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21世纪初，徐新建提出了他的“三度写作”理论，该理论旨在探讨全球化对我们生活、写作和言说的影响。
首先，在生活层面，全球化趋势使本民族的人民重新思考和书写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以适应经济的发展——这被称为“一度写作”：在这个阶段，个体和社会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其次，在写作层面，民族作家在“一度写作”的基础上，创作并发表面世的作品，被称为“二度写作”——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对文化认同和全球化的思考，成为文学领域的一部分；最后，在言说的层面，国家权威、学术评论和教学被认为是“三度写作”——这一层面涉及政府和学者对文化现象的解读和引导，以及文学作品的批评和教育，这有助于塑造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1]
时至今日，距离徐新建首次提出“三度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全球化趋势继续加强，对言说、写作和评论的影响也变得更加显著。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汹涌澎湃的浪潮中，其命运同样显得尤为引人关注且充满挑战，呈现出一种令人焦灼的态势。
2. 现实生活：民族文化传统的嬗变
在20世纪30年代，当沈从文书写《边城》时，凤凰县的苗族社会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经济的状态。这个时期的凤凰，被山川围绕，宛如一颗镶嵌在湖南大地上的绿色明珠。山村风光如画，溪水潺潺，农田丰收，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宁静而祥和的乡村画卷。苗族人民在这片山水之间生活，他们依赖土地耕种，沿袭着几世纪的传统农耕方式，建立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这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节奏受着大自然的支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凤凰县开始迎来了巨大的变革。这个乡村社区逐渐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一系列政策改革和市场开放的举措，吸引了外部资本，引发了城市化进程和文化旅游的兴起。这一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深刻地改变着苗族人民的生存路径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苗族传统文化的保存提出了重大考验。
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使地方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却使其民族文化传统面临消亡。在这个过程中，凤凰县的变革不仅限于经济发展，还深刻地涉及了文化、社会结构和族群认同等方面。20世纪60年代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就曾称赞凤凰是中国两个美丽的山城之一，凤凰更是凭借着天然的山水风景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所积攒下来的良好声誉，通过市场营销与文化手段逐步将自己打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旅游城市。这其中沈从文作品《边城》对它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凤凰，不少当地居民会装扮成《边城》中的“爷爷”划船来盈利，当地政府也会通过大型舞台剧《边城》等文化展演形式来招揽游客，景区也会设置出“沈从文故居”供游客打卡拍照。无疑，旅游经济的兴盛为本地居民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收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然而，旅游经济所带来的冲击也愈加显著，其中之一便是本族群文化的滥用和异化。在凤凰县的旅游产业商业化的过程中，苗族传统文化往往被削弱，只作为表面的“文化产品”呈现出来，失去了原有的深度和意义。苗族人民会为了增加收入，将族群文化商品化，例如妇女穿上廉价的苗族服饰，在古城的小巷摆摊经商；或者将苗族的舞蹈服饰提供给游客，以便拍照留念；还有些人宣传苗族的蛊毒和赶尸等具有猎奇色彩的元素，以吸引游客。[2] (p. 63)这种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可能导致文化的虚化和失真，让本族群文化不再是为了传承和表达，而更多地朝着经济利益发展。
除了将本族群文化进行重新塑造之外，他们还将外来的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变成族群自身的文化产品，如将从网上看到的流行大理古城的编彩辫对外宣称为苗族传统的文化，或者将其他族群的小吃进行改良后广而告之是苗族的传统食品。[2] (p. 63)文化资本化和文化包装，虽然满足了个人的利益诉求，但无形中也对民族文化进行了重构和再书写，非苗族的游客很容易将这些歪曲了的文化当作是苗族文化。长此以往，本民族年轻一代可能逐渐遗忘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对苗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构成了巨大挑战。全球化进程由此改变了族群内部的一度写作。除了影响族群内部文化的传承之外，过度的商业化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凤凰这座城市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凤凰这一文化符号不幸被逐渐改写，其光彩不再纯粹地映照民族文化传统，而是被混杂了外来元素与商业气息，渐行渐远于原本深厚的文化底蕴。
3. “乡下人”的策略：民族文化传统的书写
徐新建将由作家创作出来并发表面世的作品比喻为民族文化的二度创作。他认为民族作家不仅仅是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作家的文本中往往包含着对自己民族社会发展的判断、期待与引导。提到湘西，提到凤凰，始终不能绕开的一个作家那就是沈从文。由于影响太大，沈从文的书写已经由二度转向一度，亦即参与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塑造过程中了。那么沈从文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书写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城呢？这一行为是否体现了他对湘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本土认同？
沈从文是个天生的诗人，他的灵魂深深扎根于湘西的土地和文化。然而，当他来到北京，却发现他与这里格格不入。在这里，他不仅在生理上饥饿挨饿，心理上也承受了来自城市文化的歧视和排斥。这种尴尬的感觉让他倍感困惑和不满。在最困难的时刻，他甚至无法享受一顿温饱的饭食，更不用说在城市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了，这种自卑和挫折感开始在他心中滋生，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湘西的深切怀念。面对这种情绪，他将自己沉浸在对故乡的记忆之中。对他来说，湘西成了一种心灵的支柱，一股坚定不移的精神力量。只有在湘西风土人情中，他才能找到与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道德和情感范畴。乡下人的“自卑”使他天然想去赞美与城市文化对立的一切东西，而他笔下人杰地灵的“边城”就是这种情绪的映射。他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注入到凤凰这座小城，试图改变人们对湘西苗民蛮族的刻板印象。他在叙述的过程中有意过滤掉了一些血腥的原始的屠戮，同时也刻意渲染了一种苗族巫蛊的神秘，这深刻地体现出沈从文对本土独特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认同。
但他的写作背景又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否真的还原了湘西的民族文化，或者仅仅是一种虚构的乌托邦，旨在对抗城市文化的侵蚀。他在书写的过程中似乎不可避免地赋予湘西以一种理想化的光辉，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城市人未曾想象的梦幻胜地。然而，一些描述与现实中的湘西苗族生活并不完全吻合。李国太在其论文《“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一文中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某些苗族风俗是经过浪漫化之后的结果。他通过对比沈从文的作品《龙朱》与20世纪30年代湘西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田野调查的结果，认为苗族恋爱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礼仪和规矩，并非如沈从文描述的那样，只要男女相悦，便可奔而不禁。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与金介甫谈到《龙朱》时，还为之一笑说，那“只算是浪漫派作品[3]”。可见，沈从文并非要以“民族志”的方式书写苗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
虽然沈从文并没有打算以民族志的形态去描述湘西世界和苗人的生活，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包含了对湘西世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认同。沈从文作品写的最出色的就是有关湘西的那一部分，他笔下的湘西的自然风物千姿百态，社会风土人情富有鲜明的湘西色彩。他作品中笼罩着一种唯湘西才有的自然、文化与社会的精神氛围。除了孜孜不倦地描述湘西的风貌与故事外，他还关注到了湘西苗族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在建国之后，沈从文有机会再次回到家乡，面对家乡的历史与人事，他增强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与苗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苗民问题》就是他以知识分子和苗人双重身份所进行的书写，他不仅梳理了湘西苗族发展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悲剧命运，而且从民主主义角度提出了解决苗民问题的主张，即要求统治者：
“必须放弃二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教育、经济以及人事的处置，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4]”
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书写了曾经苗族整个群体的苦难记忆，更重要的是以苗族代言人的身份去呼吁对苗人的平等对待。在此意义上，沈从文的写作已经由“二度”融入了“一度”，即参与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现实书写之中。事实证明他的书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家对于苗民的误解，促进了政府对苗族问题的重视，改善了苗族人的生活水平。
除了对本土认同的关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对全球化1的积极追求和呼应。他毫不掩饰自己渴望获得世界认可的心情，在《从文家书》中，与儿子虎雏的对话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想法：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说我吹牛。)‘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5]”
仔细审视这段对话，我们不难发现与沈从文进行比较的，不论是托尔斯泰还是安徒生都是西方享誉国际的大作家，当儿子虎雏说出世人都将他比作中国的托尔斯泰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内心的喜悦，所以他将这一对话写入信里分享给张兆和。与此同时，他也在与儿子的对话中坚定地表示要加倍努力，争取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这种渴望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文学家的愿望表明他正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潮流。但正如沈从文所言，要写得好，尤其是像安徒生那样，是相当困难的。他的这种自我要求也反映出他对文学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他不仅关心自己的文学声誉，还关心如何为湘西的民族文化和中国的文学传统争光，将其推向国际舞台，积极与世界潮流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虽然不懂外语，也没有留学经历，但是却因为他的“学历情结”阅读了大量翻译文学。他从这些翻译文学中借鉴了许多西方与俄罗斯作家的手法，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屠格涅夫、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享誉世界作家的影子。这种学习与借鉴虽然在当时招致了不少的非议，如有人就评价其有关湘西的小说“对话欧化气味很重”“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了鲁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里面传统的苗族歌谣“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6]。但总体上来说这种跨文化的借鉴不仅丰富了他的创作，还将他的文学作品引向国际舞台，这或许也是他的作品在国外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原因。他一方面自觉与本土认同，描绘了湘西特有的风土人情；一方面又自觉带着湘西所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借鉴世界著名作家的写作手法与主题。他的文学作品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也具备了通向全球的文化共鸣，这为他的文学生涯增添了一层丰富的多元性。
4. 批评家的呼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鼓吹
自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驱动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沈从文的作品逐渐被重新发现。这其中不乏国家权威的认定，他的多篇文章例如《边城》等就被选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之中，反映了国家权威对他作品的认可。这不仅推动了沈从文的作品在教育领域的传播，也提高了他在文学界和社会中的地位。他在国民语文教育中的地位自不必说，这里我想重点阐释一下关于沈从文更为专业化的评说与研究。有调查称，知网上有关沈从文的研究文章数量之大，仅次于鲁迅先生。这就表明了沈从文始终有一种魅力召唤着学者去对他进行不断阐释，尤其是他有关于湘西的书写，更是引得人们孜孜不倦地去进行学术研究。但是沈从文在当代的成名与流行只能说是“再发现”，因为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不少批评家对沈从文的文章进行反馈了，这一时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批评家们的“三度写作”所表达的期盼，亦即希望他能更深刻地描绘湘西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这种反馈就已经深刻影响沈从文的创作了，两者之间的对话关系非常明显。这就使沈从文感受到了来自文学界的鼓励，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给予了他一种正向的反馈，使他创造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文体类型。
沈从文在写作初期的风格非常杂乱，因为此时的他初入文坛，还无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文体，所以只能选择去模仿同一时期成功作家的风格。然而，在这些风格杂乱的作品中，描写湘西民族文化的小说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开始表达对湘西这片土地的情感，以及对湘西人民的深刻洞察。这种对湘西的思绪和情感是其他作家文体中所不具备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拿现成的文体来使用，于是他在这类作品中开始了属于自己文体的探索。
这些描写湘西的作品因其独特的风格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关注，在得到了徐志摩和胡适等文学界名人的赞赏后，他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其中，《市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5年11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再次刊载了沈从文已经发表两次的《市集》，并附上《志摩的欣赏》。徐志摩在文中对“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给予溢于言表的欣赏——“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7]”这些赞扬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的文学道路指明了方向。在以后的小说中，他继续保持并加强了对湘西乡村特色的渲染。1928年10月，在《阿黑小史》序中沈从文还这样写道“或许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和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志士的革命文学，这样人，可以读我这本书，能得到一点趣味。我心想这些人大致总还有。”沈从文的这段序言暗示了他想脱离当时主流文学的束缚，摆脱传统文学和当时的政治文学，放弃对他人笔下既有文体的模仿，创造出一种独立于时代和潮流，独属于自己的文体的一种想法。他希望自己的这种独特的文体可以吸引那些感到厌倦了当时主流文学和社会现实的人，希望自己的文体可以提供给他们新鲜感以及新趣味。我们不妨将这篇序言看作是他文体形成的宣言书，自此之后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浑融、和谐和富有厚重感，技巧的运用也越来越娴熟。在期望视野融合和文体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享誉世界的《边城》应运而生。
5. 小结
通过上述三节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民族文化传统被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重塑着。批评家们的“三度写作”影响了沈从文的“二度写作”，而沈从文“二度写作”的产物又深深地塑造着凤凰本地族群文化的“一度写作”。
一方面，凤凰的独特民族文化传统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正是这些特色深刻地反映了湘西的文化和风景，让沈从文的作品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塑造和改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正是本土认同与全球化的矛盾之所在。
现在距离徐新建提出“三度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这一矛盾的解决方案仍不明朗，而且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纳入了庞大的数据信息编织的网络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不致使民族文化传统流失殆尽，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亟待我们深思并解决的严峻问题。
NOTES
1“全球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过程，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此处是指沈从文有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