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舟山方言发展现状
在当今保护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大背景下，加强汉语方言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必要且必行的活动[1]。保护方言，不仅是保存语言现象，还是保护方言附带的社会习俗、信仰和传统。其中，舟山方言的保护研究源于对其独特性和濒危性的深刻认识。舟山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受地理、历史、经济及人口等多重因素影响，其方言内部差异较大和地域特色明显。本研究旨在分析舟山方言保护的措施，以期为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实践指导。通过对舟山方言的关切，希望能够促进对方言文化价值的认识，增强对方言保护的意识，为实现方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舟山话，俗称“舟山闲话”(吴拼：cieu sae ghae wo)，是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宁波话的方言分支。历史上舟山群岛长期为宁波府下辖的定海县管辖。从远古开始，隶属于吴语区的舟山方言就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舟山方言是濒海居民和海洋生态互动的产儿[2]。舟山(定海县)与宁波(府城)一衣带水，舟楫往来。历年海禁解除，回到定海县的人大多来自宁波府其余五县。定海与镇海(包括北仑)口音差别很小，与宁波(鄞县)一致性略高于惯用文读(读书音)的慈城话(慈溪话)，更远高于奉化话和象山话。使用舟山话的人群基本分为两大类：吴语系舟山话的和闽语系舟山话。而其中使用吴语系舟山话的人群范围较大。
舟山话是吴语宁波话的分支，而两者的发展现状类似。2019年的一项基于宁波话的实证调查[3]显示，方言在当地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普通话使用频率远高于方言使用，且方言使用人口减少，范围缩小。更甚通过访谈了解到，当地人对于方言的语言传承意识并不强。宁波舟山方言面临的两大挑战，主要在于外来人口的比重增加，以及年轻人群的母语方言观念淡薄[4]，而这两大挑战的源头，似乎在于推广普通话政策的优秀效果和深入人心。
为此，一些努力也在加以进行。2021年，为积极保护舟山地方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传承好语言文化资源，普陀区推出了三条途径，以积极推广“舟山方言”教学。以拓展课程为平台，以各类活动为载体，以家庭教育为渠道，努力营造良好的家校方言教育氛围，以家校共育传统带动发展舟山方言文化特色[5]。
2. 语言规划与库普尔“八问方案”
2.1. 语言规划
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在《规划现代挪威标准语言》(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一文中首次提及“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一概念。他认为语言规划是一种编制规范性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以指导非同质语言区人们的书面与口头交流[6]。库普尔(Cooper)在前人的基础上编撰了《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一书，并在书中指出，“语言规划是有意识地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包含习得、建构、功能分配等在内的活动”[7]。语言规划的主体是国家，旨在解决社会问题，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目的。他从“创新管理”(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市场营销”(marketing)“权力的追求与维护”(the pursuit and maintenance of power)以及“决策”(decision making)四个角度，分析了语言规划这一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语言规划的“八问方案”，为世人熟知。卡普兰(Kaplan)与巴尔道夫(Baldauf) (1997)两人在《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中进一步提出，语言政策不仅是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而且是综合思想与规则、规则与实践的抽象，并应由政府部门主导。在同一文中，二人也支持并解释了库普尔的“八问”语言规划分析模式，认为该模式参考了其他四个学科领域的语言规划分析基础，较为全面[8]。胡壮麟(1993)在《语言规划》一文中罗列了数位学者对于“语言规划”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予以综合总结，认为语言规划是在一定理论框架下，有意识且组织明晰的，旨在发现并解决交际问题，并需要长期评估的活动[9]。徐大明(1997)认为语言规划是对社会语言问题进行管理，是对社会自发产生的语言问题作出主动的反应和调节，具体规划行为包括筛选官方语言、实施语言方案等[10]。刘海涛(2006)分析总结了1959年至2005年出现的30多种语言规划的定义，并从定义变迁的角度把语言规划分为两个历史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语言规划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繁杂语言带来的交际问题，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第二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该阶段更关注语言规划的非交际功能，面对解决语言多样性和语言人权等问题[11]。同时从学科角度，刘(2022)又指出，“语言规划是一个问题驱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旨在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影响语言的演进，调节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12]。雷红波(2012)从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的对语言发展的干预”的角度，解释方言的重要性。他表示，在我国全面推广普通话的大背景下，地方方言富有交际的工具、认同的载体、文化的载体、历史的镜子等角色，在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13]。因此如何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下对各地区方言进行保护日趋重要。
结合以上各方学者对于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概念阐述，以及由此阐发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实际问题解决的倡议，相关的实践运用可行性可见一斑。综观，不少国内外研究者都将库普尔“八问方案”应用于分析具体语言规划活动。阿尔曼索(Almansour) (2014)在“八问”框架下，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学校的外语规划与政策[14]。刘益光(2018)运用库普尔理论，比较分析了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的语言规划活动[15]。更有余婕(2018)、钱佳瑜(2019)、余崇妮(2020)、吴帝标(2021)等，都运用库普尔“八问”方案理论分析了各地区方言及语言资源的保护传承举措[16]-[19]。
2.2. 库普尔“八问方案”
库普尔(1989)的语言规划定义和“八问方案”构成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领域的经典理论框架。它的构建供研究者从八个方面分析特定语言的规划活动，见表1 [7]。
Table 1. Cooper’s “eight-question scheme”
表1. 库普尔“八问方案”
| What actors |
规划实施者是谁 |
| Attempt to influence what behaviors |
针对什么行为 |
| Of which people |
针对什么人群 |
| For what ends |
要达到什么目的 |
| Under what conditions |
在什么条件下 |
| By what means |
运用什么方式 |
| Through wha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
通过什么决策过程 |
| With what effect |
效果如何 |
以“八问方案”作为理论框架，能够从八个方面比较清晰、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语言规划活动，来具体分析舟山方言保护和传承的各个环节及特点，从中发现实施过程的完善之处和提升空间，更系统、直观地发现不足、分析矛盾、解决问题。
3. 从库普尔“八问方案”看舟山方言保护
3.1. 规划实施者是谁
根据湖南、陕西、福州多地的方言保护传承工程，以及浙江省语言资源保护经验来看，规则的制定者一般为教育部、国家语保，由省语委(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档案局(馆)、省委以及省政府担任主要决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并联合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文化事业单位，发动各方语言学，特别是方言领域的相关专家和权威人士、语言民俗学家、民间组织、方言传承人、方言录入者，共同完成，群策群力。
舟山方言保护可以追随浙江全省的实践经验。2000年，浙江省编纂《浙江省语言志》，旨在抢救方言，重点记录濒危方言，15年后，省语委、省教育厅提出浙江省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04年杭州政协提出的《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议案，以及宁波电视台自2005年以来开播的多档方言类节目，嘉兴开展的方言口语书面化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同时，舟山方言保护还可以从其他地区的优秀实践中汲取灵感。如2008年，在福州市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福州方言”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上海早在2005年便有政协提出《保护本土文化之一：沪语的规范与推行》议案。2011年末的上海语文学会学术年会上，钱乃荣教授等人联名发布了《关于科学保护上海话的倡议书》，提倡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时间说方言。现如今上海方言有了一套沪语手机输入法。再有2010年“声势浩大”的“撑起粤语运动”由广州市民发起，而早在上个世纪初，粤语在白话文运动中便发展出一套相对完备的口语书面化体系，联合国甚至将粤语列为工作语言。
由上述众多实践经验可见，地方方言的保护可以是由学术界影响社会大众、民间人士，再由政府部门统筹的“自下而上”方式，也可以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省政府与专家共同实施、群众积极参与的“自上而下”规划活动。
3.2. 针对什么行为
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推广，这项在政府大力引导下的语言规划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都欠缺了说方言的能力和意愿。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全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不断增加，方言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特定场合的有效沟通造成一定障碍。由此，方言整体处于消逝中。
根据语言势力划分，语言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而据语言安全来说，有安全语言和濒危语言之别。在推广普通话的对比下，方言已然成为弱势语言。而由于舟山吴语区的方言较其他地区更疏于重视和保护，舟山方言险些成为一种濒危语言。
面对现今严峻的语言资源保护现状，舟山方言保护规划需要借鉴针对优秀范例行为。如湖南省语言资源保护行动，采用寻找传承人、方言发掘和大众传播等方法。陕西省启动了方言数据库的建设工作。而浙江全省则通过语保工程，涉及方言学习、使用、保存、传播，将语言视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
3.3. 针对什么人群
舟山方言的传承主要依靠舟山市内对当地方言有所了解的人口及其后代。特别是年轻一代应成为方言资源保护的主力军，和传承的带头人。对于语言资源，只有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性和执行力，改变因为从小普及普通话而可能产生的对于方言的偏见，提高对方言的重视程度和交流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方言的有效代际传承，避免方言的濒危、消失。
所针对的人群既要包括舟山市本土的广大民众、舟山方言使用者和学习者，还要普及到外来人员，如对舟山闲话感兴趣的方言爱好者、研究员，以及众多来舟务工者。甚至定居在舟山市外的舟山籍，或有意向了解和学习舟山方言的人群，都是潜在的方言保护目标群体。
3.4. 要达到什么目的
不同于普及普通话以解决交流障碍的目的，方言保护的规划目的主要在于挽救危机语言，保存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发展。方言和其他语言一样，肩负着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功能，而普通话的推广与大量用于交流，且由于方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特质，使它渗透到民众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舟山方言是民间渔歌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及海洋传统与习俗的载体，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舟山方言的实质便是保护海洋文化遗产。根据李宇明(2016)的阐述，语言保存着其语言社团对世界的特有认识和历史记忆，包含着文化创新和语言发展的基本元素与内在驱动力[20]。由此，保护舟山方言也是将舟山人民多年来对社会生活、世界变迁的思考与认知留存下来，更好地促进现今乃至未来的文化传承和创新。从更大的方面讲，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保护地区方言也有利于弘扬中华文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3.5. 在什么条件下
方言保护面对的是机遇和挑战的并存。
2014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批准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与平台研发”项目以及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宣布启动的《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都作为一种方言保护精神指引，支持着众多相关专家和爱好者深耕研究。同时，得益于科技技术的发展，语料库的更新发展不断出现，方言保护有了更好的技术保障。
然而，由于普通话的普及推广，方言的接受和使用空间被大量挤压，也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方言的交际功能严重受损。并且多数方言，特别是吴语区的濒危方言，本身带有不够系统化、变体多、零碎化的特点，加之政策出台后的具体落实措施不到位和失衡，方言档案数据质量不高，传播和学习的难度依旧不小。
3.6. 运用什么方式
在进行舟山方言保护传承的规划活动中，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优秀成果，形成“共同参与，全面渗透”的氛围。首先由浙江省成立方言保护工作小组，由教育厅、语委办共同制定计划，建立专门的语言资源保护机构。其次，利用好本地和邻市的高校优势，成立方言专家课题组，开展田野调查，并接受多方指导和考察项目进程。再次，发动群众，公开招募方言传承者参与完善方言语料库，筛选方言代言人。最后，利用好媒体，设置摄影录像团队随时跟进，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向群众汇报工作情况。并设计可实施的方言类语言节目，在公交车、商场等公共场所随机播放。同时也可以录制舟山方言保护宣传片，建设介绍宣传舟山方言的专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号，让方言的魅力像空气一样，滋润每一位来到舟山的人。
3.7. 通过什么决策过程
根据经验，方言保护的决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决策形式也绝对不一而足。但只有涉及政府规划、社区讨论、专家咨询、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才有可能达到预想效果。
3.8. 效果如何
具体效果可能出现方言使用者数量的增加，方言在公共领域的使用频率提高，方言相关文化活动的丰富性，以及青少年对方言的排斥感降低等方面，但任重道远，舟山方言保护仍然亟待更多人的参与。
4. 结语
舟山方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种重要方言，是舟山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舟山方言面临着传承困难和逐渐消失的风险。本文在库普尔“八问方案”的框架下，结合多地区实际可操作方案，对舟山方言保护与传承的措施做了借鉴。总的来说，需要从上到下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家校教育、学术研究、文化活动、政策支持、社区参与、新媒体利用等多种方式，提高方言的传播动力，扩大方言的传播范围，让舟山方言能够有机会为人所知、深入人心。由于舟山方言的本体研究欠缺，外加本文仅仅从一种框架初探了相关形势，存在一定局限，舟山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依旧需要更多的关注与落实，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