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文学文本转化成另一语言文本的过程，即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的语言魅力、艺术形象和文化内涵，使译文读者能够与原文读者一样了解和欣赏原作。然而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间的简单转换，更是跨越不同语言社会的一种深入交流，因为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代表各语言特色的用语，比如汉语在文学中就经常以修辞、方言、成语和歇后语等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及美感，所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不仅要有较好的语言文字修养，还应充分理解原作中的文学文化内涵。文学翻译的重点和难点便是：译者需要在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使译文能够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同时又不能失去原文的美感和特色，以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这就要求译者既要深入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又要对目的语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从而在翻译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张爱玲出身名门，毕业于上海圣玛丽亚教会学校，在校期间便已发表中文和英文小说，后定居美国洛杉矶，是二十世纪可以用中英双语娴熟创作的优秀作家之一。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且了解中西方文化，因此在双语创作的同时，张爱玲还从事翻译活动，不仅翻译别人的作品，向中文读者介绍西方优秀文化，也翻译自己的作品，以此介绍给西方读者。中篇小说《金锁记》就是其自译作品之一，同时也是较为特殊的一部。《金锁记》创作于1943年的上海，当时上海物欲横流且受内战阴云笼罩，产生于这样的时空背景，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包含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以及文化因素，因此在翻译中有巨大挑战。同时，《金锁记》的英译本与中文原作发表时间间隔甚久，且在美国遭遇发表困境，经历多次改写，最终翻译为The Golden Cangue，收录在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中[1]。就《金锁记》的文学价值以及改写经历来看，对其英译版的分析对于探析文学翻译具有研究价值。
由于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策略在处理文化差异方面各具其独特性，二者在翻译实践中并非对立，而是相得益彰。所以本文从归化异化的视觉出发，通过分析张爱玲自译文本《金锁记》中的翻译表达，探析在文学翻译中应该当如何恰当运用归化与异化策略以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和可读性，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希望可以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翻译实践的深入剖析，能够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这对概念最早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F. Schleiermacher)，他于1813年在题为“论翻译的方法”这一演讲中提出“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2]。因此施莱尔马赫提出了“靠近作者”和“靠近读者”两种翻译方法，但并未对这两种翻译方法进行命名。直到1995年，美籍意大利裔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首次把“靠近读者”的方法概括为“归化法”(Domestication)，把“靠近译者”的方法概括为“异化法”(Foreignization)。此后韦努蒂将归化的定义概括为“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有意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要求”，将异化定义概括为“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3]。就这两种翻译方法而言，归化以目的语为归宿，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和字句的对应，而是采用与目的语更熟悉的词句和文化背景来替代原作内容，使得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来说亲切自然，更具可读性；而异化以源语为归宿，在措辞和文化背景方面最大限度的地保留原作的特色，保留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更具文化交流性。鉴于两种翻译策略的特点，过渡异化就会使译文晦涩难懂，失去流畅度，给目的语读者带来巨大挑战，失去可读性，阻碍文化交流，而过渡归化则使译文通顺流畅，但失去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文化背景，也不能实现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学翻译始于晚清时期，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翻译界始终存在着热烈的讨论。尽管有些学者将两者视为对立的概念，认为只能择一而行，但实际上，这两种策略在翻译实践中往往相互补充、相辅相成。通过回顾中国文学翻译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中国的文学翻译主要倾向于采用归化翻译法。然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翻译理念的更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文学翻译开始更多地倾向于接近原作者的异化翻译[4]。这一现象在当时曾一度引发关于归化与异化对立的观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归化与异化之间的相对性，以及两者在翻译实践中相互渗透的特点[5]。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如何平衡异化和归化的取舍，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翻译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文本的特点和翻译目的，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策略，以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6]。因此，归化和异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得益彰的，在翻译中，要想既忠实流畅的表达原作，又想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韵味和特点，就不能一味地采取单独归化或者异化，而是应该对原作和目的语进行综合考量。本文旨在通过对张爱玲自译文学作品《金锁记》中译例的分析，探析在文学翻译中应该当如何恰当运用归化与异化策略。
3. 《金锁记》英译本中的归化异化分析
3.1. 称谓的翻译
译例1：
兰仙坐着磕核桃，玳珍和云泽便顺着脚走到阳台上[7]。
As Lan-hsien sat cracking walnuts, Tai-chen and Yun-tse went to the veranda [8].
译例2：
姑奶奶别！病人听见了，不好受。
Don’t Ku-nai-nai！Sick people feel bad to hear such talk.
译例3：
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
That one of ours is evidently not going to live long anyway.
复杂多样的称谓是《金锁记》的一大特点，这不仅因为该小说包含大量人名，还映射了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金锁记》写的是坐落于十里洋场上海的一个没落封建贵族家庭，所以家里有许多随从和仆人，以及森严的等级观念、尊卑之分和亲属之系。译例1中的“兰仙”、“玳珍”和“云泽”都是姜家的主人名字，译例2“姑奶奶”是表亲缘关系的称呼，这两处译者都采用了韦氏拼音来直接音译，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特点，在读音上与汉语发音相似，保留了中文的发音，让读者了解了异国风味，但是并不能体现中文名字中所蕴含的意义，也没有很好地体现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译者这里对称谓所作的归化处理，虽然便于读者理解，但是也放弃了对这些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对应词的词汇的补偿。译例3是故事女主人公七巧所说的话，其中“我们那位”指的是他的丈夫，翻译成“one of ours”，乍一看实属是非常死板僵硬的中式英语，英语中有直接的对应词“husband”，可译者却按照字面来翻译，将其异化。作为译者，张爱玲在所处时代面对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力求在文学作品中保持文化信息的真实性[9]。译者在此处采用异化翻译，不仅可以让读者感受小说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也表达出了原文的中国特色。文中此句话的主人公七巧出身卑微，没有学识，言行粗鄙，被迫嫁给姜家残废的二少爷，所以此处的异化翻译虽不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但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让读者感受到七巧粗俗的形象，且保留地方口语特点以及所处时代的特点。
3.2. 成语的翻译
译例4：
你那些狐朋狗党里头，又有谁是靠得住的？
You and that pack of foxes and dogs you run with, who is there that’s halfway reliable?
译例5：
后来七巧认真得了病，卧床不起，越发鸡犬不宁。
Later Ch’i-ch’iao got seriously ill and took to her bed and there was more fuss than ever.
成语结构紧密，含义精辟，使文章简洁但文意深刻，是中文作品中的特色。《金锁记》中也包含了大量成语，使得文章更具艺术美感，但四字成语作为汉语中存在的独特表达，在英语中并无完全对等的措辞，所以通常采用意译或者物象替代的方法来翻译，以便目的与语读者理解原文意思和内涵。译例4和译例5虽然同为带有动物的成语，但是译者在翻译时却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译例4中“狐朋狗党”在汉语中特指只知道一起吃喝玩乐而不务正业的朋友，是汉语中带有贬义色彩词汇，而英语中并无此表达。此处译者采用了直译将其异化处理，并非是不了解该成语内涵，而是有意为之，结合原作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点，这句话是七巧对三少爷姜季泽说的话。此处对话中姜季泽心怀鬼胎，有所盘算，“狐朋狗党”一词是七巧用来回怼三少爷的，因此异化翻译在给目的语读者带来困惑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七巧泼辣和粗俗的人物形象，以异化的方式起到了保留原作语言风格的作用。译例5并非人物对话，而是作者对七巧形象变化的一个描写，不含任何需要突出原作风格的地方，“鸡犬不宁”用来形容骚扰得十分厉害，让鸡和狗都不得安宁。所以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其归化处理，以便准确地向目的与读者传达原文意思，并且保持译文的通顺和可读性。因此，在对同一类语言表达进行翻译时，自译者在对原文有深刻理解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运用归化与异化翻译来传达语言表达的重心。
3.3.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译例6：
当初何必三媒六聘的把我抬过来？
Why did you bother to carry me here in a sedan chair complete with 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
译例7：
长安反覆地看她的手指，仿佛一心一意要数数一共有几个指纹是螺形的，几个是簸箕……
Ch’ang-an looked at her fingers back and again as if intent on counting how many of the whorls were “snails” and how many “shovels”.
译例8：
怎奈这丫头天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But this girl was born an Ah.-tou1 that can’t be propped up.
文化负载词承载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风俗等。这种词汇有且只有为一种文化所有，在另一种文化中是空白的，所以会对翻译和跨文化交流造成挑战。上文提到《金锁记》写作的时空背景就决定了内容中众多文化负载词的存在。译例6中的“三媒六聘”指的是古代正式包办婚姻中需要三个媒人，即男方的媒人、女方的媒人和为双方搭线牵桥的媒人。以及结婚时必要的六个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而译者通过字面直译将其译为“three matchmakers and six wedding gifts”，此处的异化处理，虽有“matchmakers”和“wedding”的提示，可让译入语读者揣度一二后理解，但造成了文化内涵的缺省，有种半归化半异化的意味。且此处翻译不是很准确，这里的“六聘”是指六个环节，而不是字面意思所指的六种聘礼，而此处的直译会歪曲该词的文化内涵，所以用“gifts”并不恰当。因此，译者应该对翻译中所遇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详尽的研究，在翻译中更准确的传达其内涵。译例7中手指的“螺形”和“簸箕”是中国文化中的民俗说法，不具科学性，指十根手指指腹指纹的形状，主要分为“斗”和“簸箕”的形状，民间以这两种形状的个数来看自己的一生的命运。此处译者仍然采用异化处理，将其按字面直译，并且未加注释，虽然保持了字面意思的通畅，但原作所蕴藏的深层含义却已然不见，既没有很好地刻画出封建时期人们迷信的人物形象，也未很好地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并且造成歧义和误解，让目的语读者也并不理解为何要看指纹形状及其个数。但如果此处同时在使用异化翻译的同时，添加注解进行进一步文化内涵的解释，便会使文意更加清晰。译例8中“阿斗”涉及的是中国典故文化，用来指不求上进，帮扶无用，前途无望的人。此处译者采取了先音译再加注释的异化处理，保留了原文内涵中人物典故出处，可以让目的语读者通过注解进一步对原文进行理解，但在注释中并未清楚地对“阿斗”所代指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行解释，有所欠缺。
3.4. 俚语的翻译
译例9：
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
I’m a crab without legs and Ch’ang-pai is not yet fourteen, with plenty of hard days ahead.
译例10：
长馨想着送佛送到西天。
Ch’ang-hsing thought she should finish her good deed.
俚语是民间较为口语的词句，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的通俗用语，具有生活性且带有地域色彩。《金锁记》中女主公七巧粗俗泼辣，说话张口就来，所以小说为刻画人物形象也夹杂了许多俚语，但这也成为了该小说翻译的难点。张爱玲在大多数译作中坚持直译，较少采用具有相同效果的目的语俚语来替换或者直接意译，避免造成化华为夷的印象[10]。译例9中“没脚蟹”作为俚语是用来形容无依无靠的人，译者在此处做的是异化处理，而“没脚蟹”的字面英译刚好也能反映原文的意思，这样不仅故意展现了说话人物的受教育水平，尽力保留了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且读者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感受异国情调。但是在译例10中“送佛送到西天”采用了归化翻译进行意译。该句在汉语中常紧跟“帮人帮到底”出现，而原作中并无这一句，整体表示做好事不要半途而废。这句话译者采用了归化的处理，以达意为目的，做到了简洁流畅，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且众所周知，东亚大部分地区信奉佛教，无需通过异化来再次强调和进行文化交流；二是“送佛送到西天”一句采用异化处理，直接将其按字面意思翻译出来的话，不如现在采用的归化翻译那么简洁，且对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会造成困难；三是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要抓住文本翻译的目的，尽量避免宗教和信仰冲突，减少读者阅读困难以及误解。
4. 结语
本篇文章从归化和异化的视觉出发，对张爱玲的自译作品《金锁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通过汉英对照的方式，以具体的译例为例，从称谓、成语、文化负载词、俚语这四个方面，详细地探讨了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及其各自的优缺点。
通过对这十个译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自译过程中，张爱玲并没有单一地选择归化或异化中的某一种方法，而是以忠实呈现原作内涵为前提，综合考虑了原作语境、人物形象、写作的时空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合理地选择和运用了归化和异化翻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适当结合，不仅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原作的风格和特点，还平衡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文字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使得这部小说翻译作品，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实例，能够在吸引读者的兴趣的同时，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领略到异国文化的魅力。通过对《金锁记》英译本的译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方法，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再现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异化法能够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促进跨文化交流，但是也可能会造成译文艰涩难懂，从而使译入语读者因理解困难而失去阅读的兴趣。而归化法则能够使译文更加通顺可读，但同时也容易失去原作的韵味和特色。
因此，在进行文学翻译的时候，译者应当充分考虑翻译的侧重点和目的，恰当地选择归化和异化的结合，使得两种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同时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不仅能够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传递原作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使得文学翻译作品在保持原作的基础上，提升译文可读性。
NOTES
1The inept heir of Liu Pei, founder of the Shu Han Kingdom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