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起源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全球老龄化浪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理念，该理念强调老年群体要增加社会参与，即“老年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和喜好，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活动；利用自己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为家庭、社区和社会做出贡献”[1]。数字化浪潮下，媒介技术正在革新人们的生活模式，从居家生活到日常出行，媒介逐渐成为了现代人生产的重要手段。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显示，截至2023年12月，中国10.92亿网民中，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达到15.6%。而根据QuestMobile发布的《2023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9月，银发人群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25亿，银发人群人均使用时长、APP等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大批的“银发网红”，他们积极展现自我，获得了不少青年群体的喜爱。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在短视频平台上做起了直播。他们在直播间内展现才艺、唱歌跳舞、唠嗑聊天，有的老人作为退休教师甚至在直播间上课教学。老年人在数字媒体时代积极主动的拥抱新技术，运用智能手机来进行直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直播影像。
研究从老人直播这一影像实践出发，在抖音平台上采用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探究其直播影像实践的形式特点、生成机制与价值建构，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措施。分析老年人进行“情感互动”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进而指出这一现象背后再社会化和实行积极老龄化的可能性。
2. 研究方法与设计
2.1. 参与式观察法
首先笔者下载了最新版抖音APP并使用其各功能，旨在对于抖音直播的机制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其次笔者参与到老人直播的粉丝群内，对于粉丝群的互动聊天机制有一定的了解，观察粉丝群的互动形式；进入到抖音APP内的直播间，参与直播间内的娱乐活动，观察直播的玩法以及老人与直播间粉丝的参与互动状态；关注经常开直播的老人，观看直播的具体内容以及该界面下粉丝互动的情况等等。再次笔者通过发展关系，观察几位老人他们与粉丝的联系，对于各种有价值的发现进行记录。
2.2. 深度访谈法
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线上微信电话访谈的方式，访谈时间均在半个小时以上。在抽样方面，笔者采取目的性抽样中的偏差型抽样的方法，选取采访观察对象年龄在60岁以上，并且在抖音平台直播时长超过一个月的老年人，通过发展关系在抖音平台社交平台选取了7位访谈对象(见表1)。
Table 1. Interviewee information
表1. 访谈对象信息
| 序号 |
性别 |
年龄 |
粉丝数量 |
职业 |
直播时间 |
今后是否继续直播 |
| A |
男 |
63 |
2.4万 |
农民 |
3个多月 |
是 |
| B |
女 |
60 |
2.9万 |
农民 |
1个多月 |
是 |
| C |
女 |
62 |
3244 |
农民 |
3个多月 |
是 |
| D |
女 |
68 |
9112 |
退休教师 |
7个多月 |
是 |
| E |
男 |
60 |
4346 |
农民 |
4个多月 |
是 |
| F |
男 |
60 |
1123 |
退休教师 |
6个多月 |
是 |
| G |
男 |
63 |
3446 |
退休老兵 |
5个多月 |
是 |
3. “亲密”互动：老人“唠嗑式”直播的特征
3.1. 在线聊天，加强互动
在直播间内，有一大部分的老人主播会主动邀请进入直播间的观众“连麦上座”进行交流。但在连麦交流的过程中，老年人与连麦者并不会主动地去暴露自己的现实生活。连麦交流更像是一种“线上连接”，是表层次的交流，仅仅停留在对于主播每天直播的内容和其他方面的交谈。但这也实现了老年主播与观看者的第一步互动，不断地通过线上的开麦互动，老年主播与观看者的关系也日渐亲密起来。直播间内上来连麦交流的观看者越多，老年主播直播的时间也会越长。如果当天直播间没有人上线交流，老年主播则会选择比往常早时间关掉直播。除了线上的连麦交流之外，部分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也会在评论区中跟观看者们进行互动。与连麦聊天相似，老年人的互动行为更像是对观看者们的回应，与评论中的观看者进行简单的互动聊天，不会进行主动的暴露。
3.2. 善用话语，制造亲密
在老年的直播间内，亲密关系是更为广泛的概念，是类似于朋友、亲人的类亲密关系，不但局限于狭义亲密关系的概念。当有观看者或者是粉丝进入直播间观看时，老年人多会对来到直播间的网友进行欢迎，并在话术言语方面不断强调自己与观看者存在着一种“类亲密关系”，通常表述为“大家在网络上都是朋友”、“燕子(账号名)，我的朋友来了”、“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奶奶谢谢你啊，奶奶好开心的，你能来看我”。老年人主播选择以朋友、家人这类亲密的口吻来与观看者进行互动，试图制造一种拟态的亲密关系，从而拉进观看者与他们自己的心理距离，予以老年主播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也提升了观看者与主播之间的归属感，更为容易接受。基于这种拟态亲密关系，老年人常常与观看者和粉丝们建立感情，互相在对方直播间停留，为其点赞、评论，老年主播将这种行为列为是对拟态亲密关系的维护。
3.3. 披露自我，表达情感
在上述两个行为特征中可以被看做是老年主播的浅层情感互动与情感表达，只涉及到与观看者简单的互动聊天，在直播上主动与观看者和粉丝讲述自己实际生活的情况可以被视为是深层次的情感互动。在抖音平台上，有一小部分的老年人会选择在直播间中讲述自己的私人故事，主动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呈现给大家。
“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有的时候就是想找人说说话，我就开直播，开直播嘛，可以直接交流讲话，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是蛮好的。”(受访者C)
老年人作为先入社会者，有着不少的经验道理。部分老年人讲述经验道理再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获得了不少青年人的认可和喜爱。还有的老年主播讲述家长里短的故事，在直播间内收获了中年人的喜爱。在直播间的“前台”，老年主播主动的披露自我，与直播间内的观看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情感互动，表达了老年人自我的情感需求，即渴望被听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是烦恼。同时，这种情感互动的现实表象为观看者对于主播的认可和感同身受。相较于大部分老人主播做的简单互动聊天的直播间来说，通常这类老人讲述自己的现实生活故事也会得到更多网友的观看。抖音账号@农村姥姥虽然截止到(5.28)只开播了12天，但每场直播都能保证有一百多位人的观看，现已经获得了2.7万的粉丝的喜爱。
4. 老人“唠嗑式”直播影像实践的动因：技术与情感的双向支持
4.1. 外在动因：媒介可供性与数字反哺提供的可能性
学者潘忠党最早提出媒介可供性的概念，是指媒介为使用主体提供各项资源和功能，为其行动提供可能性，可分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借用学者喻国明对于媒介可供性理论的延伸讨论，生产可供性强调媒介调动资源的灵活性与用户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社交可供性”强调媒介调动情感表达和反映社会关系建构的能力；“移动可供性”强调媒介场景转向与智能技术的应用[2]。在生产可供性方面，老年主播在抖音平台直播间实现了技术的接入，老年人自主充分灵活地调动资源，进一步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在社交可供性方面，老年人进行直播实现了老年人的情感表达需求，老年博主在直播间内的实现互动，通过评论、送礼，回答问题等机制中，主播与粉丝形成一种类人际互动，将自己的情感表达给粉丝。在移动可供性上，移动智能手机使得老人在直播的时候也能够深入融入各类生活场景，在可携带可兼容方面为老年人直播打造更好的可能。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与赋权，让老年人有了技术条件让他们在抖音平台上展现自我，进入大众的眼帘。
青年一辈见证了新媒体的出现、发展与繁荣，比老年人更加了解、擅长和使用新的媒介技术。但“数字鸿沟”使得两代人的角色身份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转变，老年人作为“数字难民”相较于“数字原住民”的青年们在接入沟和使用沟上存在的落差。人类不同时代阶段的文化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前喻、并喻和后喻文化[3]。前喻文化是指老年人，也可以理解为长辈将知识传递给晚辈；并喻文化是指长辈和后辈各自向同辈的学习；后喻文化则是指晚辈反过来指导教学长辈们新的知识。随着社会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学者周裕琼提出数字反哺的概念，即“年轻世代对年长世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4]。虽然媒介可供性使得老年人相较于大众媒介时代能够更为容易地进行自我展示，但这也需要后辈们进行“数字反哺”这一行为才能实践。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老年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都是后辈们购买的，抖音软件一般都是后辈帮忙在应用软件商城下载的，同时还会向长辈们讲解使用方法。后辈们考虑到自己无法经常陪伴在老人身边会选择主动进行“数字反哺”，教会老年人如何玩手机、玩抖音，一方面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学会用智能手机与他们聊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老年人能够通过智能手机来休闲娱乐。
“这个智能手机，是我孩子买给我的，你们年轻人嘛，懂得东西比我们多，我一有啥不会的，我就问我孩子，他们也乐意告诉我。”(受访者A)
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让老年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了自我展现，老年主播懂得了解抖音直播间的玩法，使得他们实现了开展“唠嗑式”直播的可能。
4.2. 内在动因：情感需求和价值需求的心理表达
老年人虽然经常被认为是退出社会者，不需要拥有社会生活。但也有学者指出在老年学的社会活动理论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助于老年人保持向上增长的活力与生命力，让老年人获得自我的新生，重新认识自己[5]。老年人依然渴望着社交，特别是对于那些现实生活中就爱交友的老年人来说，开直播唠唠家常聊聊天是必要的。
“我本身就喜欢和别人聊天，跟别人交朋友，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老了也这样。在抖音上直播，能够认识很多的朋友，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很开心。”(受访者F)
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表达问题常常被社会和家庭所忽略的。在访谈中发现，儿女对于老人直播这件事其实是持有不同态度，有的支持父母直播，有的则完全相反，认为父母搞直播会被不法分子所欺骗。因此，老人们自己做直播这件事选择对儿女保密。老年人内心情感表达很多时候无法与儿女诉说，开直播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处宣泄口，他们将自我生活的小事大事在直播间分享，与观看者的交流可以弥补日常社交生活的缺失，满足自我的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个人的情感需求，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和与他人的交往中逐渐构建与满足，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表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直播间内的点赞、评论、分享以及连麦聊天等互动方式使得老年人获得了反馈，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除此之外，老年人也希望通过直播间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使用新型的媒介技术，试图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与晚辈们有更多的话题，增加与晚辈们的情感联络。通过开直播，让老年人有了更多的社交机会，也让自己获得了个体意义的情感满足。
传统的老年学理论认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能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等会下降且常怀死亡预期。老年人脱离社会的过程可源于个人或社会，但无论其起始，均为相互作用，对双方均有积极效应。社会服务不宜追求恢复老年活力，而应鼓励其适度退出社会，减少参与[6]。老年群体经过了从儿童到成人的漫长转变，在物质层面已经获得了满足。对于老年人而言，物质的丰富已不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现阶段更渴望得到精神层面个人价值的实现。
直播间不仅仅是一个娱乐交流的平台，更是一个“创造自身”和“寻找自我”的过程，老年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体验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成就感，赢得同辈和后辈的尊重与喜爱，实现了再社会化的自我价值。
“也是想传递正能量嘛，我们在抖音搞直播，之前发的作品都是传播正能量的，在直播间也随便讲讲正能量的故事。”(受访者B)
“我其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吧，我很遗憾，没有实现大学之梦，非常的后悔。我觉得我上直播，能够与非常多的天南地北的人交流认识，我非常开心，我觉得人们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就很开心，感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受访者D)
5. 再社会化：老年人直播实践的传播效益
5.1. 连接代际：实现双向情感共鸣
在老年人直播的观看群体中，部分是90后等青年群体。老人开始做直播，在无形中连接了幼辈和长辈的沟通桥梁，成为了代际良好沟通的典范。在我国的传统的代际关系文化之中，老年长辈们历来居于高位，他们的话语权和形象塑造在家族乃至社会中都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长期固化的身份标签与特征使得后辈长期笼罩在前喻文化的单向影响下，缺乏与长辈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双方理念上难以磨合，长辈们往往被贴上“刻板陈旧”的标签，而后辈则常被指责为“年少无知”[7]。而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老年人进一步融入现社会会向后辈寻求帮助，在后辈的教导下学习新技术和新词汇等新事物的使用。在这样的后喻文化下，祖辈与后辈的代际差距进一步被缩小，拉进了代际关系。老年人群的媒介“能见度”(Visibility)是衡量老人能否被看见、被注意并积累一定注意力规模的重要表征[8]。媒介技术的赋权下，老年人主动加入网络社会进行网络直播，不同与完全依靠大众媒介的曝光，老年人在使用抖音直播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媒介可见度。年轻人也通过平台来观看和了解长辈的状态与表现，在互动娱乐的形式下，通过直播间的评论互动加强与长辈的交流沟通，代际关系逐渐从单向输入转为双向有效的沟通。
5.2. 再入社会：重构老年人媒介形象
“年老体弱者”“受爱护者”“受难者”和“负面行为者”等标签是过去网络新闻中对于老人报道常常赋予消极形象的符号[9]。作为逐渐退出社会的人员，老年人的媒介形象一直被大众媒体所建构，社会大众对于老年人存在歧视与刻板印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老年人的“正名”变得十分重要。互联网的出现让老年人能够拥有广阔充分的平台来进行自我的展示，他们不再被建构而是主动出击，在网络空间内进行积极地自我展演，通过直播展现出老年群体的活力与魅力。不仅构建了老年群体新型的媒介形象，更让社会大众看到了他们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老年群体不再被作为是被边缘化、消极无助的社会边缘群体，而是重新塑造为积极向上、热爱学习和交往的正面群体。老年人通过积极直播，被营造成了拥抱社会、热爱生活、热爱交友的媒介形象，也收获了一大批代际粉丝。在线上互动中，也让青年群体进一步消解了长期以往对于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原本消极负面的媒介形象得到调和。
5.3. 网络暴力：污染老人直播生态
互联网时代下带来的技术赋权与网络的“匿名性”成为了滋生网络暴力的温床，老年人在进行直播的时候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网络暴力以及“键盘侠”的攻击。作为互联网的“网络新移民”，老年人普遍存在着新媒介素养缺失的劣势。尽管个体之间存在差异，部分老年人已熟悉掌握了新媒介的用法，但本质上均反映了老年人对新媒介认知与使用方面的表层化和片面化，包含了对于媒介的基础能力掌握不足、互动能力素养缺失以及社会敢于效能低下[10]。当在直播间内遇到攻击言论时，不少老年人因缺乏媒介素养而无法处理应对不得已被迫下播。为此，急需为老年群体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一方面，政府平台应积极加强联合管制，与其他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网络暴力与“键盘侠”等不良现象，坚决打击网络暴力和恶意言论，净化网络生态，为老年人营造清洁向上的网络活动空间。另一方面，社会和家庭应该帮助老年人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普及网络知识，提高自我防范风险的意识与能力。同时需要强化老年人的法律素养与维权意识，帮助老年人深入理解网络法律法规以及掌握维护自身权益的方法和途径。
6. 结语
技术赋权下，老年人相较以前能够更为容易地表达自我和展现自我于社会平台；再加之年轻一辈的数字反哺机制，老年群体在后喻文化下再入社会践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从聊天互动、制造亲密再到披露自我，老年人在直播间内与观看者进行了由浅到深的情感互动。而这种情感互动的背后折射出的也是老年群体在老年过程中的情感需求与实现个人自我价值的需求，老年人在直播过程中收获了自我价值也收获了陪伴的情感。这种直播形式不仅能够帮助连接代际间的情感，积极表达个体的思想和情感，也能展现数字时代老年人的新精神面貌，重新塑造老年人的媒介形象，引发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广泛关注。但在老年人直播的背后仍需关注到过度消费和网络暴力的问题，这需要整个家庭、平台与社会的努力，更加健康向上地实施积极老龄化理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杭州市委宣传部部校共建项目“构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系列活动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32509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