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媒体环境下，媒介技术不断突破，沉浸式、参与性强、碎片化、全民性的媒介需求使得情感成为超越理性的首要表达，可以说情感机制已经成为当下新闻传播网络的重要表现。受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后真相一词开始传入中国并引起众多传播学者注意。后真相概括出了当前信息环境下情绪比理性话语输出更加能影响公共舆论。在信息超载的环境下，情感与观点跑在事实前面时，真相会被覆盖淹没甚至遭到质疑和遗忘，学界开始使用“后真相”一词来概括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1]。
研究后真相时代下信息传播格局有利于新闻传播业变革单向传播的线性思维，更好地把握和认识情感的力量，没有共情能力，冤假错案和不公平对待很难得到解决。研究后真相，不是一味打压或抵触情感的表达，而是更好的认识情感对新闻传播的有效性，进一步的要求专业媒体从现象抓本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做好把关人，以传播真实为第一原则，辅之以情感动员社会，整合资源。在深刻洞察后真相时代运行规律后，深刻反思新闻真实的时代性改变，只有不断的更新动态变化的客观世界，才能不断逼近事实真相。专业媒体是新闻真实的第一责任人，只有适应社交媒体传播格局和技术变革新闻业的媒体现状，新闻真实仍然具备最大的传播价值。
2. 后真相时代背景
(一) 后真相概念界定
后真相一词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这类“黑天鹅”事件后，成功进入公众视野，被收录于《牛津词典》。生态表象为：诉诸个人情感比诉诸理性更易影响舆论，客观事实在公众眼中变得不再重要，他们只相信她们愿意相信的一面，个性化认同以及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便是真相，主观化与情绪化的解读否定主流媒体的事实传播。经由《牛津词典》的收录热词的举动，“后真相”一词迅速走红[1]。
围绕“后真相”现象，国外学术界进行相关系列研究，包括政治选举中的公共舆论还有新闻伦理与媒介失语现象。受2016年英文热词“post-truth”的出现，“后真相”概念随即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2017年新闻传播学的新鲜话题[2]。“后真相”相关研究逐渐与新闻真实、民粹主义、新闻业、公民新闻、网络谣言、圈层传播、社交媒体挂钩，有学者把媒体的技术下放作为研究的底层逻辑，认为真相被置于情绪之后，甚至变得不再重要与算法推荐技术和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回声室、过滤泡效应有密切联系，导致公众先入为主，产生认知偏见，并在群体内迅速感染。
(二) 后真相时代成为时代表征
后真相现象从政治领域溢出，成为社交媒体时代的表征。拉尔夫吉斯在《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中将“后真相”概念扩展为“后真相时代”；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不仅有真相和谎言，还有第三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它们并不完全是真相，也说不上是完全的谎言[3]。《南方周末》认为“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在于公众成为参与主体，情绪化表达代替专业媒体的垄断话语生产，社交媒体为公众个性表达提供舞台，网络舆论空间是后真相时代的承载。
提到后真相时代，离不开对公共舆论的挖掘和研究。学者李良荣指出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1]。互联网语境下的舆论空间更加碎片化、个性化、圈层化、分众化，大众媒体的社会动员力量在分权社会更显吃力。学者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方面颇有见地，试图建造远离精英和政治控制的公民言论自由之地，如今到了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在节点化的移动终端逐渐成形。但理论缺陷在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众是理性公众，非理性表达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麦圭根指出，公共文化不仅是认知的，也是情感的。他延伸了哈贝马斯对于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将其扩展为文化公共领域，指出公众在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中同样有着非理性的因素，包括人文、情绪和美学。共情成为底层群体跨越阶层，变私人话题为公共议题的机制，情绪化发声成为一种倒逼手段和抗争策略。
后真相时代叙事的主体是公众的话语回归，并得到响应，更多个体参与社会讨论也引起媒体改革内容创作，包括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学者常江提出数字新闻业时代中的行动者网络是用户情感与媒体的转译，用户的情感叙事必然带来媒体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学者郭小安也指出媒体通过三种叙事方式实现情感能量的聚集与动员，改革以往精英式专业话术的指导性安排，仇恨叙事、悲情叙事与恶搞叙事成为互联网语境下的流量密码。
(三) 后真相时代产生逻辑梳理
1. 人人皆媒：技术平权下的业余传播主体
《理想国》中柏拉图以“灵魂马车”作喻，指出了情感对于人之思想的极大影响——“灵魂是俩匹马(一匹驯马、一匹劣马)和一位驾驭者的组合”。驾驭者就是理智，驯马好比激情，劣马则是欲望[1]。情感作为人性本源的冲动，一味贬损和压制会导致人性的异化，但在缺乏管控和约束的新媒体言论空间中，劣马冲在最前面的结局是自由言论环境的失衡和冲撞。当越来越多个体利用移动终端发声，非理性表达是最为省时省力而且效果最快的选择。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交性媒体以每一个用户ID为传播节点、以社交关系为传播前提，最终人人能够参与信息流通的机制中，对于复杂多样且缺乏专业性的个体来说，诉诸情感的内容往往比理性专业的话语表达更加容易得到共鸣，获得支持。
移动终端的便利性和低门槛性使得传播更加个性化、全时化与碎片化，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其结果是业余传播的用户成为信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业余意味着非专业，没有接受过专业新闻写作培训的个体，往往根据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理解事件，人们在传播中还会不断加上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评论。这些言论比专业内容引导来的更快、更及时、更加容易捕捉同社群或同类人的情绪，积沙成塔般获得更多关注与呼应。意见、情绪、立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凌驾于事实之上，其表述夹杂情绪与事实，渗透到部分事实的论述中，事实与意见的界限变得模糊。
互联网为受众赋权，用户成为数字化传播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底层架构逻辑使得情绪化言论从无数节点流向无数节点，纵横交织的把关流程依赖个体心智与解释，阻碍专业媒体的事实传递。公民新闻是一种交互式新闻形式，打破了以往专业媒体垄断新闻生产的格局，使议题方向和新闻呈现的权力由媒体中心向受众中心转变[4]；同时，多渠道和多模态的信息报道方式能够满足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公民的知情权需求。
2. 真相滞后：追求真相的高额成本
专业媒体在追求真相过程中的角色失位和错位让谣言钻了空子，追求真相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专业媒体自身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掉入即时性的时间陷阱，面对全时在线的社交媒体和广大用户抢发现实变动的资讯，媒体编辑容易在各种虚假信息面前中招，再加上人多口杂的传播格局，信息来源难辨，容易掩盖真实来源，虚假新闻泛滥。信息超载时代，合适的新闻素材不是被送到编辑手上，更多是编辑主动去寻找的结果，编辑选稿时会侧重考虑那些能够带来社会影响力的稿件。新闻生产节奏的加快，对时效的追求，新闻更多通过转载填补空白，缺乏原创性内容，著名民国记者黄远生所倡导的脚力已经几乎全变成了全媒体时代下操作互联网的手力，媒体记者编辑成为学者姚建华口中的鼠标猴，编辑感到成就的是转载文章的阅读量和点赞数，而不是自己的一手信源和采访突破能力。
全媒体时代追求真相需要全能记者，即集采、写、编、评、摄于一身，对真相的坚守与输出不再局限于文字，更需要加强对多方信源的侦查与鉴别，以丰富的视觉符号建构媒体真实，继而构建主观现实，多角度还原并呈现客观现实。对真相的追求有可能面临订阅户流失的风险，例如铁链女事件中，专业媒体在调派记者前往丰县证实事件真伪时，多处线索已被网友曝光，一方面，专业媒体的触角有限且受阻势力较多，比如当地村民或旁观，或不知情，或知情不报，还有村庄被封闭等阻力因素；另一方面，专业媒体对自媒体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辨别的同时，不少用户无法鉴别各类信息真假，面对非官方信息的狂轰滥炸，开始质疑专业媒体的效率以及对事件搜查的尽心程度，专业媒体公信力受到损失。
3. 社群传播：算法机制固化个体偏见
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是以算法为运行逻辑，其本质是迎合个体兴趣从而获得流量，收获黏性用户。算法借助大数据，基于数据分析计算个人特征、环境特征、内容特征并进行适配，将用户全方位包围在算法的甜头中。网络杂志《沙龙》的专栏作家安德鲁·列奥纳多认为：“让我不安的，不是在互联网上用谷歌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容易性，而是那种随时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心态的方便性。”[1]这就是著名的回音壁效应，回音壁的建构得益于个体的信息茧房、算法制造的过滤气泡以及群体圈层的把关共同作用。
新闻事件的传播链条通过非理性个体ID出发，以关系亲疏为传播标准，对外辐射，形成相对稳定的同类战线，一致排斥不同观点，圈层内部在支持每个个体发声的同时，由于个人感知，害怕被孤立的心理，沉默的螺旋发挥作用，多数人的意见压迫少数人发声，逐渐形成一致的声音，舆论便诞生了。而算法运算从个体搜索信息到推荐内容都在无形中控制个体认知方向，不断强化其已有认知，无论认知正确与否，纵容个体偏见。“推荐”按钮的背后是情绪化个体变成极化的群体，最后个体认知角度最重要，真相不再打动键盘侠。
4. 泛娱乐化：网络狂欢的日常互动
波兹曼对电视文化进行全面观察与分析后，提出印刷统治下的美国是严肃而理性的，但影像是画面的切换与情节的跳跃，打破线性逻辑的梳理，导致传播娱乐化、游戏化。娱乐至死的“至”是一种连续性的状态，即沉迷那些让自己无限快乐的事物最终会走向灭亡。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娱乐化形式，与电视文化不同的是网络拥抱普罗大众，使得虚拟世界无限聚拢各种形态的信息。开放的社交平台上，多元价值观摩擦碰撞，塑造着复杂的公共平台和舆论环境。网络狂欢的背后是强大的算法逻辑和群体感染与暗示。法不责众、匿名机制为用户提供保护伞，最终导致网络暴力。
泛娱乐化环境下，个体缺乏严谨思索，情绪性发言成为常态，各种社交平台成为情绪发泄的通道口，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帜无底线敲击键盘，对他人发起人身攻击。许多用户在碎片化信息阅读中，抓取自己想要看到的一面，不管真相何时得到证实，都不愿改变态度。这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流量至上使得自媒体变着法迎合受众心理，加剧情绪感染蔓延，对他人“指手画脚”的低成本动作诱发大量无知言论。在泛娱乐化的网络平台，用户通过情绪认知世界，再通过情绪固化认知。
3. 后真相时代专业媒体传播真实现状
(一) 新闻真实的定义及重要性
1. 新闻真实的内涵及延伸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即所报道的新闻应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包括具体真实和整体真实。总的来说，新闻真实讨论的是报道呈现与事实真相的关系问题，要求新闻从业者从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寻求有传播价值的事实，而不是单单表现一个例子，通过系列报道反映整个现实变动。
不仅要求新闻报道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迹可循，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方式等能够得到证明，而不能是道听途说、模棱两可、主观臆断、东拼西凑；而且要求新闻从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反映现实生活的动态变化，在即时性原则的指导下，每一次的报道就像剥竹笋，是一个逐渐呈现事件原貌的过程。传统新闻媒体时代由于技术限制，媒体报道出来的新闻是一次性成品，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出现所谓的翻车现象，原因是版面、经费和精力有限，很难就一件社会事件不断更新。
而到了融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环境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在技术等因素驱动下实现动态变革。多元主体打破专业媒体垄断信息传播局面，新闻不再是专业媒体独自构建和书写，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真实更加符合马克思提出的报刊有机运动，即动态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嬗变也让传统的媒体从业者摒弃以往新闻生产的理念，借助智能化发展和大数据技术，开创出更多新闻报道类型，包括动新闻、H5新闻、VLOG新闻、互动新闻、公民新闻、迭代新闻、辫子新闻、液态新闻等。
传统记者认为真实性是本质属性，对新闻失实的态度比较严苛，新闻报道需要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相统一。而技术进步再造的全新信息资源分配模式使得数字新闻业中的反转成为常态，新闻报道在动态过程中践行真实性，不去计较报道中一城一池的得失。
2. 坚守新闻真实的重要性
新闻真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究其原因是新闻报道是否能够再现客观现实的变动，可报道的主体是作为主观性的人，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门槛便是如何平衡主观与客观、注视变动、守望环境、报道新奇、构建媒介真实、维护社会稳定、挖掘真相……新闻承担着提供信息的重要使命，为了消除人们以及社会的不确定性，新闻真实可以说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工作者的第一信条，只有坚守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党和人民才能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动并更好的改造物质世界；党的宣传才会有力量，人民才能矢志不渝的跟着党走，坚定不移相信党的力量，始终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坚守新闻真实才能源源不断为新闻事业注入生命力，获得人民的信任与尊重；而且只有坚守新闻真实，才能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传递出中国故事，同样也能让中国了解世界，打破闭门造车的传统，积极拥抱世界。
对于新闻真实的忧虑来自复杂的客观世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以及新闻生产的各种环节制约，导致报道的片面性。如今的新闻报道已经严肃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互联网新媒体的触角也在不断扩充新闻的势力，一切记录包括专业媒体或者自媒体都将影响国家形象，任何一种信息传递都在互联网池子中引起涟漪，无论大小，都是由此及彼。一旦出现虚假性或者反转，就会将新闻事业推向众矢之的，记者的笔会成为三千毛瑟枪对准无辜受害者。
(二) 专业媒体传播真实困境分析
1. 基于情感网络的数字新闻业
一方面，作为数字用户的我们一碰到新闻文本，就会产生情感的波动，就会参与到新闻的讨论，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出去，而社交媒体又为我们情感释放提供了机会。这种数字用户的倒逼，使得数字新闻生产者在日常新闻生产实践中就必须融入情感因素。另一方面，主流媒体为了适应新技术环境及新媒体平台语态特点而主动进行的自我革新。已知数字用户作为行动者他有情感的叙事行动，那么新闻生产者如果要和数字用户互动产生网络，就必然要“转译”行动者的情感叙事行动，相应的新闻生产者使自己行动与用户可以合拍。简言之，在数字新闻业这个行动者网络之中，用户有情感行动就必然导致了数字新闻生产者也要付出情感劳动，如此便形成了学者常江所说的基于情感网络的新闻业。
常江老师认为经由情感力重塑的数字新闻流程，首先体现于各种新闻生产主体基于情感逻辑对主流生产策略的改造[1]。这样产生的新闻的确增加了阅读量和点击率，但将情感从新闻生产的前台转移到后台，必然导致非逻辑性的个体经验成为情绪的制造机，导致话语的暴政。社交媒体环境下新闻标题的变化同样可以看到，具有数字流通性的爆款文章反复被要求索白和重复推送，洪水猛兽般传递非理性言论。成都四十九中事件的舆论成爆发式增长，不仅是主流声音缺失所导致，正是读者和新闻之间的批判性距离消失殆尽，娱乐至死的心态以及下放的传播者放弃对事实的探索，消解受害者的苦难，享受共情带来的流量，最后对真相嗤之以鼻，被社交环境切割的各个群体参与了后真相的形塑。
基于情感网络的数字新闻业面临着重塑公共价值的危机，技术狂飙带来的效率崇拜降低新闻生产的质量，一方面削弱专业媒体追寻新闻真实的热情，另一方面真相的输出早已无法制止失控的情绪大军，更多个体在情绪需求下判断和处理信息。
2. 把关标准的商业化倾向
“把关”一词最早是由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卢因认为，在信息的流动的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者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渠道。从新闻把关的角度来讲，帕梅尔·休梅克又将新闻把关人分为个人、媒介日常工作、媒体组织，媒体之外社会团体，社会系统等五个层次的把关，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生产中客观存在的[1]。
大众传媒时期，传统媒体内部有着严格又专业的把关程序，新闻成品传播之前需要经过记者编写、编辑选稿、编审排版等多重把关，在潜网里严格规范话语输出[5]；然而，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传统的把关机制，商业逻辑侵蚀下将新闻放置在“添油加醋”的信息环境中，舆论失焦将主流媒体严格把关的专业化内容被冗余信息淹没覆盖。
新闻媒体根据新闻价值选择需要传播的新闻内容，在情绪胜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新闻把关的标椎发生变化，除了非专业的新型媒体为了利益迎合受众需求，不少专业媒体面对话题十足的新鲜舆论，也无法平衡专业性与商业性。
主流媒体在众声喧哗的传播格局中话语权遭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因为真实性的信息往往没有虚假的谣言煽动情绪、激发恐惧，当公众的注意力被偏向性的信息所主导，主流价值观念容易被边缘化。为了留存用户，获得关注，主流媒体在把关时同样会受到新兴媒体的影响，在突发性事件中未经事实核查便急于转载，压缩新闻生产周期；部分媒体发布模棱两可的信息吸引用户关注，隐蔽设置观点性议题；不少专业媒体在热点的重大社会事件中看似客观公正，但引导缺位、立场模糊、缺乏专业性[6]。
3. 价值异化消解新闻严肃
新闻价值一直是新闻报道被选择并传播的标准，是媒介议题如何更好的转变为用户议题的重要一环。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以及趣味性。但随着新媒体技术对于新闻生产机制的变革，新闻价值也发生颠覆性变化。
一是时新性向全时性和在场感转变。网络新闻打破传统媒体的定时机制，根据用户需求及时报道重大活动，甚至全天候关注社交网站，从文字直播，到图片直播、视频直播、融媒体直播。后真相时代，网民更加追求信息服务，技术提供的在场体验感满足用户的情绪宣泄，多模态的符号消费消解以往文字的严谨逻辑；二是重要性向个性化和定制化转变。传统媒体时代对于重要新闻的选择在于其内容是否能够推动国家进步、稳定社会、团结同胞。技术抬升个人地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制作“我的日报”普遍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信息不能满足多元需求，算法的精确匹配极大增强了信息个性化与情感化的趋势。三是显著性向平民性与实用性转变。传统新闻媒体倡导报道有知名度的人，能让媒介机构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而在后真相时代，新媒体平台照亮每一位渴望出名的草根，小人物的生活和新鲜事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社会新闻和情感类文章暴涨碾压时政新闻推送；四是接近性向亲近性转变。以数据新闻、VR/AR新闻为代表的现代新闻形式，延伸着“心理接近性”的作用，初心是建构更加真实的媒介环境，却夹杂着迎合用户感知的副作用。相比于以往传统媒体对于地理距离层面的接近，网络媒体更加注重共情机制的发挥，即在跨社群中进一步加强认同感；五是趣味性向媚俗性和煽情性转变。传统媒介时代新闻生产的“趣味”指奇事趣闻，富有人情味的高尚报道，内容引人入胜、表达方式易于接受，如今在互联网环境眼球经济的刺激下，转变为迎合受众需求的煽情性，媚俗性的信息，社群文化也为集体窥探提供温床。
4. 后真相视域下专业媒体维护真实的路径建构
(一) 新闻生产：全时捕捉，向“深”投入
美国传播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认为：应当重新理解探求真相这一媒介伦理。“他认为真相要全面的呈现，而公共传播者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正常运行的信息需求，也就是深度地描述。充分和全面的描述形成完整的认识，进而取代仅仅由技术、外表和精确数据形成的粗浅印象。”[4]成都四十九中事件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大原因在于专业媒体长时间沉迷与“短平快”的快餐信息输出，殊不知网友在海量信息的投喂下已经开始怀念权威、正义、客观的发声。尤其是成都四十九中跳楼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校方与政府选择堵塞内部决策向外公开，加重受害者与广大网民的怀疑与刨根问底。
专业媒体作为第三方桥梁，有义务与使命解决官民矛盾，以服务人民群众为首要责任，积极应对网络谣言，根据调查进度正面回应舆论质疑，全时跟踪舆论方向，做到一问一答。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公共媒体机构，在真相缺乏力量时，更应该承担起调节社会矛盾的公共责任，充分派遣专业记者前往现场展开采访，利用天然的优势与独家采访权，发布高质量的新闻作品，培养公众理性思考的能力，引导舆论走向。凭借丰富的采编队伍和成熟完善的职业运作体系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跟风一个劲的提出问题，重复网民的疑问只会加快情绪蔓延，扩散跳楼事件的负面处理方式，加大官民隔阂。因此，在后真相时代，反思专业媒体维护真实的路径建构的挑战中，主流媒体相较于各大自媒体的内容优势就是把握住对深度报道的钻研。
网络时代是一个信息超载时代，看似新闻很多，其实新闻很少，更多的是围绕某一热点事件的情绪性评论，这些快餐新闻看似滋润人心，实则麻痹认知，阻碍真相传播。成都当地主流媒体失声导致中央级媒体被迫介入，不仅没有抢占新闻的快车道，更是在舆论爆炸的慌乱中缺乏全面的报道模态布局，导致主流媒体同非专业媒体一起站在事件发生地的门口指指点点，而忽略进入门内一探究竟的重要性，使得整个跳楼事件基于一轮又一轮故事刷新看客的认知。
“时”、“度”、“效”三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的专业媒体提出的要求，他认为新闻媒体始终要在正确的时机下发出正确有效的声音。“时”代表着要及时、全时，但如今主流媒体在后真相时代过于追求速度，偏向快速性，忽略质量，忽视了“效”，即有效性。主流媒体应当重新拾起“快不是王道，质量才是硬道理”的态度对待每一份新闻。因此，主流媒体应当将“深度”和“精度”作为每一次热点报道的目标，通过冷思考之后发表建设性意见引领公众理性思考，辩证发言。
(二) 新闻把关：发展PUGC，进行事实核查
风格各异且缺乏专业性的传播主体获得信息传播权，打破专业记者的成名想象，使得传播格局复杂化，碎片化的内容和全时化的传播不断弱化专业把关，且延长了真相与大家见面的时间。在新闻真实被挤压在纷繁复杂的言论之后，事实核查变得尤为重要。
全员媒体时代，事实核查更多是事后核查，也就是事后把关。现如今，许多媒体成立事实核查部门，目的就是为了筛选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以便对媒体内容生产进行严格把控，掌握新闻工作者的主动权。事实核查制度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实际操作步骤为：在记者的新闻稿件公开发表之前，由事实核查人员在专业知识、信息源引语、相关背景方面，通过查阅资料和与记者多次沟通了解等方式，事无巨细验证报道真实性[1]。
新闻事实核查的方法有来源核查、内容核查、社交情景核查。开展事实核查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时代，专业媒体内容的产生是专业记者和普通网友合作的结果。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的缩写是PUGC指的是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是将UGC和PGC相结合的内容生产模式[4]，目的是消除UGC的情绪化、个性化和虚假性，利用PGC专业化、高品质和充分尊重用户观点，更有利于内容垂直化、优质化和多元化。移动终端给予了更多主体展现自我视角的机会，利用微博、微信、QQ、抖音、小红书等软件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等多种表达形式传递信息。随着5G技术的发展，移动视频直播成为极其重要的新闻采集工具，其实况性相较于图片与普通视频更加真实。成都四十九中事件发生现场就有许多用户实况直播跟进，不仅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与讨论热度，也引起众多新媒体一拥而上。主流媒体的优势在于凭借专业性并借助UGC，开展事实核查。
(三) 新闻传播：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复旦大学教授、浙江传媒学院新闻学院院长李良荣教授在《广州日报》刊文《新型主流媒体，应“新”在何处？》，提出了新型主流媒体的三个“新”：表达渠道要新，培养移动思维；表达对象要新，聚焦主流人群；表达方式要新，突出互动色彩。应该推动传统专业媒体和新媒体在渠道、内容、平台等方面的深度融合[3]。
在渠道方面，打造新媒体矩阵是传统媒体在融媒体时代的有效突破，也就是主流媒体充分分析不同新媒体平台的用户画像和媒介传播特性，进一步投放相应的新闻，保证高质量新闻的有效触达。建立网站、开通抖音、微博、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从第一窗口开始输送信息直到真相水落石出。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上联动，整合新闻资源。主流媒体在事件发生后及时介入调查，通过浏览公民新闻，筛选与把关高质量信源的爆料，全面关注舆论风向，通过“两微一端”设置议题掌握话语权，同时遏制不实消息流出，借助意见领袖的地位对外发声，引导舆论往理性发展，积极回应公众号和微博留言，消除猜忌，为一线记者赢得追求真相的时间。
在内容融合方面，主流媒体对于采集到的深度信息应借助新媒体形式多样化呈现，已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力。集合多模态符号构建完整新闻，优化新闻表达，制作全景化新闻，营造在场感，提升场景力。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内容发布优势，借助新媒体多信源、随时发布、流通速度快、影响力广泛、多符号形式等优势，传统媒体权威专业的新闻建构，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的挖掘与探索能力，从而全面为用户传递动态化、多角度、有内涵的新闻作品[1]。
在平台打造方面，主流媒体还应当自建渠道，重新聚拢黏性用户的流量池，打造主流媒体平台，而不是仅仅将希望寄托于社交媒体的广泛渠道。重新分析目标用户和忠诚用户，将他们打造成第一阶梯的用户领袖，并呈波浪式向外扩散理智声音。将专业的意见领袖转变为草根式用户领袖，进一步拉近与用户的距离，开创新的沟通赛道。还可以建立主流媒体下方的社群，由专业记者运营，类似于警方养的“眼线”，专业媒体只有多多聆听用户的声音，才能从根本解决真实失声的本质。
如今智媒体的出现，能够实现大数据追踪谣言，追溯信源，以便实施传播干涉。谣言作为一种情绪化且虚假的言论，极大的带动网民的情绪，不利于打造主流媒体对真相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主流媒体应该借助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全面姐精准的控制谣言撒播，匿名机制在智能媒体的打造中已经失去作用，借助法律手段惩罚随意编造谣言和恶意传播的用户，为营造天朗气清、理性公正的传播环境。
后真相时代专业媒体应当更加维护新闻真实的传播，这是新闻业作为环境守望者的职责所在，也是专业门槛存在的意义，新闻工作者要做的不是排斥情感的输出，而是避免多元的情绪宣泄反过来忽视真实的价值，结合时代特征，赋予技术的内涵，借力打力，化干戈为融合，不是继续将真实置于无规范的真空中，而是从新的媒介生态中寻求答案。
5. 结语
社交媒体环境下，后真相是当今新闻业的顽疾，真实与客观的新闻报道不再获得用户的信任，而被情绪和观点取而代之。本论文基于后真相时代的产生逻辑，并结合成都四十九中的案例，具体梳理主流媒体在传播真实、维护真实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根据智能媒体的趋势，提出改进路径。研究发现，在人人拥有新闻创作和发布的媒体生态中，每个人都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沉迷在算法机制下，为自己制作“个人日报”，也通过社交关系试图影响“他人日报”，拥有“权力”的结果是“顺我心、如我意”的信息就是真实，无论热点事件的调查如何开展，已经无法扭转看客早已认定的故事结局。但主流媒体对于媒体环境的塑造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人皆媒形成了泛娱乐化的媒介生态，短时间影响了主流媒体报道的走向，但从传统媒体长时间的突破和摸索的趋势来看，真相将突破真空环境走向动态化打造，并且借助技术的力量完成华丽转型。
本文认为，真实不会消失，人们对于真实的看法也不会消失，重要的是如何平衡主观与客观表达的比例。以往传统媒体受制于技术落后，要求百分百的客观，有意无视从业者的主观选择和情感加工，而新媒体时代却放大了全员的情绪，扰乱客观的声音发挥。主流媒体当下应该思考如何以真诚的态度处理用户的碎片内容，同时提升现场调查和采访的速度和专业能力，从热点事件爆发到后续处理都完整的呈现于公共空间，让真实的全貌始终曝光在大众面前，才能有效破除谣言，打消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