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严复译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在清末中国的接受程度颇高，但其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与其源语“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在英语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不完全等值。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它的目的是为了保种图存。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却为侵略战争、海外殖民、种族主义等存在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虽然它们现已遭到唾弃，但仍时常沉渣泛起。亡国灭种的独特国情，使国人接受了译入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这种接受是在重“德”的文化土壤中、在去蔽基础上的容纳，不是全盘接受。严复渊雅的用语，既忠实于原文又拔高了原文，提高了译语的接受程度，却也令许多国人止步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口号，而没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观点上形成与西方人等值的理解。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ranslated by Yan Fu was highly accepted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its meaning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s not exactly equivalent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 in the English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ts purpose is to preserve the Chinese people, culture and nation. In the English cultural context,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ationality of aggressive wars, overseas colonization, racism, etc. The threat of subjugation and genocide have led Chinese people to accept the translated concep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However, their acceptance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 soil that emphasizes “morality” and is not a complete acceptance. The acceptance is on the basis of elimination of inhumane features in the original text. Yan Fu’s elegant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and, in the meanwhile, elevates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improves the acceptance of the rendition. However, it also makes many Chinese people content with slogans like “competition of the species”, “natural selection”, an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stead of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equivalent to that of Westerners on important aspects of Social Darwinism.
1. 引言
为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有西方医学专家提议采用“herd immunity (群体免疫)”，被指为“a resurgence of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灰复燃)”；2022年初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拱火俄乌冲突，美国是一个“达尔文国度”。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为国人所熟知，若是提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倒是耳熟能详，只是不知其译自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思想。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进行解释的过程”[1]。当清末学者严复(1854~1921)将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译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候，是否达到了解释的目的？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译语是否能够让国人获得与西方人对该英语词汇等值的理解？要回答有关问题，有必要考察一下该表达在英语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及出处，以便探究进入汉语文化语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否容纳了这些意义。
2.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源起
论及英语文化语境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般会提及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所提出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1831~1836年间达尔文曾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号角”号军舰环球考察，期间在动植物方面作了大量观察和样本采集，回国后经综合研究，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在1859年出版的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简称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源》)中，达尔文用大量资料证明了所有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heritage)、变异(variation)、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中[2]，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theory of evolution)。
1861年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首次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概念，以代指源于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生存等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并将提出的这个概念向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进行了延伸和拓展。
1864年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其著作Principles of Biology (《生物原理》)里认为“适者生存”相当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以竞争争取生存”或“以竞争争取优势”的适用性很广[2]。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进化”观点，认为整个世界、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都处于“进化”之中，认为所有伦理的基础是人对于自身所生存环境的适应，而邪恶的根源则是“对环境的不适应”。在晚期的作品中，斯宾塞反对国家对于“自然”的干预，反对一切国家对于穷人的救助，认为穷人是“不适应者”，应该遭淘汰。南北战争之后30年的美国，深受斯宾塞影响，视格兰特将军为英雄，视斯宾塞为自己的思想家。一时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之巨，以至于美国被称为“达尔文国度”。
1898年6月，中国著名学者严复翻译并出版了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天演论》)，举国轰动。“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生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3]《天演论》的核心思想是生存竞争，是“合群”思想。不过，该书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明显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以“德行”为核心的理论相悖，而严复选择翻译它且能令其顺利出现于汉语文化语境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的译入与接受
19世纪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国门，在中华大地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完全不遵循赫胥黎所倡导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3]。面对“亡国灭种”危机，相较于传统的“德治”、“仁政”，严复明显倾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23岁被公派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严复，仅选择翻译赫胥黎原作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半部分，对于重点批判该理论及强调伦理重要性的后半部分持批评的态度，并在《天演论》中反驳了赫胥黎的这一理论。
为了让国人听见“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言，严复作为译者没有选择隐身，而是有选择地进行译创，即边翻译边阐释边借题发挥，字里行间充满民族自强、中华复兴的渴望。借《天演论》的汉译，严复说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提出中国不能再妄自尊大，不能大谈“夷夏轩轾”的老调；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社会的进步是自身不断进化的结果。
(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的译入
为了达到唤醒大众的翻译目的，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踯躅”[3]，提出并亲身实践了“信达雅”翻译三原则。以“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的翻译为例，为“信于原作”，忠实传递社会进化论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坚持用雅洁的古文以求遵循“达意”的翻译原则：首先，按国人高度依赖语境的汉语表达习惯，将语境“in the natural world”前置，将“在生物的生存竞争中”内容显性化，同时通过删减法将其压缩成“物竞”，再用中国文化中“天”这个内涵丰富且所指意义多样的概念翻译“the natural world”，采用增译法增加动词“选择”，再压缩成“天择”，就有了完全本地化的雅致的表意性极强的译文“物竞天择”；与此同时，按国人的表达习惯将最重要的内容survival of the fittest通过词性转换的技巧翻译成——“能适应者可以生存下来”，同时将其压缩成言简意赅、古意盎然的“适者生存”。
(二)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的接受
如此“用心”的译笔，使《天演论》一举成为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激发几代人救亡图存的热情，开辟了社会进化理论进入汉语文化语境的通道，一时间“天演”“物竞”“天择”等词汇成为社会热词。战争和外交中屡战屡败的国人，通过阅读《天演论》发现其理论足以解释祖国惨遭列强蹂躏的原因。逆来顺受的国人纷纷开始用进化和竞争的目光，为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寻找出路。严复“渊雅”的译语“粗犷”[4]版纷纷出台，例如“落后就要挨打”，“人弱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捧高踩低”。不仅如此，严复“渊雅”的译语语言还进入了汉语成语词典，且有了更多的引申义——“优胜劣汰”、“优胜劣败”、“汰劣存良”等，例如对“优胜劣败”有词典界定为：原指生物在生存竞争中，竞争力差的失败而被淘汰，只有竞争力强的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是达尔文学说的一个基本论点。后来资产阶级学者把它用到人类社会中，提出了弱肉强食的观点。清代吴趼人《痛史》第一回：“优胜劣败，取乱侮亡，自不必说。”也作“优存劣败”[5]。
不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汉语文化语境中的意义，与“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在英语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是否等值？
4.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等值性思考
(一) 英语文化语境中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
语言不过是符号，但我们无法否认语言对我们思维的影响[6]。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理论被用来作为侵略战争、海外殖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威权和极权主义、人种优化理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阶级矛盾等存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与之大相径庭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进入汉语文化语境，不是为了扩张侵略、巧取豪夺，而是被严复仅仅用来作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理论依据，其原文在英语文化中发挥的功能或影响，并未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中国出现，更没有在繁荣昌盛的今日华夏出现。
“语言不仅仅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而且它还能够控制我们的思维[6]”。虽然早在19世纪初赫胥黎就质疑以“大自然的进步法则”来设计人类社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虽然近代以来其意义在西方语言体系内部发生了迁移，语义色彩也日益负面，与“弱肉强食”“嫌贫爱富”沦为同义词；虽然从1944年始，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唾弃，但却通过语言留下痕迹，产生影响。较早有拿破伦在说：“如果对方太得寸进尺，请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太怂了。这个世界的恶人都是被怂人惯出来的。”[7]更早时有华尔街大亨利弗莫尔在说：“社会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世界上的好东西都是抢来的，只有弱者才会坐等分配。”今天，美国在说“中国威胁”，在插手台湾事务，在南海挑衅……只要竞争还存在，只要西方靠武力抢夺财富的历史不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灰复燃或沉渣泛起就存在可能性。
(二) 汉语文化语境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蒯因认为，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立起理解世界的概念框架，当一种语言被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必然会遇到概念系统差异的问题[8]。由于词义移植的文化间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进入中国便与原语发生了语义的分化，产生了新的语义内涵与外延。
例如“天”，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老百姓常敬畏地称之为“老天爷”，文人学士则敬之为“天公”。汉字“天”，传统上并非单纯的与地相对的宇宙虚空，而是将人之外的一切皆归之为“天”。严复把natural译成“天”，既忠实于原意，又忠实于国人的认知习惯，更是在忠实的基础上巧妙地避选“自然”一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重要概念拔高到“天”字号程度，即所谓的“物竞天择”、“天演论”，似乎唯有如此，国人才能听得到自己发出的与天争胜、图强保种的呐喊。
面对甲午战争后国家危亡之状况，严复坚持“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4]，故用古雅的文体译述，反映出他对翻译和语言问题的思考。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严复得以用优雅的语句，把世间物竞天择的道理概括备至，体现了严复期望用古典语言来沟通东西方思想的努力，深得当时知识分子的喜爱。鲁迅曾提及严复译的《天演论》：“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9]可见，除了译作的思想惊世外，严复译作超高的接受度还得益于他的译笔古雅，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节。然而，“浅学之人”却止步于这些新词，尽管严氏翻译用词精辟，说理透彻，然而“太务渊雅”以至于许多人只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知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复观严复引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之前的中国与之后的中国，一直奉行的是儒释道文化，“仁义礼智信”在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著述和丰富的历史实践，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亡国灭种的独特国情，使国人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但这种接受是去蔽基础上的容纳，不是全盘接受，不是效仿彼时西方列强厉行的武力抢夺，不是以强凌弱，不是侵略他国，而是在重“德”的文化土壤里寻找如何保种图存，如何寻求国盛家兴的良方。
5. 结语
严复译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the natural world理论时采取了阐释加议论的方式，充分达到了翻译作为解释的目的，但由于英汉两种文化语境不同，接受该思想的目的和方式手段迥异，加之中国传统的“德”文化土壤与此理论相悖，严复又“太务渊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没有让国人取得与西方人对该英语词汇等值的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的译入，既忠实于原文又拔高了原文，增强了其接受程度，同时也令许多国人止步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词汇，并没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观点形成与西方人等值的理解。进入汉语文化语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没有全盘容纳其在源语中的意义，但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功能——作为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激发了几代人保种图存的热情，特别是维系了中国传统的“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