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 de. Saussure)是20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使语言学成为了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从其编写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我们也能得到很多语言方面的启发。书中有关语言符号学理论的内容中，引入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是语言学中相当重要的一对概念，并且索绪尔认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他整个语言学体系的基础。因此，掌握能指和所指概念及其相关内容，是每个语言学人都应该做到的。
本文则从三方面对能指和所指展开论述，首先是对能指和所指的含义进行分析；其次是阐述两者的特性，主要分为：能指和所指的层次性、能指和所指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性；最后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能指和所指是对立统一的；能指和所指存在相对任意性的关系。
正确理解并掌握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及其相关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深入开展语言方面的研究。
2. 能指与所指的含义
索绪尔认为“概念”和“音响形象”共同构成语言符号，后来用所指和能指替代了“概念”和“音响形象”[1]。能指指的是音响形象，不是纯粹物理的东西，是大脑思考过后，形成音响的发音；能指部分作为承载符号内容的表达形式，是语言符号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和听到的那部分，即语言符号的形象或是声音，也可理解为是包含物质性质和物质形式的用以承载符号内容的“中介物”，即所指的中介物[2]。所指指的就是概念，即事物本身体现出的内容，也就是词的语义内涵。比如俄语中的стол这个单词，它的发音就是它的能指，而桌子的概念就是所指。还应指出，索绪尔认为，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在心里的表象，即符号表示的是某一事物的概念，不是某一具体的物质。例如：“mao”(猫)这个声音指猫的概念，而不是指某一个或某几个猫。
而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是指词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语言实体。索绪尔说：“语言的实体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一实体就将化为乌有。”这就是说，能指和所指，或者说音响形象和概念，亦即语音形式和语义内容对一个语言符号来说，是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3. 能指与所指的特性
3.1. 能指与所指的层次性
要谈能指与所指的层次性，就不得不提到C.K. Ogden和I.A. Richard所提出的语义三角概念。语义三角包含三个结构要素，包括语音词、事物和意义，而其中的语音词是社会成员对某一事物所命名的概念，包括所指事物和所指事物所代表的意义这两部分的内容。在《语言经纬》一书中，华邵就借助于语义三角对能指和所指进行阐释，将两者的层次性概括为三个类别。
首先，按照斯捷潘诺夫的说法，“语音词是语言符号的物质载体。语音词作为意义的符号，是能指，此时意义是所指。语音词和意义加在一起，也就是能指和所指加在一起作为事物(денотат или референт)的符号，就是语言符号[3]。”华邵将语音词看作物质的符号或是符号的载体，这时它和词义互为能指和所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时，语音词只是物质符号整体的一部分，因为它并未包含意义部分。
进入到第二类，华邵就将包含内涵意义的语音词作为能指部分，那么所指就代表能指所对应的一类事物，因为内涵意义由多个义子构成，那么在其外延上也就对应于一类事物。此外，鉴于斯捷潘诺夫提出：“在具体的语句中和言语中，整个语义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作为另一个新事物的符号。这样，词中的符号关系是多层次的。”因此，华邵认为，如果词的整个语义三角作为物质符号的能指，它包含内涵意义和代表外延意义的射指这两部分内容，那么相应地，所指就代表着言语中的实指事物。
第三类，华邵认为，如果说话人把早就存在的符号用于一个全新的用法时，并且衍生出了新的意义，那么就必须要赋予这个“旧”符号以新的特殊内容。比如说前些年的“6月18日(618)”和“11月11日(双十一)”都是一年中普通的一天，但当社会不断在发展，人们生活条件逐渐变好时，为了刺激人们的购买欲，这些普通的日子就被商家赋予了“购物狂欢节”这个新的含义，这也逐渐成为人们对于这两个日子的固有印象。
3.2. 能指与所指发展的非均衡性
与其他符号不同的是，语言符号可能会发展变化，但这里并不是指整个词语的产生或消亡，而是指语言符号的三要素，即物质语音、概括意义和对应事物发生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很少会同时发生变化，这就是能指与所指发展的非均衡性。华邵将此种现象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当概括意义和射指事物都不发生改变，只是物质语音变化时，语言中就会产生许多语音变体。而如果在词的语音变异过程中也涉及到了词的词素组成问题，那么就会产生形态变体[3]。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禁止长期存在两个完全等值的变体，这些变体会用来表示不同的感情色彩，会适用于不同的语体，如果进一步发生语义上的变化时，这时就会出现所谓的同义词，实际上为近义词，比如старый (老的)和старший (年长的)。
第二种是当词的语音外壳和所对应的事物不发生变化，词的使用者将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逐渐并入到词义当中，这时词的意义就会发生细微的变化。但也只有当专业人士对某类事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过后，形成对它的深入认识并能揭示出该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并逐渐用本质特征取缔错误或是次要成分后，词义才能沿着符合客观事物特点的方向发展，最终产生术语[3]。例如，красный在颜色上表示“红色的”，但在和党、军队、政权等词相联系时则代表“革命的”这一更为精确的含义。还有хитрость本指高超的技能，奥秘等意思，如今多用于诡计、花招、狡猾等义。我们日常所说的天气中的“低气压”和表达情绪上的“低气压”的内涵也有明显不同。相同专业领域的人经常会将认识的结果有意识地、约定俗成地纳入到术语当中。而只有直义意义的术语，也并无任何感情色彩，也不具备形象性这一特征，其大多情况下的使用范围都局限在特定的人群范围内。因此，这样形成的术语其实是在原来词义的基础上深化提炼而成的，两者本质上更接近同音词。
第三种是当词的语音外壳和所指的内涵意义均不发生改变，只有所对应的事物发生变化时，就会不断演化形成词汇–语义变体，即词逐渐变为多义词，其词义范围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当词所对应的事物发生改变，那么其所体现的内涵意义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刚开始，当词还没与原来所对应的事物失去联系而转指新的事物时，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转喻；后来，该词与新的对应事物之间的联系逐渐稳固，这时会形成转义；最后该义项彻底与原来事物失去联系，就会变成同音词[3]，比如ключ (钥匙)和ключ (泉水)。这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所指事物发生改变，最终结果是出现同音词。
总结来说，当词的三个构成要素发展不平衡时，会导致不同的趋向并产生不同结果，只有语音物质发生改变时，会形成词的语音变体和形态变体，最终出现同(近)义词；只有事物的内涵意义发生变化时，往往会应用于某一专业领域，最终产生术语，而产生的这些术语，可以认为是原词的同音词；只有对应的事物发生改变时，就会形成词汇–语义变体，也就是词的内涵意义范围逐渐扩大，形成多个义项，最终也是成为同音词。
3.3. 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性
作为能指的语音物质和作为所指的意义内容(兼指其内涵与外延)并不总是一对一的关系。能指也试图去行使与自身不同的功能，而所指也在努力去寻找各种新的形式去表达自己。正如卡尔采夫斯基所说，“表达层面经常用来表达新的内容，而内容层面总要求得到新的表达方式。”这样可能就会出现同一个语音词可以表示多种不同意义，而同一种意义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音词来表达的情况。本质上看，这是由于语音和意义之间联系的任意性导致了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对称性的形成。而两者之间的不对称也是各种语言共有的现象，虽然它给辨认和使用词语造成一定的麻烦，但同时也能让人们在语言中引起声音和意义的奇妙联想。
4.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一张纸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在切开正面的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中，我们也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4]。二者不可分离，所以，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语言符号产生时是任意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会逐渐稳定下来[5]，逐渐拥有了非任意性，即理据性，因此它又是任意的和非任意的，也可以说它具有相对任意性。
4.1. 对立统一关系
能指与所指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以互为依存对象的形式存在，而绝非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容器或内容而存在[6]。索绪尔说过：“能与物质性声音相对置的是‘音 + 观念’的结合体，而绝非观念本身，能指和所指彼此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不再属于符号。”它们彼此对立，但又通过符号形成统一，同时，它们自身也通过统一确认了自身的存在。这就像一张纸的两面，离开了任何一面，另一面都不会具有纸的特征，纸也就不再存在了。这种“对立的统一”深刻说明了语言符号的两极性，即语言符号不是单纯声音，也不是单纯的意义，而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没有离开意义的声音，也没有离开声音的意义。只有把符号的两方面结合起来，语言才显示其“形式”的特征。比如：一提到“火车”，我们就能在脑海中形成它的样子，如果只有huo che这个读音，没有其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知道火车的概念但不会发音，也不起任何作用，所以，一个只有与另一个的结合才有它的价值，两者是统一的。
4.2. 相对任意性
首先，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必然的联系，不能由能指推断所指，也不能由所指推断能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同一概念(所指)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音响能指。如对于“有毛的四腿反刍动物，人类的家畜之一”这个概念(所指)，我们中国人用“羊”这个能指来意指，而英国人美国人用“sheep”来意指，法国人则用“mouton”来意指[7]。此外，对于同一个能指，也能对应多个不同的所指。例如：“货币”一词从最初的实物、黄金到象征的纸币再到现代社会的支票和信用卡，如今则是银行电脑系统里面的磁条[8]。符号能指对应的不但不是实物而且连它与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任意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同一个概念(所指)，可以用不同的能指来意指它。对于同一个能指，也能对应着不同的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是任意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任意的，表现出非任意性。索绪尔就用例证来说明：“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是完全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的根基。”[9]例如：俄罗斯国旗是白、蓝、红三色条纹旗，这并不是随意决定的，如果国旗的颜色发生改变，那么也就无法代表俄罗斯这个国家。之所以选定这三个颜色，是因为白色代表寒带，象征着自由，蓝色代表亚寒带，象征着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红色则代表温带，象征着俄罗斯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再比如说，在俄语中，可用“собака”这个能指来指一种具体的动物，但这个声音序列绝不比另一个声音序列更适合表达“狗”这个概念。如果语言社区人员同意，“собачик”起相同的作用。但是，能指无法随意取定，所指也无法随意划定，这些规定都要得到社会成员的一致同意，才能成为成员之间的沟通工具。
也就是说，能指与所指关系由最初的任意性，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具有了非任意性，当符号进入交际，开始表示某一特定的客观事物，开始作为某种概念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后，就对使用它的社会成员有了强制性，这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早已被规定好的，不容改变的。
综上所述，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既有任意性，也有非任意性，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相对任意的。
5. 能指与所指的应用
之所以在上面谈到能指与所指的概念、特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为随着社会各领域以及语言学的发展，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以及相关内容已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帮助人们从不同视角去探讨其中的意义与价值。
能指与所指的提出体现出的价值意义在于它们体现了二元论，表现出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首先是同一个语言符号的两个方面，属于同一语言，因此可以说它们是统一的；但能指表示音响，所指表示概念，两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这又体现出二者的对立。此外，能指体现感性，所指体现理性，两者体现出感性和理性的关系。
能指与所指的用途广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可以利用这两个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任意性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能指与所指概念的提出能够避免歧义的出现。虽然说能指与所指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个能指能包含多个所指的含义，一个所指也能对应多个不同的能指。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意的，是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发展起来的，是获得全社会的认可的。在命名造词方面，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可以使命名范围更加广泛，因为传统命名理论无法解释抽象名词概念的形成，而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两个心理要素的结合，这样可以更好解释没有具体事物所对应的词语的命名。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可以使命名过程更加简单，因为两者联系的任意性不存在某种自然联系，所以两者结合也并不需要必不可少的适应性，声音与观念之间能够自由且快速地建立任何关系。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还可以使命名结果更加丰富，因为不同语言在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制约下对混沌语言进行任意的划分联结，不同语言由于各自关注重点等的不同，对同一概念可能有不同的划分，其结果也必然是丰富多变的[10]。
其次，利用能指与所指可以进行艺术鉴赏，便于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作者通过表面能指所表达出的深层所指的内涵，比如习语、诗歌、文学、戏剧、电影等方面。习语作为特定形式的词组，其意义不能通过词组中各个词语的意义简单相加获得，而是通过引申等手段，去推断出它的真实内涵。通过能指和所指构成习语的语言结构，而习语中的所指需要从语言间的联想意义角度来进行理解。诗歌也是如此，诗歌的形式大多是单一能指与无限所指的结合，诗人通过联想意义去寻找言语和语言以外的关系，也就是从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中去寻找对应从而表现深层含义。比如高尔基《海燕》中“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的“暴风雨”不仅指风雨，其所指也代表着人一生可能会遇到的艰难险阻[11]。而在文学、戏剧、电影等的创作中，作者总会通过创作戏剧中的某一位人物形象来反映出这位人物所具备的特质以及时代特点，即会用人物姓名来代指当时社会上的这一类人。比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作为能指形象，其所指形象是顺从的、以夫为主的，这也能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于夫妻地位的固有定位[12]；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这个能指形象就成为害怕新事物，维护旧事物反对变革，阻碍社会发展这一类人的代名词。
此外，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特性也被广泛应用于广告领域。比如格力空调广告语“好空调，格力造”，将格力这个物质载体与好品质这个含义联系起来互为能指与所指，这属于言与义的理据层次，体现出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层次性；小米手机“只为发烧而生”广告词中“发烧”一词，阐述手机使用时间长会发热的事实，也体现出小米企业对高科技的狂热追求，这表明当语音词和所指不发生改变时，能指的词义范围扩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能指与所指发展的非均衡性；联想电脑广告“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中，联想一词既指一词多义，又指人们的联想能力，这个一词多义的运用，体现出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性[13]。
利用能指和所指还可以分析图像的符号性质，即符号学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其图像研究提供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更好地领悟其图像的深层次内涵，从而体会出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能加深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比如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类型–反弹一势，观看者可以通过感官能观察到其造型的动态生成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符号可被感知的物理形式，也就是动态能指的概念，其造型生成过程中体现出乐伎洒脱灵动的内在心性，随即产生出如闻仙乐、如痴如醉的映像就是这个舞姿造型的所指[14]。再比如在语言领域中，“灯笼”一词的音响形象即为能指，而在非语言领域，即视觉领域中，不同类型样式的灯笼，我们用眼睛可以观察到的具体的东西即为能指。而这时不同类型“灯笼”的所指即为这些灯笼所体现出的内在含义。古代的水灯，还有一些画有龙凤、鱼虫的灯笼体现出其所指是对爱情的期盼与向往，闽南娘家送出嫁女儿的“麒麟送子灯”的所指则是人丁兴旺[15]。
不可忽视的是，还有学者把这两者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当中，比如，译者通过广义翻译、解释说明、创造音译、文化替代等方式进行翻译，从而利用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去解决不同语言中文化差异和文化缺失的问题[16]。
总结而言，对能指与所指相关概念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深入地探讨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将它们应用于不同学科与领域的研究之中，从新的视角去解决实际问题。
6. 结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概念(能指与所指)以及它们在不同领域发挥的作用与价值。能指与所指分别代表着同一语言符号的音响和概念两个方面，它们具有层次性、发展的非均衡性和非对称性等特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既对立统一又具有相对任意性。此外，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探究，能够解决现代和当代的很多研究争论，并可以应用到许多领域的研究当中，并对之产生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反之，这同样能促进我们对能指与所指这一对概念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