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
The Impact of Tax Aggressiveness on a Company’s ESG Performance
摘要: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的日益关注,企业ESG绩效已成为投资者、消费者和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文章以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作用机制表明,税收激进度会使融资约束增强、分析师关注度下降,进而使得企业ESG绩效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会弱化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作用在非四大审计企业和社会责任履行这一维度更加显著。论文有助于更好的了解税收激进度与ESG绩效之间的关系,也为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 atten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performance, ESG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focus of investors, consumers, and regulators. This article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2 as a sample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ax aggressiveness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x aggressiveness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The mechanism indicates that tax aggressiveness can enhanc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e analysts’ attention, thus reducing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enterprises with high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ax aggressiveness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ax aggressiveness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Big Four audited enterprises and in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This paper help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aggressiveness and ESG performance, and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policy formulation.
文章引用:韩佳妮, 王芳. 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7807-782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958

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企业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了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而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绩效也成为评估企业综合价值的重要指标。ESG绩效不仅反映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也体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然而,在追求经济利润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可能采取税收激进度较高的策略,以减轻税负、增加利润。这种策略是否会对企业的ESG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税收激进度是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关注其经济利润,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降低其应纳税额的程度。在实践中,企业可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税收规避,如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转移定价、跨境贸易等方式。然而,过高的税收激进度可能导致企业忽视社会责任,损害其ESG绩效。例如,企业可能减少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忽视员工福利和社会发展,甚至存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因此,文章将从税收激进度和企业ESG绩效两个方面出发,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揭示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路径。论文利用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对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 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 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企业ESG绩效下降的原因在于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过高可能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税收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持有谨慎态度,从而增加其融资难度和成本。由于融资约束的加剧,企业可能不得不削减在ESG方面的投入,以应对现金流压力和满足其他业务需求。(3) 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相关性在非四大审计企业和社会责任这一维度更加明显。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现有文献主要是研究ESG绩效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很少反向研究企业避税行为对ESG绩效的影响,论文丰富了企业避税行为对ESG绩效的影响,有助于全面地理解企业避税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丰富了对企业ESG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企业、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理解企业在税收策略上的选择是如何影响其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通过了解这种关系,企业可以更加谨慎地制定税收策略,以平衡经济利益和ESG绩效。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企业税收激进度影响因素分析

税收激进度在学术界未有明确的界定,但存在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即企业通过合法性的以及仅具有不违法性的措施来降低税负的程度。徐锋(2012)认为各种节税避税的暗箱操作行为称为税收激进活动[1]。也就是企业通过对比多种合法的纳税方案择优选取、以及利用税法的漏洞与不完善进行税收规避,这种行为超越了合法边界,但并未达到违法的程度,与逃税也有着本质不同。关于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企业水平层面、管理者层面和企业战略层面。

在企业水平层面,税收激进度的高低主要受企业的资本结构和现金流的影响。企业现金流作为企业运营的基石,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税收策略的选择。现金流的充裕程度可能促使企业采取更为激进的税收策略,以进一步增加其可支配资金。管理者层面则主要关注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能够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使其为企业利润最大化而努力。但也可能导致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利益而采取激进的税收策略,从而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朱荣(2023)认为企业经理人会通过税收规避来提升企业的价值[2]。企业战略层面则聚焦于企业所采用的策略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不同的企业战略可能导致企业在税收策略上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影响其税收激进度。

对于税收激进度的监督,则从内外部监督同时进行。在外部监督方面,罗拥华和刘思源(2024)认为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避税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分析师关注度越高,企业税收激进度越低[3]。汤晓建等人(2021)认为随着税收征管的规范化,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会越来越低[4]。在内部监督方面,周敏李等人(2020)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税收激进度则越低[5]。温桂荣等人(2023)认为当企业由四大审计时,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会降低[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也有深远的影响,不同的税收政策和市场环境也可能导致企业在税收策略上做出不同的选择。

2.2. 关于ESG绩效的相关研究

ESG是Environmental (环境)、Social (社会)和Governance (公司治理)的缩写,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ESG也从这三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和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具体来说,ESG评价体系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环境(Environmental):评估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能源使用、废物管理、水资源利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社会(Social):评估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包括员工权益、人权、劳工标准、社区参与、产品安全性等。公司治理(Governance):评估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政策、风险管理、税收透明度、董事会独立性及多样性等。ESG评价体系是一种综合性的评估框架,用于衡量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

企业ESG表现的相关研究涉及多个方面。首先,研究表明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表现对融资成本和融资能力有着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企业在ESG方面的表现良好,可能会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提高融资能力。此外,ESG表现也被发现对企业价值有着积极影响,能够提升企业的价值。另外,ESG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也有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降低投资不足,减少过度投资。这表明ESG表现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价值,还可以改善其投资效率。

综上所述,企业ESG表现的相关研究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对融资成本、企业价值和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些研究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政府部门制定ESG激励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综上文献所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探讨税收激进度的问题:一是深入研究税收激进度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二是探讨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路径;三是研究如何制定更加合理和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ESG绩效。论文将从企业避税行为出发,研究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

首先,税收激进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企业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在节税避税中采取暗箱操作,通过合法手段或利用税法的漏洞来降低税负。但企业在采取过激的避税行为时,可能会对企业的ESG绩效产生一定影响。在环境方面,如果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可能会忽视对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例如,企业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开采或生产方式,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但这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这种行为显然与ESG的环境绩效相悖。在社会方面,税收激进度也可能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如果企业过度追求税收优惠,可能会减少对社区、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投入。例如,企业可能会降低员工福利、减少公益活动的参与等,以节省成本并增加利润。这种行为可能会损害企业的社会声誉和ESG绩效。在治理方面,税收激进度也可能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决策过程相关。如果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够健全或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可能会增加企业避税的风险。例如,企业高管可能会通过操纵财务数据或利用关联交易等手段来降低税负,但这些行为可能会损害企业的信誉。因此,企业在追求税收优惠的同时,应该注重其ESG绩效的维护和提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共赢。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显著负相关。

3.2. 税收激进度、融资约束与企业ESG绩效

企业如果采用过激的税收策略,可能会面临税务处罚的风险,而风险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降低企业的信用评级,从而增加其融资难度和成本。此外,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过高可能会降低财务信息的透明度,投资者可能会对其产生不信任,进一步加剧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对企业的ESG绩效也有着重要影响。首先,融资约束可能限制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投入。其次,融资约束还可能影响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在面临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可能更加关注短期利润,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履行。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在ESG绩效方面出现下滑。因此,税收激进度可能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限制其在ESG方面的投入。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融资约束在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3.3. 税收激进度、分析师关注度与企业ESG绩效

当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较高时,往往意味着企业可能采用了更为复杂的税务策略或存在较大的税务风险,而企业可能会虚报财务绩效并隐瞒真实的财务状况,这增加了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使得分析师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保持乐观态度。税收激进度较高的企业也可能导致投资者对企业产生不信任,从而影响投资决策。分析师作为市场的信息传递者,会受到市场反应和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当投资者对高税收激进度的企业持谨慎态度时,分析师的关注度也会相应降低。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的ESG绩效也发生作用。分析师关注度可以视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当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企业会面临更大的外部监督压力,这促使企业更加关注其ESG绩效,以避免可能的负面评价和后果。因此,税收激进度过高使得分析师关注度下降,进而对企业ESG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假设3:分析师关注度在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3.4. 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首先,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为实现其经营目标,保障资产安全和信息完整,防止和发现错误与舞弊,保证财务报告质量等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确保企业活动的合规性、透明度和可持续性。

税收激进度则反映了企业通过合法的或仅具有不违法性的措施来降低税负的程度。尽管税收激进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但过度的避税行为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声誉,降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进而对企业的ESG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当企业存在较高的税收激进度时,如果其内部控制质量也较低,那么企业可能更容易出现违规行为,如财务报告的虚假陈述、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忽视等。这些行为将降低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直接损害企业的ESG绩效。然而,如果企业拥有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那么即使存在较高的税收激进度,企业也能通过有效的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来确保其合规性,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内部控制质量在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可以有效地约束自身行为,确保合规性和可持续性,进而削弱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面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内部控制质量在税收激进度对企业的ESG绩效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论文以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以下筛选:(1)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2) 剔除ST或者PT公司;(3) 剔除主要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 剔除税前利润总额小于等于0的公司;(5) 剔除实际税率大于1或小于0的公司,最终得到23,598个观测样本,为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论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

4.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ESG绩效。借鉴王琳璘等的研究方法,论文选取华证ESG评价体系来衡量企业的ESG绩效[7]。华证ESG评价体系根据指标得分划分了C~AAA九档评级,这里我们将C~AAA九档评级分别赋值1~9,数值越大,则说明企业的ESG绩效越好。

2、解释变量。税收激进度,根据已有研究,度量税收激进度的方法不唯一,论文将借鉴叶康涛与刘行(2014)相关研究结论采用会计–税收差异(BTD)来反映企业的税收激进度[8]。其中,BTD = (税前会计利润 − 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BTD值越大,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越大,说明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越高。

3、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论文以SA指数的绝对值作为衡量融资约束程度的指标,用FC表示,其值越大,表明企业遭遇的融资约束越为严重。

分析师关注度。论文以一年内关注企业的分析师人数加1取对数作为衡量分析师关注度的指标,用Analyst表示,其值越低,表明企业的分析师关注度越低。

4、调节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采用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以内部控制指数加1取自然对数为标准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用IC表示,该指标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5、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论文选择企业规模、总资产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成长性、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账面市值比、股权集中度以及托宾Q值为控制变量,并引入行业和年度两个虚拟变量。各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1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定义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ESG绩效

ESG

根据华证ESG评级,从低到高依次赋值1~9分

解释变量

税收激进度

BTD

(税前会计利润 − 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

调节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

Ic

ln (内部控制指数评分 + 1)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度

Fc

Analyst

SA指数的绝对值

In (被分析师关注度 + 1)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年末净资产


成长性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审计意见类型

Opinion

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


账面市值比

BM

市场价值/账面价值


股权集中度

Top 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托宾Q值

TQ

托宾Q值


行业

Ind

虚拟变量


年度

Year

虚拟变量

4.3.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1,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为验证假设2,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为验证假设3,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为验证假设4,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2是论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ESG绩效(ESG)的均值是4.216,最大值是8,最小值是1,说明企业之间的ESG绩效存在一定的差异。税收激进度(BTD)的均值是0.006,最大值是0.138,最小值是−0.075,说明不同企业的避税程度也有一定的差异。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Obs

Mean

SD

Min

Median

Max

ESG

23,598

4.216

1.062

1.000

4.000

8.000

BTD

23,473

0.006

0.028

−0.075

0.003

0.138

Size

23,598

22.378

1.301

19.585

22.187

26.452

Lev

23,598

0.408

0.194

0.046

0.399

0.908

ROA

23,597

0.057

0.045

0.000

0.046

0.247

ROE

23,597

0.097

0.071

−0.580

0.083

0.437

BM

23,235

0.618

0.256

0.064

0.607

1.246

Opinion

23,598

0.988

0.110

0.000

1.000

1.000

TOP 1

23,598

34.471

14.771

8.020

32.353

75.525

TobinQ

23,235

2.072

1.371

0.802

1.646

15.607

Growth

23,597

0.191

0.398

−0.658

0.120

4.124

5.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表3第(1)列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则在第(1)列回归的基础上同时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从表3第(1)列可以看出,税收激进度(BTD)和企业ESG绩效(ESG)的估计系数为−1.6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第(2)列可以看出,税收激进度(BTD)和企业ESG绩效(ESG)的估计系数为−1.596,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激进度会降低企业的ESG绩效,即税收激进度和企业ESG绩效之间呈现负相关,则假设1成立。

5.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论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解释变量。为使论文的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论文采用税收激进度其他的衡量方式,用Desai和Dharmapala模型估计的扣除应计盈余管理影响的会计-应税收益差异(DDBTD)作为衡量企业税收激进度的指标,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第二,更换样本区间。考虑到样本时间过长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论文将样本时间缩减,选取近5年的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如表4第(2)列所示。由表可知,上述两种回归系数分别为−1.024,−1.487,且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再次印证了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结果保持不变,说明基本回归结果稳健。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test results of variables

3. 基准回归检验

变量

(1)

ESG

(2)

ESG

BTD

−1.681***

−1.596***


(−6.196)

(−5.847)

Size

0.218***

0.246***


(29.975)

(33.019)

Lev

−0.389***

−0.468***


(−6.135)

(−7.405)

ROA

5.948***

6.375***


(12.009)

(13.233)

ROE

−1.422***

−1.848***


(−4.842)

(−6.561)

BM

−0.095*

−0.167***


(−1.884)

(−3.169)

Opinion

0.722***

0.681***


(10.265)

(9.898)

TOP 1

0.001

0.002***


(1.171)

(3.622)

TobinQ

−0.053***

−0.055***


(−6.805)

(−7.037)

Growth

−0.163***

−0.159***


(−8.451)

(−8.339)

_cons

−1.233***

−1.753***


(−7.844)

(−10.915)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23109

23109

adj. R2

0.089

0.136

注:******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格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替换解释变量

(2)

改变样本区间

DDBTD

−1.024***

−1.487***

BTD

(−4.012)

(−4.253)

Size

0.246***

0.244***


(33.069)

(25.886)

Lev

−0.457***

−0.455***


(−7.241)

(−5.119)

ROA

6.267***

6.198***


(12.986)

(9.035)

ROE

−1.899***

−2.006***


(−6.733)

(−4.915)

BM

−0.173***

−0.141**


(−3.277)

(−2.090)

Opinion

0.683***

0.703***


(9.891)

(7.307)

TOP 1

0.002***

0.003***


(3.701)

(5.216)

TobinQ

−0.056***

−0.048***


(−7.102)

(−4.226)

Growth

−0.156***

−0.046


(−8.171)

(−1.471)

_cons

−1.760***

−1.792***


(−10.946)

(−8.682)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23097

13559

adj. R2

0.135

0.117

5.4. 内生性分析

为缓解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及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论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

(1) PSM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解决样本自选择的问题,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论文结论进行内生性检验。论文按照年份–行业中位数,将税收激进度分为高低两组并生成虚拟变量btd,高于年份–行业中位数的btd取1,低于等于中位数的btd取0。论文采用公司规模(SIZE)、托宾值(TQ)、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Top 1)作为协变量,然后对样本进行1:1最近邻匹配,使用匹配成功后的样本进行回归,PSM检验结果如表5列(1)所示,上述匹配方法所对应的ATT对应的t值为−2.15,匹配方法满足显著性要求。且该结果表明,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呈现显著负作用,即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论文基准回归结论依旧稳健。

(2) 工具变量法

参考刘笑霞、李明辉的做法,论文用名义所得税率(Rate)作为工具变量[9],名义所得税率会影响税收激进度,但不会影响到企业ESG绩效。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Rate与核心解释变量BTD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5的(3)列,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的回归依然系数显著为负。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负相关的结论仍然成立。因此,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没有严重影响模型(1)的结果,所以模型(1)的结果基本是可靠的。

Table 5. Results of endosinal analysis

5. 内生性分析结果

变量

PSM

(1)

工具变量法

第一阶段(2)

第二阶段(3)

BTD

−1.269***


−17.56***


(−3.38)


(0.912)

Rate


0.185***




(0.00380)


Size

0.245***

−0.000459**

0.254***


(23.63)

(0.000180)

(0.00794)

Lev

−0.387***

−0.0121***

−0.684***


(−4.26)

(0.00150)

(0.0678)

Roa

6.477***

0.200***

8.993***


(9.46)

(0.0117)

(0.540)

Roe

−2.010***

0.0329***

−1.028***


(−4.97)

(0.00681)

(0.306)

BM

−0.125*

−0.00172

−0.125**


(−1.69)

(0.00127)

(0.0565)

Opinion

0.793***

0.000352

0.664***


(7.57)

(0.00145)

(0.0644)

Top 1

0.001

−5.96e−05***

0.000996**


(1.50)

(1.12e−05)

(0.000500)

TobinQ

−0.048***

−0.000431**

−0.0511***


(−4.46)

(0.000197)

(0.00872)

Growth

−0.182***

−0.00272***

−0.205***


(−7.06)

(0.000422)

(0.0189)

Constant

−1.876***




(−8.17)



C-D Wald F统计量


1166.93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观测值

11,598

23,109

23,109

R2

0.140


−0.052

5.5. 路径机制检验

(1) 融资约束。表6是参照温忠麟三步法原理,检验融资约束所发挥的中介效应[10]。此时被解释变量为企业ESG绩效(ESG),解释变量为税收激进度(BTD)。从回归结果可知,融资约束(FC)的系数为正,说明企业税收激进度越高,融资约束也就越高。同时,观察税收激进度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可以看出其系数值分别为−1.596、0.350和−1.491,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再结合表6的分析研究表明,税收激

Table 6.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results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ESG

(2)

FC

(3)

ESG

BTD

−1.596***

0.350***

−1.491***


(−5.847)

(6.014)

(−5.477)

FC



−0.302***




(−10.597)

Size

0.246***

−0.033***

0.236***


(33.019)

(−16.483)

(31.745)

Lev

−0.468***

0.151***

−0.422***


(−7.405)

(10.534)

(−6.679)

ROA

6.375***

0.435***

6.506***


(13.233)

(3.540)

(13.520)

ROE

−1.848***

−0.231***

−1.918***


(−6.561)

(−3.200)

(−6.820)

BM

−0.167***

0.015

−0.162***


(−3.169)

(1.186)

(−3.095)

Opinion

0.681***

−0.042***

0.668***


(9.898)

(−3.089)

(9.753)

TOP 1

0.002***

−0.002***

0.001***


(3.622)

(−14.026)

(2.650)

TobinQ

−0.055***

−0.013***

−0.059***


(−7.037)

(−6.556)

(−7.550)

Growth

−0.159***

−0.023***

−0.166***


(−8.339)

(−5.428)

(−8.775)

_cons

−1.753***

4.640***

−0.351*


(−10.915)

(108.089)

(−1.706)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23,109

23,109

23,109

adj. R2

0.136

0.173

0.140

进度使得融资约束增强进而导致企业ESG绩效下降,即融资约束在税收激进度和企业ESG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税收激进度的提升使得投资者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持有负面看法,使得融资约束增强,从而导致企业ESG绩效下降,假设2得到验证。

(2) 分析师关注度。表7为分析师关注度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此时被解释变量为企业ESG绩效(ESG),解释变量为税收激进度(BTD)。从回归结果可知,分析师(Analyst)的系数为负,说明企业税

Table 7.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results

7.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

ESG

(2)

Analyst

(3)

ESG

BTD

−1.596***

−2.507***

−1.252***


(−5.847)

(−10.138)

(−4.646)

Analyst



0.137***




(18.282)

Size

0.246***

0.668***

0.154***


(33.019)

(108.634)

(17.318)

Lev

−0.468***

−0.376***

−0.416***


(−7.405)

(−6.983)

(−6.652)

ROA

6.375***

7.335***

5.367***


(13.233)

(16.836)

(11.177)

ROE

−1.848***

0.340

−1.894***


(−6.561)

(1.321)

(−6.809)

BM

−0.167***

−1.956***

0.102*


(−3.169)

(−44.329)

(1.876)

Opinion

0.681***

0.346***

0.633***


(9.898)

(6.772)

(9.335)

TOP 1

0.002***

−0.004***

0.002***


(3.622)

(−10.105)

(4.849)

TobinQ

−0.055***

−0.031***

−0.051***


(−7.037)

(−4.723)

(−6.540)

Growth

−0.159***

0.007

−0.160***


(−8.339)

(0.437)

(−8.565)

_cons

−1.753***

−12.705***

−0.007


(−10.915)

(−98.480)

(−0.039)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23109

23109

23109

adj. R2

0.136

0.485

0.148

收激进度越高,分析师关注度就越低。同时,观察税收激进度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可以看出其系数值分别为−1.596、−2.507和−1.252,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再结合表7的分析研究表明,税收激进度降低了分析师关注度,进而导致企业ESG绩效下降,即分析师关注度在税收激进度和企业ESG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当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较高时,可能意味着该企业采用了较为复杂或激进的税收筹划策略。一方面,这些策略可能增加了企业财务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分析师在解读和分析这些信息时面临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企业可能美化其财务状况,营造出其经营状况良好的假象。因此,分析师可能会降低对这类企业的关注度,从而导致企业ESG绩效下降,假设3得到验证。

5.6. 调节效应分析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有助于确保合规性、提高经营效率、保护资产安全、促进决策的准确性、降低风险、提升信誉和形象,可以确保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表现,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应该重视内部控制质量的建设和提升,使得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下降。周敏李等(2020)研究发现[5],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的税收激进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的税收激进度越低。为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在企业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之间的影响,论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内部控制质量(IC)以及税收激进度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互项(BTD × IC)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交互项系数为0.80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削弱了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影响。

Table 8. Analysis of regulatory effects

8. 调节效应分析


(1)

ESG

(2)

ESG

BTD

−1.559***

−6.654***


(−5.758)

(−3.441)

IC

0.122***

0.123***

BTD × IC

(11.321)

(11.518)



0.800***



(2.682)

Size

0.241***

0.241***


(32.554)

(32.519)

Lev

−0.465***

−0.470***


(−7.431)

(−7.522)

ROA

6.028***

5.956***


(12.730)

(12.590)

ROE

−1.714***

−1.670***


(−6.222)

(−6.065)

BM

−0.158***

−0.157***


(−3.020)

(−3.001)

Opinion

0.473***

0.486***


(6.456)

(6.660)

TOP 1

0.002***

0.002***


(3.387)

(3.366)

TobinQ

−0.051***

−0.051***


(−6.558)

(−6.534)

Growth

−0.158***

−0.157***


(−8.427)

(−8.391)

_cons

−2.229***

−2.211***


(−13.320)

(−13.206)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23109

23109

adj. R2

0.142

0.143

5.7. 异质性分析

(1) ESG分维度的异质性分析

前文研究表明,税收激进度会使得企业的ESG绩效下降。而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哪一维度呢?为回答这一问题,论文实证考察税收激进度对ESG绩效分维度的影响,从而更明确税收激进度对环境、社会和治理哪一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为此采用与主研究变量ESG同样的测度方法,将整体层面的企业ESG绩效分为环境保护维度(E)、社会责任维度(S)、公司治理维度(G)后,重新进行回归。表9报告了ESG分维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列(1)为税收激进度对环境保护(E)的回归结果,BTD与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列(2)为税收激进度对社会责任(S)的回归结果,BTD与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列(3)为税收激进度对公司治理(G)的回归结果,BTD与G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该结果说明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作用主要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可能的原因在于:税收激进度可能使企业过分关注短期经济利益,因而在经营过程中采取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行为来规避纳税或减少缴纳的所得税费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而忽视了其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当企业通过避税来降低税负时,它可能会减少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可能包括环境保护、员工福利、社区服务等,这些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进激进度也可能使企业采取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避税行为,如利用税法漏洞、隐瞒收入等。这些行为可能使企业面临法律风险和处罚,进一步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形象。

Table 9. Effects of ESG at various latitudes

9. ESG各维度影响结果


(1)

E

(2)

S

(3)

G

BTD

−0.426

−1.745***

−0.527


(−1.399)

(−6.300)

(−1.598)

Size

0.253***

0.243***

0.186***


(27.644)

(32.125)

(20.887)

Lev

0.335***

−0.305***

−1.531***


(4.929)

(−4.719)

(−18.788)

ROA

1.173**

6.379***

7.240***


(2.226)

(12.825)

(11.232)

ROE

−0.254

−1.720***

−2.314***


(−0.804)

(−5.850)

(−6.122)

BM

−0.135**

−0.166***

0.208***


(−2.224)

(−3.074)

(3.241)

Opinion

0.141**

0.633***

1.171***


(2.251)

(9.029)

(12.174)

TOP 1

−0.001**

0.001***

0.008***


(−2.375)

(2.793)

(13.336)

TobinQ

−0.058***

−0.057***

0.024**


(−7.000)

(−7.156)

(2.358)

Growth

−0.129***

−0.157***

−0.217***


(−7.097)

(−8.135)

(−9.338)

_cons

−3.725***

−1.611***

0.077


(−19.724)

(−9.832)

(0.386)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23109

23109

23109

adj. R2

0.109

0.173

0.158

(2) 是否由四大审计的异质性分析

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可能受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的影响,当企业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意味着企业的审计质量较高以及面临着较强的外部监督,因此企业的税收激进度可能会较低,对企业ESG绩效的负面作用也会较弱。论文认为,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面作用在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会表现出更显著的效果。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在由四大审计的样本企业中,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在由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企业中,税收激进度与企业ESG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作用在非四大审计企业中更显著。

Table 10. Whether the results are affected by the four major audits

10. 是否由四大审计影响结果


(1)

四大审计

(2)

非四大审计

BTD

1.172

−1.779***


(1.111)

(−6.334)

Size

0.339***

0.220***


(13.122)

(26.560)

Lev

0.095

−0.449***


(0.353)

(−6.864)

ROA

4.753**

6.613***


(2.578)

(13.119)

ROE

−2.559***

−1.807***


(−2.717)

(−6.085)

BM

−0.750***

−0.112**


(−4.036)

(−2.060)

Opinion

0.774***

0.676***


(3.167)

(9.486)

TOP 1

−0.000

0.002***


(−0.095)

(3.350)

TobinQ

−0.053*

−0.057***


(−1.872)

(−7.001)

Growth

−0.119

−0.164***


(−1.399)

(−8.432)

_cons

−3.616***

−1.231***


(−6.520)

(−6.881)

控制年份

控制行业

N

1537

21571

adj. R2

0.226

0.123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论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 税收激进度越高,企业ESG绩效越低。(2)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税收激进度使得融资约束增强、分析师关注度下降,进而导致企业ESG绩效下降。(3) 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弱。(4) 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激进度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在社会责任履行这一维度和非四大审计企业中更为显著。

论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应着重于完善税制、加强监管和提升税收透明度。首先,应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率差异和税收优惠。相关税收部门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使税收法律体系更加完整化和全面化,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从根本上缩小企业税收规避的操作空间,不给企业暗中操作的机会。其次,加强税务监管,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税收行为的监管,加强税务审计、提高税收透明度,确保企业依法纳税。学会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及时发现并打击避税行为。最后,加强税法宣传和教育,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第二、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主动提升ESG绩效。完善ESG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ESG绩效评估与披露机制,要求企业定期公开其ESG绩效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达到既定标准,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加大ESG宣传和培训投入,提高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ESG意识,促使其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第三,企业要严格规范自身行为,不断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要根据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建立全面、系统、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并确保其涵盖企业的各个业务领域和流程。定期对内部控制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和理解,并激励其积极参与和支持内部控制工作。同时要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断提高企业的ESG绩效。第四,政府部门应制定严格的ESG信息披露规定,要求企业定期、全面、准确地公开ESG绩效信息,鼓励企业自愿发布ESG报告,降低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门槛。政府部门应积极构建和加强外部监督系统,通过外部监督去影响企业的ESG绩效。鼓励各部门、各平台对企业的ESG绩效进行报道和监督,通过信息的传递加强公众对企业ESG绩效的关注度。即通过建立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进而促进企业的ESG改善。第五,政府要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并建立严格和完善的惩罚制度,对违反规定的企业进行处罚。企业也应该认识到税收激进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负面作用,同时企业内部也要树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通过企业自身的行为和措施去带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责任风尚。最后,企业也要采取措施来平衡其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避免因两者的失衡而对企业造成不利。这包括遵守税法规定、规范企业税收行为、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

参考文献

[1] 徐锋. 税收激进度影响因素分析[J]. 企业导报, 2012(14): 146.
[2] 朱荣, 饶静, 李竹. 客户集中度、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J]. 会计之友, 2023(3): 27-33.
[3] 罗拥华, 刘思源. 分析师关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基于ESG表现的调节作用分析[J]. 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3, 36(6): 15-23, 34.
[4] 汤晓建, 张俊生, 林斌. 税收征管规范化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吗?——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1, 47(6): 19-32.
[5] 周敏李, 雷子慧, 李文禹, 等. 内部控制质量与税收激进性——基于深市及沪市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J]. 纳税, 2020, 14(6): 3-5, 7.
[6] 温桂荣, 周温馨, 黄家伟. 企业ESG表现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9(12): 96-110.
[7] 王琳璘, 廉永辉, 董捷. 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2(5): 23-34.
[8] 叶康涛, 刘行. 公司避税活动与内部代理成本[J]. 金融研究, 2014(9): 158-176.
[9] 刘笑霞, 李明辉. 媒体负面报道、分析师跟踪与税收激进度[J]. 会计研究, 2018(9): 64-71.
[10]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