功能则被淡化。市民社会作为文化、意识形态交往场域的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成为执政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间接行使威权的活动场域。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也就是国家，而且是事实上的国家本身”[8]，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辅相成，分别代表国家的文化精神力量与强制力量。在葛兰西的革命实践里，《新秩序》等进步媒体就是他在意大利市民社会中构建文化话语权，而“道德生活俱乐部”就是他力主搭建的意大利市民社会之文化场域。
葛兰西的理论强调了文化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心地位，挑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他认为，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霸权，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信念来赢得政治上的胜利。
3.2. 阵地战
阵地战是在市民社会中的话语权争夺策略。在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差异的基础上，葛兰西指出西方革命首先要通过阵地战的方法先掌握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非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他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并没有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市民社会已经逐渐成型。即使国家出现问题，市民社会也会涌现，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8]在葛兰西看来，适应西方革命的道路的两种策略就是“阵地战”和“运动战”。“阵地战”是指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从外部逐渐瓦解市民社会结构，最后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坍塌，随后争夺和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这一策略。相反，“运动战”则是指直接对国家政权实施正面的武力进攻，暴力夺取国家领导权的策略[9]。“阵地战”的实施是在逐渐瓦解、解构已有文化的同时围绕无产阶级核心构建一个新文化的过程，“阵地战”是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先决条件。
3.3. 实践哲学构想
葛兰西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实践哲学的称谓，并将之定性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目的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辩证法原则，也即社会–历史主体性原则。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除了称谓上的变化，几乎和其他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的创始人卢卡奇和柯尔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然而，与前面二位稍显明显的学院化气息不同，葛兰西特别重视大众文化研究，他所说的“实践”，很多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意志”活动，而且这种意志活动又被落实在“上层建筑”(特别是他在其中安放的“市民社会”)领域，也即，这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种必须包含了大众常识和世界观改造在内的文化斗争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这就是改变现实的政治活动的要旨。他用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来说明这一问题。葛兰西认为，实践是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础。知识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思考，而是通过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活动和斗争中产生的。这意味着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有效的知识和指导行动的思想。“实践哲学承继了内在性哲学，但清除了它的所有形而上学装置，并且把它带到了具体的历史领域之中[8]。尽管他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物质条件是通过人类的具体活动和斗争得以体现和改变的。
4. “市民社会”思想的理论价值
4.1.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要的拓展，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文化斗争和国家理论方面。第一，扩展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葛兰西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立作用。他认为，统治阶级不仅通过经济控制来维持其地位，还通过建立文化领导权来塑造公共意识，使自己的统治显得自然和合法。其“文化霸权”概念揭示了统治阶级如何通过教育、媒体、宗教和其他文化机构来推广其价值观和信念体系，从而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主导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强调了文化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战场之一。第二，重新阐释了国家与市民的关系。葛兰西对国家的理解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更为复杂。他将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强制性国家机器，如政府、军队和警察等)和市民社会(非强制性机构，如学校、工会)。他认为，国家不仅是强制性权力的体现，还是文化话语权的实施场所。葛兰西的这种国家观为分析现代民主国家的功能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框架，表明国家不仅通过法律和武力来维持秩序，还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各种机构来塑造和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第三，丰富了革命实践途径。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和“运动战”(War of Manoeuvre)的概念，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重要创新。阵地战是指在市民社会中进行长期的、渐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而运动战则是指快速的、直接的政治行动。葛兰西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和市民社会的复杂性，阵地战可能比运动战更为有效。这种观点挑战了列宁主义的快速革命模式，强调了在现代社会中进行长期文化斗争的必要性。
4.2. 为其他市民社会理论家提供了素材
葛兰西的理论对后世的许多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社会运动分析等领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尤其是于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文化的商品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借鉴了葛兰西对文化斗争和市民社会的关注。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存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更，前期以“公共领域”空间的划界为核心，将物质生产和文化交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称为“私人自律领域”。这个领域一部分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以资本支配生产为特征的经济领域，另一部分“沿着葛兰西所开创的市民社会考察路向”[10]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为后殖民理论家提供了一个分析工具，用以探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后殖民理论家如弗朗茨·法农和爱德华·萨义德借鉴了葛兰西的观点，分析了殖民者如何通过教育、语言、宗教和法律等手段建立起文化霸权，以及被殖民者如何在这种文化压制下寻求自我表达和解放。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在后殖民理论中尤为重要。后殖民理论家认为，本土知识分子在殖民和后殖民社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既是文化传承者，也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例如，法农强调了非洲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而萨义德则讨论了东方主义背景下中东知识分子的位置和责任。
4.3.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局限性
葛兰西在其历史背景条件下提出的市民社会理论，在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对其他诸多哲学思想起到启发作用。但是以当代视域回看其理论本身，仍可以发现其存在的部分局限性。
首先，过于简化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分。葛兰西将市民社会视为与政治社会相对立的概念，但在现实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和交织。市民社会中的某些组织和机构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政府的资助和影响，而政治决策也可能深受市民社会中利益团体的影响。因此，这种二元划分可能在实际应用中过于简化了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随着全球化趋势与科学技术发展，这一弊端将更加显现无疑。因此，他的理论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网络社会对地方文化和政治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主权的冲击。其次，实践哲学的理想化倾向。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在现实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加复杂。有时理论可能无法完全转化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实践可能产生与理论预期不符的结果。此外，葛兰西的理论可能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过于乐观，忽视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来看，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仍缺乏暴力革命实践的有效参与，文化层面的胜利能否带来革命的胜利仍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