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国家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积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家庭文化建设。家规家训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在修身、处世等方面训诫子孙后代的家庭教育实录,在一代又一代家庭长辈的言传身教下,家规家训不仅时刻规范着孩子的言行举止,而且逐步引导孩子形成与现代社会要求相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1],对孩子学校教育的获得亦起到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工作,2023年,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8,705万人,同比增长3.2%,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难以在家庭层面获得良好的教育。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是其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金钥匙,且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家庭文化资本与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是教育不平等问题的中心议题[2],理清家规家训等家庭文化资本与家庭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城乡教育差距和进一步缩小城乡子女教育差距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规家训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优秀家训家规文化入手,对其现代价值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家训家规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家规家训治理家庭及家族,有助于促进乡村秩序的稳定[3]。此外,部分学者对新时代下如何传承优秀的家规家训文化进行探讨,认为要积极将家规家训的合理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有效衔接[4]。教育获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获得主要指个人在学校完成的最高学历,广义的教育获得近似于教育资源获得,主要包括子女是否能继续上学、父母的教育期望和教育参与[5] [6]。现有关于子女教育获得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实质上是各类资源的排斥,农村家庭具备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家庭先赋性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较大[7]。家庭资本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父母政治面貌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6],子女数量的增加也使得家庭内部教育不公平的现象更加突出[8]。另一部分理论是以从转移成本、外出收入等角度讨论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劳动力流动对子女高等教育决策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9]。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家规家训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家规家训的现代价值和传承路径,研究成果颇丰。学界关于农村子女教育获得的研究主要围绕家庭背景展开,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紧紧围绕着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两个维度展开,但是少有关于家规家训这一家庭教育实录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从微观家庭视角出发,利用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数据库,对家规家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进行深入地验证和探讨。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家庭是子女接触的主要和最重要的环境,家庭资本在解释子女教育获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Becker在其家庭经济学理论中提出,家庭决策的目标是实现家庭资源的效用最大化,而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具有人力资本功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属于一种人力资本投资[10]。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主要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研究家庭子女教育这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经济资本为一种显性资本,经济资本充裕的家庭可以为子女在学习方面提供各类物质资源,并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子女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家庭文化资本则是一种家庭隐蔽性资本,是家庭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特征和文化背景的有机结合,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布迪厄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把“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肉身化资本”“客观形态资本”和“制度形态资本”[11]。朱伟珏在阐释布迪厄理论时,认为“文化资本”通常是指与文化或文化活动相关的所有无形资产或有形资产,是一种表明文化和文化产物可能发挥的作用的功能性概念[12]。
家规家训是家庭和家族按照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规范,结合家庭和家族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后辈为人处世和持家治业等方面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3],是家风的重要体现和涵养方式,属于一种“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家规和家训对家庭成员进行教导和培育,并逐步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价值观。家庭教育价值观既是家庭教育核心,也是子女教育投入决策形成的内在驱动力。现有研究表明,以家规、家训、家范作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文化资本,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和高雅文化排斥机制两种作用机制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机制是指代际之间的等资本传递主要依托教育投资以及文化熏陶等方式提高子女人力资本[2]。子女能够在父母的各种培养方法和家规家训等家庭文化形式的影响下,获得在学习期间具有重大作用的各种目标、知识以及技能等,提高自身的教育获得水平[13]。高雅文化排斥机制强调文化资本在教育过程中被视为一种财富,父母及其他成员对子女学习等进行积极的评价有利于提高其教育获得水平。具体而言,家庭文化资本丰富的父母不仅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参与[14],也更善于利用家规家训等规范传递家庭教育价值观影响子女的学习观念。同时,子女亦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言行举止继承家规家训等文化资本,使其更容易在学习中获得成果以及获得教师、父母以及其他权威的认同,有利于提高子女教育获得水平[2]。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家规家训有利于提高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水平。
3.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数据库,问卷设计和调研实施的单位是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调查地点为江西省的南昌市新建区、九江市彭泽县、上饶市玉山县等12县,此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江西省12县随机抽取18个行政村,抽样入户调查的农户为1080户。在剔除子女受教育程度和其他解释变量缺失的样本之后,最终形成808个有效样本。此数据库中调查了农户个体和农户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农户资源禀赋情况以及乡风文明状况等,为本研究验证研究假设提供数据支撑。
3.2. 变量选取
本文探究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借鉴陈建伟[5]等人研究中衡量子女教育获得水平的方法,用子女受教育年限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衡量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现有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水平主要与家庭背景与个人特征密切相关。本研究根据个体变量和家庭变量对解释变量进行设计,以此来验证家规家训是否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产生影响。
被解释变量:子女受教育年限。依据调查问卷中“上了几年学?”问题的回答,用连续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更加真实、客观,因为可能存在一些未完成小学学业但选择自身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被调查者,此种情况会抬高对农村子女教育获得水平数据的统计。如表1所示,受访者其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9.31,处于中等教育阶段。
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有家规家训。参考王琪延等[1]的研究,家规家训用“家中是否有家规家训”来衡量。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6],选取子女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政治面貌、父母职业情况以及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子女年龄用其实际年龄来衡量;子女健康状况考查子女身体素质对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别用他们实际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父母政治面貌用“是否为中共党员”表示;父母是否非农就业用“是否从事非农工作”表示;家庭收入用当年家庭总收入来衡量。所有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
变量名称 |
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被解释变量 |
子女受教育年限 |
连续的教育年限(上了几年学) |
9.31 |
3.767 |
解释变量 |
是否有家规家训 |
是 = 1;否 = 0 |
0.173 |
0.379 |
控制变量 |
子女性别 |
男 = 1;女 = 0 |
0.645 |
0.479 |
子女年龄 |
实际年龄(岁) |
21.24 |
10.158 |
子女健康状况 |
很健康 = 5;比较健康 = 4;一般 = 3;比较不健康 = 2;很不健康 = 1 |
3.50 |
0.760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连续的教育年限(上了几年学) |
7.45 |
3.248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连续的教育年限(上了几年学) |
5.43 |
3.819 |
父亲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 1;非中共党员 = 0 |
0.43 |
0.495 |
母亲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 1;非中共党员 = 0 |
0.35 |
0.476 |
|
父亲是否非农就业 |
是 = 1;否 = 0 |
0.14 |
0.352 |
母亲是否非农就业 |
是 = 1;否 = 0 |
0.02 |
0.152 |
家庭收入 |
家庭年收入:12万元以上 = 5;10~12万元 = 4;5~10万元 = 3;3~5万元 = 2;3万元以下 = 1 |
2.419 |
1.406 |
3.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受访农户家庭中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1年,最低的受教育年限为小学一年级,最高的受教育年限为博士研究生。多数(34.78%)受访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占比为21.78%,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占比为30.69%,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比为12.75%。在受访农户样本中,82.76%的农户家中没有家训家规,140户农户家中拥有家训家规,占比为17.33%,由此可见,家规家训这种家庭传统教育实录在农村地区并不普遍存在。在个人特征方面,受访者多为男性,平均年龄为21.24,且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数居多,大部分受访者身体状况为健康。在家庭特征方面,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平均在3~5万元,37.05%的农户家庭年收入为3万元以下;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5,处于中等教育的初级阶段,其母亲平均受教育程度为5.43,处于小学阶段;16.71%的父母为中共党员;较少部分父母从事非农就业。
3.4. 模型设定
子女受教育程度通常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多元回归是研究一个因变量受到两个及以上自变量影响的计量分析方法。基于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子女教育获得为因变量,家规家训为自变量,其他个体因素及家庭因素为控制变量,探究各种因素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设定的模型如下:
其中,
表示因变量子女教育获得;
为截距项;系数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家规家训(
)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程度;系数
表示控制变量(
)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程度;
表示随机误差。
分别表示子女年龄、健康状况等控制变量。
4. 实证分析
4.1. 回归结果分析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常数项/变量 |
(1) |
(2) |
子女受教育年限 |
子女受教育年限 |
家规家训 |
0.774** (0.349) |
0.942*** (0.319) |
子女性别 |
|
0.083 (0.252) |
子女年龄 |
|
0.153*** (0.013) |
子女健康状况 |
|
0.448*** (0.162)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
0.062 (0.040)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
−0.047 (0.035) |
父亲政治面貌 |
|
0.339 (0.356) |
母亲政治面貌 |
|
0.162 (0.802) |
父亲是否非农就业 |
|
1.167*** (0.252) |
母亲是否非农就业 |
|
0.480* (0.261) |
家庭收入 |
|
0.193**(0.085) |
常数项 |
9.177*** (0.148) |
2.880*** (0.834) |
观测值 |
808 |
808 |
注:“***”、“**”和“*”分别代表该系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如表2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时,家规家训的系数为0.942,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家庭拥有家规家训后,子女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增加0.942年,因此,可以认为家规家训对子女的教育获得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子女年龄以及子女健康状况均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政治面貌与母亲政治面貌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从事非农工作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的影响更具显著性。
4.2. 异质性分析
基于上述结论,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本文从地域这个维度检验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异质性影响。
Table 3.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3.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
赣北地区 |
赣南地区 |
子女受教育年限 |
子女受教育年限 |
家规家训 |
0.445 (0.384) |
1.319*** (0.447) |
子女性别 |
−0.038 (0.329) |
0.231 (0.388) |
子女年龄 |
0.141*** (0.019) |
0.169*** (0.024) |
子女健康状况 |
0.654*** (0.232) |
0.177 (0.282) |
父亲受教育程度 |
0.065 (0.056) |
0.056 (0.067) |
母亲受教育程度 |
−0.087** (0.044) |
−0.003 (0.053) |
父亲是否非农就业 |
1.222*** (0.322) |
1.012** (0.393) |
母亲是否非农就业 |
−0.100 (0.326) |
1.112*** (0.393) |
父亲政治面貌 |
0.404 (0.513) |
0.495 (0.513) |
母亲政治面貌 |
−0.886 (1.059) |
1.300 (0.890) |
家庭收入 |
0.068 (0.112) |
0.334** (0.130) |
常数项 |
3.160*** (1.122) |
2.637* (1.362) |
样本数 |
469 |
339 |
文化差异在不同地域之间是客观存在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在个体能力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调查者依照地域分为赣北、赣南两组,其中,赣南地区包括赣州市、吉安市和抚州市,分析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异质性影响。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家规家训只对赣南地区的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赣北地区的子女教育获得水平则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可能是因为赣南地区多数属于客家文化,客家人喜欢聚族而居,且拥有非常强烈的宗族观念,乐于修建祠堂和修订宗谱,利用家规家训等来治理宗族和家庭,家庭子女可以通过继承家规家训这一家庭文化资本,提高自身教育获得水平。
4.3. 自选择问题讨论
在基准回归中,家规家训不一定是外生变量。家中是否拥有家规家训是人为自我选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随机选择的过程。在本次研究使用的样本中,家中拥有家规家训和家中没有家规家训的样本数量也不均衡。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家中拥有家规家训对子女教育获得水平的影响,二是拥有家规家训的子女与没有家规家训的子女可能存在一些因子女本身特征的差异对子女教育获得水平所产生的效应,如果将两组样本的子女教育获得水平进行直接比较的话,这些差异可能导致样本自选择,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基于此,为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参考已有文献的处理思路[15],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设立一个随机试验条件,以便在拥有家规家训和没有家规家训的样本组之间可以进行直接有效地比较。本文先依据农村家庭的特征和农村子女的特征,使用Logit模型估计各个样本家庭进入处理组(家中拥有家规家训)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值。依据倾向得分值对拥有家规家训样本组和没有家规家训样本组得分最相近的农村家庭加以匹配,从而为拥有家规家训样本组寻找适宜的“反事实”对照组,以便于在每个特征变量都相符的情况下,考虑关键性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所产生的影响。
为保证各个农村家庭的匹配质量,当得到两个样本组的倾向得分值后,需要对其进行均衡性检验,并进一步探究其共同取值范围。图1为农村家庭倾向得分匹配前与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如图1所示,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倾向得分值出现部分重叠的区间,表明匹配后共同取值范围内存在部分观测值,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两组样本倾向得分值的概率分布更加接近,可以认为,匹配后,控制组和处理组样本的特征更加相近,两个样本组的差异在匹配后进一步减弱。
Figure 1. Comparison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matching
图1. 匹配前后倾向得分值概率分布对比
本文利用如下三种方法: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对每个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进行匹配,并测算了两个样本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分析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如表4所示,采取不同匹配方法获得的平均处理效应都显著为正,PSM结果证实了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多元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Table 4. Results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表4. 倾向得分匹配法结果
被解释变量 |
匹配前后 |
拥有家规家训 |
没有家规家训 |
两组差异 |
S.E. |
T-stat |
子女教育获得 |
前 |
9.952 |
9.105 |
0.847* |
0.476 |
1.78 |
近邻匹配(1:3) |
后 |
9.952 |
9.115 |
0.837** |
0.377 |
2.22 |
半径匹配(0.01) |
后 |
9.933 |
9.086 |
0.847** |
0.381 |
2.22 |
核匹配 |
后 |
9.952 |
8.992 |
0.960*** |
0.328 |
2.92 |
注:1.64 < |t| < 1.96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1.96 < |t| < 2.567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t| > 2.567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数据库,通过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家训家规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 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PSM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水平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2) 子女健康状况、父亲是否非农就业和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获得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健康状况会产生子女在学习期间的能力素质差异,父亲就业类型和家庭收入则导致家庭教育经济支持差异,最终会导致子女教育获得水平的差异。3)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赣北地区,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产生的正向影响在赣南地区更为显著,这可能与赣南客家文化浓厚有关。
教育获得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不仅影响乡村学生教育机会的获得,更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实现教育公平有利于促进农村家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提升子女的教育获得水平,进而缓解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推进农村地区家风建设,重视优秀家规家训的传承。首先,村民委员会应紧密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家风建设活动,如家风文化节、民俗表演等活动。同时,依托家风文化墙、家风故事展板、微信群等形式各种宣传途径开展好家风、好家训的常态化宣传。其次,农村家长应注重提炼与传承家训家规文化,将家规家训的合理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效对接,充分挖掘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将传统家规家训中的优秀内容转化为现代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鼓励子女认真研习传统家规家训的内涵,充分发挥家规家训对农村家庭子女的教化作用,帮助子女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最后,不同地区及不同农村家庭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观念具有差异性,应通过开展讲座、培训等方式,为农村家长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进而提升子女教育获得水平。
2)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水平。首先,各地区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增加其经济收益。同时,为农民提供免费的就业以及技能培训,鼓励农民积极从事非农工作,拓宽增收渠道,推动农村家庭产生正向的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和子女健康投资行为。其次,实施差异化的教育帮扶政策,积极提供教育资助以提高贫困家庭教育投资能力。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等多种途径向家庭贫困生提供更加可行的助学贷款、学生补助等资助项目,确保这类学生不因经济原因而失学。
3) 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支持力度,提升农村教学设施水平,利用互联网和远程教育技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其次,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在资源配置上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大力增加乡镇中小学教育资源供给。最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提高农村教职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吸引优秀人才、鼓励大学生下乡支教等措施,为农村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同时,通过加强农村教师的培训力度,调整农村教师结构,实现学历、学科、职称结构的合理化,提升教师素质。
基金项目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23年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江西省天然林碳汇价值与居民碳汇支付意愿的关系研究:耦合机理及补偿标准构建”(编号:JG202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