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的研究
A Study on Family Func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Active Coping Ability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郑州部分高校大学的468名大学生进行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不同居住地的大学生在家庭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对于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和家庭教育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coping ability.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data of 468 college students in some universities in Zhengzhou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active coping ability.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mily fun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places of residence. These results have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文章引用:马昊阳, 张帆, 吴淑娟, 薛瑞龙. 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8): 774-77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479

1. 引言

家庭是个体发展的摇篮。根据国内外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可以提高解决能力,由于家庭功能的缺乏很容易导致大学生的抑郁和焦虑,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对实施青少年自杀预防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良好的沟通可以增加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1]-[4]。家庭功能对大学生提供精神需求和情感支持,缓解压力和焦虑,增强心理健康,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培养积极应对能力有重大影响。

应对方式通常为个体为满足外在和内在需求所做出的行为和认知的努力,主要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其中积极应对通常为个体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5]。根据国内外多数研究发现,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表现更好[6]-[8]。积极应对方式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资源可以促进个体的身体心理健康发展[9]。大学生拥有积极的应对能力,可以帮助其积极处理应激事件,因此大学生拥有积极应对能力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息息相关,同时大学这一阶段容易存在心理健康等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功能与个体应对方式成正相关[10]。同时目前已有研究探讨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11],较少的研究大学生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本项研究将对我国大学生家庭功能、积极应对能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拟了解大学生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能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对此可以通过加强大学生家庭功能来促进大学生的积极应对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于2023年3月4日进行网络问卷收集。本次问卷调查共回收样本470份,剔除无效问卷5份,回收有效问卷465份(98%)。其中男性大学生147人(31.61%),女性大学生318人(68.39%)。独生为49人(10.54%),非独生416人(89.46%),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为309人(66.45%),为城镇的156人(33.55%),是单亲家庭的为39人(8.39%),非单亲家家庭的为426人(91.61%)。

2.2. 研究方法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自行设计,主要收集大学生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家庭所在地、是否单亲等。

2.3. 研究工具

2.3.1. 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家庭APGAR量表)

该量表是由SMILKSTEIN等编制的[12],体现了个体家庭成员对家庭的满意程度,从适应、伙伴关系、成长、情感和决心五个方面共5道问题每题有三个答案可供选择:“经常这样”得2分,“有时这样”得1分,“几乎很少”得0分。将5个问题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是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13]。本研究中的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具有0.815的Cronbach系数符合测量学标准。

2.3.2. 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SCSQ-P)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由解亚宁和张育坤于1995年对Lazarus等人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进行重新修订,本研究采用了该量表中的积极应对方式分量表,该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四级评分法,即“不采用”记0分,“偶尔采用”记1分,“有时采用”记2分,“经常采用”记3分[14]。得分越高说明积极能力越高,此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917符合测量学标准。

2.3.3. 资料收集方法

取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指导其根据近一周内自身情况如实回答,所有问题均设置为必答题,并且每个用户只能参与一次。研究小组成员对填写时间短于90秒的数据予以剔除,对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采用SPSS27.0进行数据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家庭功能的基本情况

表1可知,平均值在4~6之间,因此此次研究大学生家庭功能状况属于中度障碍。

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function

1. 大学生家庭功能的基本情况

M

SD

家庭功能

6.495

2.750

3.2. 不同特征大学生家庭功能得分情况

表2可知其中家庭所在地不同的大学生与家庭功能得分的平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单亲家庭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Table 2. Comparison of family function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 x ¯ ±s , score)

2. 不同特征大学生家庭功能得分情况对比( x ¯ ±s ,分)

项目

样本量

APGAR得分

t

p

性别

147

11.194 ± 2.748

−1.451

0.147

318

11.593 ± 2.786

家庭所在地

农村

309

6.307 ± 2.757

−2.073

0.039*

城镇

156

6.870 ± 2.707

独生子女

49

6.184 ± 2.300

−0.836

0.403

416

6.531 ± 2.714

单亲家庭

39

6.026 ± 2.824

−0.113

0.266

426

6.538 ± 2.743

3.3. 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得分的基本情况

表3可知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得分的平均值为23.56,标准差为6.583。

Table 3.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coping ability score

3. 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得分的基本情况

M

SD

积极应对能力

23.56

6.583

3.4. 不同特征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得分情况

表4可知,不同特征大学生SCSQ-P得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able 4. Comparison of positive coping ability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 x ¯ ±s , score)

4. 不同特征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得分情况对比( x ¯ ±s ,分)

项目

样本量

SCSQ-P得分

t

p

性别

147

23.01 ± 7.862

−0.809

0.420

318

23.61 ± 6.122

家庭所在地

农村

309

23.23 ± 6.672

0.687

0.392

城镇

156

23.79 ± 6.812

独生子女

49

23.61 ± 5.401

0.212

0.832

416

23.40 ± 6.503

单亲家庭

39

23.26 ± 7.632

−0.158

0.874

426

23.43 ± 6.638

3.5. 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性

表5可知,家庭功能得分与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家庭功能得分越高,积极应对方式水平越高。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5. 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分析

M ± SD

积极应对方式

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

6.495 ± 2.750

0.448**

1

积极应对方式

23.56 ± 6.583

1

0.448**

*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p < 0.05)。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所调查大学生家庭功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家庭健康水平高,同时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增加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对与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而言,学生人际交往的机会增多,会不断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此时积极的应对方式就格外重要。所调查的院校均为地方本科高校,从调查结果中我们也能发现,大多学生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亲密,在被爱包围的环境下成长,家庭的结构关系良好、家庭的反应灵活性强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质量高。家庭成员对大学生在生活中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使他们能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突发事件。同时也意味着被调查者的家庭在家庭成员间交流、支持、决策、处理问题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上表现较为出色。被调查者的家庭对于所处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强,能够应对不同的挑战和变化。这些优秀的表现为该家庭的健康发展和和谐相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庭所在地差异上,所在地在城镇的大学生家庭功能显著高于所在地在农村地区的大学生。有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功能得分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收入对家庭功能的影响更为显著[15]。由于城市地区通常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城镇家庭的父母可能更具有教育意识,更清楚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处理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另外,城镇家庭往往更加核心化和小型化,这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互动更加的频繁,与此同时,城市还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和社交场所,能够让家庭成员建立更多的联系。

在此次研究中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得分处于中上等水平。性别,是否独生,是否单亲和家庭所在地和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有关,现代大学生在学校接受了各种技能培训,这有助于发展其积极应对的能力,随着时代的更新迭代,大学的教育资源也逐渐丰富,这也就使得大学生能够理解和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与压力。也有可能与学习经验有关,在大学期间,学生需要面对课业上的压力,社交上的压力,未来职业规划等各种压力与挑战,通过应对这些压力,大学生逐渐培养了积极应对的能力,积极的学习新的知识,学习时间管理和解决问题的技巧,逐渐的摸索出适合自己独一套的面对困难的解决办法。

本研究探讨了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14] [16]良好的家庭沟通和冲突解决能力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与他人交流和解决问题。家庭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方式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交技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些研究也表明家庭功能良好的个体,可以从家庭里获得更好,更积极的支持,在面对各种应激事件的时候也会更多的采取积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17]。在家庭内部,成员们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能够积极地互相帮助和支持。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还是重大的抉择,成员们都会进行共同的商议和决策。即使遭遇了困难和挫折,家庭成员们也能够相互鼓励和支持,共同应对并克服困难。从中也能够看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对大学生的积极应对能力也有影响。传统价值观的传承、文化认同和家庭的社会支持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他们的积极应对能力。

这也是在提示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对大学生的积极应对能力的教育,培养学生们的心理品质。这种关系既体现了家庭对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积极影响,也说明了家庭教育在塑造青少年积极应对方式方面的潜在作用。

5. 结论

1) 大学生家庭功能在家庭所在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性别、是否独生和是否是单亲家庭子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研究意义在于揭示挑战传统观念、促进性别平等和强调家庭功能的多样性,这些研究意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家庭功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 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在性别、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和是否是单亲家庭子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平等的原则,打破了传统偏见和刻板印象,而且为教育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 大学生家庭功能和大学生积极应对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家庭和谐以及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应该重视家庭功能的提升和积极应对方式的培养,为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韩引弟, 陈红艳. 家庭功能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研究[J]. 教察, 2021, 10(37): 80-83.
[2] Zhang, C., Zhang, Q., Zhuang, H. and Xu, W. (2023)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Social Anxiety and Aggress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29, 379-384.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3.02.134
[3] Yang, Q., Hu, Y., Zeng, Z., Liu, S., Wu, T. and Zhang, G. (2022) The Relationship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fea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 Article 15895.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2315895
[4] 侯丹, 王余娟. 家庭功能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校园心理, 2012, 10(4): 234-236.
[5] Lazarus, R.S. and Folkman, S. (1984) Cognitive Appraisal Processes.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Springer, 23-45.
[6] 余佳, 刘可智, 刘帅.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失眠的关系: 反刍思维的中介效应[J].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2020, 40(1): 137-141.
[7] 解学晓, 郎芳, 郑德伟, 等. 山东省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应对方式、安全感在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J]. 医学与社会, 2021, 34(8): 98-102.
[8] 谭清宇, 朱玲, 彭朕磊, 等. 应对方式与心理弹性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J]. 职业与健康, 2021, 37(8): 1113-1116, 1121.
[9] Tugade, M. M., Fredrickson, B. L. and Feldman Barrett, L. (2004)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ositive Emotional Granularity: Examining the Benefits of Positive Emotions on Coping and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1161-1190.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04.00294.x
[10] Kesh Kumar, S. and Bharti, D.A. (2021)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Among Arsenic-Induced Cancer Patients in Indo-Gangetic Plains of Bihar: Role of Proactive Coping.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43, 381-387.
[11] 沈怡芳, 张晓莉.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家庭功能的关系[J]. 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2(5): 89, 92.
[12] Smilkstein, G. (1978) The Family APGAR: 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 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6, 1231-1239.
[13] 刘瑞, 杜敏霞, 李雪, 等. 家庭关怀度指数与D型人格对初中生逆反心理影响的路径分析[J]. 职业与健康, 2022, 38(15): 2091-2094.
[14] 韩思羽. 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D]: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0.
[15] 卢瑀石, 张东枚. 粤港澳大湾区中学生家庭功能的影响因素分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142-145, 168.
[16] 刘凤娥, 张锦涛, 周楠, 等. 大学生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7(2): 90-96.
[17] 刘轩, 瞿晓理. 江苏青少年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19): 3564-3568, 3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