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乡建百年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乡村如何实现发展”的乡建运动，还是回答“乡村如何更快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抑或强调“乡村如何更好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始终离不开“发展”议题。当下，乡村振兴已调整“城市主义”的发展模式，重视城乡融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对“三农”各子系统作出了总体部署。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全球化进程交织在一起，但中国城市化有着自己的内生进程特质[1]。细探城乡转换机理发现，中国城市化贡献了经济增长指数与内涵指标，加剧了城乡二元性问题。要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与有序转换[2]，必须加强城乡内在逻辑关联。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振兴通过资源、资金，以及土地、淡水、林地、沼泽等自然资本的用途转变，发挥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通过收入效应、资源效应和城市化效应来推动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3]。惟其如此，才能破解因制度安排和收益差异造成的要素流动障碍。
扭转乡村资源单向流向城市的局限，乡村振兴应坚守“五不”原则，也即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不是乡村过度产业化、不能盲目推进土地流转、不能消灭农民生活方式差异、不能轻视基层“三农”工作[4]。这是继农村全面脱贫攻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以经济为先导，以乡村为载体，以城镇为依托，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实践，目前引致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密切关注。
2. 研究背景与问题引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三农”并未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实现同步发展。当然，这既与农民综合素质低下、农村科教文卫整体性滞后发展、农业投资不足造成的弱质低效等客观原因相关；也有与国家优先发展城市与重工业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等主观行为密切关联。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吸虹效应”加剧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和农业积累形成的利益剥夺，催生发育“三农”问题并衍生相对贫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变革与科技进步促进了农业发展，解放了农民思想，释放了农村活力。然而，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就业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主观上，农民进城务工就业既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是对提高生活质量期待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与生存资源，无疑是一种主动的自觉行为和积极的变革结果。客观上，市场经济加快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流入城市务工，显然又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要知道，被迫流入城镇的农民不外乎通过进城务工初步解决物质匮乏、有效增加现金收入，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但大多数人是被动裹挟流入城市，被动加入城镇化过程解决基本生计问题；而不是依托乡村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内部创新发展，更不是依靠乡土资源开发主动实现脱贫致富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广大农村居民从土地束缚和户籍政策中解放出来进入工厂和进城务工就业，不断加快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但在现金收益、生活质量、教育文化、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未能获得应有保障情势下，导致绝大部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过着工作在城镇，生活在农村；发展在城镇，保障在农村的“两栖生活”，无形中制约“三农”问题解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事实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5]。六盘水如何运用变革手段和创新机制，通过在地化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机衔接，因地制宜谋求共同富裕就显得尤为紧要和十分必要。
3. 六盘水乡村振兴：国家顶层设计下的地方性探索实践
六盘水市地处贵州西部，是国家“三线”建设时期发展起来的一座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城市，国土面积9914平方公里。行政共辖2个区、1个特区，代管1个县级市，92个乡镇街道，1152个村居。2023年底，全市户籍人口361.42万，其中乡村居民占比59.9%，意味着216.65万人口依然生活在乡村。这就意味着，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谋求共同富裕，需要依托自然资源，发挥政策、人力以及市场等资源优势，通过要素聚合推动乡村振兴。
3.1. 人地冲突下的耕地利用
21世纪以来，区域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人口密度364人/平方公里，不仅高于贵州省平均水平219人/平方公里，更高于全国147人/平方公里。针对人地冲突与矛盾关系，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顶层设计不仅需要注重因势利导科学布局产业，而且需要更加注重和优化人地关系。通过科学利用现有耕地资源，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有效促进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六盘水全市“三调”数据(见表1)充分印证这一点。
Table 1.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Liupanshui (area: 10,000 mu)
表1. 六盘水耕地资源利用情况(面积：万亩)
| 类型 |
草地 |
湿地 |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
水域 |
土地利用现状坡度调查 |
| 2˚以下 |
2˚~6˚ |
6˚~15˚ |
15˚~25˚ |
25˚以上 |
| 面积 |
30.75 |
0.19 |
88.29 |
14.99 |
7.74 |
19.16 |
126.56 |
121.40 |
95.68 |
| 百分比 |
18.62% |
1.15% |
53.45% |
9.07% |
2.09% |
5.17% |
34.16% |
32.76% |
25.82% |
数据来源：2022年六盘水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六盘水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六盘水市统计局。
表1数据反映，区域土地利用支撑了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在生态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应该说，六盘水在保护性开发生态资源与发展绿色经济中，通过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践，对于推动耕地保护、利用以及乡村振兴和山地城镇化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尤其耕地资源稀缺、平地资源极其有限情况下，一方面通过退耕还林还草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利用平地、湿地和草地发展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坝区农业，另一方面利用坡度为6~25度的坡耕地74.18%的土地利用，积极发展山地高效农业。猕猴桃、刺梨、茶叶等特色农业发展，使得六盘水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3.2. 理念转化为行动的实践
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加以系统推进。为确保工作持续开展，国家从组织动员到政策安排、从理念到行动等，赋予不同维度、空间尺度以及价值效度。尤其是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至此乡村振兴战略有了法律保障。党中央对新时代贵州提出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也即“四新”建设要求，摸清家底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则是“四化”建设的关键。故此，区域遴选出贵州省“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县、示范乡镇和示范村分别为1个、2个和80个，但也仅占全省比例为10%、2%、8% (见表2)。
Table 2.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ten, hundred, thous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demonstration project in Guizhou Province (2019~2021)
表2. 贵州省“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1年)
| 区域 |
示范县 |
示范乡镇 |
示范村 |
数量(个) |
| 六枝特区 |
|
|
牂牁镇(牂牁村)、大用镇(凉水井村、骂冗村)、郎岱镇(花脚村)、月亮河乡(月亮河村)、梭戛乡(乐群村、高兴村)、落别乡(落别村、牛角村)等 |
21 |
| 盘州市 |
盘州市
(1个) |
盘关镇
石桥镇(2个) |
胜境街道(沙淤村)、盘关镇(海坝村、贾西村)、石桥镇(乐民村、妥乐村)、乌蒙镇(坡上村)、淤泥乡(岩博村、麻郎垤村)、普古乡(舍烹村)等 |
34 |
| 水城区 |
|
|
双水街道(滴水岩村)、米箩镇(倮么村)、陡箐镇(陡箐村)、阿戛镇(温泉村)、玉舍镇(海坪村)、花戛乡(天门村)、猴场乡(补那村)等 |
16 |
| 钟山区 |
|
|
月照社区(双洞村、独山村)、双戛社区(高炉村)、大湾镇(海嘎村)、大河镇(周家寨村)等 |
9 |
数据来源：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的贵州省“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实施方案(2019~2021年)加工整理。
从表2看出，六盘水乡村振兴示范乡镇仅占2%，根据区域的区(特区、市)、乡(镇)、行政村的数量与匹配度，示范乡镇应达8%~10%。也就是说，示范乡镇应有8~10个。说明乡村振兴示范乡镇亟需加大培养力度，依托资源赋存发展特色产业，通过产城互动建设新型城镇。除盘州市外，全市其余3个区(特区)示范镇尚无。故此，依托特色种植、养殖、加工、康体、文旅、交通等资源赋存，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农业产业，推进就地城镇化。
3.3. 乡村振兴战略实践需求
习近平曾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立足时代需求和扎根乡村实践，既是顶层设计下的重要内容，又是底层实践的行动逻辑与规律遵循，涵盖以下内容：
3.4. 减贫成果的巩固与拓展
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中国农民在融入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过去传统的乡村社会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很难实现持续性增收与发家致富。尤其是对于没有能力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农民，也就无法及时获得同等机会增加现金收益而陷入相对的贫困状态。这源于传统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与商品交换体系中的“低值化”“弱质化”，使得进城农民因住房、教育、医疗，乃至婚姻市场化等相关的民生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程度。故此，需要通过政府主导、中央定点帮扶、东西协作、社会帮扶、群众主体等“五种力量”聚合形成发展合力，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共同推进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示范村和示范区建设，探索出山地农村特色的乡村振兴实践之路。
截至目前，全市35个示范试点共整合资金近1.7亿元，启动实施项目64个。诸如盘州市淤泥乡的岩博村、河坝村，依托酿酒、火腿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盘州市普古乡，依托娘娘山农旅一体化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振兴。在水城区百车河，依托温泉开发等发展休闲农业，建立现代温泉小镇等实践探索成效可圈可点，值得进一步示范借鉴。
4. 新型城镇化发展：重农固本的行动逻辑与目标指向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大国，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没有农业稳定，农村发展和农民富足，就没法实现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既符合重农固本的基本规律，又符合就地城镇化实践逻辑。
4.1. 农业是产业，更是一份伟大的事业
现代社会，农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实体和基础性产业，而且更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份伟大的事业。从业者亟需带着情怀和责任孜孜以求持续推进，而非迫于生计被迫无奈选择。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1) 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基础与保障问题。在未来乡村社会，农业是一种鲜明的职业活动，而非身份标识与社会地位象征。(2) 2014年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占GDP比重不到10%，却承载超过1/3之多的劳动力就业，折射出农业农民难以致富。再则，绝大部分收入来自非农产业和农村，人们离不开农业构成现实发展尴尬。(3) 绝大多数农民主要收入来自非农。全国“七普”数据显示，70%以上家庭主要收入源自非农，10%的农户家庭收入来自非农。但农民依然是乡村生活主体，乡土文化传承群体，就地城镇化的塑造者、推动者和建设者。
4.2. 农业是基本保障，但不是致富产业
农业是广大农民的收入来源，是就业与生活的基础保障，但传统农业不是农民的致富产业。因此，传统农业需要更新与升级换代，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这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践，在学术和实践上不谋而合。(1) 小农户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现状。根据六盘水“七普”数据，目前六盘水除去25度以上坡耕地96.61万亩之外，2020年人均耕地1.804亩，占全市总人口51.13%的农村居民农业现代化实践任重道远。(2) 小农户经营依然是山地农业的新状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决定了这一基本特征、土地的生产率追求、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发展。通过发展现代科技农业、高效农业，大力培育职业农民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有力举措。
4.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载体
无论乡村振兴还是新型城镇化发展，其物质载体主要得益于现代农业发展。一方面，乡村振兴必须产业振兴，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汇聚人才，依托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带动乡村发展，促进城镇功能留住乡愁。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将促进产城互动，推进就地城镇化发展。通过产销一体化、品牌运营、产城一体化等要素聚合，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形成经济增长“洼地效应”。事实上，自2013年实施“3155”工程以来，六盘水大力发展猕猴桃、茶叶、天刺力、花卉、中药材等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在政府主导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新型城镇形成。10年来，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使得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由2013年6.6:57.1:36.3增加到2023年11.9:44.1:44。第一、三产业占比分别增加5.3、7.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3年的3.62倍缩小到2023年的2.68倍，足以说明现代农业发展带动了乡村，鼓了农民的腰包，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4.4. 山地新型城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按常住人口测算，2022年全国城镇化率63.89%，将近20%的人口是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士”。根据官方数据分析发现，13年来六盘水城镇化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见图1)。从2011年的35%到2020年的52%，这期间六盘水的城镇发展与全国、全省城镇发展相比，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2020年之前一直高于全省，低于全国。2020年开始，六盘水城镇化在经过近10年增长后，城镇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源于安六高铁开通，加快“人、财、物”的外流，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因经济衰退被迫回流农村，从而降低了城镇化。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生耦合与正态分布，则为城镇化提供了新的注解。同时，也反映出区域新型城镇化“新”“型”探索与定位还需精准研判。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贵州省统计年鉴以及六盘水市统计公报等官方数据统计分析而得。
Figure 1. Comparison of Liupanshui’s urbanization rate with that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whole country (2010~2022)
图1. 六盘水城镇化率与贵州省、全国的比较(2010~2022年)
5. 协同共生：乡村振兴与新城镇化耦合的逻辑推演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共生，不少学者借助物理学耦合概念对其开展测度和检验等研究。包括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6]、格局演变[7]、耦合时空特征[8]、耦合机理[9]、互动关系[10]、实证检验[11]、以及交互影响[12]等。
加快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既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符合当前乃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规律。通过“城镇经济反哺和带动农村经济，以城镇化战略带动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合作，实现城市利益与乡村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市场主体毅力的多赢”[1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14]。“从应然层面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建互促。”[15]如图2所示。通过内部协同、外部共生实现耦合关联，当然，这里通过哲理思辨与逻辑推演，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内生耦合与逻辑关系，实现互动生成。
Figure 2.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图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与耦合关联
通过乡村产业布局、地域经济系统、村落空间体系、社区单元，以及中心镇的单元发展配套产业，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新型城镇建设。在乡村地域系统基础上通过对象和客体的单元协同、积极与消极的共生环境，载体与平台的共生界面与城乡一体化共生模式，通过内部共生与外在协同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通过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按照产城一体化与乡村工业化布局，依据其功能性、专业性建设特色小城镇，诸如工矿型、文旅型、农旅型、体验型、贸易型等新型城镇。在遵循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基础上，通过产业带动促进乡村振兴，产业集聚促进新型城镇形成，实现内生耦合与逻辑关联。
5.1. 理论逻辑：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丰富发展理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70多年时间里，通过国家的励精图治和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实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00年才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当下中国，乡村振兴已经成为缩小城乡、区域、工农等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体现党和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本思想。任何时候，确保立场不变、宗旨不忘，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丢的优良传统和民生情怀；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点，深刻揭示乡村振兴何以成功的密码。乡村振兴战略实质上就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民生情怀。通过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既是民生本位的实践逻辑，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指向。
5.2. 实践逻辑：新阶段、新时期、新发展阶段的问题解答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中国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中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也是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在新发展阶段的逻辑起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阐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联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理论遵循。”[16]乡村振兴就是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基础上，通过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并在原产地实施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实现产城一体化发展。一方面，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积极发展现代高效山地特色农业产业，帮助农民持续增收，改变生产方式、经营模式、以及组织形式，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依托新型城镇化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面向市场通过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接二连三”。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第三产业，有效助推乡村振兴，真正实现新时代“三农”问题解决和乡村社会发展。
5.3. 制度逻辑：国家顶层设计下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改革创新，是中国乡村振兴实践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与重要支点。从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再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的意见》，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一系列相关政策(见表3)，目的旨在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统筹谋划
Table 3. Summary of major documents and system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表3. 21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振兴主要文件制度汇总
| 年份 |
发文单位 |
文件名称及内容 |
| 2005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 1号) |
| 2005 |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 |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2017 |
中共十九大报告 |
提出“乡村振兴” |
| 2018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 2018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
| 2019 |
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 12号) |
| 2020 |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
脱贫关键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2021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
| 2021 |
全国人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
| 2021 |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 51号) |
| 2022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
| 2023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
| 2024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网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信息整理而得。
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县城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5.4. 现实逻辑：基于历史与未来的逻辑衔接与规律遵循
进一步看，“未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要以县域先行为基点，分步全面推进；以压实地方责任为重点，完善激励机制；以治理并轨为焦点，促进互惠共利。”[17]需要从历史轨迹中找寻现实依据。
基于理论、实践、制度和现实逻辑四个维度的透视，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共生合力，恰好构成一个相对整体并形成逻辑运行闭环。从理论逻辑支撑到实践逻辑遵循，从制度逻辑维护到运行逻辑推进，从内生动力、运行逻辑与演化规律把握，有力地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
6. 逻辑遵循：改革机制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合力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到底该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如何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既是指导思想，又是实践目标。“针对目前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利益协整、机理耦合，从规律层面与发展层面稳步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城乡融合。既是战略之举也是规律遵循，同时，更是破解“三农”困境，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18]。
6.1. 尊重规律，遵循逻辑，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西部山区六盘水各村情况千差万别，究竟各村要振兴什么？哪些村落可以振兴？哪些村寨可以先行？各村如何起步等问题，都要进行分类别、分区域、分时序逐一推进。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全面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配位度(CCD)模型、相对发展度(RDD)模型和重力模型，定量测度2005~2020年NU-RR耦合配位的时空格局、同步发展现状和空间联系。在地理探测器模型的帮助下识别影响CCD的因素。”[19]可以说，构建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和Tobit模型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和驱动机制[20]。这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逻辑遵循，而且为乡村振兴提供逻辑实证与样本借鉴。
6.2. 批判继承，吐故纳新，三资演化聚合三力
在农村“三变”改革发源地——中国凉都·六盘水这片开发热土与改革创新实践大地，通过聚焦政府引导变、龙头企业带动变、集体经济组织覆盖变、村企合作联动变等多种改革路径，着力实现集体经济有收益、农户有收入、经营主体有盈利、村干部有实惠等目标。总体上看，改革从脱贫攻坚成功走向乡村振兴、改革领域从农业产业向农业农村全域拓展、改革举措从政府推动向市场主导转变、改革红利从保底收益向股份分红升级，进一步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有效实现“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利、联股联心”，通过“三变”已经建构起一个基于“三资”盘活与多方协同的利益共同体，其实践成效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价值参考。通过乡村的推力，城市的拉力，以及现代农业的助力，在动能与势能转换中形成合力破解“三农”难题。所以，“三变”的改革机制和运行模式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经验和价值借鉴。应该说，在变革成效基础上批判继承和吐故纳新，就“三变”的本质而言依然有许多值得深层次思考与探讨。
6.3. “三变”机制，“三资”协同的深化研究
“三变”经验与智慧，依然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宝贵经验和重要财富。如何开创性地回答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演化问题，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人才振兴战略研究。乡村振兴基础是产业，关键是人才。既要积极引进外来人才，又要用好用活本土人才。尤其是新乡贤阶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本土实践经验。既要在政策、资金和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又要借助“归雁计划”用好用活本土精英，切不可舍近求远。二是基层组织振兴研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党组织的引领示范，“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为民造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激发困难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广泛的组织动员，走一条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三是理论实践战略研究。截至2023年9月，中国知网收集到的乡村振兴相关文献总库16.75万份。其中，期刊论文11.04万篇、报纸2.63万篇，学位论文1.74万篇，会议论文2545篇，图书91部，学术辑刊856期。学科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当然也涉及农业、安全、环境工程等。8年多来，学术界更多地聚焦在政策解读、实施成效、微观探讨、经验介绍等实证研究上，高水平成果、理论构建、战略研究等亟待强化。本土学者研究表象化、浅层次，以及学术浮躁，一定程度上影响理论务农的质量和水平。
6.4. 岩博样本，面向市场，扎根乡土价值张力
近年来，盘州市淤泥河乡的岩博村通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发展壮大村办企业，大力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从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企合一，能人带动、人才强村，股份合作、共同富裕”的发展新路。该村探索实践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形成的岩博模式，成为中组部入编全国典型村建设的案例选编样本。这一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的好做法、好经验，归结起来至少有四点值得学习借鉴。
第一，头雁领航，示范效应。党建引领主要有一个对党和人民忠诚称职连续四届的全国党代表余留芬，在她带领下先后办起特种养殖场、砖厂、农家山庄、小锅酒厂、火腿加工厂等经济实体，实现“滚雪球式”发展。采取“村企联建”方式，成立岩博村党委，推动村企共荣发展，将一个人均纯收入不足800元/年、1/3村民穷困的村庄，发展成人均收入3.3万元/年，是全国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第二，产业牵引，配套联动。依托贵州岩博专业合作社，发展主导产业种植刺梨1370.85亩，中药材30亩；魔芋120亩，解决40余人就业问题。凭借白酒生产与销售、培训教育两大产业，产值10亿元，销售额达5亿元，解决1000余人就业问题。打造全省服务最优、教学最全、配备最全的岩博现场教学基地。以及带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第三，股份联合，共同富裕。坚持共建共享、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大力在村兴办企业。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劳动力入股、技术入股、资金入股等方式，把村民凝聚成一个“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岩博、鱼纳、苏座三个村1012户、3650人参与岩博酒业入股分红，村民入股比例达50.18%，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第四，扎根乡土，面向市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借助制度红利、政策红利、市场红利、人口红利聚合，撬动乡村大市场，始终在改革创新中勇立潮头。此外，在众多的乡村中还有六枝特区梭戛乡乐群村也是乡村振兴的样本。通过特色产业发展由乡村振兴带动新型城镇化，水城区的玉舍镇、钟山区的大湾镇、以及石桥镇均成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典范。
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人地关系紧张的贵州西部六盘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定有别于全省、全国乃至其他地区。鉴于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路径的特殊性；这就需要认清形势，立足市情，找准问题，把握规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推进。在伟大的乡村振兴实践中，强化理论务农以变革的思维去观察、去记录、去思考和拥抱这个变革的大时代，并以务实的态度，积极的心态，清醒的认知参与区域乡村振兴实践，而非坐而论道。因此，从现象到本质研究透当下问题，从说理到学理讲好凉都故事，既是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应有责任与使命担当。最重要的，需要努力将研究对策上升为工作决策，将学术思考转化为工作路径，拟为全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践模式和行动参考。
项目基金
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编号：2021290)，贵州省“一流”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建设项目(编号：zzhzzh08230905)，2022年六盘水师范学院校级一流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项目(编号：LPSSYylzy20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