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研究明代心学的发展，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以及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目的。通过对明代心学的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心学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以及它对明代和后世的影响和启示。本文将从明代心学的起源和形成、传播和发展、影响和意义三个方面，对明代心学的发展进行探讨。
2. 明代心学的起源和形成
2.1. 心学最初的起源
心学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安世高所译《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其义为佛教三学中的“定学”。在隋唐时期的佛教史书中，“心学”一词专指习于禅定的学问。隋唐以降，“心学”又成为了禅宗与天台宗的代名词。道教中的“心学”一词，最早出现于陶弘景《真诰》，晚于佛学。[1]而儒家的“心学”有多层意思：道统心传之学，为了和释、道道统相对而提出的；用心而学这是汉唐训诂、词章之学相对应的，第三种便是论心治心的学问，在阳明心学心学兴起之前，“心学”主要指我们现在所认定的“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特别是程朱一派的新儒学，偶尔也指陆九渊一派的学术。而心学专指为阳明之学的时间始于明嘉靖年间。到万历后逐渐定型。这也是因为阳明学派的弟子们将其发扬光大，其中，以钱德洪、王畿为代表的左派浙东学派对阳明心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乃至影响了明清时代的学术走向。
2.2. 明代心学的发展
明代心学的发展，陈献章开启了先河，其提倡涵养心性，静养以求内心平静，陈献章后，湛若水、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其心学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而王阳明提出心学的宗旨就是“致良知”。明代心学的发展历程可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守仁集大成。王守仁阳明心学的直接源头便是“陈湛心学”。
明朝初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在道传孔孟的同时陈献章提出了“自然为宗”的哲学新主张，打破了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了明代心学先河，使明代学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王阳明在陆九渊宋明理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的。需注意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并不是单纯反对理学，而是殊途同归的，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在于认识理的方法上，两者的分歧在朱陆时期由吕祖谦主持的鹅湖之会上便已明确。方法不同，但同宗孔孟则是勿庸质疑的。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守仁发展出来的心学简称，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成大成。[2]
弘治二年，王守仁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路过广信、拜谒娄谅时，娄谅向他传授格物致知之学，之后他遍读了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的“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学说，为了实践，他与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去格亭子前面的竹子，钱友从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但是到了第三天，竟因过度劳累而卧床不起。当时，王守仁认为这是由于这位朋友精力不足，于是选择自己去格竹子，但是也不能理解竹子的道理，到了第七天也同样病倒，卧床不起。自此他对于“格物”产生了怀疑。后来在龙场待了三年，王守仁才明白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去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身心上做。[3]
武宗正德元年，王守仁被贬龙场，此时对《大学》中心思想有了新的感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总体来说，心学并非反对儒学，相反，心学对于儒学更多是继承发展关系，与理学也只是部分观点的差別。如同王阳明所写的《答罗整庵少宰书》，罗整庵即罗钦顺，此信是王守仁给当时的著名朱子学者罗钦顺的回信，语气委婉，然心学立场鲜明，其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三点，首先，讨论的对象是《大学》，王阳明坚持《大学》古本学习与学贵得之于心的为学立场统一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反对朱熹的《大学》改本。第二点，论述的重点在“格物”。“格物”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依据《大学》构建功夫论体系首要且不可避免的问题，王阳明的主要观点在于，“格物”不是向外逐物，而应该是实有诸己的身心之学。第三，调和朱、王，这也是王阳明面对作为官学的朱子学基本的政治立场[4]，其突出体现在编写《朱子晚年定论》。
3. 心学的发展及分化
3.1. 浙中王门的发展
王阳明死后，其学说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合称为王学七派，其有江右王门，浙中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其中右派有正一江右王门学派，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王门学派之一，并享有王学正宗的美誉，其代表人物为邹守益，但江右学派的问题在于，其只是继承了王阳明的学说，并未有新的突破，而在左派中，浙中王门学派和泰州学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又以浙中学派较正统，因为浙中学派两位代表人物，钱德洪，王畿都担任过教授师，对于心学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两人的观点又略有不同。
钱德洪(1496~1574)字德洪后改字洪甫，号绪山，人称绪山先生，钱于嘉靖二年师事王守仁，与王畿疏通王学大旨，一时称为教授师。嘉靖五年中举于南京，未廷试而归，嘉靖十一年中进士出为苏学教授，后官至邢部郎中，当时武定侯郭勋下狱，钱德洪按案卷欲定其死罪，但世宗包庇郭勋，反将其下狱。郭勋死后，出狱为民，在野三十年，潜心致力于传播王学，钱德洪主要功绩在于整理了王阳明的主要著作，修订了王阳明年谱，并进一步阐述发展了心学，钱虽然与王龙溪同为王阳明门人学生并同赴殿试，同年进士及第，但对王阳明思想有着不同见解，钱更偏向于阐述王阳明心学本身涵义，王龙溪以释解心偏离了心学本身的意义，本末倒置。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学者称龙溪先生，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山阴县人。嘉靖二年受业于王守仁，五年会试中，未参加廷试，协助王守仁指导后学，时有教授师称，是王守仁最为赏识的弟子之一。八年赴京参加殿试，闻王守仁卒，奔广信料理丧事，服心丧三年，十三年中进士因学术思想被首辅夏言所恶而被黜，罢官后来往江浙闽越等地讲学四十余年对心学传播做出了巨贡献。其思想主要以四无为核心，修正王守仁的四句教，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苦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为此他以为在心意知物四者中，心是根本，因此主张学问要在心体上立根，关认为这是先天之学，而诚意功失在动意后用功，则是后天之学，要在心体本上立功，就必须“以无念为宗”，要使自己在无念中，否则便会妨碍对心之本体的感悟。从而与禅宗慧能的“以无念为宗”如出一辙。对此，王畿认为儒学佛学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儒超过了佛，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不注重致良知的功夫，强调自由自在的处世态度，黄宗義批评说王畿所谓“一着功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近于禅，茫无把柄，心息相依为权法，是近于老，致王守仁之学渐失其传”[5]，刘宗周评价：象山不差，差于慈湖，阳明不差，差于龙溪。
其实，在嘉靖六年(1527年)时候，王守仁再次被任命去讨伐思恩和田州时，王守仁已经对二位的思想进行了相应的阐述，王守仁观点是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这四句亦可以视为对王阳明大半生学术思想的概括性论述，而王龙溪主张“四无说”，即“苦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而钱德洪则主张“四有”说，即“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恶无善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然后两人晚上在天泉桥陪王阳明坐着的时候，向王阳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来请教，王阳明认为，两者的观点可以合并为一，作为中人上下皆备入道之途。资质高的人，只用体悟本体，一切就可参透，便可以用王龙溪的办法，资质较差的人，就先教他在意念上实实在在的为善去恶，这样本体也能达到明净，这种人就可以用钱德洪的观点来使其修成正道。[6]王龙溪受佛教思想较深，导致其在传播王守仁良知的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心学意义而流向禅宗，使得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出现了问题。
3.2. 泰州学派的分化
在阳明学派的左派中，最极端的就是泰州学派了。其创始人为王艮。其学说特点是简单易行，易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流传深远。其创始人为王艮(1483~1541)，初为银，王守仁将其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其先辈居苏州，后落户于泰州安丰场，烧盐为生，后来在山东拜谒孔庙时大受启发，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学而至也。从此开始自学，后来受到王守仁点化而转向治学。王艮在小生产者阶层中讲学，从者云集，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大都致力于将儒家人伦道德的普及宣传，规劝人们孝悌辞让，安分守己，泰州学派一度成为晚明的显学。影响极大，代表人物有王栋、赵贞吉、何心隐、李贽等。
泰州学派主要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阐述“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对于封建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被斥为异端。由于其太过于狂放，所以《四库全书》不收李贽、何心隐等人的著作，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同时对于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颇有微词，他们倡导发挥人的自然本性，比较接近广大下层民众，其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
4. 心学的发展及清末代表人物
4.1. 心学中的“异端”
李贽，被视为“异端之尤”，其师出于王艮之子王襄，其思想深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影响，公开自称为“异端”，毕生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其思想有如下几点：
第一，以心为本的“童心说”伦理哲学观。其将童心界定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并予全面肯定，这种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禅宗学说。
第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利义观。
第三，“经史相为表里”的历史观。
第四，以气为本的自然观。
这些思想，无不透露出泰州学派的观点，而其生前死后，统治者先后下令将他的著作烧毁，不得存留，但结果就是“卓吾死而书愈重”，其思想及著作，就像是在划过封建社会黑夜长空的一颗流星。
4.2. 对明清思想家的影响
心学对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影响也是巨大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无一不受其影响，他们对于心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发展，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史学家，其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其思想观点中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便是泰州学派最直观的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害—国君。此书在清初不胫而走，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鸣，同时对于清末民主思想的兴起，也起到了鼓动作用。而黄宗羲的历史观为经世致用，做史强调真实可信，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
而顾炎武同样在明亡后参加了多次反清斗争，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一生坚守的信条便是经世致用，其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舍经学无理学”的哲学观。顾炎武继承了明代学者反理学的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进行了清算，同时在许多学问上也显现出对于程朱理学的区别。他赞成张载的“气”说，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
他对于心学是继承发展的关系，认为取代心学的必然是经学，而现在的理学，则更应该是禅学。[7]
第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观。
顾炎武明确区分了“国家”、“天下”的概念，认为国家只是一家一姓的王朝，而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顾炎武也提出了限制君权的理论设想。
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作为学问的主旨，采用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辟了新的为学路径，以一己之力终结了晚明时期空洞不切实际的学风，开启了朴实学风的先路，对清代的学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王夫之以北宋唯物主义学者张载为宗，同时坚持经世致用，其主要观点有“以气为本、氤氲生化”的哲学观，王夫之归纳总结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性总结。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5. 明代心学的的影响
明代心学对于当时整个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激发了明代思想家的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形成了明代思想文化的多元和繁荣的局面，同时对于政治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及推动作用，这些影响，一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又有着消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如下。
5.1. 思想文化方面
思想解放与创新：
积极影响：心学强调内心的自我修养和良知，使个人注重自我反省和道德提升。这种思想解放了人们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束缚，鼓励个人探索和创新。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理论主张每个人内心都有天然的良知，只要遵循内心，就能达到道德的完善。
消极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心学过于重视内心的自我修养，可能导致忽视实际社会问题和政治实践。过于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可能使人脱离现实，忽视外在的制度和环境改造。
5.2. 政治方面
官员教育与治理：
积极影响：心学对明代官员的教育和治理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心学强调“知行合一”，鼓励官员通过内心修养和实践相结合来提高治理能力。例如，王阳明在担任地方官时，通过心学思想推动地方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消极影响：由于心学强调内心修养，有时可能导致官员过于注重个人修养，而忽视制度建设和实际政策的落实。这种倾向可能导致治理上的盲目自信和形式主义。
5.3. 社会方面
社会风气与道德：
积极影响：心学推动了社会道德风气的提升。强调“诚意正心”的心学思想，使得普通民众更加重视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家庭幸福。
消极影响：由于心学强调个人的内心修养，部分人可能会将内心的道德感作为唯一标准，忽视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导致一些人自以为是，破坏社会秩序。
5.4. 教育方面
教育理念与方法：
积极影响：心学提倡通过内心体悟和实践来获取知识，反对死读书和机械记忆。这种教育理念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推动了教育方法的革新。
消极影响：心学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传统的经学教育，可能导致对传统经典的忽视和基础知识的缺乏。一些人可能因此对经典产生反感，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6. 总结
总体而言，明代心学在思想解放、官员教育、社会风气和教育理念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进步。然而，过于强调内心修养可能导致忽视实际问题和社会规范，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心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存在一些需要警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