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一批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动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自此，“双一流”建设成为各高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向。与“211”工程、“985”工程不同的是，“双一流”建设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建设名单实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中国高等教育逐渐由大众化转向普及化，外延式发展转为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各高校需要凭借自身力量获取各种资源，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早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竞争背后实质上是对于资源的竞争，特别是财政资源的竞争，因为国家的财政投入是高校建设经费的主要来源，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名单就等于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大规模投入；另一方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需要大量的建设费用、研究经费以及科研人才，这也要求高校拥有较多的办学经费。因此，资源的投入就成为了“双一流”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高校要承担起创新资源投入机制的责任。
目前学术界对高校资源的研究成果颇丰，为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很多理论借鉴，但大都是从宏观视角对高校资源的配置进行研究，或者单纯研究高校经费筹集情况，缺乏“双一流”背景下对高校内部资源投入机制的研究，尚未形成投入机制等相关概念的明确界定。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大多数学者对资源投入机制的研究是从资源筹集和资源配置两大方面进行的，傅王倩等人在美国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述评中，从经费来源、经费分配、经费监管三方面对美国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进行了分析[1]，这一思路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
2. 投入机制的内涵
《教育大辞典》中将教育资源也称为“教育经济条件”，是教育过程中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即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总和。而物力是由财力转换来的，可还原为财力的投入，人力的投入需要相应的人员费用，如工资、福利等，若不考虑投入的人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而仅考虑人力本身的价值，那么人力的投入本质上也是财力的投入，归结起来，教育的投入可以理解为教育资源的投入，即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2]，其中，财力投入是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如果把投入教育活动的资源都表现为货币形式，那么教育投入可视为教育经费的投入。
高校内部资源作为高等教育资源的微观范畴，是为确保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有效运行和实现教育目标所投入的一切资源的总和，即支撑高校运作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一些无形资源，是组成、维持、参与并服务于高等教育活动的各要素之和。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则是指高校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不同学科和部门进行分配使用，通过大学学术治理以及内部组织的管理和协调，对其拥有的教育资源进行组合和利用。高校内部资源配置不是单一主体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配置主体的价值和利益选择的表现，且不同的配置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协同作用，共同构成资源配置有机整体。
“建立适当的体制和制度，可以形成相应的机制。”资源投入机制可分为资源的筹集和资源的配置两大方面，其中，资源的筹集机制也就是教育经费筹集的来源与手段等相关机制，资源的配置机制也就是教育经费如何使用的相关机制。本文基于查阅大量文献中对这两方面的阐述，将两个机制进一步细化为如表1所示的可以转化的指标，以便后续研究。
Table 1. Indicators of the input mechanis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表1. “双一流”建设投入机制指标
资源投入
机制 |
资源筹集机制 |
财政性收入 |
高等学校从同级财务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
非财政性收入 |
包括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
资源配置机制 |
人力方面 |
教学与科研人员、高级职称教学与科研人员、师生比等 |
财力方面 |
教学投入、科研投入等 |
物力方面 |
图书数量、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等 |
3. 两所案例学校各自情况
本文在对相关研究领域已发表的文献进行充分的阅读和分析后，决定以地域的不同作为案例选择的依据。陕西省和四川省分别是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学术氛围较为浓厚、高等教育实力较好的两个教育大省，目前陕西省拥有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四川省拥有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虽然是老牌“985”大学，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等客观原因，知名度不如省内其他同水平高校，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也不及同等“985”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凭借本校特色专业和优势学科一跃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但由于建校时间较短、省内高校竞争激烈等原因，其经费投入远远比不上省内其他“双一流”建设高校。由于高等教育存在着非均衡发展的现象，两所大学在经费投入机制方面都存在一定困境，再结合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最后选择这两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案例，来研究“双一流”建设的投入机制。
3.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双一流”建设投入机制情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处中华农耕文明发祥地、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陕西杨凌，是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成的一所农林类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原“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22年入选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植物保护和畜牧学2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有专门的“双一流”建设办公室，部门职责主要包括组织制定和实施学校“双一流”建设方案及其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学校“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和动态监测；负责学校“双一流”学科群的管理工作等。学校还制定了学校、学科群“双一流”建设方案，为学校的中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年度收入总计310618.23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加17521.52万元，增长5.98%。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增加24440.91万元，增长14.3%，事业收入增加4272.55万元，增长4.87%，其他收入减少11361.94万元，下降33.0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增加170万元。学校2019年收入总计310618.2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95408.14万元，占总收入的62.91%；事业收入91984.99万元，占总收入的29.61%；附属单位上缴收入2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6%；其他收入23025.10万元，占总收入的7.4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度收入总计295685.50万元，与2019年相比减少14932.73万元，下降4.81%。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减少21357.64万元，下降10.93%，事业收入减少1558.87万元，下降1.69%，其他收入增加7768.8万元，增长33.74%，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增加214.99万元。学校2020年收入总计295685.5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4050.50万元，占总收入的58.86%；事业收入90426.12万元，占总收入的30.58%；附属单位上缴收入414.99万元，占总收入的0.14%；其他收入30793.90万元。占总收入的10.4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1年度收入合计298846.65万元，与2020年相比，增加3161.14万元，增长1.07%。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减少2064.23万元，下降1.19%，事业收入增加11500.04万元，增长12.72万元，其他收入减少6132.53万元，下降19.91%，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减少142.14万元。学校2021年收入总计298846.6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1986.27万元，占总收入的57.55%；事业收入101926.16万元，占总收入的34.11%；附属单位上缴收入272.85万元，占总收入的0.09%；其他收入24661.37万元，占总收入的8.25%。1年度收入数据可见表2，年度收入变化趋势可见图1，2019年~2021年各项收入占比情况可见图2。
Table 2. Revenue statistics for NWAFU 2019~2021 (Unit: 10,000 Yuan)
表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2021年度收入情况统计(单位：万元)
年度 |
2018年 |
2019年 |
2020年 |
2021年 |
总收入 |
293096.71 |
310618.23 |
295685.50 |
298846.65 |
财政拨款收入 |
170967.23 |
195408.14 |
174050.50 |
171986.27 |
事业收入 |
87712.44 |
91984.99 |
90426.12 |
101926.16 |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
30 |
200 |
414.99 |
272.85 |
其他收入 |
34387.04 |
23025.10 |
30793.90 |
24661.37 |
由上述数据及图表可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8~2021年总收入中，财政拨款收入占比均为55%以上，但伴随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学校事业收入占比越来越高。为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规范和加强收入管理，学校制定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偿服务及其他收入管理办法》，明确了有偿服务收入的范围以及收入的使用和分配原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主要社会服务渠道是杨凌农科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有8家子公司，包括杨凌西北水利水电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杨凌西北水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北农林科大动物医院有限公司、杨凌农科大农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杨凌西北农林科大科技园有限公司、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和杨凌农科大宾馆服务有限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独立网站用于公开信息，规章制度较为完善。
Figure 1. Changes in revenues for 2019~2021for NWAFU (Unit: 10,000 Yuan)
图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2021年度收入变化情况(单位：万元)
Figure 2. Percentage of various revenues of NWFU, 2019~2021
图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9年~2021年各项收入占比情况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网上可以看到教育基金会专栏，学校基金会旨在加强学校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促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基金会专栏会定期公布基金会的收入来源及数额、资金的分配(如图3所示)，每年还会公布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Figure 3. Acceptance of donations in 2020 by NWFU (Image source: official website of NWFU)
图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接受捐赠情况(图片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网)
学校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0位。图书馆馆藏书量达273.2399万册，电子图书达201.1096万册。在制度方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台了《“双一流”学科群建设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一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等有关“双一流”建设的资金使用办法，其中明确指出，专项资金围绕学科建设目标任务，主要用于支持学科群引育高层次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预研、组织申报重大科技项目，培育、申报重大科技成果，开展高水平、实质性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依托平台建设支撑力和影响力等。学科群是学校一流大学整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科群实行的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学科群建设专项资金实行“总额控制、首席负责、负面清单、动态调整”的管理机制，学校每年预留不少于50个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和一定数量的硕士研究生推免指标，支持学科群建设。对支持力度大的学院(所)，学校在该校自主学科建设经费、字数科研业务费、人才经费等方面予以一定倾斜2。
由上述可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针对经费筹集及配置的规章制度，筹资渠道相比其他学校较为多样，且学校非常重视“双一流”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支持和服务，创新学科群建设。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仍然存在投入机制缺乏创新的共性问题，如自筹能力挖缺不充分，资源配置方面缺乏针对“双一流”建设的专门性制度等问题，学校可以继续完善这些机制，提升自身竞争力，早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3.2. 成都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投入机制情况
成都理工大学于2001年正式组建成立，是教育部与四川省共建的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是以理工为主，以地质、石油、资源科学、核技术、环境科学为优势，以土木、化工、材料、电子、机械、信息科学、管理科学为特色，经管文法等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2017年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2019年成为教育部与四川省共建的“双一流”建设高校，2022年进入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进入国家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
根据成都理工大学财务处公开信息可知，成都理工大学2017年度收入合计116044.7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715.91万元，占总收入的46.29%；上级补助收入4667.54万元，占总收入的4.02%；事业收入48568.85万元，占总收入的41.85%；其他收入9092.45万元，占总收入的7.84%。
成都理工大学2019年度收入合计165296.4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9083.81万元，占总收入的47.84%；事业收入66416.67万元，占总收入的40.18%；其他收入19795.93万元，占总收入的11.98%。
成都理工大学2020年度收入合计150802.8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2409.89万元，占总收入的61.28%；事业收入44789.05万元，占总收入的29.7%；其他收入13603.93万元，占总收入的9.02%。收入预算比能反映高校发展所需要的预期收入与实际能得到的收入之间的差距，即收入预算比越低，表明高校发展所需要的办学经费得到满足的程度越低。成都理工大学2020年预算收入为202650.34万元，实际收入150802.87万元，收入预算比为74.42%，表明成都理工大学2020年建设发展所需要经费的满足程度只有74.42%。3年度收入数据可见表3，年度收入变化趋势可见图4，2017年~2020年各项收入占比情况可见图5。
Table 3. Revenue statistics of CDUT, 2017~2020 (Unit: 10,000 Yuan)
表3. 成都理工大学2017~2020年度收入情况统计(单位：万元)
年度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总收入 |
116044.75 |
137250.78 |
165296.42 |
150802.87 |
财政拨款收入 |
53715.91 |
61345.47 |
79083.81 |
92409.89 |
上级补助收入 |
4667.54 |
0 |
0 |
0 |
事业收入 |
48568.85 |
59690.37 |
66416.67 |
44789.05 |
其他收入 |
9092.45 |
16214.95 |
19795.93 |
13603.93 |
Figure 4. Changes in various revenues of CDUT, 2017~2020 (Unit: 10,000 Yuan)
图4. 成都理工大学2017~2020年度各项收入变化情况(单位：万元)
Figure 5. Percentage of various revenues of CUDT, 2017~2020
图5. 成都理工大学2017~2020年度各项收入占比情况
根据上述信息及图表可知，成都理工大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即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2017~2019年各项收入稳步增加，201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学校总收入下降，其中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明显下降，财政拨款收入上升。2017~2019年，成都理工大学总收入中，财政拨款收入占比有逐渐变大的趋势，事业收入占比逐渐变小，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严重不足，可见学校依赖财政拨款收入情况严重。
高校聘任的高端人才(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及讲座教授、杰出青年、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四青”人才(“青年千人计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长江学者青年学者项目)等人力资源是高校财力资源的最好体现。截至2022年12月，学校现有教职员工2893人，其中，有教授(级)465人，副教授(级)804人。获国家级人才项目、称号和荣誉208人次，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8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4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人、IEEE Fellow入选者1人、其他国家院士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2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6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05人。图书馆馆藏印刷型书刊265.9万册，拥有数字资源数据库96个，电子图书262万册，电子期刊4.9万种。学校参与了天府永兴实验室建设。学校有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1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团队、13个四川省科技创新团队、16个四川省教育厅科技创新团队、1个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4。
根据《成都理工大学2018年度“双一流”建设进展报告》展示，2018年学校原计划投入经费6170万元，实际2018年“双一流”建设预算安排一流学科建设资金总计12829万元，资金总支出8115.08万元。为落实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学校根据“先造高原再造高峰”的路线图，组建了以“造高原”为目标的“攻坚克难团队”，构建了“学校–学院–成员”共荣共衰共同体，制定了《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一流学科基本建设任务和经费核拨办法》，明确了考核目标。
成都理工大学定期召开迎评工作会，完善学科建设管理有关制度，形成以建设成效为导向的学科建设经费划拨机制，学科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根据学校2020年科研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可知，2020年“科研经费”项目以目标为导向，不断提升学校科技实力，有力支撑了学校“双一流”建设，为学校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高水平成果产出和服务地方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学校还改革了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打破抢占一流学科高峰的制度壁垒。
4. 案例高校“双一流”建设投入机制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对两所案例高校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老牌“985”工程大学，不管是经费的筹集还是针对“双一流”建设的资源配置，都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规章制度和办法，值得一提的还有学校的基金会建设十分完善。成都理工大学作为一所“双非”院校，首轮就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其实力不容小觑，明显可以看出学校对“双一流”建设的重视程度相当高。但两所高校也反映出我国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4.1. 源筹集能力不足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中国高等学校的财政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政府拨款在下降，事业收入以及学杂费收入比重逐渐上升，但财政拨款仍然是学校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充裕的经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基础，我国高校事业收入增长，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空间相对较大。在捐赠收入方面，捐赠收入具有波动性变化，且占比一直较低，现阶段，我国高校社会捐赠经费严重不足，且占总经费的比例极低。
2019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财政拨款减少的情况下，全国高校总收入都受到了一定影响，这时就能反映出学校自筹能力的重要性。我国高校的经费筹集方式比较单一，公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一般都是国家财政拨款，少量民办高校资金筹集的方式较多，但最大的来源还是学生的学杂费收入。高校依赖财政拨款的现象严重，不论是校办产业还是社会捐赠，都难当高校筹资重任。
4.2. 配套机制不完善
自2015年“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启动至今已有八年。期间，教育部为了有效指导高校的“双一流”建设进程，制定并发布了多项相关政策文件。同时，为确保高校能够严格遵循政策导向，自我检视与调整，教育部还要求各“双一流”高校提交详细的“双一流”建设报告。为响应这一号召，众多高校纷纷出台了与“双一流”建设相关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了经费管理、学科群建设、一流学科建设等多个方面。然而，当我们在各高校的官方网站上查阅这些文件时，不难发现大部分文件内容陈旧，未能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进行及时的更新和调整，这些陈旧的文件在指导高校“双一流”建设时，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这些文件往往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明确的支出科目。例如，在经费使用上，很多文件并没有明确指出经费的具体去向，未能体现出对重点建设领域的突出支持。这种模糊性不仅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还可能影响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整体效率和成果。
4.3. 资源配置权力分化严重
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主要集中于行政力量。这种权力结构深受长期集权管理体制的烙印，使得行政本位型的资源配置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双一流”建设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干预力度和权重。鉴于大学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扩张性的本质特征，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其往往以效率和确定性为首要考量，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潜在的滥用风险。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呈现出“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弱化”的态势，这种趋势过度强调了资源配置的即时性和外在效率，从而忽略了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和长远目标。
4.4. 资源配置偏向品牌学科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揭示，至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总规模已攀升至3833万人，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了后大众化时期，并稳步向普及化阶段迈进。在前期规模迅速扩张的阶段，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学科、专业、教师、学生数量以及相应的开支，各高校在内部资源配置上普遍采取了“平均分配”或“全面覆盖”的策略，这种“摊大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教育资源的广泛覆盖和基本需求的满足。然而，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策略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摊大饼”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资源向品牌学科和优势学科的集中[3]。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各高校纷纷将资源聚焦于本校的特色学科，即那些最有可能跻身一流学科行列的领域，旨在通过这些品牌学科的打造，进而推动学校整体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从学术角度来看，“重点建设”作为高校的一种本能反应，其背后的逻辑是合理的，即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集中力量攻克关键领域，以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的方法和资源的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在追求一流学科的过程中，高校需要更加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确保每一分资源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同时，高校还需要注重学科之间的协同发展，形成学科集群优势，提高学校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首先，品牌学科的建设，首要之务在于其全能性，而非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学科建设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工程，涵盖了人才梯队、制度体系、学术文化以及科研成果等多个方面，而非仅仅聚焦于成果的展现。其次，品牌学科的架构应呈金字塔形，即拥有一个坚实而丰富的优势学科群作为支撑。这样的学科群，如同高原上璀璨的明珠，而非夜空中孤独的星辰，彼此之间相互依托，共同熠熠生辉。这两个核心特征决定了品牌学科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需要历史的沉淀和时间的磨砺，而非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因此，高校在品牌学科建设过程中，应避免将资源配置过度集中在那些短期内可能产生显著成果的领域，而应当注重整个学科群的构建与培养。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品牌学科的持续发展和长远影响。
“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颠覆了传统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促使高等教育资源在各大高校之间实现更为灵活和高效的动态调配。然而，从更为微观的高校内部资源配置视角审视，当面临资源总量与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条件时，那些相对弱势的学科专业在资源的争夺中往往难以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这种现象导致了一种类似“马太效应”的现象在高校内部资源配置中愈发凸显，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资源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而言，高校内部的资源，包括经费、设备、师资力量等，往往受到学科实力、研究成果、社会声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这些资源更倾向于流向那些已经具备较强实力和较高声誉的学科，这些学科因其卓越表现而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投资。然而，这也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那些尚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较为缓慢的学科专业，在资源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因此，高校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更加关注内部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效率性[4]。一方面，需要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确保资源能够按照学科发展的实际需求进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弱势学科专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等方式，促进其快速发展，缩小与强势学科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高校整体实力的提升。
高校“双一流”建设投入机制存在的问题，其根本在于学校受传统配置方式的影响深远，在短时间内难以更新改正。“双一流”建设呼唤以需求为导向推动协同创新，激发创新思维以突破发展阻碍，高校亟待完善内部资源配置机制，依据学科布局和长远发展目标革新资源配置方式。
5. 对策建议
5.1. 拓宽资源来源渠道
“双一流”建设的成功实施，其根基在于稳定、持久且高效的各类资源投入，这依赖于国家、社会、高校以及学生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努力与共同推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已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当前“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确保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投入力度至关重要，这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内涵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同时，高校也需增强自身的经营意识和自主筹资能力，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寻求与企业、社会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共赢[5]。
一是高校要夯实自身科研实力，增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争取横向项目加强与地方企业的联系。二是高校要增强市场竞争和经营意识，发展和壮大校办产业，积极参与到学校所在地的经济建设合作中，如成都理工大学可以融入到成渝经济圈中获取资源，积极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拓宽国内外资源渠道，为推进“双一流”建设营造多主体参与的多渠道良性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机制。三是借鉴发达国家多元化筹资经验，重视校友会服务和回馈校友捐赠资源，重视社会捐赠事业并推进高校教育基金会市场专业化运作，打造一支专业资金管理队伍，有效整合和开发捐赠资源以发挥“蓄水池”作用。四是高校要不断加强成本控制和资源管理能力，积极盘活有限的内部资源，打破院系部门之间封闭的管理模式，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共享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浪费现象。
5.2. 建立健全配套机制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完善且成熟的制度体系是“双一流”建设不可或缺的支撑。高校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主体，应紧密结合学校的发展战略和“双一流”建设的具体要求，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规则和办法。特别是在经费分配这一关键环节上，应明确责任主体，规范操作要求，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同时，政策制定应凸显对重点建设学科的资源倾斜，以推动优势学科的快速发展和引领作用的发挥。此外，为了保障资源的合理投入与高效利用，高校还需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机制和监管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应基于科学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对学科、项目、团队等进行定期评估，以量化、客观的方式反映建设成果，为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监管机制则应加强对经费使用、项目进度、质量保障等方面的监督与管理，确保建设过程的规范性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5.3. 理顺资源配置权力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两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形式，它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确保高校的正常运作与发展。学术权力以推动教育科研质量的提升为核心使命，致力于知识的创新、传承与应用；而行政权力则侧重于保障学校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以确保高校运行的稳定与高效。两者虽功能各异，但共同服务于一个目标，即确保高校的决策和运作遵循教育规律，进而实现预设的发展目标。然而，在当前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普遍存在着“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权力在推动学术创新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可能导致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和决策过程中过度集中，影响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创新能力。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高校需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与调整其内部治理结构，特别是要理顺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需要明确政府在高校发展中的定位与角色，同时也需要探索高校与市场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高校需要清晰地界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与关系，确保两者在各自领域内发挥应有的作用[6]。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校需要推动管理权力的主体中心不断下移，将更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赋予基层单位和学者，以激发学术活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高校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平衡点，建立一种既能够保障学术自由和创新，又能够确保学校整体稳定和发展的治理结构。这一过程需要高校内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不断探索，以实现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
5.4. 推进市场参与配置
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复杂格局中，高校面临着如何在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实现优势学科的领先发展，同时确保公平作为发展的终极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校需要审慎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双重调节作用。这意味着，高校不仅要追求效率的提升，更要确保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不牺牲公平。具体而言，高校应当顺应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多元化和市场化的趋势，积极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将有助于激活更多的社会资源流入高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高校也需要认识到计划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并通过市场机制来弥补其不足，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在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高校还需建立完善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估体系。这一体系应当能够对高校内部资源配置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跟踪监督，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绩效评估指标的设置应当符合高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以便根据高校发展的需要进行适时调整。通过构建完善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估体系，高校可以实现对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化，进一步提升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高效发展，也有助于确保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守公平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NOTES
1数据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财务处信息公开官网。
2数据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官网校情统计
3数据来源：成都理工大学信息公开网站。
4数据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官网学校概况(https://www.nwafu.edu.cn/xxgk/xqtj/115080d69b9442e09cdbe3637fe5c7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