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1]。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的论述对CDA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和知识的话语建构以及话语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2]。批评话语分析中一些重要的术语都来自福柯的理论，包括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本文在研读福柯及费尔克劳著作的基础上，对比福柯及费尔克劳有关话语秩序的定义和阐述，尝试梳理这一范畴的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另外，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话语秩序的阐释与实践，本文意在揭示话语秩序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以期对今后的话语秩序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有所助益。
2. 福柯与话语秩序概念的提出
话语秩序的概念最早由福柯提出，他在1970年题为《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的演讲中强调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指出话语生产总要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按照这些程序进行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来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应对突发事件，并掩盖其物质性，从而形成一定的话语秩序[3]。福柯将话语受到的控制和制约分为三类，外部控制，内部制约和对于话语主体的限制，并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和控制话语的各种因素。
外部力量对于话语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排斥(exclusion)，其中有三个系统与权力密切相关：(1) 禁律(prohibition)：禁律不仅涉及话语的对象，还有场合和说话人，即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一部分人才有权力讨论某些话题，如性和政治；(2) 区分和抵制(division and rejection)：如理性和疯癫(reason and madness)的对立，一个人的言论与常人不同，可能会被判定为疯了，那么他的所有的话语都会被抵制并判定为无效；(3) 真伪的对立(the opposition between true and false)：成为知识和真理的话语并非是对事物的唯一解释，但它们排除了其他话语，使其他解释失效。禁律规定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内容可以说，什么内容不可说，谁可以说等问题，区分和抵制则影响了人们对于话语的态度，而真伪的对立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一部分话语通过成为知识和普遍真理因而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进而控制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
内部力量对话语的制约又分为三个方面：评论(commentary)、作者(the author)和学科(disciplines)。首先，“评论”强调话语的等级性，每个社会中都有一部分重要文本和话语被不断阐释和评论，生成大量的评论文本，评论文本的生产总是要受制于原文本。其次，“作者”是指在某些领域，如文学领域，作者形象对于话语生产的限制，对于某一文本的创作或阐释不能不顾作者的个性和同一性。再者，“学科”这种内部力量强调某一学科内话语总是要受到该学科的限制，只有符合学科规范和框架的话语才能被纳入其中。
对于话语主体的限制关注的是何种情况下对话语主体施加某种限制，包括四个系统，话语仪规(verbal rituals)、话语团体(fellowships of discourse)、信条(doctrine)和话语的社会占有(social appropriation of discourse)。话语仪规限定话语主体的资质(谁应当占据什么位置，作出什么样的陈述)；规定必须伴随话语的动作、行为，及话语发生的情形；最后，确定话语的意义、对受众的作用，以及这些限制的适用条件。话语社团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圈子里话语的生产与交流是封闭的，可以确保话语在有限的圈子内流通。信条不仅涉及话语主体也涉及话语内容，忠诚于某一信条的话语主体通过特定的话语表达方式互相联系起来，组成具体的社会阶层、民族和团体等，同时排斥其它信条和话语。话语的社会占有指不同的话语在社会中占据不同的地位，通常由教育来实现。个人通常通过受教育来接触不同类型的话语，但并不可能是任何类型的话语；在教育中哪些话语得到允许，哪些话语被禁止，都是社会斗争的必争之处。福柯指出，所有教育系统实际上都是维持或改变话语的社会占有的政治手段[3]。
3. 费尔克劳对话语秩序的阐释
话语秩序这一概念来自于福柯，但是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用法大不相同。费尔克劳将话语秩序的概念引入批评话语分析，并成为他的理论中的重要一环。他主张对话语事件进行三个维度的分析，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所谓话语实践，指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费尔克劳利用话语秩序的概念来考察话语实践的变化与社会文化变化的联系。费尔克劳指出，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重要部分，但话语分析不只是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分析既关注具体的文本，又关注话语秩序[4]。
3.1. 话语秩序概念的发展
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是费尔克劳的话语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费尔克劳将话语秩序与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各社会领域的社会实践以特定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组成不同的社会领域、机构和组织等，并形成不同的社会秩序，如教育秩序，而社会秩序的话语层面或者符号层面就是话语秩序[4]。
基于此，费尔克劳指出某一社会机构或社会领域的话语秩序可被定义为该领域所有的话语实践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一个社会的话语秩序(societal order of discourse)是所有“局部”话语秩序(local orders of discourse)的集合以及不同话语秩序之间的关系[5]。不同社会秩序其社会实践类型不同，所包含的社会实践间的关系也不同；同样，不同话语秩序不仅包含不同的话语实践，话语实践的组织方式也不同。因此，话语实践的分析既包括对参与者如何生产和解读文本的详细阐释，也关注话语事件与话语秩序的关系，以及话语实践如何被利用和组织起来。
话语秩序在话语层面体现着社会秩序，但这种体现不是靠诸如词和句子之类的语言范畴来完成，而是由话语、语体和风格来实现[6]。建构社会事实的不同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各种语体，以及不同话语的风格都是话语秩序的具体体现。对于同一社会事实往往会存在多种不同的话语建构，如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同一政策的不同建构，这些话语在内容、语体和风格上各不相同，且在话语实践中占据不同地位，从而构成一定的话语秩序。因此，费尔克劳又将话语秩序定义为各种语体、话语和风格的特定组合[4]。
3.2. 话语秩序的动态性
各社会领域内的社会实践会组成相对稳定的网络，内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并与其它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如政治和教育；各领域间不断进行权力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外部边界和内部结构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同样，话语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语言层面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但话语秩序内部和外部的分界都可能在斗争过程中发生改变[5]。另外，在特定的话语秩序中，一些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的表达方式主导话语的传播和消费，人们更愿意相信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所建构的“事实”，如主流媒体的报道。话语秩序内部对于主导地位的争夺也可能会改变现有的话语秩序。可见话语秩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
话语秩序既是具体话语行为的前提和限制因素，又是话语行为的结果[5]。某一领域的话语实践并非受单独的话语类型和实践类型的制约，而是受该领域的话语秩序的制约，话语秩序通过控制语体、风格和话语的使用，设定什么样语体、风格和话语可用，规定什么可说、不可说来限制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意义表达，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当话语使用者在话语事件中创新性地使用话语或者借鉴其它话语秩序的话语使用，就会逐渐地改变现有的话语秩序，从而产生新的话语秩序。因此，话语事件既可以维护、又可以改变原有的话语秩序。
3.3. 话语秩序与互文性
话语秩序和互文性都是话语实践分析中的重要概念，两者联系紧密。话语秩序关注社会实践和社会秩序，是社会秩序的语言层面，而互文性关注文本的社会语境。费尔克劳指出，文本的互文性是文本的社会语境和语言间协商的结果，文本的社会语境在其互文性特征中体现，而互文性特征由语言来实现[7]。话语秩序是语体、话语和风格的特定组合，而互文性正强调文本的异质性，即文本由不同的语体和话语组合而成。互文性分析观察文本如何利用不同的话语、语体和风格，并将组合在一起[4]。因此，对话语秩序的分析可以从互文性的视角进行。费尔克劳也直接指出，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对语篇的分析包括语言分析和互文性分析两方面，语言分析关注文本的语法，而互文性分析关注文本所体现出的话语秩序，互文性分析将社会文化特征和文本特征联系起来[7]。
3.4. 话语秩序与意识形态和霸权
费尔克劳指出，任何话语实践都可以从它与现行话语秩序和其它话语实践的关系，以及它与现行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关系进行解读[5]。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建构话语秩序，话语秩序也可以反作用于这两者。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话语实践会因为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维持或改变在不同程度上再生产或者改变现有的话语秩序。话语秩序的改变既反映着社会的变迁，又会带来社会文化的变革。话语秩序通过限制语体、风格和话语的组合来限制话语生产，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进而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但话语秩序和意识形态在新的话语事件中都可能被重构。一方面，话语事件所采用的话语规范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话语事件不断地产生新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整个社会中，话语秩序都是霸权斗争的必争之处[5]。话语秩序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常常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边界的变化反映霸权的改变。某个阶级或者团体对于特定话语秩序的霸权可能由话语实践之间微妙的平衡来实现，使话语秩序成为维持现有控制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但这种平衡并不稳定，霸权总会或多或少被挑战，话语秩序也在霸权斗争中不断变化。
4. 费尔克劳对福柯话语秩序观的发展
福柯的著述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话语的概念以及话语分析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归因于福柯的影响[2]。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首先将话语秩序与权力和社会机构联系起来，并指出成为知识和真理的话语与权力的密切关系。费尔克劳将福柯的话语秩序引入批评话语分析，并在原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话语秩序成为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核心概念。通过上文的介绍对比发现，福柯和费尔克劳的理论中有关话语秩序的论述有较大差异。
福柯强调三类系统对话语的控制和制约，包括(1) 外部力量为话语设定的禁律、对于话语的区分和部分话语的抵制，和对话语人为的设定真伪；(2) 话语内部的等级性、作者同一性和学科对话语的限制；(3) 话语主体所受的种种限制：话语仪规对于话语主体资质等的种种要求，话语社团对于话语主体准入的控制，信条对于话语主体表达方式的控制，话语的社会占有对于话语主体所能接触到的话语类型和内容的控制。正是这些控制和制约因素使话语形成一定的秩序。
而费尔克劳不仅强调现存社会秩序和话语秩序对于话语的限制，也强调话语对于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反作用(维护或削弱)及话语秩序的动态性。外部因素(如社会结构、权力关系、霸权、意识形态等)和话语秩序内部都会对话语形成一定的限制，但话语实践的变化可以带来话语秩序的改变，新的话语事件既可以维护现有的话语秩序，也可以推动话语秩序的重构，进而推动外部世界的改变，显示了话语的能动性和话语秩序的动态性。除此之外，费尔克劳还给出了话语秩序和社会秩序、话语实践、社会实践、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霸权间的逻辑关系，并指明了话语秩序的体现方式(语体、话语和风格的特定组合)，区分了两类话语秩序——社会话语秩序和局部话语秩序及两者间的关系。费尔克劳对话语秩序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概念，使具体语篇的话语秩序研究成为可能。
5. 话语秩序研究的发展
5.1. 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福柯的话语理论为不同学科话语分析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话语的秩序》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文中的观点在话语分析研究中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反复出现。其中，Mills在《话语》一书中详细阐释了福柯的多部作品中有关话语的论述，并指出《话语的秩序》首先提出了话语生产所受到的不同类型的制约，这些规约原则服务于特定的阶级或团体，不仅限制了话语的内容和形式，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想法[8]。Hook通过对《话语的秩序》的详细解读，重新界定了福柯理论中话语的概念，讨论了在话语秩序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则、系统和程序，指出福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话语分析方法，是因为他更多关注的是话语的物质性及其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而非语言本身，Hook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话语分析方法[9]。Tiainen基于福柯的话语观，强调话语的建构性和等级性，探究芬兰《赫尔辛基报》(Helsingin Sanomat)对美国棱镜门事件的大量报道如何联系起来，形成一定的话语秩序，实现政府监听行为的合法化[10]。
随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尤其是费尔克劳话语理论的影响，不同社会领域秩序在话语层面的体现及话语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重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引起学界的关注，批评话语分析的各种方法也成为文本分析的重要手段。Graham et al利用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对比了四场不同时期发动战争的演讲，指出政治领导人利用当时的话语秩序来实现战争的号召，话语策略的差异反映了话语秩序的变迁[11]。基于费尔克劳的话语理论，McPhail & Adams通过对联合国在2011年通过的《保护、尊重和赔偿政策框架》(the Protect, Respect, Remedy policy framework)指导原则和30家财富前500强企业在指导原则施行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公开话语的批评话语分析，发现指导原则影响原有的话语秩序，话语秩序的不断改变使企业对于人权的尊重逐渐建立起来，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改变，挑战了原有的人权方面的意识形态[12]。
另有一些研究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例如，Zhang从话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discourse，简称NHD)角度，利用元语篇(metadiscourse)和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的概念，通过对1978~200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分析，探究改革开放后30年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秩序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起来，并实现合法化，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分层秩序，指出三位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元语篇将话语和社会联系起来，这些语篇的文本化在构建新的话语秩序和社会分层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针对性别秩序和性别不平等现象，Dye和Mills对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way) 3种内部杂志进行批判解释学(critical hermeneutics)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批判解释学用于说明文本生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批评话语分析用于探究3份杂志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刻画，以及相关话语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何种改变，研究发现，主导话语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都作为组织原则，为组织内的性别歧视提供依据，并影响性别秩序的建构，并指出改变主导话语或引入新的竞争性话语，可能有助于改变现有的话语秩序进而改变性别秩序[14]。
5.2. 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福柯的话语观，尤其是《话语的秩序》一文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读[15] [16]。其中，黄华指出知识考古学在福柯前期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知识考古学仅关注话语的内部规则，《话语的秩序》不再局限于对话语内部规律的考察，使关注延伸至话语内外的各个层面，将话语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17]。严明详细阐释了福柯话语理论中的话语和话语秩序的概念，并从话语团体原则的角度对话语共同体的理论渊源进行挖掘，探究福柯的话语观对话语共同体概念形成的贡献[18]。
费尔克劳关于话语秩序的相关论述也影响广泛。徐涛详细阐述了Bakhtin的异质语(Heteroglossia)理论，福柯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理论和费尔克劳的话语秩序理论，指出虽然理论的表述不同，但都触及话语产生的社会环境以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等问题，互文性是贯穿三个理论的共同核心[19]。李桔元详细讨论了批评话语分析视野下互文性、话语秩序和霸权等概念，并通过对一则医药广告的互文性分析，揭示了该广告中医药规范话语与广告话语之间的霸权斗争，以及权力关系的斗争和变化对话语秩序的影响[20]。纪卫宁和辛斌对费尔克劳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对话语秩序和互文性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解读[21]。
国内对话语秩序的应用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内的相关理论，费尔克劳的互文性理论、话语建构论，以及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等都被应用于话语秩序的研究。其中，周善基于互文性理论，从报纸新闻稿件配置的角度，分析报纸新闻稿件配置的篇际互文性及其对于话语秩序构建和受众阅读理解新闻文本的影响，指出报纸版面新闻稿件的配置是一种话语秩序再建[22]。许雅缘和毛浩然基于费尔克劳的话语理论和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从主题和词汇两方面分析了1993~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台政策部分，揭示对台政策词汇变化如何参与构建和重构话语秩序及对台政策[23]。赵芃通过分析两家媒体对“价格垄断”不同的话语建构，证实了话语秩序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6]。
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被应用于话语秩序的研究当中。例如，李会民从社会语言学家Blommaert [24]提出的语言的指称次序(order of indexicality)和语境预设(pretextuality)角度解读话语秩序，分析了两则广告中的话语异化现象，指出话语异化现象实为话语秩序的重构[25]；武瑷华从言语行为模式角度揭示外交话语的话语秩序，探究外交话语的条件、规则、形式、程序、界限和价值，为话语秩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26]。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国内外CDA学者对话语秩序的阐释以及应用研究仍旧存在不足。相比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的话语建构研究，话语秩序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足够重视。通过对国内外核心期刊(SSCI和CSSCI来源期刊)相关论文梳理发现，国内外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阐释或是应用研究，都比较少，核心论文总数均在10篇左右。国内话语秩序的应用研究集中于2011~2013年，2014年后话语秩序相关论文鲜有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已有研究成果中，部分研究者对于研究中具体话语秩序的分析只是一带而过，分析与讨论并不详尽。
这可能与专门的系统的分析框架的缺失有关。虽然话语秩序这一范畴在费尔克劳的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费尔克劳[2] [4] [5] [7]在其著作中也反复提及，书中存在大量的相关论述，并强调话语秩序由一定的话语、语体和风格来实现，但并没有形成一套可用于话语秩序系统性分析的框架，使应用研究的难度增加。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需求来看，话语秩序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专门化分析框架的提出都有助于今后相关研究的开展。除此之外，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CDA研究路径或借助其他语言学分支的理论和框架进行话语秩序的分析前景广阔。
6. 结语
通过对比福柯及费尔克劳有关话语秩序的阐述，本文发现费尔克劳在福柯提出的话语秩序的基础上极大丰富了这一概念。福柯强调不同因素对于话语的制约，而费尔克劳不仅强调现存社会秩序和话语秩序对于话语的限制，也强调话语对于社会秩序的反作用及话语秩序的动态性，还给出了话语秩序和其他批评话语分析中重要概念的逻辑关系，如社会秩序、话语实践、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并指明了话语秩序在话语中的体现方式，使具体语篇的话语秩序分析成为可能。在实践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对话语秩序的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展开，如互文性分析、言语行为模式、用词变化等，证明了费尔克劳关于话语秩序的观点。本文从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两方面对话语秩序这一范畴进行梳理，探讨国内外学者对话语秩序的理论阐释与应用研究，希望能为今后的话语秩序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评性语篇分析范畴的理论创新研究”(18BYY2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