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韩滉的《五牛图》是中国美术史上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真迹，跨越了千年的艺术作品，是唐朝传世的少数真迹之一，更是中国绘画的瑰宝，更是对后世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牛图》是唐代画家韩滉的绘画作品，画幅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线条流畅，笔法灵活。色彩上富有层次感、立体感，其赋彩晕染具有超高的艺术高度。画卷之上画了五头形态各异的牛，或站立或行走，或低头吃草或昂首嘶鸣，其造型传神，栩栩如生，各有神韵，除了可见画家超高绘画功底，也窥探出画家定然深入田野观察，否则不能状其貌。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曾载：
议者谓牛虽目前之畜，状最难图也。唯晋公于此工之，能绝其妙，人间图轴，往往有之，或得其纸本者，其画亦薛少保1之比，居妙品之上也。[1]
《五牛图》其流传至今，图画之上随处可见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跋印宝，跨越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其中元代书画家赵孟頫三次题跋于其上，清代书画家金农两次题跋，以及清代乾隆皇帝的三次题跋，皆可窥见这幅画在中国绘画史代表了重大的意义。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观看图像的观众身份不同，也生出不同的视角和鉴藏模式。以赵孟頫为主的文人，和以帝王为主的乾隆，不同时代，不同身份对于《五牛图》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本文将根据画中的题跋进行考证，通过对于帝王和文人两种身份和视角，产生的不同的鉴藏模式对比研究，并加以分析其背后所造成的意识形态。
2. 图像是开放性的历史文本
民间以牛作为六畜之首，其形象深入人心，在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牛的形象。如商王武丁时期的石牛，敦煌莫所绘的春耕图等，牛的形象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在华夏文明中，我国正处于农耕社会时期，野牛逐渐被驯化，成为人类生成力的主要的牲畜。《蕉轩随录》中载“书人字后解”说到：“万事万物起于牵牛。牵牛，丑也。天一地二。”其中所说的“天一”是‘乾’的意思；“地二”是‘坤’。‘乾’者万物资始，‘坤’乃万物资生也”，而牛就是乾坤。足以见得，牛是中国农耕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牛最为中国最早的家养动物之一，除了与农耕息息相关，还被赋予了镇水神兽的意义。清乾隆二十年，颐和园中出现一个铜牛的铸像，其牛背刻有乾隆手书《金牛铭》，希望它能“永镇悠水”。无一不在说明，牛具有镇水的意义。
不管牛是所代表的中国的农耕文明，还是镇水神兽，其所代表吃苦耐劳、坚韧、敦厚和奉献精神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韩滉选择以牛入画，创作出《五牛图》，历史上有很多人猜测其背后所表达的深层次意义。韩滉所处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在唐朝中晚期统治阶层吏治腐败的形式下，韩滉重新制定了赋税收支的法规，填充国库。国步艰难，韩滉总是能挺身而出，身体力行地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对于韩滉的评价：“天纵聪明，神干正直，出入显重，周旋令酞示律严肃，万里无虞。”《新唐书》：“性节俭，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执扇，居处陋薄，取庇风雨……居重位，清洁疾恶，不为家人资产。”由此可见，韩滉是个一个亲政爱民的好官，且性节俭，知人善用，将国家利益放于第一位，对于底层百姓的生活更是极为重视。古人向来以书画喻情，绘画则是一种对自我的观照，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而牛的形象一直被看做江山社稷的根基，是立国之根本。后人很容易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也不过是一种猜测，韩滉绘画《五牛图》初衷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有意思的是，我们虽然不了解韩滉绘画背后的真正意图，当《五牛图》横空出世后，韩滉作为作品的创作者的意图似乎以不那么重要。画家将意义编码绘制在图像之中，观众则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对于图像进行解读解码。艺术作品在感性领域中把感性材料呈现给我们，这些材料因为艺术作品的存在而不再是一种符号的、概念性的存在。当一幅作品绘制完成以后，如何解读这一副就是观画者的任务了，而观画者会让绘画作品更加有意义。
图像在跨时代的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观画者经历着不同的朝代、处于不同的身份、有着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也会解读出不一样的意义，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跨时代流传过程，图像逐渐多了文本，也就是题跋。题跋的出现，使得图像成为了图文结合的共同体。题跋代表彼时观画者个人对于绘画的解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先入为主地引导后世的观赏者对绘画的解读。譬如，不同时代的题跋，可能对在一个图像的不同的解读，《五牛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3. 题跋是跨时代的语言沟通
相比西方绘画来说，中国传统的绘画更具有跨时代性。中国书画其作品流传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画家绘制完一副画作后，流传于后世，经过无数人的鉴藏和欣赏的过程中，都会留下题跋或印章。随着此类“印记”越来越多，原画越加越长卷，构建了更多文化链，以及历史记忆。
生活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使得我们跨越空间的限制，轻而易举地跟其他人沟通。古人却是通过画作上的题跋进行对话，假设一个场景，在观看一副画作时，看到跨越千百年的文人雅士阐释自己看法，甚至是回应之前观赏者的心得体会，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题跋就像是一种跨越了时代的沟通媒介，让不同时代的人可以通过这个媒介，进行延期对话。
《五牛图》尺幅不大，有一半多的篇幅都是题跋。自唐代时期被韩滉创作出来，作品流传过程中又被历代收藏家对其珍爱有加。入宋以后，便被珍藏在宫廷之中，宋高宗赵构在南渡时，依旧不忘将这副旷世之作带走。
入元后，曾被赵宋皇室后裔曾短暂收藏过，最早是赵伯昂，而后是赵孟頫，也是最早在《五牛图》写下题跋的人。赵孟頫先后在画幅上留下三次题跋，分别是“赵孟頫”，“子昂重提”，“赵孟頫又提”。足以见得他得到《五牛图》后，心情是如何的欣喜。
元至正十二年，孔克表于海虞邹君玉处得见《五牛图》，其上有赵孟頫的三次题跋，孔克表观赏后唏嘘不已，也留下题跋，望邹氏妥善秘藏。
在孔克表留下题跋以后，《五牛图》流传至明代又几经易主，到了收藏家项元汴书中，画幅中有其记录下的题跋“明墨林山人项元汴真赏”，记录下来流传至其手的过程。后来项元汴将其藏于秀水(今浙江嘉兴)天籁阁中。
到清代以后，画卷上所留下的痕迹更多了。由于清兵入关，《五牛图》流传于民间，一直到清乾隆年间才又见题跋。提拔者分别是秀才姚世钰，留下了“世钰记”和书画家金农留下的“金农又记”。
《五牛图》约于乾隆十七年壬申收藏进清宫并记录与大型书画典籍《石渠宝笈》中。乾隆皇帝曾再此三题题跋，可看出得此稀世名笔，龙颜大悦！乾隆不仅自己留下题跋，还带着八位大臣共赏此画，并各自留下自己的题跋。
综上所述，自元代至清代之间，《五牛图》这副画上的题跋情况，笔者进行了梳理如表1。该表中记录了帝王以及文人墨客鉴赏《五牛图》的缩影。基于其鉴赏的内容和理解，笔者试图以皇帝和文人着两种不同身份地位为出发点，探究其题跋背后所蕴藏的最真实的意图。
Table 1. Preface and postscript of “Five Ox Painting”
表1. 《五牛图》题跋情况
| 朝代 |
鉴赏/收藏家 |
内容 |
| 元 |
赵孟頫 |
流转过程 |
| 赞美作品及感慨抒情 |
| 作品流转及感慨 |
| 元 |
孔克表 |
前人题跋及赞美作品 |
| 明 |
项元汴 |
记录作品流转 |
| 清 |
姚世钰 |
记录作品流转 |
| 清 |
金农 |
赞美作品 |
| 清 |
乾隆 |
农耕民情 |
| 记录摹本及感慨 |
| 记录摹本及感慨 |
| 清 |
蒋溥 |
赞美作品 |
| 清 |
汪由敦 |
农耕艰辛及赞美作品 |
| 清 |
裘日修 |
赞美作品 |
| 清 |
观保 |
赞美作品 |
| 清 |
董邦达 |
农耕民情及感慨 |
| 清 |
钱维城 |
赞美作品 |
| 清 |
金德瑛 |
赞美作品 |
| 清 |
钱汝城 |
赞美作品 |
4. 不同身份视角下的鉴藏态度
《五牛图》的拥有者众多，其中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和乾隆为代表的帝王，这两种身份所带来的视角上的差别，也是后来学者讨论最多的话题。
1、赵孟頫：文人视角
赵孟頫在对《五牛图》先后进行三次题跋，除了记录下作品流转心绪，也借以陶弘景画牛的典故来抚古思今。曾经梁武帝想请陶弘景做官，陶弘景画了两头牛，其中一牛络首，另一牛自在于天地间。表明其欲归隐山林的愿望，以此表作为回复，梁武帝从中得知其心曲，便不再强其所难。赵孟頫在题跋中提到此典故，也由此投射出自己的心事。赵孟頫同陶弘景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心路历程。陶弘景一生横跨宋、齐、梁三代，20岁时便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后隐居茅山，梁武帝即位后，朝廷每有大事必垂询于他，有“山中宰相”之称。在面对梁武帝请他出山的命令时，以《二牛图》委婉拒绝。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在元朝为官，身份上的差异，让他成为后人诟病的对象，他有苦难言，又不便明说。
李铸晋深入研究了赵孟頫以宋宗室后裔事元的问题，宋、元双重身份的加持下，虽然受到皇帝的器重，却也难免逃脱非议，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消化吸收。[2]故而常常追求“隐逸”的理念来排解心中的苦闷。他何尝不想像是陶弘景一样，只做一个“山中宰相”呢？
为了躲避“夷狄”之族所带来的屈辱，元朝文人不得已隐居乡野，怀着亡国之痛愤愤难平，绘画便成为了抒情明志的一种方式。赵孟頫的另一个作品《鹊华秋色图》也表露出隐逸的理念。在这副绘画中，他以怀乡的愁绪，绘制了他理想中的隐逸生活的场所，也表露出其对归隐的渴望。
2、乾隆：帝王视角
同一副画，赵孟頫从中读出的是隐逸，乾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五牛图》。乾隆在提拔中提及到丙吉问牛的典故，以此来回应赵孟頫。丙吉问牛来自于《汉书·魏相丙吉传》，丞相丙吉外出考察民情，见人斗殴没有制止，而看到路边的牛步路蹒跚，喘着粗气，反而亲自去问缘由。有人指出重畜生不重人，丙吉解释说牛的异常，是气节失调，担心农事因此受到影响。虽是“问牛”更是关心民生。故而“问牛”也在之后被赞扬作为官员关心农事的典故。乾隆在诗中提及这个故事，进一步表明韩滉所画的《五牛图》是因其想要效仿丙吉，关心民事，体察民生疾苦。
乾隆在画中提了“兴托春犁”四个字，寓意着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寄托于春天的辛勤耕犁上。封建王朝时期仍是小农经济为主，重农抑商亦是清代国策。每逢立春，皇帝要去农坛扶犁，寓意着春耕的开始。乾隆以“农耕”的视角解读这副画，是因为他的统治者的身份。他热爱喜欢书画，相比书画中的艺术价值，政事价值显得格外重要。处于政治家的视角下，调整和把控书画领域。在肯定艺术审美的意趣的同时，也要表达出政治意图，将作品作为一种个人的感慨领悟与政治表达的媒介，更是一种稳固中央集权的方式。
帝王以画喻政是管用的手段，乾隆在《快雪时晴帖》中的题跋与《五牛图》有相似之处。每至寒冬，乾隆会在其上题跋，或是祈求降雪，或对久不降雪的时节对来年农事的担忧，亦或是感谢上天福泽。[3]《快雪帖》上可见乾隆对雪景农情的这关注，这种关注一直长达四十余年。不管是《快雪帖》还是《五牛图》，乾隆都试图在题跋上给臣民树立勤政爱民的明君形象。
乾隆既是书画文人，更是一国统治者。在他眼中，一个作品能否被赋予政治意义，比作品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等艺术价值都更为重要。故而，相比文人，皇帝的题跋内容往往与之截然不同。
5. 结尾
两个人皆以画为喻，但是由于两个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所表达的意图也有所不同。一个认为借以想体现隐居出世的心态，而另一个想要表达的一心为民的心态。不管是“隐逸”还是“农耕”，这两种话语都是出自于两个人所处的不同身份而出发的。赵孟頫的隐士心态同他文人画家的身份分不开，赵孟頫追求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他看待《五牛图》更多是以自己的视角而进行批评。乾隆作为皇帝，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更多的是站在政治的角度，以教化的口吻对此进行解读。而不管是哪一种看法，都对后世解读《五牛图》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在一件画作的流传过程中，题跋中的矛盾和对立未必让我们更真切了解画作本身，却能让我们了解不同时代的观看者。[4]书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跨越时间长河，在它的传承的过程中，记录下不同时代鉴藏者间的对话，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NOTES
1薛稷，唐代著名书法家、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