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国际背景下，全球都在经历老龄化，中国需应对来自逆全球化思潮和国内经济转型带来的双重压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人民对高生活品质的渴求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机遇。因此要充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构建应对老龄化的中国策略。
2. 相关理论概述
2.1. 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价值论直接揭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赤裸裸的剥削，并且强调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第一，商品二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想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剖析，就不得不对以商品作为出发点。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1]。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对价值和使用价值做出明确的区分，马克思则在过往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做出了区分。马克思指出：“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的所有者不把它当做使用价值来对待。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通过商品同别的商品相交换，商品的所有者才能占有使用价值”[2]。
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指的是商品所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属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并且是由商品的物质形态所决定的。使用价值是具体的、质的方面，意味着不同商品因其自然属性而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存在的前提条件，但它本身不体现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的价值指的是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商品中具有独立性：使用价值源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具体劳动，而价值源于商品的社会属性和抽象劳动。然而，这两个方面在商品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任何商品都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才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交换。
第三，劳动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对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解和劳动二重性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所谓抽象劳动是指劳动的一般人类劳动形式，劳动的一般人类劳动形式，是剥离了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反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具体劳动是是指特定形式的劳动活动，它生产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商品。具体劳动的质的方面决定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同样的，劳动的二重性也具有对立统一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概念上是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任何的具体劳动都是抽象劳动的具体表现。劳动二重性通过阐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揭示了商品生产的本质和内在矛盾。
2.2. 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背景、理论根源
2.2.1. 历史背景
第一，经济背景19世纪中期，欧洲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革。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成为主导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的组织能力越来越强。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开始了无限制的生产，而工人的消费能力却没有与之增长，从而导致工人失业，社会矛盾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因此爆发。第二，社会背景。虽然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尽管工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却并未从中获益，反而收到资本家的剥削。第三，阶级矛盾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制度下固有的弊病使得资本主义不断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迫使大量工人失业，阶级矛盾与日俱增并最终爆发。这些都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2.2.2. 理论渊源
第一，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观念。威廉·配第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概念。配第认为，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在《赋税论》中写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这表明配第已经认识到劳动的作用，但是却未能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第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他继承了配第的思想，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且第一次系统化的论述了劳动价值论。斯密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4]。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并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同时斯密也因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源泉已不是劳动而是收入，即商品价值的决定从劳动问题转变为收入问题，这导致他不自觉地陷入价值二元论[5]。第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量决定理论。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李嘉图纠正了斯密关于价值决定的错误观点，认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并为马克思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
2.2.3. 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具体内容确实包括多个方面的。第一，商品的二因素。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因素-商品出发来研究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同时，商品也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第二，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同样的劳动也就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二重性。一方面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因此，劳动二重性又是商品二因素的根源。第三，商品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是通过劳动量来衡量的，并且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个人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因此，商品的价值量和劳动时间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低，劳动时间就越多，商品的价值就越高。
3. 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中国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这一数字预计将在2030年超过3亿，并在2050年达到4.87亿，占总人口的34.9%。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就目前的老龄化现象来看，老龄化有已经不仅仅代表着一个人口统计学的现象，更是反映出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
第一，人口老龄化规模大且速度快。由于中国从198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再加上医疗科技手段不断提高，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就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6]。这就意味着，中国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许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才能完成的人口结构变化。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的34.9%。
第二，低生育率与高预期寿命并存。就当今中国而言，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和个人观念的变化，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正处于不断下行的趋势中。然而，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提升，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了高预期寿命的出现。这种双重因素的并存加剧了人口结构的失衡，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第三，“未富先老”的挑战。所谓的“未富先老”挑战，是指在一些经济尚未完全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困境。自改革开放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尚未完全发达的情况下，中国的老龄化情况也不容乐观。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856美元，而一些欧美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和瑞典在1900年时，人均GDP分别为2849美元、3134美元、4096美元和2516美元，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超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7]。也就是说，如果以老龄化时期作为标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领先于同一老龄化阶段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第四，城乡差异显著。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年轻劳动力趋向于往城市中迁移，导致农村的老年人口更多。其次，我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医疗卫生条件也高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城市人口老龄降低的代价却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提高。
4. 老龄化进程中劳动价值论体现
4.1. 劳动结构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并没有直接指出劳动结构这一词，但是马克思却从劳动结构的构成要素-劳动力，切入，阐述了劳动结构的变化。马克思认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无差别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虽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结果，但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直接创造价值，所以活劳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而物化劳动靠活劳动转移价值，本身并不增加价值[8]。尽管当下由于老龄化和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和劳动结构都收到影响，但一切劳动还是要归根结底于以人类为主体的活劳动上。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劳动结构的变化，并对劳动市场造成了显著的压力。首先，劳动力的减少，国际上通常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15~64岁，而老龄化人口的加剧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导致企业在招聘劳动力时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显示，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10%增加到2020年的1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1%。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可雇佣的劳动力总量降低，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为突出。预计到2030年，日本的劳动力短缺将达到644万，到2040年可能会增至1100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可雇佣的劳动力总量降低，特别是在一些制造业和建筑业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是突出。另外，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市场面临冲击。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并且给劳动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力。按照传统观念，老年人已经推出了劳动力市场，并且与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儿童不同，甚至不能参与生产并生产出价值的人口。这种情况就表明，当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占比上升时，就意味着其他阶层的人口就下降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实证 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深1%，潜在的和真实的劳动力供给会下降约2% [9]。
4.2. 劳动价值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认为，劳动力价值是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某种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是指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时，马克思还严格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10]。老年劳动力虽然经验丰富，但可能面临体力下降、技能更新缓慢等问题，这会影响其创造价值的效率和能力。因此，老龄化会间接影响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和变化。
但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老年劳动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些无形资产在决策、管理和培训中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技术进步与劳动价值。在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劳动价值也需要重新评估，尤其是要注重老年人的经验和技能价值，促进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的社会。老年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工作经验都是老年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所积累的，作为一种宝贵的工作经验可以传授给年轻人实现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其次，多元化的劳动形式，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多元的就业形式。老年人通过积极参与短期项目的合作或合同制的工作，使得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为企业提供高价值的服务。在欧盟国家中，将会有超过30%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仍从事某种形式的兼职或合同制工作。最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支援服务作为一种公益性活动，虽然没有经济报酬，但是其为老年人所带来的精神价值已经远超物质价值了。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老年劳动者可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促进代际交流和合作，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会资本。这种劳动形式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还对社区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
4.3. 劳动生产率
“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11]。通过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时间息息相关，并且还包含着对劳动者劳动强度和劳动力耗费的考量，同时也是对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衡量。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复杂且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相比起刚工作的青年人，老年人具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和责任感。从短期时间来看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能够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建议。但是从长期来看，老年劳动者在体力和认知上的劣势也逐渐显现。除此之外企业在招聘老年劳动者时，还要考虑到老年劳动者的医疗和身体健康问题，这对于企业来说，又是一项成本。除此之外，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发展。通过加强对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企业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技术对于中西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可以得出，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经济不平衡不发达地区更加明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企业能否有效利用技术的优势扩大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有待考量。
5. 老龄化社会中劳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
5.1. 老年劳动力的价值再评估
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老年劳动力的价值。传统上，人们往往将劳动价值与年龄挂钩，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下降，价值也随之减少。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老年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持，他们的经验和技能往往成为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一，老年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价值。青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相比较之下最显著的优势就是精力和精神状态，他们可以在早上九点开始工作之后晚上五点以后依然可以做到加班。但是在一个企业中并不是工作时间越长所带来的工作效益就越高，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青年劳动者往往表现得不如老年劳动者。老年劳动者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在面对复杂困难问题时给出最佳解决方案，提供更高的生产效率。以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为例：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北京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显著。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由2000年的8.4%增至2010年的8.7%。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数量也是遥遥领先的北京，必须重视这些“慢慢老去的人才”[12]。
第二，老年劳动力的社会与情感价值。面对当前快节奏的生活，年轻人在工作中难免会浮躁或急于求成。相比之下，老年人在心态上更加平和，他们所展现出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以及对工作的坚定忠诚，为年轻人树立了卓越的模范和榜样。老年劳动力通常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度，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工作任务的重要性，并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确保任务按时高质量完成。同时，他们愿意长期为企业服务，减少了员工流动性，稳定了团队结构。这种忠诚度不仅减少了企业在招聘和培训新员工上的成本，还增强了企业的整体凝聚力。
5.2. 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与拓展
第一，引入新的劳动价值评价指标。
在老龄化进程中，传统的劳动评价指标已经不再适应，亟需新的评价指标进行客观评价，公正衡量老年人的劳动价值。首先，老年劳动者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劳动价值远不止所能看见的，还包括很多隐形价值，比如在技能的能力的教授和传承上。老年劳动者以丰富的经验在团队中起着指导和凝聚的作用。其次，老年劳动者由于其身体的特殊性，健康情况直接影响着最终的劳动生产率。而传统的评价指标仅仅局限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上，忽视了健康问题，因此新的评价指标应该包含对于健康状况的评估。考虑到老年劳动者的甲亢状况会影响到其劳动生产率，因此更应该对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展开定期的评估和检查。最后，老年劳动者其中的一大优势就在于责任心和忠诚度，而精神文化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的评估指标还应该包括对劳动者情感评估。
第二，拓展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领域。劳动价值理论不仅应该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应用，还需要拓展到新的经济领域，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价值论的应用领域应得到进一步的扩展。随着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劳动的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逐渐向非物质生产部门扩展。数字化劳动如大众所熟知的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和在线服务已经成为了新的劳动形态并且具有创造生产价值的潜力。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应当包含对数字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评估，从而更好反映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次，老龄化社会中，服务业和健康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健康老龄化和产业转型成为必然选择，这些领域的劳动价值需要新的评价标准。服务业尤其是健康护理行业，需要考虑劳动者在提供情感支持和专业照护方面的价值，这些无形资产对提升整体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劳动价值理论需要重新评估人类劳动和机器劳动的互动关系。虽然自动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人类劳动在创新、监督和控制方面仍不可或缺。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应当包含对人工智能背景下人类劳动价值的再定义，以确保全面评估其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6. 结语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在现代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需要新的评价指标来全面衡量。同时，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劳动价值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求我们拓展其应用领域。充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对促进老龄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