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指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受到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以及国际贸易市场和相关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从而产生的变动和不可预测性。外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会影响一国的政策导向，进而对国际贸易和各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有着多层次、多维度的影响，从微观的企业决策到宏观的经贸关系都会受到其波及。因此，保持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综合第四代评估理论的“回应、协商和共同构建”理论，通过不断地协商、对话和交流使得贸易网络的调节作用得以发挥。
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与机制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贸易的参与国及其企业的影响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仅在微观层面上会导致企业业绩下滑，宏观层面上囿于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以及美联储加息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影响，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呈持续上升态势，并引致我国诸多行业频繁遭受国外贸易保护措施冲击[1]，也会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抑制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2]。
首先从宏观层面对于全球贸易中参与的各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各国贸易之间的不稳定。以全球能源贸易为例，俄乌冲突导致欧盟对俄采取遏制政策，扰乱了世界能源供应。俄罗斯退出了欧洲和美国市场，将出口转向了东方。美国加强与欧盟的能源合作，实现对欧洲发展地缘政治关系的政治筹码。欧洲能源卖家的转变，将导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出现新的供需博弈，也将导致东方市场出现新的供需竞争[3]。加之能源类产品并非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品，俄罗斯及周边依赖能源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全球贸易地位必然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贸易效益不断降低，贸易壁垒之下的贸易不自由会愈加明显。
最先遭受全球贸易危机影响的国家大部分在贸易链中处于低端，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初级农产品能源产品以及某些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无法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取得优势，对美、德、日等特定国家的依赖程度始终无法降低，贸易政策稍加变动都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强劲推动下，国际贸易体系持续深化与拓展，这一进程显著促使各国政府预先并显著地削减关税水平，从而使得关税作为传统上调控国际贸易流量的有效杠杆，其效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削弱。鉴于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失衡态势日益加剧，各国政府为了更精准地掌控对外贸易流向，同时强化对国内产业体系的支撑与防护，纷纷摒弃了单一依赖关税调整的策略，转而采取一系列复杂多变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作为替代方案，以构建更为隐蔽且灵活的贸易保护壁垒。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显现，各国面对国内经济压力与外部竞争威胁的双重夹击，普遍提升了采用非关税壁垒的频次与力度，旨在通过此类手段有效庇护本国相对脆弱的产业部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意在通过限制进口来维护国内市场的供需平衡，保障本国企业在特定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与市场份额，进而促进国家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国际贸易政策调整的深刻变化，也彰显了在全球经济新常态下，各国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与促进国际贸易公平之间的微妙平衡与策略博弈。
其次，从微观层面来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决策与投资，使得企业在做出进出口决策时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政策走向，企业推迟或取消投资计划，尤其是在跨国贸易和海外市场拓展方面。导致企业减少库存，以避免潜在的政策风险，这进一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流量和稳定性。随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贸易伙伴国往往通过关税、反倾销、实体清单等手段限制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阻碍企业获取先进的海外创新要素[4]。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引发市场恐慌和信任危机。当政策环境不稳定时，市场参与者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导致价格波动、供应链中断以及信贷紧缩。进一步影响国际贸易的整体环境和氛围，降低跨国交易的信心和频率。
为了应对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进行市场调研、风险评估和法律咨询，从而增加了贸易的成本。加大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形成贸易“分割网络”，市场信息搜寻成本和保险成本随之增加，导致企业缺乏充足资金进行扩张生产和投资[5]。此外，由于政策的不稳定性，企业需要更频繁地调整其供应链和物流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这同样会增加运营成本。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企业需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策略，以避免潜在的政策风险，这导致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和调整。涉及生产地的转移、供应商的更换以及物流路线的调整等，对国际贸易的流畅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国家会更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来维护本国产业的利益。贸易伙伴国之间信息壁垒开始显现，加大信息不对称性[6]。提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引发贸易战或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稳定性。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机制
在出口流量方面：首先是沉没成本，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会影响出口商对沉没成本的承担能力以及出口利润的预测，进而影响出口的进入和退出决策。其次是关税变动：关税变动往往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发生变化的先导信号。当关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上升时，它将通过价格机制影响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出口国中间品进口的成本及质量，进而影响一国的出口强度。最后是未来预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还会影响出口商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期以及银行对出口企业偿债能力的预期，从而导致企业的出口风险偏好发生改变，并据此对出口做出调整。
出口质量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效应对出口质量产生影响，包括技术溢出效应、质量转移效应、竞争激励效应等。这些效应共同作用，使得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成为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受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以及国际贸易市场和相关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变动不仅会给进出口企业带来直接影响，还会进一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影响。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偿债能力，进而影响到银行对出口企业的贷款风险和信贷决策。
邢孝兵和高佳伟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为：一国贸易受到政策干预后，企业研发投资行为会延迟，且企业和投资者出于风险规避的角度，收缩研发投资，从而形成融资约束，该国研发投资水平受到抑制，进而抑制该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虽然能够对承受国技术创新产生负向影响，但承受国能够通过提升贸易网络地位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技术创新负向影响[7]。殊途同归，实质无异。
3. 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
3.1. 贸易网络
贸易网络是一个由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国家和地区等)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利用信息技术和交易平台将不同地域、产业和行业的经济主体连接在一起，实现商品、服务和信息的交换与流通，具有明显的网络性、开放性、多元化和高效性等特征，世界贸易网络被定义为由世界贸易关系组成的网络，国家为网络中的节点，两国间的贸易联系为网络对接，进出口贸易为有方向的网络对接。Smith和White较早使用社会网络对国际贸易的格局和特征进行分析。首先，他们提出世界存在“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贸易体系，并且认为各国在贸易网络中处于不同的阶层，因此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配置也各不相同[8]。
3.2. 调节效应的体现
1) 资源分配与优化：贸易网络通过连接全球各地的市场，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分配。网络中的节点(即各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产生额外的价值或效益。通过增强节点的连通性、增加节点之间的贸易频率和加强交流，可以优化整个贸易网络的效应，使得网络在更少的贡献下实现更多的效益，并通过贸易网络进行交换。这种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从而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2) 信息与知识的传播：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还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通过贸易往来，各国可以分享市场动态、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等关键信息。这种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有助于企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推动创新，并提升整个贸易网络的竞争力。
3) 风险分散与市场稳定：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还体现在风险分散和市场稳定方面。当某个地区或行业面临风险时，如自然灾害、政治动荡或经济衰退等，贸易网络可以帮助分散这些风险。通过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和供应链，各国可以共同应对挑战，保持市场的相对稳定。
4) 技术溢出与产业升级：贸易网络为技术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接触并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种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同时，发达国家也能通过贸易网络获取新的市场和资源，进一步推动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5) 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然而，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各国可以共同应对贸易政策的变化，寻找新的市场机遇，降低单一市场依赖的风险。
4. 第四代评估理论的运用
所谓“第四代评价理论”是指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教育评价观，创立者是著名评价专家库巴和林肯。他们提出“评价就是对被评事物赋予价值，它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建构，评价描述的并不是事物真正的、客观的状态，而是参与评价的人或团体关于评价对象的一种主观性认识，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建构”[9]。对评价的本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评价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建构过程，评价的出发点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宣称、担心与问题，评价的最终结果是参与评价及与评价有关的人或团体基于对对象的认识通过协商而整合成的一种共同的、一致的看法，其强调“回应”，注重“协商”“共同建构”和“建构主义探究方法”等主要观点。
4.1. 第四代评估理论在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应用
建立共同的心理建构：根据第四代评估理论，评价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纯客观”的过程，而是参与评价的所有的人，特别是评价者与其对象双方交互作用，形成共同的心理建构的过程。在国际贸易中，这意味着各国之间需要建立共同的理解和认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减少误解和冲突。笔者并不认同摩根索的“好的对外政策的理性需求使之不能出于公众感性意见”[10]的观点，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邀请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包括进出口商、行业协会、消费者代表等，以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和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以利益相关者的主张为依据：第四代评估理论强调政策评估应以利益相关者的主张、焦虑和争议作为组织评估焦点所需信息的基础。在国际贸易中，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关注并响应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关切。当贸易政策调整影响到特定行业或企业时，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听证会、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反馈，以便更精准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内容。
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评估方法：第四代评估理论提倡采用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评估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外贸活动的主体是在此之中的企业和个人。在对外贸易中这些企业和个人分别属于国际上的各个国家[11]。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市场环境、政治经济形势等经常发生变化，贸易政策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采用定期评估机制来审查和调整贸易政策，确保其始终符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国家利益。同时，也可以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来应对突发的贸易事件或危机。
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评估视角：第四代评估理论强调评价过程中应尊重和包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国际贸易中，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差异。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时，应充分尊重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寻求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贸易关系，通过建立多边或区域性的贸易合作机制来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4.2. 第四代评估理论在贸易网络评估中的运用
第四代评估理论在评价方法上提出了“回应–协商–共识”的线索。回应对象为三种利益相关人，即代理人、受益人和受害人，回应的内容为主张、焦虑与争议。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各个结点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贸易差值，当出现经济危机和贸易壁垒时，处于弱势方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成为受害一方，而相对于更高效益获取者的发达国家则会处于受益地位，如何让各个参与国互利共赢友好相处则是我们讨论的议题。
第四代评价认为评价就是所有参与评价活动的人们共同建构的过程即参与评价及与评价有关的人或团体基于对评价对象的认识，通过不断的协商、对话和交流，不断协调，缩短关于评价结果意见分歧，而整合成的一种共同的、一致的看法。亦即参与评价的所有的人，特别是评价者与其对象双方交互作用，共同建构统一观点的过程。第四代评估强调通过个案报告，显示各方对事实的感受、动机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以中美贸易战为例，双方无法在各项贸易价值的获取中达成共识，造成的结果则是两败俱伤、国际金融动荡。而坐在谈判桌上消除分歧，求同存异更有利于互利互惠。
共同建构的途径为协商，“协商”应该在自然的状态下进行，所有参与评价的人都是平等、合作的伙伴，这样才能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并使参与评价的每个人的思想、观点都得到维护和尊重。而要形成这样一个全员参与、和谐的协商氛围，就需要“协商”建立在“建构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库巴和林肯主张，在协商启动之际，评价者首要任务是深入理解并把握所有参与方的观点及其依据的事实资料。他们强调，评价者需认识到，资料数据本身不具备自俄表达能力，非价值无涉，而协商的核心在于借助对话机制，为这些事实和资料赋予新的、可能获得各方认同或尚待进一步商讨的意义。这就需要在国际贸易节点中设置一个有利于各方利益共同对话的平台。例如在金砖国家范围内，贸易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强度对贸易分工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不同之处在于，金砖国家的贸易网络符合幂律分布，具有层次性[12]。
4.3. 第四代评估理论在调节效应中的应用
重视社会价值和可持续发展：在评估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时，不仅关注经济效益，还要将环境效益、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价值纳入评估体系。在评估贸易网络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是否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通过这种全面的评估，可以识别出贸易网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优化贸易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强调评估的参与性和沟通：在评估过程中，积极邀请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包括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以增加评估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确保评估结果能够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同时，评估结果和建议需要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沟通，以便形成共识和支持。这有助于增强政策的可接受性和执行力度。
运用新技术和数据：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对贸易网络中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识别贸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和影响因素，预测贸易流的变化趋势。通过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提高评估的效率和准确性，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加强与政策决策的对接：评估结果和建议应直接与政策决策相衔接，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优化贸易网络结构的政策建议，如加强国际合作、调整关税政策等。通过这种对接方式，可以确保评估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政策措施，从而推动贸易网络的持续优化和发展。
强调评估的灵活性和定制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贸易网络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估方法和指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网络，可以分别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和方法。通过这种定制化的评估方式，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地区和行业贸易网络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所在，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
5.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参与国和一国企业的影响、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以及第四代评估理论的运用，对于如何提高国家以及一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取得更高层次的贸易效益，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强化与其他国家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往来，通过进一步削减关税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打下坚实基础。同时，适度提升贸易的自由度，以优化全球贸易网络的整体架构。
其次，对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并大力提升自主研发能力。通过增多与他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交流，提升本国在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进而降低对特定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在全球高科技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13]。因此，对于那些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应积极与这些核心国家建立贸易伙伴关系。
再者，各国应秉持开放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推动贸易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各国应相互激励，增加彼此的贸易份额，通过贸易网络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资源，以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非核心国家，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贸易开放政策，与更多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并重视提升与贸易网络地位较高的国家的贸易份额。这将使他们能够直接从贸易伙伴的技术外溢中受益，并增加间接贸易的商业利润。
企业可以制定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充分评估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等，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通过分析市场、政治和经济情况，提前预知潜在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
企业在与国际贸易伙伴签订合同时要加强管理，应明确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并制定相应的解决争议机制。通过合同条款的明确规定，可以减少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的纠纷和损失，也可以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援助、减免相关税费等方式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政策评估和制定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政策能够反映企业的需求和利益。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共同推动国际贸易政策的创新和发展。
就中国而言，我们应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强化与他国的贸易合作，并增加高科技产品的贸易份额，以提升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同时，中国还应调整贸易伙伴的地域分布，实现多样化并降低集中度，从而减少对某些国家的贸易依赖，提高抵御高科技产品风险的能力，并切实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