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园林美学传统，积累了丰富的造园实践理念和思想理论。文人开始进入朝堂对私家园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唐代选择“中隐”的文人士大夫所造的园林盛行。古代洛阳地理位置优越，在此地修建文人园林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支持，不仅有洛水穿城而过，还有伊河、瀍河环绕。唐代，文人士大夫们纷纷在洛阳修建园林，以致这一时期私人园林空前兴盛，在园林营造的方法上也拥有成熟的理论系统，文人士大夫们在营造园林的时候非常注重对园林意境的营造。文人士大夫在园林营造上能有如此之高的造诣，是因为他们崇尚自然，在园林营造中融入自己的审美意趣，所造园林代表着他们的精神追求。
隐逸思想始终贯穿在唐代私家园林的发展历程中，当隐逸思想发展到唐朝时，尤其以白居易的“中隐”为主导思想。白居易不仅对文学有杰出贡献，而且在园林的营造上也颇具自己独特的风格。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履道里，营造了履道里宅园，这一处宅园是他园林营造的典型代表，集中了他的造园手法和造园理念，充分反映出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对造园的美学追求，在此园中能深刻地体会出白居易思想转变后的“中隐”思想与精神追求。
白居易园林思想理论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率先对白居易园林思想进行研究的是王铎先生，他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文献和著作，对其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研究。在《白居易的造园活动及其园林思想——兼论洛阳履道坊白氏故里园》中认为营造园林能美化环境和促进社会文化建设，观赏园林能陶冶性情、培养情操。对于园林的选址和塑造园林景观要与自然环境相结合，认为妙用泉水、善于借境、合理置石、尺度宜小、意境幽静等白居易造园理念对园林的营造十分重要。在这之后，岳毅平还概括了白居易园林思想即“顺乎自然”“善于借景”“闹中取静”“以小见大”。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用白居易的履道坊宅园来举例说明他自己的造园目的，反映当时的文人园林观。他认为白居易造园是为了寄情园中，修心养性，认为当时的文人园林怀着用园林中的泉、石、竹、树来修养心灵，用诗、酒、琴、书来愉悦本性的思想观念。王毅在《园林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白居易的园林思想不仅与他的隐逸思想有关联，还和他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认为白居易所提倡的“壶中天地”的园林空间原则非常有学习价值，认为白居易之所以能在中唐隐逸文化中独树一帜，除了他对园林的偏爱和对造园艺术的突出贡献之外，还因为他所创立的“中隐”理论，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折射了当时士大夫的命运和挣扎。国内对白居易的研究多以文学为主，对白居易的园林美学思想进行了较少的分析。
与国内类似，海外对中国古代园林美学的研究资料较少，对白居易的园林美学研究更显薄弱，因为很多因素，比如语言、文化障碍以及相关文献实物参考不便等。而白居易对日本的影响很是重大，日本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白居易的园林思想理念。日本学者更多地将白居易的园林思想与其诗文的意境相结合，例如埋田重夫在考察白居易《池上篇》中的宅园时，从闲适诗的角度出发，剖析白居易对宅园的处理，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日本对于白居易园林思想的接受偏向。西泽文隆《庭园论》论述了白居易园林思想、造园理念对日本庭院发展的影响。外山英策《室町时代的庭园史》中提出，日本长期致力于白居易的园林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日本庭院文化主题。日本对白居易的文学成就比较重视，而疏于对其在造园上的研究。
客观说来，中国古代园林研究已有成果成绩斐然，但仍有不足。例如，中国古代园林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的变迁和具体园林的发展，而从美学层面进行的理论分析则相对较少。对白居易的研究主要也以其文学为中心，而对他的园林思想研究则比较薄弱。白居易是一位著名的大诗人，他将自己诗的意境、作为文人的想法抱负都融入到自己的园林营造中。他的园林思想对后世园林有很大的影响，即使在当下，也依旧有可供参考的地方。
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得出文人士大夫阶层通过营造园林，寄情于园；结合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白居易所造私园的特点，联系园林生活与中隐，为探讨白居易园林美学思想的内涵做铺垫。第二部分则是在中唐之前的中国文人传统隐逸思想中探讨白居易“中隐”思想所蕴含的中庸、知足保和、逍遥闲适的生活内涵。第三部分是白居易提出“中隐”思想后，选择中隐于园，通过他崇尚小尺度的审美，发现其顺应自然，以小见大的形式美原则和领略履道里园所蕴含的丰富意境。
2. 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与白居易的造园活动
(一) 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
中国古代园林一开始指的是果蔬和渔猎的物质生产场所，后来慢慢发展为了一种精神场所，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山水式园林。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历程：
一是以帝王经营的苑囿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萌芽期。在商、周、秦、汉时期的园林，苑囿的作用就是让人们可以在自然山水环境中划一块地出来，供人们生产、狩猎、游玩、观赏。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造园活动以宫室建筑的营建为主要内容，所以园林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二是以自然为主题、文人为创作主体的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奠定期。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大学说互相融合，逐步完善，为中国古代园林奠定了基调。在园林艺术方面，文人开始涉足园林，重视自然山水。文人开始把山水园林当作自己的思想载体，中国古代园林的“文人”特征逐渐凸显。在此期间，中国园林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皇家、私家、寺观三大园林类型并驾齐驱，为中国古代自然山水园林奠定了底色。
三是以文人作为主要创作群体的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兴盛期。唐代时期的园林是在魏晋南北朝奠定的自然园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唐朝的皇家园林就继承了秦汉时期的阔大奔放，还在受到文人园林的影响下，具有了“文人气”[1]。文人从诗画入手，将理想与园林结合，在禅宗的影响下，造园以自然为基础，注重园林的“意境”营造，从而形成“写意”的文人园林。在这个时期，在隐逸思想的影响下，城市园林有了长足的发展。
四是以文人园林为主流的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成熟期。宋代的文人园林于魏晋时期萌芽、于唐朝兴起，其简约、疏朗、雅致、自然的风格对皇家园林影响很大，使得皇家园林的规模逐渐缩减，而在立意和经营上却逐渐变得精巧和细致。两宋文人把绘画理论引入园林创作中，使写意的山水园林在宋代得到发展，走向成熟。但两宋文人的写意园林已从对自然山水的关注转向对其的模仿，逐渐脱离了天然环境，而寻求生命的“自然”。
五是园林全面文人化的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鼎盛期。元、明两代的造园技艺日益精湛，但由于缺乏自然山水的滋养，对园林营造没有新的观念注入，造园日趋成为文人的一种主观艺术，城市园林逐渐世俗化和平民化。
六是园林理论停滞的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衰落期。清朝文人不再拥有对园林的审美理想，亦没有了创造园林的热情，只是延续着魏晋以来的园林文化。而且富丽堂皇的风气早已浸润“自然”和林泉之志，园内雕梁画栋，家具摆设都是奢华的。园林艺术只是技巧的完善，匠人成为了园林的主要创作者，文人逐渐退出园林创作，这时期的园林创作已然没有了田园之乐和山水情怀。
纵观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园林的特质是“自然”，中国古代园林的主要创作群体为文人。唐代的士大夫文人阶层通过造园来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寄寓其中。白居易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不但在诗坛上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还创作了诸多关于园林营造方面的论著，拥有自己独特的理念。
(二) 白居易的造园活动
白居易在文学方面具有很大的贡献，以至于他在造园上的卓越成就被掩盖，其是一位影响深远的造园大师。园林是与自然的结合，在中国园林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以自然的材料、典型的山水形象、诗情画意为依据，并以这个依据、模本、艺术境界为追求目的，共同塑造自然美的艺术形象。同时，园林还是一种自然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联系的艺术空间。[2]因此，园林堪称中国古代四大艺术，即书法、绘画、建筑和园林的瑰宝之一。园林艺术发展到我国封建社会鼎盛的唐代时期，逐渐走向成熟。很多诗人、画家开始参与造园活动，比如说王维，他不仅是诗人、画家，还是造园家，他的辋川别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风景园林实例。白居易处于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是诗人，但也喜欢绘画，为此写过画论；他也善音律，能弹琴、唱歌、跳舞；他亦非常喜爱鉴赏园林，自己参与造园活动，为此创作过园论，我们可以在他的相当多的闲适诗中发现其园林美学思想。因而白居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造园家，他的履道里宅就曾经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对后世园林文化产生过很大的积极影响。
白居易的一生中先后营造过四处私园，分别为渭水之滨南园、庐山草堂、长安新昌坊宅园、洛阳履道坊宅园。
第一处是渭水之滨南园。渭上南园是白居易在渭南下邽时的居所。白居易的母亲在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过世，按照祖制他要为母亲守孝三年，于是他退居渭水，在渭水旁边的金氏村老宅营造了渭上南园。根据白居易的诗文“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3]“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3]可以看到，在渭上南园中，他运用植物造景并借宅园外部的自然之境来丰富宅园的景观。
第二处是庐山草堂。元和十二年丁酉(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在庐山香炉峰、遗爱寺之间修建了小型自然园林式郊野别业庐山草堂。居易重视园林的选址，选择的标准为自然风景优美之处，于是其草堂建于香炉山的背面，介于香炉峰和遗爱寺之间的平坦之处，“面峰腋寺”，隐于“峰寺之间”，充分借周围自然的景色丰富草堂之景。根据其《庐山草堂记》记载，草堂在半年后建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建筑面积不大，草堂外部的装饰质朴，室内陈设简单。白居易妙用泉水，引其入园，在草堂前修建了一方形水池，养鱼种莲。庐山草堂的建造，遵循了白居易自然质朴的风格，以石为阶梯，以纸为窗，以竹为帘，以麻为帐幕；堂内摆放着四张木椅榻、两座素色屏风、一张漆琴以及儒、释、道书籍各三卷，室内摆设简单质朴，素雅自然。虽简单朴素，景周边却有竹树云石环绕；仰观可见山色，俯听可闻泉声，借景于周围山光水色，极尽穷目，达到了使人心旷神怡而天人合一之境。
第三处是长安新昌坊宅园。长安新昌坊宅院是居易被贬忠州刺史任期满回到长安后，购买的人生第一座宅院。座落在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五街。据他在《题新居寄元八》中记载：“青龙岗北近西边，移入新居便泰然。……阶墀宽窄绕容足，墙璧高低粗及肩。莫羡生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可知白居易用很少量的钱就买到了新昌坊的小宅。也大概因为价格便宜，所以地理位置偏狭，宅院规模较小，宅园些许鄙陋。“陋巷掩弊庐，高居敞华屋。”[4] (p. 474)长安新昌坊是白居易最后一处居所，此时的居易已五十余岁，与初到长安时的乐天态度截然不同，他需要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由诗句“唯应方寸内，此地觅宽闲”[5] (p. 278)可看出宅园窄小，高墙遮挡了外部景观，在此地无法借境，影响了园林营造，但是长安新昌坊宅园在里坊深处，较为安静，居易在此地获得了难觅的安静闲适。
第四处是洛阳履道坊宅园。白居易选择在洛阳履道里营造宅园，在宅园进行系列的改造营建时，开始把“中隐”思想观念付诸于现实。白居易营造履道坊宅园，现实反映了他一生浮沉之后的心态和人生理想。白居易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回归洛阳，自苏州刺史任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购买了杨凭宅。公元829年，他回到洛阳，开始修葺宅邸，此后再无官职，卜居履道坊，亲自修营园池，“数日自穿凿，引泉来近破”[6] (p. 700)。对履道里的西北角进行了总体规划，在履道里的北面建有宅院，南半部分主要是园，园中有水池，池塘边上竹树环绕，池中荷叶随风飘飞，莲花绽放影子绰约，竹隍荫舍幽静清心。池中有三岛，岛和岛之间有高桥和平桥相接连，岛上建有小亭阁。岛上亭阁还是封闭式的，人们可以在其间读书、喝茶、卧宿。对此，白居易在《葺池上旧亭》中写到：“池月夜凄凉，池风晓萧飒。欲入池上冬，先葺池中阁。向暖窗户开，迎寒帘幕合。苔封旧瓦木，水照新朱蜡。软火深土炉，香醪小瓷盖。中有独宿翁，一灯对一榻。”[4] (p. 473)园的西边和伊渠相接，建有小楼，在楼下砌有小堰，白居易就经常在这个楼上听潺潺伊水声。把伊水引到园内，可以看见白石砌的小滩，也叫“南滩”。白居易借自己的小滩景观寄寓了一种崇尚园林文化的精神。洛阳履道坊是白居易在晚年的一次成功的私人园林营造，也是其经营、治理、游玩园林时间最久的一个，亦是其最为重要的造园实践。
总而言之，白居易一生为自己营造了这四处私园，每座宅园都各有特点。渭上南园借自然之景造景；庐山草堂宁静自然，并在这一造园过程中，逐渐形成“中隐”思想；长安新昌坊宅园虽偏狭鄙陋却较为安静；洛阳履道里宅园则是把“中隐”思想付诸现实，在景观布置中寄寓了所崇尚的园林文化。在传统园林文化体系中，中国文人的隐逸是重要的内容，其在经过观念和实践不断地拓展和传承中，已深深扎根于文人园林之中，成为其中不能忽视的精神诉求与必不可少的取景意向。唐代文人士大夫在园林中找寻到了一片逍遥闲适的净土，不必再通过隐迹荒野来实现自然脱俗的情怀，置身于片石勺水的园林环境之中，即便是在繁华的城市里，也能舒展内在心性达到进退自如、闲静恬淡的隐逸境界。白居易的履道里园林是一种融通仕与隐、出与处、兼济与独善的生活方式，白居易等文人士大夫在其中修身养性，体悟个体生命自我的存在和隐逸独立人格精神的存在，寄托于园林，并从中获得慰藉，从而使整个身心逐渐归于平静与超脱。在白居易的私家园林中，他在一个规模甚小的天地中，建立起山石、池泉、岛屿、桥树、亭堂、花草等完备的景观体系，造就出一个大千世界，他对园林艺术的巨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隐逸文化。
3. 白居易园林美学的生活观
(一) 中国文人的隐逸传统与白居易的中隐观
唐代政治开明，统治者和朝廷尊重文人，对待文人隐士十分优待，隐逸之风盛行。在这个时期，文人的价值观、人格独立和生活情趣得到了关注与重视，日趋形成承前启后的隐逸文化。然而在过去，士大夫传统的处世态度是“仕”与“隐”。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云：“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庄思想更是提倡人们避开乱世、退隐山林。而就隐逸文化的主要内容来说，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老庄哲学作为隐逸文化的主导思想与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达成了互相平衡，并长期影响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志向。另一方面，为了和老庄的哲学宗旨相呼应，士大夫阶层崇尚自然风貌的士人园林，纷纷在自己现实的具体生活环境中营造出自然、不受权势、尘世喧嚣纷扰的居住环境。因而在老庄哲学的主导下，崇尚隐逸文化的士人具有的独立品格和精神自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文人因为能够营造出既远离尘嚣又富有自然山林气息的园林，所以文人园林便成为了千百年来隐逸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在士大夫们如何对待出处进退问题的态度上，可以屈原、陶渊明和白居易为三个典型代表。
出生在战国末期、秦楚争霸乱世中的屈原是坚守忠君爱国理想，能以身殉道的典型。他正道率直，殚精竭虑辅佐君王，一生为国为民，最终因难酬忠君爱国之志，忧愤沉江而亡。屈原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精神境界为后世士人所追崇，但屈原所追求的理想和行为准则是后世士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屈原式以身殉道的大悲剧只有当个人特有的身世命运和重大的社会历史碰撞时才会演绎，这样的大悲剧，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然而，陶渊明那种“守拙归田园”，甘愿亲自耕作忍受清贫，耐得住贫困和寂寞的真隐士，亦是后世士人们可学而不可及的。
陶渊明是退隐田园，消极避世的典型。隐逸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猛发展，陶渊明是文人园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之一。陶渊明处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唯有采取回避现实，“邦无道则隐”的态度。后世士人十分尊崇陶渊明，因其能够抛开荣誉和利益，甘于隐居，秉持宁可穷困而死，也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清高精神。陶渊明因其诗歌风格真率自然而被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
而唐代的白居易调和二者，走上了“中隐”之路。白居易认为，人们的思想行为与处世态度，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都被“时”与“命”这个现实主客观条件所制约。代表时势优劣、世间运道兴替的“时”和代表个人遭逢际会的“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顺应，不应抗拒。“时”与“命”主宰着人生的穷达利钝，所以白居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求能以委顺任运的通达态度面对人生的死生穷达、利钝得失。他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残酷的政治打击面前，开始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命”论中找寻解脱，从乐天知命和委命顺时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还吸收了佛家识心见性、道家知足保和的思想。
综上，白居易对“时”与“命”的理性认识、大半生的体悟、仕途的选择在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了“中隐”思想的形成。基于对“时”与“命”的不可抗拒性的理性认识，白居易折中了屈原和陶渊明，于出处进退中选择了“中隐”道路。白居易选择安闲舒适的“中隐”之路，在人生境界上也许达不到屈原的悲壮和陶渊明的清高，但在为后人所能及可学的现实人生追求上，不但恪守“独善之义”又通达务实。
白居易一心想要报效国家，作为左拾遗大夫，不言是失职，直言却遭排挤，招来祸患，所以他在《重题》中说：“官途自此心长边，世事从今口不言”从此辞别仕途，闭口不言。还在《黄石岩下作》中说：“昔日青云意，今移向白云”说明居易已从仕途失意中走了出来，将要去寻找大自然的美好，也即是说这个时候在白居易的脑海中“中隐”道路已明确形成。在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之时，他就写下了《中隐》。“中隐”道路不但可以避免大隐所带来的忧心烦虑，还避开了小隐所带来的清贫如洗，既有俸禄，还不用忙碌于公事，是上上之选。
“中隐”由“中”和“隐”组合而成，隐逸之独特性由这一“中”字表达得淋漓尽致，不但强调了隐逸的程度，还体现出了儒家的中庸思想。白居易在《郡亭》云：“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6] (p. 116)在《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亦云：“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6] (p. 2490)从中皆可看出白氏的“中隐”充满着中庸色彩。中隐的“中”不仅有儒家的中庸内涵，还有园林的空间结构，更有位于闲职所带来的经济保障，虽然没有了往来如织的友人，却有了更多患难与共的知己，表面上看权力有所减少，实际上却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白居易十分满意这种中隐生活，因其可以在冷热中间安置自身，无需烦劳政治，也不用忙碌生活。白居易虽期盼大隐于朝市，但这由不得他个人抉择。白居易充分意识到要有物质上的支持，才能创作艺术和开展自由审美活动，就好像宴乐、访友、游园、饮酒等这般休闲惬意的诗人生活与陶渊明式饥寒困苦的隐居生活大相径庭。陶渊明逍遥自在的隐士生活令人羡慕，物质上的匮乏却让人无法忍受，所以白居易更趋向中庸。具有中庸观念的中隐是一种圆通的处世哲学，既没有失去物质保障还保持了个体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中隐的生活，不但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还在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找寻到了内心的适宜与自足。中隐把隐逸风度从山林、庙堂之间转移到文人士大夫的私家园林。文人隐逸，不用再“归园田居”，更不用遁迹于山林，园林生活已将之完全取代，例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和履道里园。
(二) 知足保和——理想和现实碰撞后的处世态度
在唐朝特有的政治机制下，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仕途，但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总会产生矛盾。白居易积极入世却屡遭贬谪，所以他从心系政治逐渐倾向观照个人生活和生命个体。“知足保和”是白居易“中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又或退公，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知足保和”的“中隐”观念让白居易整个人发生了转变，从前期的积极上进想要兼济天下到后期的消极退隐寻求独善其身。白居易早期的诗歌关注社会、民生，但后期就侧重于描述个人生活了，而且大多是结合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人生感悟抒发个人情感。陈寅恪先生谓：“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他认为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概括起来，最独特之处在于“知足”，而这种“知足”不是陶渊明那种清贫生活的隐逸，而是有物质保障的。白居易基于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深刻认识，选择了“中隐”之路，代表了像他一样出身贫苦的士人们的普遍心声，这种思想以及生活方式被后世诸多文人士大夫所效仿。其实在白居易遭遇贬谪之前，在一心想要“兼济天下”的时候，就抱有知足保和的处世态度，他厌倦名利场上的竞争与喧嚣，欲念无生，想要寻求虚静的自我修养。
白居易正是通过“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进不厌朝市，退不恋人寰。”[7]这种超然的精神机制，调和他多年仕途上的失败，从而形成一种游刃有余的心态，这也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碰撞时，寻求安慰的途径。在白居易悠闲、知足的中隐生活背后，隐藏着他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中隐”的生活，让他的政治热情渐渐冷却，最后变成了一个“吟玩性情”的文人，也造就了他众多的经典作品。白居易为了消解屈原以来中国文人的执着精神，提出了“中隐”的“知足保和”理念，既免去了参加政治斗争所造成的劳累，又免去了隐居深山之后的劳苦，为后世的宋朝士大夫们树立了榜样。
“知足保和”的思想，在生活层面上，主要体现在白居易拥有高雅的情趣和独特的审美能力。白居易很讲究居住环境的幽静，他在长安为官时，也是住在僻静的偏僻之处，这样的环境，既可以避开繁华热闹的朝市，又可以得到更好的休养。白居易不但喜欢幽静的生活，而且也喜欢有高尚品格的动物和植物。他喜爱竹子的高洁，在他的诸多诗词中，都有关于竹子的描写，如“窗前故栽竹，与君为主人”[5] (p. 68)。喜爱用松和竹来点缀园子的四周，营造出清幽宜人的居住氛围，再配上书和琴，简直妙不可言。在池子周围也种上自己喜欢的植物，有花草、有树木、有山水，营造出了一种精致小巧的山水园林景观。非常喜爱像鹤这样象征高洁的动物。他特别作了一首关于鹤的诗：“人各有所好，物固无常宜。谁谓尔能舞，不如闲立时。”(《鹤》)他喜欢鹤就像超凡脱俗的神仙，飘逸潇洒，不食人间烟火。他对鹤的喜爱之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是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只带了天竺石与华亭鹤，并像老朋友一样，悉心照顾着它。白居易还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庐山草堂，处处都是他的精心布置，不仅有古松、山池环绕，还有鱼儿、荷花，景色宜人。白居易独特的审美观也使他可以像园艺家那样，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自己的设计和改造。他精心布置自己的履道里园池，有一次，他看到树木长得太过茂密，就自己操刀把树枝裁疏了，因为他觉得叶子太多，遮蔽了在池上向外看的视野，也挡住了迎面吹来的凉风，更看不到池水因风吹过而波光粼粼的美景，于是就亲自裁剪树枝：“结构池西廊，疏理池东树。此意人不知，欲为待月处。持刀间密竹，竹少风来多。此意人不会，欲令池有波。”
总之，白居易不但喜欢幽静的居所，也喜欢象征高洁品格的动物与植物，还喜欢营造池中的风光山色，这不仅体现白居易关心衣食住的生活观念，还体现了他具有高洁清雅的品格和闲情逸致。白居易历经宦海浮沉，仍能如此悠闲地装点生活，正是他处变不惊、善于自我调节、“知足保和”的人生态度。
(三) 逍遥闲适——个体生命的关怀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之后，白居易基本以分司和退休官员的身份定居于洛阳，耽玩于履道里园，在这一壶中天地的杯酒声色中和与洛中君子的交游酬唱中，享受逍遥闲适，践履着一种中隐的生活方式。这种兼得权位和养闲情的生活方式，使得居易最终以中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处事法则，而中隐生活的核心就在于“适”。
白居易晚年看破世间名利与宠辱，远离了政治，远离了烦恼，在洛阳城过了一段悠闲的园林时光，精神得到了自由与宁静，正如他在《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中所说：“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潇洒可终身。”在履道里园中生活，不用追慕功名利禄，只需追求生活中的潇洒乐趣和高雅精神。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尤其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以及保持自己独立人格与审美理想。白居易用“逍遥闲适”的心态来实现其中隐思想。《旧唐书·白居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他在《郡内闲居》中写道：“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他追求的是性达神欢的闲适，这种逍遥闲适的生活方式，也为后来的很多文人士大夫所钦羡。白居易逍遥闲适的思想，源于道教所宣扬的“个体身心自由”的老庄思想，深受陶渊明的隐逸思想的影响，他对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十分憧憬，但受中唐政治环境和现实生活因素的制约，他不愿因为物质的匮乏而生活贫苦，最后没有彻底舍弃官场，隐居深山，反而做了一个闲官，过着“逍遥闲适”的中隐生活。
中隐的生活，使得白居易得以在官场留下行迹，同时也为其精神的自由与超脱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隐逸，还是白居易在新形势下形成的生活美学。白居易构建“中隐”思想理念，旨在为个体生命找寻到解决生存困境的出路。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使得文人士大夫不必脱离政治，不必忍受穷困潦倒的饥饿，他们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解脱出来，消极反抗的同时，追寻独立的人格，找寻生活中的美，这正是他“中隐”思想的独特之处，也是这一观念的本质与生命力源泉。
4. 白居易园林美学的形式原则及意境理想
白居易通过营造园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身心适宜的居住场所和一个心灵的栖息地。与中晚唐以来文人所普遍向往的“壶中天地”理想的时代思想潮流一致，白居易的园林审美追求“以小见大”的美学效果。从面对大江大河的兼济天下到以方寸园池为广大境界的独善其身，最后享受园池逍遥闲适的悠闲生活，白居易经历了从“朝隐”到“吏隐”再到“中隐”的思想转变。白居易提出的介于“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之间的“中隐”是一种兼备动静，可进可退的两全之法，园林也再次成为了隐逸文化的载体。中隐于园，白居易尤其推崇隐于“小园”，他在《自提小园》中说到：“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对于小园景观要素的亭、台、楼、阁、池、院、屋等白居易在其诗歌中记录颇丰，这充分的表达了他的中隐思想对“小”的偏爱。他说“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4] (pp 84-85)“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5] (p. 168)“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酬吴七见寄》)“新昌小院松当户，履道幽居竹绕池。”(《吾庐》)“方丈”之中，含蕴万物；一泓池水，一方小亭，都体现了“以小见大”的思想。白居易的小园虽小，但在其小园之中山石、池溪、亭台、楼阁、花木没有缺少一个，在小小的“壶中”，却满满装下了整个大千世界。
(一)“中隐”与园林审美尺度
就白居易彼时的经济条件而言，购买小园并不是无奈之举。白居易有能力购买更大的园子，但小园的形式更符合他心中的理想隐逸状态。同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造园家能够营造出在小中就能见其大的园林，这更可以反映出他的造园本领。从白居易“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4] (p. 464)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小园经过设计后，可以让人感受到较大甚至“恢宏”的空间，视觉空间更大，同时获得更多的园林体验。
白居易十分钟爱“小园”的审美尺度。他在《自题小园》中说：“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在《酬吴七见寄》中说：“谁知市南地，转作壶中天。”还在《病假中南亭闲望》中说：“闲意不在远，小亭方丈间。”，他在很多诗句中都表达了自己“以小见大”的园林思想。在中国早期的古典园林中，“以大为美”一直都是主流的思想。《后汉书·梁冀传》称：
“(冀)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8]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8]
“又起菟苑于河南域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8]
由此就可看到汉代苑囿占地之广，更别说皇室贵族了，其豪侈相差无几。在先秦、汉代，皇家园林的数量最多，即便是私家园林，也有很大的规模，那时的园林，是贵族或官僚彰显自身权威的标志。直至魏晋、南北朝，在老庄、佛道思想、诗文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小园”的园林审美才逐渐在以文人名士园林为主的私家园林中显现，并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与赞誉。北朝文人庚信曾为此作过《小园赋》，开篇便写道：“若夫一枝之上，巢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让“小园”观念更深入人心，但“小园”还只是停留在概念上，并没有付诸实施。“小园”思想一直延续到隋朝及盛唐时期也并未成为园林思想的主流，就连白居易这样推崇“小园”的人，都对自己长安新昌里宅园的狭窄表示了不满，例如《题新昌所居》：“宅小人烦闷，泥深马钝顽。”他在洛阳友人的宅园中游玩时，并没有掩饰对朋友宽大宅园的羡慕之情，那时，“以小为美”的审美风尚还没有盛行，“以大为美”依然流行。直到中唐，“小园”思想才在白居易的倡导下流行起来。胡运宏指出，白居易的“小园”实践，促成了后世“壶中天地”的园林新范式。[9]
白居易崇尚小尺度的园林审美。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长安与洛阳在唐朝都是繁华之地，土地十分珍贵。“中隐”于城市中的园林，导致园林的面积十分有限。然而白居易漂泊了数十年，尝尽了悲惨与艰辛，拥有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居所，对他非常重要。由于他先在土地昂贵的长安买了新昌里宅邸，三年后在洛阳购置履道坊宅院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积蓄，他在《洛下卜居》中写道：“买履道宅价不足，因以两马偿之……”，白居易是个乐天知命的人，他并没有因为住在狭窄的小园而埋怨，反而写了一首诗来安慰自己，在《重戏答》中写道：“小水低亭自可亲，大池高馆不关身。林园莫妒裴家好，憎故怜新岂是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园”算是一种比较无奈的选择，然而白居易却在这一局限下，通过自我纾解，挖掘出“小园”的益处。另一方面，可从“中隐”的思想意蕴中看出，“中隐”倡导身心的自由与自足，寻求群体秩序和个人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注重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个人生活与精神自足。“中隐”思想反映出一种内在化的思维方式，不是心系天下，而是将身体与心灵都缩藏在个人的一方世界中，因此，“中隐”才尤其注重“以小见大”，力求在有限的空间里得到无穷的满足。这一点在白居易的叠山理念中尤为突出，他在《累土山》中写道：“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入户庭间。”和在《太湖石》也写道：“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同时，“中隐”思想也强调了个性化，即园中的一切都是为其主人服务，使主人愉悦，园不在大，而在于他能使主人适意，能表现出主人的个体性情。白居易在《小园》有云：“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可以说，白居易以城市园林为载体，寄情于有限的“小园”之中，从而看到无穷的个性天地。
(二) “顺应自然”“以小见大”的形式美原则
白居易奠定了文人园林思想基本原则的一定基础，如重视心灵寄托、以小见大、超越外在形式、遵循自然、巧于因借、崇尚素朴等。白居易营造的私人园林蕴含了顺乎自然的园林观和“以小见大”的原则。
白居易在造园时十分注重因地制宜、顺乎自然。首先。可以从白居易的诗作中看出他对于造园要顺乎自然的园林思想。如“引下疏为沼，随高筑作台。”[4] (p. 554)“疏凿出人意，结构得地宜。……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4] (pp 589-590)“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4] (p. 626)等，这些诗句，有些是他对自己造园理念的阐述，也有些则是对朋友裴度集贤园的赞颂。白居易造园的组景原则就是师法自然。其履道园池小滩，“夹岸罗密树，面滩开小亭，忽疑严子懒，流入洛阳城。”(《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巴峡声心里，松江色眼前。”(《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他时常将园林小景比拟为真正的山川流水的自然之美，这种美的境界正是居易所追求的。白居易因地制宜的思想，源自于他前期歌咏过的汉梁孝王的兔园，晋石崇的金谷园，王维辋川别业等园林美学思想。而唐代园林家的代表思想则是他更为重视的造园师法自然思想，明代计成写《园治》时将其升华为了中国园林美总纲：“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其次，在白居易的审美倾向中，自然之物占比很大。他描述自己的“中隐”生活时，对“青松”“修竹”“白石”“白莲”“碧水”“春花”、等自然景物有诸多描写和赞美。白居易极为亲近自然，在庐山草堂时，日夜与自然相伴，在城市园林中，他与“松竹”结交，以园林为其“中隐”的道场，园林中自然的花草、石头、鱼鳖、仙鹤等，都是他摆脱纷乱的政治环境与孤寂，积极面对人生最好的伙伴。
最后，白居易在营造庐山草堂的时候，就强调了要维持原材料的自然朴素，屋内的家具更是不必作多余的摆设，保持原貌即可。这一自然朴素的园林观在更能体现白居易“中隐”园林美学的履道坊宅院中尤为凸显。
白居易在造园时，追求的风格是自然美和质朴天然，把园林之幽境和尘世之喧嚣繁华隔离开来，这样才能洗去尘世的污垢，让人在园林中忘却俗世尘嚣，寄托心灵，真正以园林替代自然山水，体现文人“中隐”的高雅情趣，并使其获得一个安逸、舒适、自由的场所，满足隐逸之心。
白居易选择中隐于其所造的履道里园，而这一园林相对较小，是典型的“小园”。对此，白居易很是在意，他在《代林园戏赠》中云：“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在《重戏赠》中也曾说：“往往归来嫌窄小，年年为主莫无情”。但同时，他也非常会安慰自己，在《履道居三首》(其一)中道：“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厌贫家活计微。大有高门锁宽宅，主人到老不曾归。”在《自题小园》中有诗句“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居易认为宅园虽小，自己却可以成为真正的主人，和那些身在官场、有园不能归的达官贵人比起来，自己就是幸运的。而且他还在《池上篇》中写到：“勿谓土狭，何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吟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可见，宅园虽小，却也足够成为白居易安适、知足心境的栖息地。在小园之中，一切我所偏爱的都在我眼前，不仅有书、酒、歌、弦，还有灵鹤、怪石、紫菱、白莲，亦有妻子与孩子都欢乐闲适，甚至连圈养的鸡犬都悠闲自在。所有的情趣都在这里得到满足，洛阳履道里小园可以说是一处自足安适的乐园。
履道里宅园虽小，却与园外的世界是相接通的，“小宅里闾接，疏篱鸡犬通。”(《小宅》)且能“以小见大”，更多的体现在居易的精神境界上，超越了有限的空间。在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作为隐居之地的园林，其规模大小已经无关紧要，他在布设之时借助物象营造出的是一方意蕴丰富的精神天地。白居易通过对物象的观察，体会到了天地间的无限灵动，从而得到精神的拓展和愉悦。而且白居易《池上作》中有诗曰：“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寻。泛然独游邈然坐，坐念行心思今古。”在他看来，面前的这一方小池，绝对不仅仅只是小池，而是湘江的岸边、松江的深处，可以让人感觉到万顷的波涛，倒影着万千。在白居易的心目中，园林的空间变得壮阔、意境变得幽深。显而易见，居易的心灵并不局限于园林物质形态的狭小，而是从园林的物象中体悟宇宙和天地。
(三) 白居易园林的审美意境
士人园林与隐逸文化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园林意境”是园子主人理想的造园成果，他将自己的安适悠闲的情怀、自由自足的精神寄托于此。园林的意境是一种理性化的审美境界。在造园实践中，凝聚了山水的自然景观，寄寓了精神情感。由此进一步深化，从而让士大夫们在观赏园林的时能够触景生情。并将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加以联想，在精神上产生情与景的共鸣。然后，再持续延伸拓展，由抽象的情感到具象的实物景观，所产生的精神理念，甚至可以让人领悟到生命哲理，使士大夫们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能够用一种闲适和超然物外的心境去静观万物，从而获得无尽的幽静趣味。造园家以隐逸文化为基础，在有限的园林空间中，营造出无限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情感变化，以此来达到士大夫们所追求的平淡质朴、幽深绝俗的意境效果。
唐代文人已经开始寻求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精巧的刻画园景来表现出无尽的意境。就如白居易在《官舍内新凿小池》所说：“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底铺白沙，四隅赘青石。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泛艳微雨朝，泓澄明月夕。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未如床席间，方丈深盈尺。”也就是说大江大河虽然很好，但是身边的这一尺深的小池更富有意境。
白居易有许多关于描写履道里池台的诗，意境皆幽深绝俗。居易避开尘嚣之官场，以闲适和超然物外的心境去静观、体悟万物，独得幽深之趣。而且他还善于捕捉园林中的诗意和趣味，在《秋池二首》中的“露荷珠自倾，风竹玉相戛”，情景细腻生动，静中有动。在秋池月下，荷叶上的露珠站不住脚而自然滑落，风儿调皮的穿过竹林，惹得竹林中发出阵阵如玉相击的声音。居易诗作还多用“幽”，如《幽居早秋闲咏》中的“幽僻嚣尘外，清凉水木间”，《履道新居二十韵》中的“地与尘相远，人将境共幽”，《洛下寓居》中的“夜窗幽独处，琴不为热弹”，《洛下卜居》中的“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等等。他自称“幽人”，《赠谈客》中有“幽人闲思自寥寥”的诗句，而且亦称“闲”为“幽闲”，不仅在《秋凉闲卧》中说：“幽闲竟日卧，衰病无人间”还在《老来生计》中说过：“人间荣耀因缘浅，林下幽闲气味深”。
白居易履道里池台幽深的造园意境，充分反映了其“城市园林要以幽深而获致闹中取静的效果”[8]的造园理念。居易诗境里的幽深是其幽深绝俗心境的一种体现，这既是受园林意境的影响，亦是是境由心造的结果。在居易晚年，他创作了大量描写宴席、饮酒、歌舞热闹场面的诗歌，也创作了很多描述自足感觉的诗作，也只有这样的园林诗，才能反映出淡泊仕途的白居易，一片幽静的心灵境界。就像他在《池上幽境》中说：“袅袅过水桥，微微入林路。幽境深谁知，老身先独步。行行何所爱，遇物自成趣。平滑青盘石，低密绿阴树。石上一素琴，树下双草屦。此是荣先生，坐禅三乐处。”园林内幽深静谧，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行走间，遇到的一切都各有幽趣。那一把素琴，那一双草屦都映射出晚年的居易淡泊平静的心境。在诗的末尾，居易把自己比作荣启期，由此可以看出其内心的自足。白居易在履道里池这一处园林小景中，体会到了永恒、幽静。在履道里池自然的山水景观中和生活的描写中，白氏寄寓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理解，反映出其“中隐”思想。
5. 结语：园林作为“中隐”之道场
“中隐”思想的产生，使其内涵和士大夫命运的利害关系被充分刻画，与长期以来的大隐和小隐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私人园林的创造。私人园林这一方私人空间内包孕天地，既存在于公共世界之中，又为了避免公共世界的纷扰而自我封闭。私人园林的中隐使得山林和城市不再对抗，精神的闲适和物质的舒适得到了统一，社会责任和个人自由之间相互平衡。中唐士人把精神上的不安和担忧最终都落实到在营造私家园林之中，白居易一生就建有四处私园。他虽可能在园林中的时间有限，但是他写作了大量的以精神寄托而形成的园林诗文，说明了园林作为精神家园伴随了他一生。白居易的造园活动以中隐闲适为目标，不再追求园林规模的宏大和富丽堂皇，而是把在城市里有坊和资金能适配作为前提，自此，文人士大夫中隐以城市园林为主要场所，并在后世盛行。用地的局限和资金的差异，使得庭院园林得以流行，自然山水园林由城外转向城内，顺乎自然和以小见大成为主要的审美形式，意境幽远成为审美理想。在白居易的私人园林中，以儒为本、以道为养、以禅为机，儒释道三家精神融合得以完善。“中隐”思想，亦官亦隐，倾向于隐，以园林为道场，只有逍遥闲适才能实现高洁精神的极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