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教育即父母或同宗族的长者对年轻一代通过言传身教以及家庭实践活动的方式产生一定影响的教育。唐代士族的家庭教育主要由父母以及祖父母来进行，对男子和女子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对目的即希望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女子即希望她能遵从三从四德，很好地履行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由于唐代士族家庭中女性接受教育比例较高，所以在家庭教育中母亲往往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也就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家庭教育即母训。
2. 唐代士族概况
士族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始于东汉末年，兴盛于魏晋时期，形成了门阀士族，掌握极大的政治权力；唐朝时期随着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传统的士族逐渐趋于衰落。从魏晋时期开始经学就作为士族主要学习的内容而在士族家中不断传承，唐朝实行科举取士，这就给趋于没落的士族一个保持身份地位的途径；唐朝的科举制、文教政策皆是以儒学为导向，一方面与士族的家学相契合，一方面又使得唐代士族家庭从经学世家向文学世家转变。士族家庭以儒学为依托，希望通过科举及第，实现其光耀门楣的理想，因此便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把家庭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据研究唐代家庭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两者相加占比69.1%，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的比例很大；而且根据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籍异财”[1]，这也从侧面说明唐代家庭中祖孙三代是居住在一起的，体现了士族的家庭结构情况以及对应的家庭关系。
3. 唐代士族的家庭教育
在学校不太发达的唐代社会，家庭教育就成为了传递人类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的主要方式，也是传承人类文明的桥梁，所以自古以来各朝各代都很重视家庭教育，唐朝则也继承了家庭教育这一教育方式并不断丰富着家庭教育的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和更新教育理论，使唐朝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更加繁荣的局面并且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为儿童不断发展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家庭教育形式
家庭教育的主体还是父亲和母亲，父亲是一家之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对子女进行文化教育、道德礼法教育等。如李恕在《戒子拾遗》中说道“家中经史不能周足但能阅，市恒有贱书假如数万青？十当一马值，堪德数千黄卷，便为百代之宝”[2]，便是劝诫其子能认真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再如“刘子玄，年十二，其父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以善文词知名，擢进士第”[3]；可见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教导其子读好书，最终科举及第光耀门楣。
士族家庭讲究门当户对，不仅父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也要有较高的素养才能教育好儿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士族为了光耀门楣重新崛起，对女子教育同样重视；还有当时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女教书籍如郑氏的《女孝经》、颜原的《烈女后传》等，给士族的女子教育提供一个范例。由墓志及一些史料可以看出唐代士族女性大多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也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张氏亡女墓志铭》记载张氏女“而又雅好文墨，居闲览玩篇籍，或优劣是非，无不暗符先贤微旨[4]。再如《唐故清河张氏女墓志铭并序》记载其“讽诵诗书，必赜先儒之旨趣，博通艺能，皆出常人之阃阈”。以上两例墓志可以显示出士族女性曾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除此之外，士族女子也接受良好的礼法教育，成为礼仪周全之人。《赵郡李氏殇女墓石记》中写道李氏女“禀天之和，而聪明孝友，得礼之节，而恭敬廉让，奉上顺下，动无所违”，女子一生之中终会成为母亲这个角色，承担着教育子女的任务，付出自己的一切，希望子女成人成才。
除了父母教育之外，一些士族家庭还会聘请专职的家庭教师来对子女进行教育，包括保姆和老师等，保姆和老师分别负责不同的内容；《礼记》曾解释过师傅和保姆的不同，“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保姆主要负责养育，师傅主要负责文化教育。《礼记》中也规定了保姆和师傅应该具备的素养“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成年人是儿童模仿学习的主体之一，成年人的良好品性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童的发展，因此作为专职的家庭教师不仅要才华兼备还要品行优良。早期士族家中子女均跟随姆师学习基本的伦理道德、礼法和简单的读书识字；但是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男孩十岁时便外出系统的学习科举内容，而女子要一直跟随姆师学习直到其出嫁，主要还是学习作为女子应该恪守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内容。总的来说姆教的教育目的还是希望男子可以成家立业、光耀门楣；女子则恪守礼法，履行好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
(二) 家庭教育内容
1) 对男性的教育
(1) 科举教育
隋唐时期，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加强中央集权，选拔人才更加公平公正，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代之以科举制。由于唐朝废除门阀制度，使传统的士族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通过科举制及第获得官职就成为士族保持家族荣耀的关键。再加上平民庶族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平步青云，这就在无形中给予士族一定的压力，所以士族格外重视科举及第，也就更加重视对家中男子的培养。李恕在《戒子拾遗》中就详细的为其子孙制定了学习计划“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八岁诵《尔雅》《离骚》”。科举制最重视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其内容皆以儒家经典为主，而经学作为阐述儒学的一个专门学问在科举考试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给世代以经学为主的士族家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条件，具备优良素质的士族子弟一直都是科举考场的主力，所以此时家庭教育主要还是以经学教育为主；但是后来随着进士科以诗赋为主，这就促使士族的家庭教育内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重经学到重文学，主要以诗词为主，文采成为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也就导致了一些士族由经学家庭完全的转变为了文学世家。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士族登科及第成为可能，“夫门地高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5]，唐朝时期柳氏家族便是典范，柳公绰、柳仲郢、柳玭祖孙三代皆通过科举及第，位居高官。据记载在唐朝300多年间，士族登科及第的共有758人(其中进士科589人，明经科81人，制科88人)，在每一个阶段的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平民阶层，这体现出了士族在科举考试中的压倒性优势，也反映了唐代士族家庭教育的成功。
(2) 家法、家礼
唐代士族除了对男子进行以科举为导向的教育之外，礼法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士族延续了前朝重视礼法的特点，把自己家族史上的优秀文化、积累的经验和社会共识总结起来，编订家训，成为教导儿童的重要资料；在家训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士族特有的家风，成为士族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些士族通过对其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的礼法教育，使整个家族保持传承。如柳公绰自小便接受良好的礼法教育：“公绰天资仁孝，事继亲薛氏三十年；元和六年，柳公绰任湖南观察使，湖南地气卑湿，公绰以母在京师，不可迎待，致书宰相，乞分司洛阳，以便奉养，久不许。八年，移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乃迎母至江夏”。此段记述了柳公绰为官侍奉继母的情况。良好的礼法教育在家族内都是不断传承的，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在官至刑部尚书后，依旧能保持仁义，不被党争所动摇，这在中晚唐时期党争激烈的环境中是极为可贵的。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在接受了良好的家风熏陶与礼法教育之后，写成了著名的《柳氏序训》，代表了唐代士族家法教育的最高水平。礼法教育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关乎到士族男子步入官场后的待遇和政治作风。
2) 对女性的教育
(1) 道德教育
和以往对女子的教育一样，道德教育是唐代士族家庭教育的首要内容。“三从四德”便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女性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要求。“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严格要求了女性的行为和规定了女性应该遵守的准则。教材主要有两种——《女孝经》和《女论语》，二者都是对女性在嫁人后所应遵守的规范的总结。《女孝经》的核心内容即“孝”，对女子的家庭教育中要以孝为先，“孝”不仅包含了要对本家的长辈实以孝道，更要对夫家的长辈孝顺，侍奉舅姑，侍奉丈夫，处理好家中的一切事物；还强调了丈夫对女子而言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6]，丈夫在家庭中处于绝对崇高的地位。《女论语》也强调了同样的事情，要早起侍奉舅姑、对丈夫要百依百顺，不能违背丈夫的决定。总之，唐代对女子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导女子习得礼法，提高其相夫教子、管理家庭的能力，把她们培养成贤妻良母，这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的追求。
(2) 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也是唐代士族家庭教育一个重要内容，自古以来诗词就是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孔子作《诗经》开始，中国诗歌经历了1600多年的积累沉淀，到唐朝时，诗歌形式和表现方式都趋于成熟，唐朝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使诗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唐朝3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遗留下来的诗歌达5万多首，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朝代遗留下来的诗歌总和，这就为女子的文学教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对女子进行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还是让她们知书达理，以便更好地奉行“三从四德”。正如李华在给其外孙女的书信中写道“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事父舅姑，然可无咎”。所以唐代士族对家中女性进行教育时，大都奉行此原则，但是也有例外，由于唐代比较开放，社会对女子接受教育比较宽容甚至是给予一定的鼓励，才女往往会受到整个社会的称赞，所以士族家庭为了提高自己的家族地位、与权贵人士更好地结交，希望受到社会的赞赏，往往会极其看重对女性的文学教育，希望培养出一个才女，也能光耀门楣。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女性便把所有的热情投放到诗词上，潜心创作，也创作出了许多流传至今的优秀诗词。
(3) 宗教
宗教也是唐代士族家庭教育的内容之一，唐朝统治者除了重视能维护宗法体制、注重人伦关系的儒学之外，佛教、道教也备受统治者推崇。因为道教创立者老子姓李名耳，唐朝统治者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用道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便更加推崇道教，大兴道观。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便一直颇受统治者推崇，因此唐朝便形成了儒学、佛教、道教交相辉映的文化思想体系。由于士族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其家中女子便更加容易接触到宗教，受到熏染。虽然士人女子学习宗教是因为统治者对宗教的宽松和家人有信教的渊源，但最主要还是因为佛教教义主张男女平等，这符合了女性的内心需要，即使在唐代这样风气开放的环境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是相对而言的，女性还是要遵守三从四德，恪守礼法规范，士人家庭的女性也不例外，所以女性把宗教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希望自己在灵魂上是自由的。如《太平广记》记载“戚逍遥十余岁便好道清谈，不为儿戏”；一日戚父送给其一本《女诫》让其诵读，戚逍遥却说“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读之”[7]。还有一些唐代墓志铭也能看出女性的宗教学习情况，《唐代处士张府君夫人梁氏墓志铭》记载“既阅道书，尤精释典”，其兼修佛道二教，宗教信仰在唐朝士人家庭中蓬勃发展，反映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多元化，更表达了女性对自由的追求。
(三) 家庭教育的载体——士族家训
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士族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唐朝又是家训发展成熟的时期，家训的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注重从多个角度向子孙后代阐述家庭文化和家族传统。除了对男子的家训之外，唐代女训也有很大的发展；由于士族女性往往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唐代士族家庭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家训——即母训。
1) 对男子的家训
对男子的家训是唐代士族家训中的重点，因为维持家族的荣耀、延续家族的香火都要依靠男性。首先就是要训诫男子要忠孝，在家要孝，在外要为国尽忠；孝和忠都是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强调把忠孝联系起来。在家孝顺父母，在朝为官效忠君主。其次就是为人处世与为官之道，士族把自己许多年留下来的宝贵经验加以总结，阐述自己的为官之道，给后世子孙以借鉴。为官要清廉正直，不能因为家庭的私事而影响到国家大事。如柳玭官至御史大夫，但因为良好的家风家训，始终为官清廉，远离党争；他曾说过：“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凛禄虽微，不可易黎盳之膏血。”最后是勉励男子要勤学读书，希望其能通过科举考试，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光宗耀祖，传承家族。如韩愈就曾作《示儿》“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韩愈用自身求学经历来勉励其子努力学习，实现人生理想。
2) 对女子的家训
我国家训虽然源远流长，但是早期家训大多集中在对男子的训诫；直到东汉时期班昭的《女诫》、西汉时期刘向的《列女传》问世，世人才意识到对女子的训诫。唐代对女子的训诫大多寄托于女子的家庭教育中，士族为了维护良好的家风、社会地位，更加注重礼法教育；女训大多以孝顺父母公婆、侍奉丈夫舅姑、教养子女、处理好家事为主，所有的女训都是以“女性出嫁”展开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在当时只是婚嫁的产物，在夫妻关系中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如《女孝经》中写道：“男女夫妇，人伦之始，妇地夫天，废一不可”[8]，强调丈夫是天，要尽力侍奉好丈夫。但同时也强调女性要做好丈夫的“贤内助”，要起到规劝丈夫的责任，在事业等方面女性也要主动地帮助丈夫。在夫家，女子还要履行好为人媳的职责，“冬温夏清，昏定晨省，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礼信立而后行”。总言之，唐代士族家庭的女训还是希望女性能更好的遵守三从四德，履行作为女子的义务。
(四) 家庭教育的影响
1) 有利于巩固唐朝统治
唐代士族家庭教育的内容覆盖到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各个层面，成功地将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统一起来，巩固了唐朝的封建统治。唐代士族家庭教育中首先推重的是儒家思想中的“孝悌”观念，“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封建君主几乎都在践行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因为这一观念可以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唐朝“孝悌”观念与社会秩序结合在一起使家庭血亲关系扩大至社会，这对于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起了一定作用。“孝悌”成家庭伦理和国家伦常的核心，由于亲情的感化和自幼家庭教育的熏染，这种宣传教育及辩护是相当有效的，因此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便成了封建国家的政治保障，巩固了政治的稳定。
2) 有利于维护宗族共同体的稳定发展
唐代仍然是一个重视门第的社会，唐代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是士族政治。士族仍然保持着相当深厚、相当高的社会声望，仍是一般平民所仰望、敬重的对象。为了更好的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护“家和万事兴”的局面，唐代士族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家庭行为准则，来约束和规范家人子弟的行为。这种家庭准则即家训，在家训的规范下，士族家庭内部成员各行其是、各司其职，促进家族兴旺发达。如浙江义门陈崇一族，在唐朝历代为官，子孙兴旺，它就是以三十三条家法治家而创下十九世同居的奇迹，这也充分证实了家训对于唐代士族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意义。
3) 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陈寅恪先生在谈论唐代士族家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时，肯定了门阀士族的家学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不仅汉魏礼律之学及两晋南朝的典章制度依赖唐代士族得以传承，而且中国经学儒术也有赖于士族的传承。由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学校被废除，太学博士在太学讲学也转变到家中讲学，学术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家族，出现了经术文化家族化的趋势，士族文化世家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士族也成了学术的中心。随着科举制的兴起，唐代士族为了维护其地位，仍然很重视文化、家学传家。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将传统的儒家经典汇入到家训中，不仅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还有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唐朝士族家庭教育除了以上积极影响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唐朝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制下的家学传承折射出士人的家教特点。家庭教育已成为科举取士的前奏，家庭教育与科考合流的趋势明显，家庭教育也被打上了应试教育的标签。家庭教育的内容、质量直接关系到子弟、乃至家族的未来。不同阶层的士人进行家庭教育的目的大抵相同，都指望在科场上博得功名。士族靠功名维持门第，小姓及寒素靠功名挤身上层。家庭教育将家族地位与学业高下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4. 结语
唐代士族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整个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士族这个阶级在唐代已经趋于没落，但是其家庭教育的内容、家训的成熟都丰富了唐代家学的内涵，其优良的家风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被不断传承，不仅体现了士族自身优良的文化底蕴，也给后世的家庭教育以借鉴，其内涵被后世的家庭教育广泛的吸收继承，促进了家庭教育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