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名词性并列结构在现代汉语中是常见的结构，“和”则是该类型结构中典型的并列连词，但作为并列标记的“和”在句中有时可以省略，有时又不可以省略。并列连词标记和无标记有何区别？对于隐现标记“和”该如何分析？目前研究还有待细化。
以往对并列连词“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大方面，但不局限于此：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偏误分析。刘硕(2020)以蒙古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他们使用“和”的偏误种类及其成因[1]；王传说(2019)则通过分析留学生的课堂互动和作业，进一步探讨了“和”的使用偏误问题[2]；赵光沛(2016)用偏误分析理论概括苏丹学生在使用“和”时的遗漏、误加和误用等偏误类型，为偏误分析提供了实证支持[3]。2) “和”在并列成分中的位置和功能。宋萌萌(2018)对“和”在并列成分中的位置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探讨了每一类别的功能和意义，这为理解“和”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4]。王少莹和杨白云(2000)则从句法功能的角度分析“和”在不同语境下的多样性[5]。3) 跨语言对比研究。跨语言视角为理解“和”提供了新的维度。马芬(2008)从语法和语义角度对比“和”与with、and、or等虚词，探讨其中的异同[6]；马海霞(2019)在汉越语言并列连词的对比基础上，归纳了共性和个性特征，为跨语言的语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7]。除此之外，冯元(2016)、邓丽君(2019)、张纪花、马贝加(2014)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8]-[10]。4) “和”的词类归属争议。关于“和”的词类归属于介词还是连词，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杨萌萌、胡建华(2017、2018)认为句法位置决定“和”的句法范畴，换言之，“和”到底归类取决于句法位置[11] [12]；熊仲儒(2021)却并不认同此看法，在《“和”词类探析》中将“和”视为连词，认为“和”的词类归属具有明确性[13]。5) “和”与其他连词的对比分析。李艳娇、杨尔弘(2014)从共时和历时层面考察“和、与、同、跟”的句法分布，发现连词“和”的运用数量占绝对优势[14]。孙本成(2022)则聚焦于“和”与其他并列标记的对比，为理解“和”的使用提供了新的视角[15]。殷树林和廖燕燕(2022)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通过对比“和”与“与”的使用，揭示了它们在句法结构中的细微差别[16]。
综上，关于并列连词“和”的研究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功能、跨语言对比、词类归属以及与其他连词的对比分析等多个方面，然而当前对“和”隐现问题的探究相对较少。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已有些学者对有无标记形式进行了探讨，如马清华(2005)提出，标记化是语言强化表达功能的一种手段。他指出，关联标记在句法层面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能够实现成分之间的连接控制、激活语序的流畅性、确保句子的完整性，还能在语义和语音层面发挥调和语义、增强语气的功能。此外，它还有助于节奏的优化，为语句的韵律美提供辅助[17]。铃木庆夏(2008)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并列结构的形式选择主要受到说话者对于所关注语义实体A与B的主观认知和评价的影响，并非完全基于这些实体自身的语义属性[18]。
这一研究对“和”的研究可谓打开了新的大门，但尚未明确指出，在那些并列标记既可用又可省略的情况下，怎样判断何时应该使用带有标记的结构，何时又应该省略标记。由此，本文以铃木庆夏(2008)的选例为蓝本，即“爸爸(和)妈妈”在现实文本中的运用为切入点，比对观察“爸爸(和)妈妈”文本中“和”或隐或现的不同言语效果，以语义特点、功能特征为主要支点，从典型性、主观性、话题与强调、语音、语序和语义差异等角度着手，探讨体词性并列结构“A (和) B”式结构中并列标记“和”的隐现的规律及其背后的制约条件，但本文只关注同一层次的“和”并列，因此在多项并列中，并不考虑“和”的位置不同带来的连接功能的层级、位置差别。
2. “A (和) B”式的隐现特征
无标“AB”式由词汇化发展而来，即有标的“A和B”固化为无标“AB”式。A和B作为代表性分项，象征性地代表整体，常具有隐喻性结构意义，许多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固定短语。“A和B”式强调分项独立性，而“AB”式代表概念组，隐含更深层意义。功能方面，“A和B”式用于列举和语序活化，“AB”式则语气更和缓。句法位置方面，“A和B”式更多是主语位置，“AB”式则更为自由。因此，理清“AB”式和“A和B”式两者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2.1. “A和B”式的个体独立性和列举穷尽性
“A和B”式更倾向于强调A、B分项独立存在的个体地位，同时两分项间可能存在共同的谓语动作，并列项两者有相通的语义接口。
例1：她在前面引路，瑞宣，孙七，孩子，和两条狗，全在后面跟着。(老舍《四世同堂》)
例2：她在前面引路，瑞宣、孙七、孩子、两条狗在后面跟着。(笔者改编)
以例1为例，此处的“和”[1]将所有列举的事项全部指出，除了“瑞宣，孙七，孩子，两条狗”别无其他。强调了每个个体在“她”后面跟着，这些列举事项的共同特征就是“跟”，共同完成这个谓语动作，它们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作为列举完尽的一个群体，以“和”作为列举最后一项的结束，将所有成分合并成一个穷尽的整体。但例2与1不同，缺少了“和”之后的并列项不再穷尽，即使“瑞宣、孙七”等仍是在“她”后面跟着，但并不能否认的是，除文本列举的事项之外，还有其他事项也可能在后面跟着，文本不能判定只要文中的列项发出“跟”这个动作行为，可能还有“张三李四”等等也在后面“跟”着，选取的示例受到了文本作者的约束。
因此，“A和B”式除了强调列项的个体独立性之外，还强调句子所列举项的穷尽。
2.2. “AB”式的典型代表性和整体范畴性
与有标不同，无标“AB”式通常代表成套或成组的概念范畴并且往往蕴含超出字面既定概念意义的语义解释现象。该情况下，并列项一般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事物，整个并列结构通常作整体性解读。
如，“茶壶茶碗”两并列项之间一般不插入“和”，因为两并列项“茶壶”、“茶碗”一般是成套的；“鸡鸭鱼肉”一般是较好菜肴、更好生活品质的整体概念解读，而举例的“鸡”“鸭”“鱼”“肉”各项是其代表的上位概念中的“象征性典型事例”。这种语义关联紧密且具有象征性的典型并列分项往往有表示上位概念的隐喻概括功能的结构意义，许多甚至词汇化作为固定短语而存在于现代汉语词汇中，如“锅碗瓢盆”、“吃喝玩乐”等；有的甚至直接浓缩为并列式复合词，如“父母”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无标志的“AB”式并列结构其实具有一定的能产性，但一般需要先由上下文构成一个认知框架。言之，“AB”式并列结构仅在能够触发相应认知框架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这种认知框架的形成，可能源自语言社团的文化背景，也可能是基于普遍的常识或逻辑推理。因此，无标的“AB”式并列结构在接受度广的公认语境下，或是在前文提及的临时认知框架下，这种无标“AB”式结构就具有了一定指称性，一般不加并列标记“和”。
2.3. “A (和) B”式的互通性
上文初步解释了“A和B”式与“AB”式的语义特征差异，即“A和B”式强调并列项的个体独立性以及列举的穷尽性，“AB”式则突出典型的代表性和整体范畴性。然而，“A和B”式与“AB”式虽有差异，但两者在实际运用中却能够并存，如“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都是正确的表述。这种共存问题在前文并未讲清楚，因此下文将尝试以“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为例，解释“A和B”式与“AB”式共处现象及其运用规则。
例3：爸爸和妈妈出门了。
例4：爸爸妈妈出门了。
当并列结构只是两个成分，独立又完整，可以互通。例3和例4都是正确句，说明“和”的隐现是可以共存的。在例3中，强调两个人出门了，“爸爸”“妈妈”是两个独立的人，即“爸爸”“妈妈”两个，这两者共同完成谓语动作“出门”，故用“和”连接。例4虽然也强调两个人出门，但是作为“AB”式，更强调完整性，是“爸爸妈妈”一个整体“出门”。例3和例4之所以都合规，笔者认为，是此处的“AB”式的典型代表恰恰代表了一组完整的事物范畴的全部。也就是说，在“AB”模式中，如“爸爸妈妈”这样的组合，成员仅限于两个典型代表，没有其他附加成员。这两个成员共同定义了“双亲”这一概念范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A(和)B”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适用的。
例5：*“早上好，爸爸和妈妈。”(转引网络)
当作为称呼语时，应该把并列项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的是完整性，需要省略“和”，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从例5中可知，“爸爸和妈妈”作为称谓语是很奇怪。在原文中{XE “(1)”} {XE “(1)”}{XE “(1)”}就属于留学生并列结构偏误中的误加现象的列举，“爸爸”、“妈妈”作为公认语境下的整合概念，作称谓时一般不加并列标记“和”。
因此，有无并列连词还是有些许差异，即事物范畴成员齐备时“AB”式、“A和B”式；但作为称呼语时一般用“AB”式。
3. 隐现的制约因素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A和B”结构与“AB”结构各自独特的特点，并讨论了“爸爸和妈妈”作为“A和B”结构的例子，以及“爸爸妈妈”作为“AB”结构的例子在句法上的合理性。但对于同为并列结构的并列项何种情况需要并列连词“和”，并未陈述清楚。本节就以“和”隐现的制约因素——语义距离、语音制约、语法制约和语体制约四个角度，进一步探讨“爸爸和妈妈”以及“爸爸妈妈”的关系。
3.1. 语义距离
语义距离可以理解为词语或结构在语义上的差异程度，差异越小，距离越近，并且这种差异会影响句子的理解、生成以及语言的使用。例6和例7中“爸爸”“妈妈”的语义距离相距十分近，经常成对出现，中间连接的并列标记“和”消失后对于句子的合理程度影响不大，可以存在；而“环境”与“房子”的语义距离相距较远，共同出现的频率较小，中间需要并列标记“和”在语义连接上起搭建桥梁的作用，使句子表述正确。
例6：她有那样好的爸爸和妈妈，有那样舒适的环境和房子，不用说物质生活多么丰富、就连她的名字都是娇贵的象征。
例7：她有那样好的爸爸妈妈，有那样舒适的*环境房子，不用说物质生活多么丰富、就连她的名字都是娇贵的象征。
语义关联性在决定并列项是否需要标记时起着关键作用。学者从语义相似性(吴云芳，2005)、并列潜能(马清华，2004)和音韵角度(沈家煊，2014)指明并列标志“和”的隐现限制因素，认为语义距离影响并列结构的松紧，结构松散，标记“和”有出现的必然性，反之则无需出现[19]-[21]。
3.2. 语音制约
在既定的语义相关且同类的研究范围内，各项音节长度对并列标记“和”的隐现起很大的制约作用。一般来说，音节长度异类的并列结构，会习惯性出现并列标记以煞尾；而音节长度相同的并列结构，可以不出现并列标记，这种无标并列结构在语感上也很自然，如例8。
例8：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说，火星在地貌、地质和物质成分方面都有一些特殊的特征。(人民网)
音节长度异类时，出于普遍语感，标志“和”都倾向于需要出现，通过标记与向前或向后项的并列项相结合，达到节奏的和谐，解除失联。例8中，并列项“地貌”“地质”“物质成分”的音节长度不同，且语义关联相对较小，需要标志“和”的出现紧联各并列项，达到紧密和谐的效果。
3.3. 句法制约
并列短语位于句子较深层嵌入的位置时，更倾向于省略并列标志。李占炳(2014)指出，名词性并列短语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对其使用并列标记的频率有显著影响。作为主语的并列短语使用标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宾语，再次是定语，而作为状语的并列短语省略标记的可能性最大[22]。柯航(2004)利用多地方言语法变调的表现，证明了不同句法结构的确存在一个结构松紧度的差异，其中主谓结构的成分间最为松散，述宾次之，定中结构中的成分间结合最为紧密[23]。因而可见，这种句法位置造成的标记隐现现象在汉语语法的具有普遍规律，并列标志在不同句法层次的隐现倾向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之一。
在CCL语料库中输入“爸爸和妈妈”，有119项数据，且大约一半的数据项充当了句子的主语。剩下的数据项分布在不同的句法角色中，包括宾语、介词后的宾语、宾语兼作主语以及定语的位置，其中定语位置只有6例，还有1~2例作为标题或落款。而“爸爸妈妈”的1052条数据中，主语位置的比例没有这么高，宾语位置的比例有所增加。
例9：一度曾经有所和缓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近日又趋严峻。
例10：企盼能够与驱散的爸爸妈妈、儿子女儿的目光相遇。
例9中“之间”提醒了“爸爸妈妈”两并列项之间的个体独立性，符合并列标记出现的独立概念语义条件，但却因作为多重定语中的一项，句法层次低、位置内嵌，仍编码为“AB”式无标记紧缩形式；例10中“爸爸妈妈”并列结构处于介宾结构中的宾语修饰语位置，句法层次低且位置内嵌，也编为“AB”无标记形式。
3.4. 语体制约
语体与标记属于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同语体的表达要求对标记的是否出现都有一定的倾向性。根据龚君冉(2005)以200万字语料库及补充口语为基础的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出，书面语和口语在使用并列连词“和”的频率大约是19:5，显示出书面表达更偏好明确使用“和”作为标记，而在口语交流中则往往减少“和”的出现频率[24]。换言之，不同的语言环境会制约“和”的隐现，口语相对于比较随意亲切，不一定需要出现连词来保证结构完整性；而书面语则相反，注重话语完整和严谨，偏向于出现连词“和”。
总之，并列标记“和”的出现与否，受到了语义距离、句法制约、语音限制和语体制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并列项之间的语义距离对并列标记隐现的制约控制性更强，其他三条制约因素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也会发现制约控制作用，而其中的强弱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4. 结语
名词性并列结构中“AB”式与“A和B”式都有较高频的使用，并列项“A”、“B”之间的标记是否添加并列标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包括语义和功能上的差异。1) 无标“AB”式并列结构中的并列项选取典型性事物以代表某种成套或成组的概念范畴，并且往往蕴含超出字面既定概念意义的语义解释，通常表现出整体性；有标“A和B”并列式通过并列标志凸显各并列项的独立地位，凸显独立性。2) 带标记的并列结构句法位置以主语和宾语为主体，且“A和B”式作为标题具有常用性，“A和B”式比无标“AB”式更具话题性。由于标志“和”的凸显性和紧联性，使得并列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逻辑和语音上的内在定序制约。3) 并列结构“A (和) B”式中的标记“和”的隐现具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和制约因素，并列项的语音、语义、句法和语体都会对并列标记“和”的隐现造成一定的制约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