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一书从命名就显得意义非凡，这部书为什么被称为《论语》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命名方式有别于先秦其他作品，其中历代学者争议较大的“论”字有议论、编次、论难、选择、至理大道等意义，可以看出论语或是以内容定名。《论语》和《孟子》虽都属儒家经典，从命名来看，已经显示了二者相异之处。《孟子》以人物命名，作品在表现主要人物性格以及文本内容上与《论语》存在差别，从命名角度探析二者的区别不失为一种研究方式。
Abstrac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from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very significant, why this book is calle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also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The way of naming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works of pre-Qin dynasty, among which the scholars of all dynasties have a great dispute about the meaning of “treatise”, such as discussion, ranking, discussion, choice, to the road, etc.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or the content of the name. Although both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belong to Confucian classics, their names have shown their differences. Mencius is named after character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ork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erms of character and text content. It is a good way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ming.
1. 引言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受到历代学者捧读，康有为《论语注》云：“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1]，《论语》逐渐成为天下学者必读之作。然“论语”二字作为题目与先秦其他作品命名方式不同。先秦作品命名有这样几类：一是通名，以“五经”为例，“诗”“书”“礼”“易”“春秋”还有亡佚的“乐经”都是对一项资料的通称，清章学诚云：“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太师，‘春秋’存乎国史。”[2]这些作品几乎以一字通称文献所属类别。二是单纯以“某书”为作品名称，如《尚书》、《夏书》、《商书》、《周书》等，这类作品主要与政治有关，记录朝代历史，汉代仍继承这一命名方式，班固作《汉书》，至隋朝又有《隋书》，可见这一命名方法确有其理。三是以篇首或篇中几字为题，实际上早期文章大多没有题目，如上博简中的《平王问郑寿》篇，“皆为完简，各简文句相接，文意相连，均可通读。起首完整，最后一简文末有墨钩。”[3]还有《柬大王泊旱》篇同样如此，后来的整理者根据篇首字句概括为其添加题目，这种命名方式代有存续，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史籀篇叙录》考证：“古字书皆以首二字名篇，存者有《急就篇》，可证推之《仓颉篇》首句当云‘仓颉作书’，《爰历》《博学》诸篇当无不然。观《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名书之通例也。”[4]四以人名姓氏来命名，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及《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庄子》《老子》等，这种命名方式较为普遍。《论语》命名有别于以上几种，既非通称也不是以人名命名更不是从篇首取字，先秦时代，文字的魅力还未完全发掘，人们对文章的命名方式也未见成熟。《论语》的出现展现了与众不同，引发学者们开始探索“论语”一名到底有何意义，它是何时定名为《论语》，以及为何取为《论语》而非若《孟子》定名为《孔子》，这些都是未解之谜，历代研究者带着疑问开始解锁《论语》之迷。
2. 《论语》命名之法
探究《论语》这本书的命名首先需要溯源，即《论语》究竟何时出现在历代文献中，是否一开始就被指定此名？清钮琇云：“著书必先命名。所命之书与所著之书，明简确切，然后可传。”[5]《论语》的命名与著书内容是确切的，但是关于《论语》是先有书还是先有名，至今还无法明晰。早期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两种，第一种是刘歆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6]《汉书》中已有《论语》的相关记载，可知汉代此书已有定名，不存在后期传录更改的情况。但在另一文献王充《论衡·正说》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7]意思为汉宣帝时此书难解，大多称为“传”，后由孔安国更名为《论语》。马培棠在《国故概要》中说：“《论语》两汉时代称谓并不一致。或单称论，或单称语，或别称传，或别称记，或详称论语说，直至汉后，《论语》之称，方告确定。”[8]单从汉代来看，《论语》一书的命名尚无定论，但是学者们发现，不止《汉书》中有《论语》的确切记载，《礼记》中也有，《礼记·坊记》篇：“《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 p. 1966)《隋书·音乐志上》中引用沈约之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10]这证实了《礼记·坊记》篇的真实存在。随着“郭店竹简《缁衣》篇以及与子思学派有密切关系的《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篇的出土，也验证了沈约之说并非虚言。”[11]从出土文献来看，《论语》自汉代以前已有定名。再看《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中《论语》的引用，“传曰”“语曰”“记曰”“论曰”共出现19次，《论语》出现9次，两者都有出现，称引的不同或因引用习惯问题，所以，《论语》在汉代以前就已定名，《论语》是依据内容而定题应该是先有书后又名。
关于《论语》命名之法的研究发源很早，“唐元发作《之“论”音义考》，从语言和文学的角度提出“论语”之义应理解为“至理之语”“大道之语”；清袁枚作《论语解四篇》提出“论”为议论；学者钱穆作《论语新解》认为“论”为讨论编次的含义；学者朋星作《书名之谜》，提出《论语》作为书名是因为记录孔子与弟子的论难之语；刘义钦在《书名意义之我见》中则是认为“论”应为“选择”，“论语”即为选择之语；学者李雁认同刘氏“选择说”，作《书名释义》提出“论语”应理解为经过选择整理的对话录。关于《论语》的书名含义，论语的异称与称引情况也在近年来受到重视，宫云维作《书名辨证》，梳理了《论语》的多种称引方式，学者栗振风在此基础上作《多种称谓与书名问题》，通过考察《论语》的称引情况，提出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一名少见于文献称引中源于时人称引习惯。”[12]对《论语》命名，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对“论”的讨论，认为“论”有议论、编次、论难、选择、至理大道之语等含义，而“语”则为“语录”，这些词汇无疑从形式上以及内容上概括了《论语》一书。
历代学者的研究为《论语》之名的探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将“论语”之意扩展至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而《论语》的命名之法也逐渐清晰，可以认为《论语》是根据概括文本内容来命名的，这种命名方法不似前几种显见，但不缺例证，如《尔雅》刘熙《释名·释典艺》：“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13], p. 128)即《尔雅》是一部记录官方雅正标准之言的辞书。这种命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是根据内容以及独特意义来命名的。
3. 《论语》定名之义
《论语》为何会如此定名呢？首先从“论”字说起，《说文解字》中：“论，议也，从言仑声。”[14]将“论”字解释为“议论”大多由此而来，清袁枚《论语解四篇》：“《论语》一书，须知命名之义。论，议论也；语，语人也。自《学而》起，以至卒章，皆与人议论语，而非夫子之咄咄书空也。”[15]事实上《论语》一书也并非全是议论，《论语·先进篇》：“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6], p. 126)这一句话表现了孔子的悲伤之情，并未与人议论。另《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假借为抡。’《说文》解‘抡’为：‘择也，从手仑声。’可见，‘论语’之‘论’可通‘抡’，作‘选择’讲，故《论语》书名的确切意义应是‘选纂的孔子言语’。”[17]但并无证据说明《论语》曾被选定内容编纂，也没有完整的孔子语录记载，仅仅选择孔子现实对话中的有价值言论倒是可以理解。郑玄注《诗经·灵台》“于论鼓钟”曰：“论之言伦也。”，后东汉刘熙在《释名》中云：“《论语》，纪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13], p. 413)这里的“伦理”并非人伦，而是有秩序，有条理之意，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云：“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18]，“论”字译为“伦理”，是刘勰对《论语》命名解释的发展。这一解释到北宋邢昺有了全面的总结《论语注疏·序解》云：“郑玄曰：‘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里，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9], p. 2454)综合了前代说法，将“论”的伦理、次序等概括在内，展现了《论语》一书包罗广泛，蕴含万理对儒家伦理道德描绘。对《论语》中“论”字的引申可以有伦理、议论之说却没有“辩论”之义，那是因为“辩论”一词中心在“辩”字上，需要对对方的观点进行辨析，《论语》很明显不符合这一特点，孔子主张循循善诱，有教无类，《论语》的传颂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儒家伦理道德，帮助塑造君子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例如《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6], p. 98)。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优点，改正缺点，孔子主张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汲取到优秀的部分，使自己更加完善，孔子对人也是温和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给出合适的答案才是正确的。例如对于“仁”的不同解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16], p. 132)子贡问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 p. 92)樊迟第一次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16], p. 89)。樊迟第二次问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16], p. 140)；樊迟第三次问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16], p. 147)；“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 p. 134)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16], p. 178)孔子基于每个人的不同性格特点都有不同的应对之理，这样一种温和包容的态度并不符合“辩”字，因此对于《论语》中的“论”字并没有引申“辩论”之意。
《说文解字》中对语的解释为：“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论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另一种解释“语”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凡主要汇辑一时、一人之言语的书，往往以“语”命名，可以说是古人言语的汇编，类似于后世所谓的语录、格言。此类传世的文献，有《国语》、《管子》中的《短语》、陆贾的《新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历代对“语”无太大争议，主要集中在“论”的讨论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讨论也是因为《论语》命名的独特性。
可见，《论语》定名之义主要在于“论”和“语”的讨论，“论”是伦理、次序，是此书的思想内涵，“语”是言论、语录，表明了本书的内容形式。
4. 从命名角度对比《论语》和《孟子》的区别
从《论语》命名的独特性可看出与《孟子》的区别，元人何异孙在《十一经·问对》云：“《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19]。《孟子》一书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属于儒家经典著作，但二者命名方式却不同，并且关于两本书的传承也有不同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20]但宋人林之奇在《孟子讲义》序中却说：“《论语》《孟子》皆先圣既没之后，门人弟子所录；不惟门人弟子所录，亦有出门人弟子者，如孟子之书，乃公孙丑、万章诸人之所录。”[21]《论语》的成书过程几乎没有争议，由门人弟子记录而成，但是《孟子》一书或认为属于孟子本人所作或认为属其门下弟子所作。宋元之际学者金履祥言：“孟子与齐宣王问答首章，开合变化，精神超越，而元气不动，非门人所得传，此是传不得处。”[22]《孟子》一书，大多长段大论，大开大合，气势磅礴，文笔顺畅一致，不似多人所作，多为孟子本人创作，这一点朱子也有论述，本文也持此观点。
对比两部作品，《论语》中孔子的形象几乎是通过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体现出来，从孔子对每件事的态度以及对每位弟子不同的应答方式展现孔子形象。在弟子们的记录中，孔子的形象是温和包容通达有趣的。《论语·子路》篇中，孔子与子路的对话：“子之迂也！”([16], p. 143)“野哉由也！”([16], p. 143)，可见孔子在弟子们的记录中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夫子，相反所记录的语言使孔子形象变得生动可感。《孟子》则不然，孟子的形象有直接描写，《孟子·尽心上》：“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16], p. 358)还有《孟子·尽心下》中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16], p. 382)刻画了孟子的狂人形象，“藐”可译为藐视，“嚣嚣”表现了嚣张的样子，这些都是内在情绪记录的词，若不是亲自记录，很难想象弟子会对这些情景中孟子的情绪表现有这样的记录，与儒家的中庸思想也不太吻合，只有作者自己记述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形象如此的突出，拥有独特的性格魅力。或许正是因为记录者的原因，《论语》一书是弟子门人所记，夫子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记忆，以人名命名并不足以显示全部，“论语”一词不仅符合语录体的形式，而且保留了与老师的对话内容以及老师的教育形式和思想内涵。《孟子》的命名则显示出孟子的个人性格气质，以名字命名，大气磅礴，如《孟子》文章的汪洋恣肆、连串的比喻、缜密的辩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两本书不同的命名方式早已预示了二者文风的迥异，《论语》命名与内容形式思想内涵多有关联并属门下弟子所作，篇章中多简洁精悍富有哲理的对话；《孟子》直取孟子本名并是孟子所作，中含作者情感，对语言也多加雕琢，突出孟子个人性格与气质特征。
“论”引申为“伦理”之意，在《论语》一书中也较多对儒家伦理的论述，切口度较小，从日常中论述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实践方式。例如“仁”的实践方式在论语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 p. 134)“爱人”等，孟子吸收了孔子“仁”的思想，总结了四端之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其中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并将“仁”扩充到“仁政”。《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6], p. 259)《论语》所言皆是具体而微的事情，例如对丧礼的论述“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6], p. 62)还有对“孝”的论述：“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6], p. 73)《孟子》的狂傲恣肆或许源于时代的不同，孟子处于战国时期，现实较春秋更加紧迫，儒家理想传承到孟子这里，孟子必须要让统治者看到自己，以独特的风格吸引他们的注意，获得实现理想的机会，因此无论是题目还是内容都更加突出个人特色。所以，《论语》与《孟子》各自不同的命名方式不仅受编纂者和篇章内容的影响，更有时代因素。孔子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周游列国，与弟子讨论具体而微的现象，推崇儒家伦理。孟子时代与孔子时代相比，传承儒家理想面临着更大的阻碍，统治秩序崩塌，诸侯野心凸显，周公所制定的礼乐秩序受到彻底的破坏。要在乱世中创造一块儒家理想圣地，不仅需要君王的赏识更需要君王坚定不移的选择站在人民的立场推行仁政，以“仁”赢得天下，于孟子而言，此行充满挑战。因此寄托孟子理想的《孟子》一书以名字命名，文章突出个人性格特征，也是一种策略，寄托了乱世孤勇者的一腔热血。
5. 结语
《论语》命名体现了这部儒家伦理著作的内容与形式，即孔子与弟子对儒家义理“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进行讨论对答。区别于传统四种命名方式，显示了先人的智慧与创造。与同为儒家著作的《孟子》相比，不仅是编纂者的不同，更是文风内容的差异，形成二者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