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述
《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作者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社会学研究》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规划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医改专家顾问、国家人事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个部门的顾问。本书是基于对2003年广州城中村现状的调研，对其变化和改造的逻辑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构建了一条系统的城中村改造之路，力求让城中村摆脱“污名”，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居住区，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来[1]。李培林的著作《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采用通俗易懂的叙述方法，通过对广州40余个城中村、400余个案例的实地调研，从普通百姓的点滴生命轨迹出发，以珠江三角洲郊区村庄的结束为切入点，从多个角度展现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为中国农村的结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画面[2]。“城中村”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种很有特色的社会现象，它以“城中村”为切入点，折射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曲折和多元化。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次的社会网络所组成的农村乡土社会，在其终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产权变动、社会网络重构、利益与价值冲突等复杂的社会过程。农村的结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一个小缩影，而这个变革对中国整体而言，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为响应国家中华学术走出去的号召，提高中华学术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对该文本进行外译，外译项目与国际著名施普林格签订了合同，译者是江西理工大学长期致力于中华学术外译的实践与研究的张建平教授，该书目前已经出版[3]。
本文主要参考布尔迪厄提出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借鉴其范式和分析方法，评论张建平教授的英译本，以期为中华学术外译提供新的思路。
2. 相关理论探讨
本研究主要涉及社会翻译学、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以及翻译评论理论，具体内容笔者将在下文阐明。
2.1. 社会翻译学基本介绍
霍姆斯于1974年的《翻译的名与实》一书中率先对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进行了阐述，并在随后的20多年中，受到“文化转向”的滋润，并以描述性的翻译学理论为导向，发展出了布尔迪厄、卢曼、拉图尔等人所倡导的一种“社会学”的译学方法。在不断的学习和积累中，逐步走向了成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布尔迪厄、卢曼、拉图尔等人对翻译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逐步出现了“社会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的现象。
比起语言层面，认为翻译是语言转换行为，文化层面认为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行为，社会翻译学的基本理念，翻译具有社会属性，是一种可以构建社会并受社会制约的“社会活动”“社会行为”[4]。根据社会翻译学的基本原理，翻译与社会之间互动、双向、有联系。
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卢曼的社会制度理论，以及拉图尔的行为体网络理论，是社会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反思”的社会学理论正是本文重点讨论的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中包含了许多概念，其中最核心的三个概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按照布迪厄的定义，惯习是社会行动者的一套可以持续且可以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它具有结构化与被结构化的特点。惯习首先是被结构化的，也就是行动者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在的社会结构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认识，它是社会化了的主体性；此外，惯习是结构化的，它可以在潜意识中表现为人的社会性实践，并由此引发出种种合乎逻辑的行为。惯习是一种历史经验的积累与内化，并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倾向心理，它与行为主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生活经历、文学经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资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个体在其所处的特定领域内所具有的资本的差异，因此，不同领域对资本的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异。布迪厄从经济学的资本观念出发，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相似，都与金钱、利益有关，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本，如著作、文凭等，“而社会资本则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5]。
场域是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场域就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成”。社会是由不同的场域构成的，场域具有各自的运行规律，又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它们的地位也不一样，存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就文学场域而言，它包含在权力场域中，并处于被支配地位。场域研究一般分为三个过程，即与权力场域的相对位置关系、行动者或机构占据位置的客观关系结构及行动者的惯习分析。
2.2. 翻译评论基本介绍
有文学，就有文学评论；有翻译，就有翻译评论。一部作品翻译得好与不好，评论界是要发言的[6]。那么，为什么要进行翻译评论呢？出发点是什么？评论的依据是什么？翻译至少有六大益处：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及翻译理论修养；限制粗制乱造、质量低劣的译作泛滥；扩大优秀译作的影响；鼓励译者不断努力；促进翻译事业健康迅速发展。翻译评论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满足读者的需要以及尊重原作者的权利。翻译评论的三个标准，主要是同值、同神、同效。同值即译作之意与原作相同；同神即译作要传达原作之风格、特色、神采等；同效即译作要有原作的效果[7]。
3. 社会翻译学《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英译本的评论
“[(惯习) (资本)] + 场域 = 实践”模式，是布尔迪厄的经典分析模式，其中惯习是个关键概念，它联系场域和资本，最终形成了社会实践。布尔迪厄在谈到习惯的双重历史时，曾说：“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远远不是一个机械过程的自动产物，它是由行为体通过多种战略和实践所完成的。”布尔迪厄关于行动者惯习与策略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是将他对“知识”和“艺术”作品的三个分析过程扩展开来，也就是在对行动者惯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他惯习是怎样表现为具体的策略的。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方法，深入地研究行为者的行为是怎样对他们的社会实践产生作用的，从而产生出他们自己独特的知识和艺术[8]。在此基础上，笔者将从“三位一体”的角度，对《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英译作一种“三位一体的社会学分析”：一是从“文化领域”出发，研究“译者习惯”；二是从“翻译策略”入手，研究“翻译对策”；三是从“译文”入手，研究“译文特征”。
3.1. 译者分析：从文化场域到译者惯习
译者是江西理工大学教授张建平，主要研究方向是学术外译、科技翻译，长期致力于中华学术外译的实践与研究，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解释中国，2021年在江西省外语学会年会上凭借该译作荣获特等奖。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除了教学任务还有科研任务，要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以学术科研推动落实国家战略，中国学术作品的外译，对于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高中国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10年，《中华学术翻译》被正式列为一项文化项目，从那以后，各种呼声不绝于耳，推动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十八大”之后，我国就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强国际话语权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尤其是在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明确了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实现“走出去”的途径、目标和途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华文化的立足点，根据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当前的情况，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具有民族性的、科学性的、大众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并强调要“注重传播方式的构建与创新，增强媒体的传播力、导向力、影响力、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搞好外宣，要创新外宣手段，要强化语言系统，努力创造出一批融合中外的新观念、新范畴、新表达，讲好“中国”，传播“中国”的声音，提高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言权。通过以上依据布尔迪厄原有3步骤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张建平教授所处的文化场域强调传播走出去的能力，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要考虑读者能够理解，另一方面能传播中国特色。
3.2. 译策分析：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
布尔迪厄对惯习的定义是：“一种可持续的、可改变的性格趋势，这种趋势会使已经建构的事物转变为建构的事物。简言之，惯习是“因社会而生，因社会而生，因其生，而与社会相适应，并对其作出反应”。具体到翻译实践，译者在社会实践、社会轨迹中形成自己的“性格倾向、思维模式、行为习惯等”惯习[9]，这些惯习集中体现为译者的翻译理念，而这些理念在翻译理念的作用下，又产生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并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的体现[10]。古安维克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译者的惯习都会影响到他的翻译方法。”
张建平教授是笔者汉译翻译的授课老师，本文的研究对象也经常作为课后作业练习，之后会参考张教授的译作修改译文，故而对于译者的翻译惯习也比较了解。译者经常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让学生思考如何运用翻译的力量，做好这件事。这一点在作者的译文中也十分明显，为还原作品本身的特点，译者善用各种补充，以讲故事的角度，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增译明显，措辞生动，另外对于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或者文化负载词，加注也是必不可少。
3.3. 译本分析：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
该书英译本确定经施普林格(Innerspring Group)出版，其目的是使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城市化的核心议题和主流观点，并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于此，译者在翻译时常采用归化的策略、意译的方法以及增译的技巧，以读者为导向，尽量解决目标语读者范围广，能力亦有层次的问题。可以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1) 原文：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我愿意在过度紧张之后去独自沉思的地方，那就是拉雪兹神甫公墓。
译文：During my overseas study in the 1980s, I used to visit Pare Chaise Cemetery, the most prestigious and largest historical cemetery in Paris. It was a good place for meditation after my long-time reading.
分析：译者这里采用了分译法，把原文的一句话切分成两句，增译了拉雪兹神甫公墓的相关背景，降低读者阅读难度，背景信息先行，之后引出读者后置的重点信息，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除此之外，“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这里“overseas”突出了原文作者的身份，“in the 1980s”明晰作者的具体信息；对于原文的“过度紧张之后”，译文并没有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处理，而是具体化这部分信息，把文字与作者的背景信息联系起来，联系背景，也是在提醒读者思考这是一部社科类文本。
(2) 原文：村拆迁办工作人员马上拨打110电话报警，警察迅速赶到，经勘查初步认定死者是服农药自杀。
译文：Staff of the village redevelopment office immediately called the police. The preliminary police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 old villager had committed suicide by swallowing insecticide.
分析：译文这里根据原文的内容分译成了两句——报警以及警察判定。第一句“拨打110电话报警”，因为每个国家报警电话不一样，这里译者减译了“110”，一方面考虑到了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也是语言的差别，这句话主要内容就是报警，只是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没必要翻译；第二句减译了“警察迅速赶到”，主语不是原文的“警察”，而是“初步勘查”，一定程度上表达更加简洁，另外“死者”这一指代词并没有直译为法学词汇“decedent”或医学术语“the deceased”这类专业的词汇，反而译为“the old villager”，符合源文本的文本特色，读者读起来更轻松，不至于太严肃。
(3) 原文：不明真相的村民们情绪越来越激动，拿起棍棒围攻民警与拆迁办人员，场面顿时失控。
译文：Ignorant of the facts, the agitated villagers took up clubs and besieged the policemen. The situation quickly got out of control.
分析：译文依然采取分译的技巧，把原文分成两句话处理——村民的行为及后果。笔者这里主要讨论第一句话，“不明真相的”这里转译，把冗长的形容词译成状语，置于主句之前，列出背景信息，像讲故事一样，铺垫完原因之后再说出故事经过；“村民们越来越激动”这里把句子转译为名词性偏正短语，简洁明了，完美整合两句话，将原文的两个动词化为一个，句子的重心更加明确。
(4) 原文：如石牌村的“电脑城”气息、下渡村的“大学城”氛围、康乐村的“布匹城”风情，都各具特色。
译文：For example, Airship Village and Angle Village set the price levels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garments respectively. Xanadu Village, which is close to the main campus of Sun At-Sen University, has become an identified community due to the influx of students into local neighborhoods.
分析：原文介绍了三个村的特色，译者并没有直译，考虑到了读者的体验，译文语序也不是简单的词汇或短语堆积，而是进行了调整，合译“石牌村”和“布匹村”，“下渡村”另起一句。这里分开翻译是考虑到了原文的内在逻辑，前两个村以电脑、布匹为特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两地电脑、布匹低价，后面的“大学城”这个有特色的词汇利用了大篇幅详细说明。
(5) 原文：城中村年轻人聚集，现实的残酷，让很多年轻的心灵专注在黑网吧的虚拟世界中。
译文：After long hours of monotonous work on the assembly line, a lot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spend their evening time glued to the screens of internet bars.
分析：从这一句可以看出，译者是读者友好型译者，全心全意地讲好故事，添加“after”一词更加符合英文形合的特色，写明两件事的内在逻辑。原文“现实的残酷”，译者化虚为实，详细指明是“long hours of monotonous work”，不仅让读者更加明了，还道出了城中村人民的真实生活，城中村的人多数是外地工人，他们在长时间在流水线上做单调的事，这些年轻的劳动力工作之余只能在虚拟世界消遣度日。
4. 结语
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理论框架，运用并拓展了其考察知识及艺术产品生产实践的分析步骤，对张建平教授英译的社科文本《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进行综合分析，通过从文化场域到译者惯习的译者分析、从译者惯习到翻译策略的译策分析和从翻译策略到译本特点的译本分析，揭示了译者译本的特点以及各种原因，译者主要受国家大环境大趋势的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全文以讲故事的方式，流畅叙述。译者在翻译时常采用归化的策略、意译的方法以及增译的技巧，以读者为导向，尽量解决目标语读者范围广，能力亦有层次的问题。这为我国社科文本外译工作与译者时代使命的结合指明新的方向，社科文本这类较为枯燥的问题可以在译者笔下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以读者为导向更利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