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主体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四渡河村为例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Taking Siduhe Village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DOI: 10.12677/ae.2024.1481543,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朱 婍, 田 萌: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北京
关键词: 家庭教育主体社会化农村留守儿童Family Education Subject Socializati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大批农村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这一现象所导致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剧增的问题得到了社会政府的高度重视。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家庭教育作为孩子成长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父母的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往往无法享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这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主体呈现多样化,包括母亲、父亲、隔代亲属、亲朋和自我教养等类型。这种家庭教育主体的多样性,无疑给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了复杂的影响。为深入探究不同家庭教育主体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北京市四渡河村的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观察和访谈等多种方法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调查。着重分析了不同家庭教育主体对留守儿童的生活技能、道德品质、自我认知、社会适应和性格特质等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些影响背后的原因。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帮助留守儿童获得更好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机会。
Abstract: Since the 90s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hollowing” has generally appeared in rural areas, an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choose to go out to work, which has led to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nd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social government. As a special group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mong them,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as the cornerstone of children’s growth, is self-evident. However, due to the migration of their parents,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often unable to enjoy a complete family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 subjects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re diversified, including mothers, father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ves,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self-parenting. This diversity of family education subjects has undoubtedly had a complex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mily education subjects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study selecte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iduhe Village, Bei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s,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family education subjects on the life skills, moral character, self-awareness, social adaptation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discuss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influenc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 will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help left-behind children obtain a better growth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文章引用:朱婍, 田萌. 家庭教育主体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四渡河村为例[J]. 教育进展, 2024, 14(8): 1204-121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543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其成长环境因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引导而面临诸多挑战。这一群体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为了有效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其构建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关爱服务体系,将家庭监护置于首要位置,凸显了家庭在儿童成长中的核心和基础性作用,也体现了对家庭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重要角色的认可[1]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为我国家庭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意在构建一个多方协同、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我国教育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远景规划,旨在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一宏大背景下,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2]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也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高达约1289.67万[3]。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让我们更清晰认识到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也进一步强调了构建全面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家庭监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他们的社会化进程显得尤为重要。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留守儿童个体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也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因此,关注和支持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不仅是关爱留守儿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

对此,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旨在从多维度剖析不同家庭教育主体对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背后的动因,通过横向比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让更多人认识和理解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2. 相关概念界定

() 家庭教育主体

家庭教育主体是指,在家庭教育中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健康成长而承担起培养和引导其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等方面的主要监护教养者。本研究主要研讨的家庭教育主体分别是:祖辈、父亲、母亲、亲朋与儿童自我。

() 农村留守儿童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与定义,本文的农村留守儿童指的是:户籍所在地在农村地区,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外出的18周岁以下(或0~17周岁)的儿童。基于研究需要和样本采样地实际情况,本研究重点研讨北京市四渡河村6~17岁的农村留守儿童。

() 社会化

社会化是一个积极主动、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接受并内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文化、知识和行为规范,逐渐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同时,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特征,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此外,社会化还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传承、丰富和创新,使得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维持与发展的关系[4]

3.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现状分析

() 样本基本情况

四渡河村是一个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的小山村,以板栗种植和民宿旅游为主要经济支柱。该村户籍人口357人,常住人口约200人,其中留守儿童约50人,占14%。为关怀农村留守儿童,2022年北京市首个“童心港湾”项目在此落成,吸引国内外志愿者提供艺术特色活动。本研究团队对四渡河村6至17岁的留守儿童进行了系统的问卷调查与自然观察,以收集第一手资料。调查的留守儿童平均年龄为11.8岁,其中6~12岁占比64%,12~15岁占比29%,15岁及以上占比7%,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Figure 1. Age distribu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1. 留守儿童样本调查年龄段分布表

此外,本研究还针对一名6岁和一名12岁的留守儿童进行了深入的个案访谈,旨在探讨他们的社会化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M-X and F-L case interview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1. 留守儿童M-X和F-L的个案访谈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基本情况

访谈内容

M-X(6岁,男,
幼儿园中班)

生活技能:目前M-X在生活基本技能方面存在显著不足,
基本没有生活的基本技能。

日常习惯:起居作息较为规律,但缺乏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和
助人的意愿。

情绪管理:在与长辈发生争执时,能够冷静处理,
显示出一定的情绪管理能力。

学习态度: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态度,愿意主动学习,
但面对外界的干扰与诱惑时,抵抗力较弱。

人际交往:自我表现欲望强烈,但在意他人评价,有时因此
产生自我否定情绪。能够快速融入集体,处理突发问题冷静。
在与同伴交往方面表现良好,但缺乏道歉意识。

在家中参与家务劳动时间和玩游戏时间的情况;自我认知水平;
在校内与同伴和在家中与长辈的相处情况;
与父母平日联系的情况;学习情况。

F-L(12岁,男,
小学六年级)

生活技能:F-L的生活基本技能较为熟练,
展现出良好的自理能力。

日常习惯:作息规律,且愿意参与家务劳动和提供邻里帮助,
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

情绪管理:在与长辈争执时,情绪管理能力较弱,
缺乏冷静处理冲突的能力。

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不足,面对诱惑时较难保持专注。

人际交往:自我表现力强,但比较在意他人评价,
容易产生自我否定。集体融入能力较好,但在应对突发问题时
情绪易失控。与同伴相处融洽,但缺乏礼貌和道歉意识。
在与亲密朋友相处时,有时会出现不愉悦的情绪。

() 家庭教育主体基本情况

四渡河村在册村民357人中有100余人外出打工,这一显著的人口流动趋势使得四渡河村的家庭结构出现了老龄化特征,这与我国众多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相吻合。在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据了较大比例,他们通常负责家庭教育和农业生产任务。在该村留守儿童家庭主体的调研中发现:54.1%由祖父母抚养,31.15%由母亲抚养,父亲仅占8.2%,另有3.28%由亲朋或自我抚养。这些数据揭示了四渡河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家庭教育主体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影响比较分析

1) 生活技能(2)

Table 2. Mean differences of life skills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affected by different child discipline

2. 各类家庭教育主体影响下留守儿童生活技能均值差异比较

教育主体类型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样本量(N)

分析方差(F)

差异(P)

母亲教养

1.53

0.612

19

2.697

0.04

父亲教养

1.00

0.707

5

祖辈教养

0.97

0.770

33

亲朋教养

1.50

0.707

2

自我教养

2.00

0.000

2

五种家庭教育主体对留守儿童生活技能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生活技能的掌握程度上,更反映了不同家庭教育方式对儿童成长的深远影响。

自我教养的留守儿童因缺乏成人直接照料,生活技能较出色。母亲与亲朋教养的留守儿童生活技能中等。母亲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角色,鼓励孩子参与家务,通过实践学习;而亲朋教养的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成人关注,则更多依赖自我尝试和摸索。

在父亲与祖辈教养下,留守儿童生活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四渡河留守儿童调研显示,这些家庭存在溺爱现象,尤其是祖辈养育的留守儿童(见个案M-X)。过度溺爱导致留守儿童缺乏锻炼和实践机会,阻碍其生活技能发展,影响独立性和自主性。

个案M-X留守男童,6岁,上学前班中班,现居农村,由祖父母抚养。由于长时间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关爱,他在情感表达上显得有些拘谨,不太愿意主动与人交流。在日常生活中,M-X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他的祖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几乎包办了他所有的琐事。这使得他在穿衣,系鞋带,将自己物品按类别整理等基本生活技能未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需要成人的帮助才能完成。

2) 道德品质(3)

Table 3. Differences in mean valu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moral qua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ild discipline subjects

3. 各类家庭教育主体影响下留守儿童道德品质均值差异比较

教育主体类型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样本量(N)

分析方差(F)

差异(P)

母亲教养

19.63

2.191

19

1.887

0.125

父亲教养

18.00

3.316

5

祖辈教养

18.39

0.998

33

亲朋教养

18.50

0.707

2

自我教养

18.50

0.707

2

家庭教育主体类型对留守儿童道德品质的影响并未显现出显著差异。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家庭教育在塑造留守儿童道德品质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次问卷调查以四渡河村的留守儿童为对象,其结果基于他们的自我评价,因此,结果中可能掺杂了一些主观性和不客观的因素。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出四渡河村的留守儿童已经具备了分辨自己行为规范是否正确的能力,并且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这说明,无论家庭教育主体类型如何,留守儿童在道德品质方面都有着自我塑造和完善的潜力。

3) 自我观念发展(4)

Table 4. Mean differences in self-concept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ild discipline subjects

4. 各类家庭教育主体影响下留守儿童自我观念发展均值差异比较

教育主体类型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样本量(N)

分析方差(F)

差异(P)

母亲教养

5.73

1.045

19

3.078

0.023

父亲教养

6.00

0.707

5

祖辈教养

5.03

0.728

33

亲朋教养

5.00

1.414

2

自我教养

4.50

2.210

2

家庭教育主体类型对留守儿童自我观念发展有显著影响。尤其是母亲与父亲教养的留守儿童,在自我观念发展的平均值(M)上远超过其它教养类型的留守儿童,这一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往往能够给予更多的关爱与陪伴。在四渡河村实际调研中发现当留守儿童参与各类活动时,由父母教养的儿童,通常会全程陪伴,与孩子共同体验活动。这种陪伴不仅让孩子感受到温暖,更重要的是,它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更强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

相比之下,祖辈和亲朋教养的留守儿童,其监护人只是将孩子送到活动地点,等待活动结束后再接回。这种方式虽然完成了基本的监护责任,却缺少了与孩子之间的深入交流和情感连接。孩子们在遇到困难时,往往得不到及时的引导和鼓励,久之,其自我观念发展就可能受到一定的阻碍。而对于自我教养的留守儿童,他们由于缺乏成人的教养,不得不自己参与活动,自己解决困难与问题。

4) 社会适应能力(5)

Table 5. Mean differences of social adapt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ffected by different child discipline

5. 各类家庭教育主体影响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均值差异比较

教育主体类型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样本量(N)

分析方差(F)

差异(P)

母亲教养

5.16

0.958

19

11.979

<0.001

父亲教养

5.00

1.000

5

祖辈教养

3.18

1.102

33

亲朋教养

4.00

1.410

2

自我教养

4.00

0.000

2

家庭教育主体类型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差异极为显著。特别是在母亲教养与父亲教养类型的留守儿童中,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明显超出了祖辈、亲朋和自我教养类型的儿童。这一结果反映出,父母的直接参与和陪伴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深入剖析这一现象后发现,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直接监护,内心往往更为敏感和脆弱(见个案F-L)。结合调查问卷的结果和个案访谈的内容,相比于父母的全方位关爱和引导,其它教养的监护人往往无法给予留守儿童足够的关注和支持。他们可能无法像父母那样及时发现并解决儿童在社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无法给予他们正确的交往方式和情绪管理方法。这种监护的缺失和不足,导致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上出现了明显的欠缺。

个案F-L留守男童,12岁,上小学六年级,现居农村,由祖父母抚养。自我表现力强,但比较在意他人评价,容易因为他人对他的负面评价而自我否定。集体融入能力良好,但在应对突发问题时情绪易失控。与同伴相处融洽,但缺乏礼貌和道歉意识。在与亲密朋友相处时,有时会出现愉悦的情绪。

5) 性格特征(6)

Table 6. Mean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ild discipline subjects

6. 各类家庭教育主体影响下留守儿童性格特征均值差异比较

教育主体类型

平均值(M)

标准差(SD)

样本量(N)

分析方差(F)

差异(P)

母亲教养

8.47

1.504

19

0.082

0.988

父亲教养

8.60

0.894

5

祖辈教养

8.42

1.220

33

亲朋教养

8.50

0.707

2

自我教养

8.00

1.414

2

家庭教育主体类型对留守儿童性格特征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这一问卷调查结果与实际观察四渡河村留守儿童性格特征普遍呈现正面发展的情况相吻合。儿童的个性特征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天生的遗传影响,每个儿童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基因,这些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倾向和特征。然而,尽管天生的性格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不能忽视后天家庭教育对儿童性格发展的潜在影响。

4. 家庭教育主体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影响的对策

母亲教养的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整体发展表现得最为出色,这背后,不仅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更得益于母亲们精细的引导策略。母亲的情感支撑、细致入微的教育方式以及权威而亲切的形象,共同为留守儿童营造了一个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与此同时,过往研究也揭示了父亲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5]。父亲以其坚毅、果敢的特质,塑造儿童性格和行为方式,影响其价值观形成,使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建立起稳定的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然而,隔代教养则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面性的影响。虽然隔代亲人能够提供稳定的关爱和成长环境,但溺爱、沟通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挑战。这些问题可能会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亲朋和自我教养的留守儿童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则更为严峻。由于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沟通,以及社会化基础薄弱,他们往往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在与人交往和沟通方面,他们往往感到困惑和无助,容易产生行为和心理问题,进而影响其个人成长和社会稳定。针对以上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中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 政策层面

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农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助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实际调研发现,尽管乡村振兴战略在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如四渡河村,其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每个农村地区其拥有的特色产业和资源禀赋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这些特色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推动其快速发展,吸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减轻外出务工的压力。使留守儿童父母有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留在本地,陪伴孩子成长,加强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密互动和陪伴。这将有助于留守儿童获得更加稳定和健康的家庭环境,促进其社会化的正常发展。

2) 推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增强留守儿童归属感认同感,促进社会融入和全面发展。

社区环境在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四渡河村的文化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有效弥补了因父母缺失而导致的陪伴不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留守儿童对社区文化的认识得以加深,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得到强化,从而促进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和全面发展。

因此,政府应引导农村社区开展多样化文化活动,优化设施、丰富内容、提升质量,为留守儿童创造优质成长环境,并加强文化建设,传承优秀传统,增强文化自信,支持其社会化发展。

() 社会层面

1) 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项目的宣传,鼓励社会爱心人士资助,改善其生活环境质量。

社会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质量及安全保障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鉴于农村留守儿童项目的运作与发展高度依赖于社会资助,政府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充分考虑留守儿童特殊境遇,提升社会认知与关注,激发其对农村留守儿童项目支持。

四渡河村的“童心港湾”项目正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项目积极寻求并成功获得了社会资助。这些资助不仅用于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日常活动设施,还用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化程度。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不仅缓解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经济负担,也为他们创造了更优质的生活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能性。

2) 扩大青年志愿团体服务,深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陪伴与支持,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在四渡河村有一批青年创业团队时常带领高校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为该地留守儿童提供陪伴和关爱。通过与志愿者的交流和互动,留守儿童能够释放情绪,倾诉内心的困惑和不安,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有效维护心理健康,其社会交往能力得到良好发展。

由此看出,加强青年服务团体的陪伴,可以有效帮助留守儿童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其自我管理和自制力。同时,通过青年志愿者的服务活动,可以向社会传播关爱留守儿童的理念,促使更多的人关注并关心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 学校层面

1) 优化校园生活内涵,强化寄宿制管理体系效能,提升同伴交往层次,推动留守儿童社会化进程

校园生活对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至关重要。丰富校园活动和优质寄宿环境能增强其校园归属感,促进同伴沟通,提升社交能力。针对四渡河村留守儿童的具体状况,当地学校可开展地域特色活动,如观星、野炊,丰富课余生活。校内定期举办活动如“大手拉小手”、主题班会,增强集体归属感和团队协作能力。此外,学校寄宿制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不容忽视。优质的寄宿生活为留守儿童提供稳定环境,减少不安全感,专注学业和个人发展,培养其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2) 强化家校合作机制,明晰养育与教育职能界限,以增强留守儿童社会规范遵从能力。

家庭侧重于“养”,学校侧重于“育”,其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教育职责。我们需要明确家庭和学校在这两方面的职责和角色,建立更为全面的家校沟通体系。在明确家长责任的同时,学校可以开展针对家长的家庭教育培训,给家长与监护人提供更多教育技能技巧,改善其与留守儿童间的沟通,双方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教育过程,对于形成针对留守儿童的合力教育机制至关重要。

() 家庭层面

1) 稳固母亲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强化父亲在留守儿童家庭教养中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性,尤其强调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温柔与细腻,为孩子们提供生活照料与情感寄托。因此,我们应更重视母亲的主导地位,提供更多支持,促进留守儿童道德品质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忽视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坚强、果敢形象,其言传身教对孩子性格、行为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

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更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如定期通过网上视频电话与孩子交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与陪伴;节假日尽量增加回家陪伴孩子的次数。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接近,更是心灵上的交流,帮助解决成长中遇到的困惑。

2) 寻找合适的临时监护人,留守儿童父母常与临时监护人联系,重视与留守儿童的情感沟通。

对于父母均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家庭,父母在选择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时应尤为审慎。理想的临时监护人应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拥有优良的道德品质以及强烈的责任心,以便在孩子行为失范时,能迅速以恰当的教育手段引导其回归正轨。尤为关键的是,父母应避免将孩子托付给社会化程度较低或无法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的监护人。

本研究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自我监护或亲朋教养,隔代监护的留守儿童在社会化进程中的表现更为优异。这提示我们,若临时监护人能够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关爱与适宜的成长环境,其社会化进程有望得到良好发展。

3) 将留守儿童迁移至其父母务工所在地,以确保儿童获得必要的亲子陪伴,进而促进其社会化的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问题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缺乏父母陪伴。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情况下,父母将留守儿童带在身边养育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当父母与孩子共同生活时,他们能够更直接、更全面地观察到孩子的情绪变化和行为表现。而父母的言传身教,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成为他们形成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参考。其次,迁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成长平台。在新的环境中,孩子们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不仅能丰富他们的阅历,让他们对世界有更全面的认识,更能够培养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化能力。

基金项目

中华女子学院本科生科研训练资助项目(ZKY2040105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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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11/j.1651-2227.2007.0057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