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规模不断加大。教育部表示，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毛入学率达到59.6%。而在工作市场中，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社会分工细化、疫情后适应艰难、职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变得愈发严峻。各大高校也将工作重点向大学生就业、创业上倾斜，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持和帮扶指导。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生涯适应力是与就业、工作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个体因应生涯角色变化并与之保持平衡的能力(赵小云，郭成，2010)，是个体应对人生重大生涯问题时的心理资源，也是适应力概念在生涯领域中的应用。研究表明，生涯适应力是确保大学生有效解决职业相关问题的前提，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职业发展(吴洁清等，2016)。社会认知生涯理论指出，环境因素是影响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Lent & Brown, 2013)。研究较多的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尤其是父母、教师等对青少年的生涯期望和生涯支持(邹阳，2022)。家庭环境和关系，特别是与父母的关系，是影响青少年职业期望和发展的重要因素(Duck et al., 2013)。由此可见，父母相关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的核心变量。
父母自主支持，反映了父母在养育过程中给子女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权利，鼓励子女进行自我调节，并做出符合自我意愿的选择(Ryan & Deci, 2017)。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表明，近端因素是直接影响青少年发展适应的因素(Bronfenbrenner, 1979)。实证研究亦表明，父母自主支持与青少年自尊及社会适应各领域的发展均呈正相关，父亲和母亲的自主支持对青少年发展适应不仅具有累加效应，还可以相互补偿(孙洪蕊等，2022)，也就是说，具有父母双亲自主支持更有利于青少年发展，当一方自主支持不足时，另一方的自主支持作为补偿性资源。父母自主支持还有利于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促进情绪适应(彭顺等，2021；Suh et al., 2016)。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自主性的支持与青少年心理功能的改善密切相关。当个体得到亲近的人的支持时，他们更有能力适应工作环境(Duffy, 2010)。经常与父母讨论未来职业规划的学生，其职业关注度、职业控制力、职业好奇心和职业信心也更高(Zeng et al., 2022)。Kenny和Bledsoe (2005)认为，来自家庭、教师和亲密朋友以及同伴对学校的信念的支持，极大地解释了职业适应性。早年父母支持正向预测个体的生涯适应力，负向预测个体的长期生涯决策困难。高中生感知到父母或教师提供的生涯指导对其生涯适应力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林育仪，2022)。研究表明，父母自主支持有助于培养子女形成自我决定行为，是生涯适应力的正向预测因子(Steinberg, 200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自主支持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
家庭是赋予生命意义最强烈的因素之一(Ahmadi et al., 2023)。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指个体感到自己的生活可以被理解，自己被有价值的目标指引并且感到生活有价值时的感受(Crumbaugh, 1973; King et al., 2006)。这一概念包括三个子结构：理解、目的和重要性。理解是指个人对其生活的连贯感和理解程度(Baumeister, 1991; Reker & Wong, 1988)；目的是指为个人体验到的生活被有价值的生活目标所引导和激励的程度(Battista & Almond, 1973; Klinger, 1977)；重要性表达的是个人认为自己的存在在世界上具有意义、重要性和价值的程度(King et al., 2006)。对个体生命而言，意义本身是通过社会化获取的(Stillman et al., 2009)。家庭氛围、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阶层直接影响个体的生活意义。具有良好家庭功能的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较高(冯宁，2022)；吴明证等人(2023)发现家庭仪式能够促进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进而促进其亲社会倾向；King和Hicks (2021)的研究表明优质的亲子依恋是创造生命意义感的方式之一。生命意义形成的基本需要满足模型指出，当自我的基本心理需要(自主性、胜任和关系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体将获得并感悟到生命意义(Martela et al., 2018)。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了生命意义感对生涯适应力的正向预测作用(王子妃，2020；叶宝娟等，2019；Buyukgoze-Kavas et al., 2015)。因此，基于生命意义形成的基本需要满足模型，本研究提出假设2，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探讨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并明确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整群取样，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对大学生开展调查，发放问卷7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679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7%。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9.17 ± 1.23，其中男生187人(27.5%)，女生492人(72.5%)；大一373人(54.9%)，大二202人(29.7%)，大三96人(14.1%)，大四及研究生8人(1.1%)；文科类271人(39.91%)，理科类407人(59.94%)；城镇户籍292人(43%)，农村户籍387人(57%)。
2.2. 研究工具
2.2.1. 生涯适应力
选用Savickas和Porfeli (2012)编制、Hou等人(2012)修订的中文版生涯适应力量表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进行测量，该量表共24个条目，例题如“关注我的职业生涯”，采用Likert 5点计分(其中1 = “很小的能力”，5 = “非常有能力”)，分为生涯关注、生涯自主、生涯好奇和生涯自信四个维度。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78~0.82之间。
2.2.2. 父母自主支持
选用父母自主支持量表(Wang et al., 2007)测量大学生的父母自主支持程度，该量表包括8个题目，例题如“父母让我自己计划我想做的事情”，采用Likert 5点计分(其中1 = 非常不符合，5 = 非常符合)。计算均分，分数越高代表父母自主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3. 生命意义感
选用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MLQ)，该量表共计10个题目，例题如“我明白我自己生活的意义”，包括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7点计分(其中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计算总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父母自主控制、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其次，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比较性别在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上的差异；再次，对各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最后，采用SPSS的PROCESS宏程序检验中介效应，使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置信水平为95%。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以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量表的自我报告法进行采集，可能会产生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显示，特征根因子大于1的有7个，且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9.20%，低于临界值40%，因此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meaning in life, and career resilience (M ± SD)
表1. 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的描述统计分析(M ± SD)
| 变量 |
男生(n = 187) |
女生(n = 492) |
总计(n = 679) |
| 父母自主支持 |
3.63 ± 0.64 |
3.68 ± 0.66 |
3.67 ± 0.66 |
| 生命意义感 |
49.62 ± 7.71 |
48.26 ± 7.44 |
48.63 ± 7.53 |
| 生涯适应力 |
3.83 ± 0.55 |
3.82 ± 0.48 |
3.82 ± 0.50 |
Table 2.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meaning in life, and career resilience
表2. 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的相关分析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 年龄 |
1 |
|
|
|
|
| 性别 |
–0.07 |
1 |
|
|
|
| 父母自主支持 |
–0.05 |
0.04 |
1 |
|
|
| 生命意义感 |
–0.04 |
–0.08* |
0.40*** |
1 |
|
| 生涯适应力 |
0.03 |
–0.01 |
0.32*** |
0.55***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的平均数、标准差见表1。如表1，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均高于中等临界值，整体处于较高水平。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父母自主支持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t = –0.87, p > 0.05)，生命意义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t = 2.12, p < 0.05)，其中男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显著高于女生，生涯适应力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t = 0.23, p > 0.05)。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生涯适应力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见表2。
3.3. 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由表2结果可得，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和生涯适应力之间两两变量的相关性显著，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运用PROCESS程序的Model 4，将父母自主支持作为自变量、生命意义感作为中介变量、生涯适应力为因变量，分析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间的中介作用。表3的结果显示，父母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 = 0.40, p < 0.001)，父母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β = 0.25, p < 0.001)，加入生命意义感中介变量后，父母自主支持仍然显著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β = 0.12, p < 0.01)，生命意义感显著正向预测生涯适应力(β = 0.50, p < 0.001)，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研究假设1、2。
Table 3. A test of the mediation model of meaning in life betwee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career resilience
表3. 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中介模型检验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拟合指标 |
系数显著性 |
| R2 |
F |
β |
t |
| 生命意义感 |
父母自主支持 |
0.16 |
129.63 |
0.40 |
11.39*** |
| 生涯适应力 |
父母自主支持 |
0.10 |
78.10 |
0.25 |
8.84*** |
| 生涯适应力 |
父母自主支持 |
0.31 |
208.51 |
0.12 |
3.47** |
| 生命意义感 |
|
|
0.50 |
14.44*** |
为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使用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置信区间为95%。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4，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区间为[0.11, 0.20]，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大小为0.15，父母自主支持对生涯适应力总效应为0.2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为60% (0.15/0.25 × 100%)。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s of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between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nd career resilience
表4. 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间的中介效应
| 项目 |
效应值 |
标准误 |
95%置信区间 |
相对效应值 |
| 下限 |
上限 |
| 总效应 |
0.25 |
0.03 |
0.19 |
0.30 |
|
| 直接效应 |
0.09 |
0.03 |
0.04 |
0.14 |
36% |
| 间接效应 |
0.15 |
0.02 |
0.11 |
0.20 |
60% |
4. 讨论
4.1. 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呈显著正相关，父母自主支持正向预测大学生生涯适应力，即父母给予的自主支持越多，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这与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一致(Bronfenbrenner, 1979)，父母相关因素作为近端因素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发展适应，正如杨强等人(2021)的研究表明，父母支持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父母为子女提供职业的相关经验，并与他们讨论职业选择，有助于个体进行积极的职业探索，由此提高生涯适应力。同时，父母支持子女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决定，鼓励发展自我独立性的行为，并且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提供相关指导与帮助，这种教养方式有利于生涯适应力的培养。父母的支持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信心和动力，从而促进学业规划和明确职业生涯目标。
4.2.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在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自主支持既可以直接影响生涯适应力，也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生涯适应力，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郝璐璐，2022；胡家凡，2022)，验证了研究假设2。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生命意义形成的基本需要满足模型(Martela et al., 2018)：个体从父母那里获得基本自主需要的满足，有助于让他们体验到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感。获得或者体验到生命意义感的个体，对自己的生涯规划、人生目标更为清晰，会主动寻求方案解决生涯发展阶段中面临的难题，能够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推动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此外，按照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Fredrickson, 2004)，生命意义感可能对生涯适应力具有正向影响，即生命意义感越高，个体的生涯适应力越好(叶宝娟等，2019)。因此，生涯适应力受父母自主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共同影响，提升大学生生涯适应力需要家庭与学校合力。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来探讨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之间的关系。由于横断面研究不易揭示因果关系，今后的研究应采用实验或纵向追踪设计来丰富相关研究。其次，研究对象数量有限。选取的研究对象范围较小，由于大四外出实习，收取的样本量相对较少，代表性相对不足。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尽可能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使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性。最后，考虑到心理变量的发展性，今后的研究还可扩展样本，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中，父母自主支持与生涯适应力关系的变化。
4.4. 实践启示
尽管有一些不足，本研究的结果仍然可以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实践启示。首先，家庭要注重营造自由民主的氛围，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交流，培养大学生自主性，促进大学生生涯适应。其次，高校可以开展生命意义感的相关主题团体心理辅导，促进大学生培养目标规划的能力，提升生命意义感，进而增进生涯适应力水平，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更胜任。
5. 结论
1) 大学生父母自主支持、生命意义感与生涯适应力两两显著正相关。
2) 生命意义感在父母自主支持与大学生生涯适应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年度项目优秀研究生项目(2023Y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